二
癸亥夏日重过陵县洄河、滋镇喜赋小镇重来四十年，忍将少壮易霜残。枪鸣古寨奔洼底，绿满长堤映水天。新麦初收愁满囤，可堪麸壳当佳餐。凄凉故地江山换，为有源头活水添。张龙、傅洁民与我们一起来到这次鲁北行的第二站——陵
县，这是当年我活动时间最长的地方。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常和陵县这个名字连在一起。它原本是人口不到七万的偏僻小县，但全县五个区，就有三个半是在我们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心地区。由于它的县城处于全县的西沿，西边属德县管辖，东边最远的村庄却在五六十里以外，无疑使驻县城的敌伪鞭长莫及，却有利于我抗日军民在此生根和长久地坚持斗争。如今区划的改动，德县以东，德平以西、以南一大片划人，陵县只划出东边的一角。陵县县城不再是原先的偏僻一角，而是东、西、北距离相仿的半圆中心。记得抗战胜利后，我曾经过这里，那时城里没有几户人家，极显冷落。如今却已有一条宽敞的大街，街两厢一溜溜新建的房屋，颇引人注目。县里几位负责人都聚于招待所来看望，其中除主要负责人自外县调来，其他均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干部，他们中只有一位副县长（以下称“N副县长”）是抗战后期参加工作的。他们说，早已听说“大哥”在咱们这里坚持领导抗日斗争，远近闻名，老少皆知，好不容易回咱这里看看，大家都十分高兴。
我和大家摆谈中问到现今群众的生活。他们说，有一段时间很困难，当然比起战争年代还是强多了。这几年引来黄河水灌溉，粮食产量上了个台阶，国家又实行奖励棉花增产的政策，更把劲头鼓起来了。头年咱全县就种了大约三几十万亩棉花，粮棉双丰收，日子过得可惬意呢！
张龙插话：“陵县头年收五六十万担子棉，是咱德州地区的产棉冠军呀！”他这么一说，使我倍感兴奋，陵县老区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怎不令人欣喜莫名！
张龙还说，原先的德县八九区，就是大哥你经常活动的地方，那些漫洼地的庄稼向来都不咋的，如今都划到陵县来了。自从引了黄河水，现在也大翻身，出现了好几个种粮大户，一年生产上万、几万斤粮食，中央都派人来调查，给他们以奖励。咱们抓紧时间下午去看看。
午餐时我向主人提出个要求，盼望能吃上几顿窝窝头，多年没见过这玩意了。得到的答复和在德州时的一样，招待所平素没有准备，临时要做来不及，只好算了。
下午驱车前往陵县城北，原先就是德县八九区的边界。这里原来是一片大洼，盐碱很重，庄稼地常是一块块的刺藜头。如今却是一大片翠绿欲滴的庄稼，麦收刚过不久，二茬的玉米、谷子又出苗了。我们走进前面的村庄，被引进一户人家，据介绍是闻名的农业劳模——种粮大户。他们这个生产队年收几十万斤粮，主人是一个壮实的小伙子，为人朴厚，不多说话，你问什么，他就简单回答几句话。他家的墙上，有国家、省、地、县发的许多奖状，还有国务院总理与他的合影也挂在墙上，据说是头年来到这里的留影。
这就是引黄灌溉，把低洼地变成了高产庄稼地，取得了巨大效益，多么令人高兴！亲眼见到老区农村生产条件的改善，犹如甘霖的黄河水引进到万千农家的土地，农民鼓足了劲头，甩开膀子大干，农村处处是一派勃勃生机，使人欣悦，使人陶醉。
晚餐仍然找不到窝窝头，陪同我们的N副县长说 ‘不仅是招待所没有窝窝头吃，老百姓家里也很少见到窝窝头。这几年有了黄河水，麦子占了大头，窝窝头也给白面馒头让位了！”
我说，咱们这里都听说过，托人几十里路上南皮捎窝窝头的事么，那比大白馒头好吃多了。
N副县长笑了． ‘话是那么说，如今不是那个年月了。就连南皮的窝窝头也让位给馒头了嘛！俺们这里是白面馒头当家，小米熬粥，玉米拿来喂牲口，从前兴粮票的时候，在济南大米也只顶粗粮粮票，面粉才算唯一的细粮。现在日子过得更好，小麦年年大丰收，白面馒头、包饺子成了家常便饭，庄户人家还有几个啃窝窝头的呢？”
次日，驱车直往陵县老四区，现在变成了滋博店镇（也称滋镇）的管辖范围。说真的，在陵县该去的地点太多，我们此行也只能去少数几个村寨罢了。现在第一个目的地，自然是以前王世英不好说出口的，老百姓那时的顺口溜讲的“咱们这一带的小莫斯科”——三洄河。
车要跑三四十里路。路旁那一片片的庄稼地里，新麦收割已有些日子，二茬的玉米、谷子已经出土，一块块地里稀疏的高梁迎风摆曳，几乎占了一小半地面的棉花，细秆绿叶，轻盈地向上生长，渐渐掩映着身下的土地。带着潺潺流水的黄河渠道遍布广袤的土地。绿色的庄稼，金黄的土地，交织如画，尽人眼帘，陵县的大地，显得更滋润更美好。
三洄河原本就是个大村，但也就是一百多户人家。可这次一进村便感惊诧，从村外大道到街里，密密麻麻添了一大片房屋，看来村里的人口是暴涨了，林林角角都塞满了房子。刚过麦收不久，从村外大道到街里，满地都是散落的麦秆，场边上、角落里，一个个硕大的麦秆垛阻隔着人们的视线。
三洄河真的变了，变得如此富饶！
村里几个管事的，那时还都是孩子，现在也四五十岁了，他们都听老人们讲起过，如今才真正看见“咱们那时的大哥”来了。
F君的年纪稍大些，他不是村干部，但他的话最多。他一定要拉着我去他家看看，指着那间小屋说：“大哥，你不会忘记吧？就是俺这间小屋，你、还有‘八四三’（即邹玉峰）都在这儿住过很长的日子，领导咱这块的抗日斗争，还有龙司令也住过，我清楚地记得看见过他。”他说话时不顾别人，只是自己一个劲不停地说上说下，那几位村干部在旁边听着、看着、笑着。
“俺记得清楚，每回你从别乡过咱村来，俺娘总是要给你熬杂面面条喝，说老远来，别饿着累着。”
“这哪能不记得！”这是我的实在话。到陵县来，我第一要看的就是三洄河和F家这间小屋子，这是我时刻不能忘的栖身之地呀！我忘不了F家大娘，对我们在这里坚持斗争的年轻人是多么的关怀和照顾呀！遗憾的是我来晚了，见不到老人家最后一面。前些日子就听说，大娘十多年前就不在世了。
“我说的嘛，大哥你怎会不惦记俺娘呢，俺娘老是怀念着你呀！直到她去世前，还和俺们提到过你。你走了多年，也没个信息，不知怎的了，在那打仗的年头……”
我从内心里感到一阵痛疚，我来得真是太晚了，对我们这帮年轻人巴心巴肝（即一心一意），为我们十分敬爱的大娘，竞不能见到最后一面。回想在这里我走过的一些地方和村庄，见到过多少始终关爱着革命战士的人民，可到后来，没有能去见一见他们，怎能不受到老人们的责怪和埋怨？我也无言以对呀！
从F家出来，和村里干部摆谈，他们告知，三洄河不再像以前只有一百多户人家，人口多了，分家的多了，现在已经是有二百好几十户的大庄子了。他们还告诉我，在成都的就有好几个，一位在四川林业科研所当所长，在“文革”中不幸去世，他在转业前就是部队的团级干部了。还有刚从成都调到杭州的卫立勋，他那时化名王世英，就是咱这块的区委书记呀！他们提到的这几位同志，我在成都全都见过。
说起村里生产、生活状况来，他们说，解放以后的日子，比以前好得不知有多少，不过也有几年不怎样的，在咱区里排名次，老是靠后。这几年引了黄河水灌溉，生产变了样，再加上种了棉花，好上加好，生活也好多了。你没看见今年的麦子可是个好收成。俺们不那么清楚，听老人们说，1943年大哥还在这里时，头年大旱灾，二年麦子得了个大丰收。这回不一样，有了黄河水，收成年年直往上蹿。老人们说，咱这四五十年，碰上好几件大事，头一件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咱这块全都遭到鬼子的糟蹋、蹂躏，接着就是八路军援助了咱们十八团，狠狠地揍了鬼子、二鬼子，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1943年大灾荒，咱陵县遭灾最严重，共产党、人民政府从灾情轻的地方调粮食，保灾区人们的口粮。军民一心，对付鬼子、二鬼子来抢粮食，赢得了第二年麦秋大丰收。第二件大事就是引黄河水“饮”了这一方水土，保庄稼的好收成，保人民过富饶的生活。你一看准就看出咱这大小爷们一脸欢欣的神气。
从村里出来，N副县长悄悄对我说，三洄河是战争年代的堡垒村，老党员多，牺牲的烈士多，参军在外当干部的多。原先村干部也都是老资格，不过解放后，长期是落后村，好听一点吧，叫“后进村”。
我诧异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N副县长似笑非笑地说：“直说吧，就是老资格多了，区里的干部都不大上这个村来，要谈点什么事老是碰一鼻子灰。区里向村里布置点什么任务，常常被村里顶住，和你辩论辩论，动不动就提到‘八四三’怎么说的，万书记怎么说的，兴许还说俺那大哥怎么说的，俺们经历的事多了，那时候你们不就是小娃，你们哪弄得清楚什么事该怎么个闹法？还有在外边的军官和干部，比现在这里的干部职务高，他们就搬来对比，说你这不行，那不行。日子久了，区里不大来过问村里的事，有些工作就这么拖着办不下去，自然就落后了。说个不恰当的比喻，这里有的人摆起老资格，有点‘戈尔洛夫’①呢！”
“那上边领导就应该深入这里，帮助他们摆正位置，端正思想呀！”
“现在比你们那时候不一样，上面事又多又杂，能深入区乡的能有几个人？平素就靠区里去推动工作，一顶牛难免就耽误下来了。”
N副县长又说：“近几年老村干逐渐下来了，你看今天这些干部，多半是战争以后，从小娃逐渐上来的，虽说还有从前那些影响，但已好办得多。不过一个不服一个，村里不大和区里顶牛，可他们又撼不动F这样的人。在村里，F动不动就是‘八四三’、大哥，还有在他家住过的龙司令怎么说的咯，动不动把村干部和上边的领导对比。村干部说不过他，只好遇事一走了之，也把他自己弄得在村里有些孤立，虽说和旁人之间并无什么大事，可总有点疙疙瘩瘩。今天大哥你来，按说只要村干部出面就行了，可F君听见信，不用打招呼自己就上来了，他抢着说就没别人说话的份了。”
“这些同志的劲头还真有点可爱！”这句话我几乎想脱口而出，不过还是憋回去了。“这些同志有不对的地方，不过素质和信念还是好的。县里的同志有责任对他们进行教育，要求他们赶上时代的步伐，不能老停留在‘戈尔洛夫’的状态之中。难道连县里领导对他们的教育批评，他们都不听吗？”
“那倒不至于。”N副县长说，“这些同志组织观念还是好的，他们对县里领导很尊重，不会不听对他们的关心教育。”
“这就好！”看来这些老同志思想缺点还真是不少，但他们的素质好，有较强的组织观念，总是可以接受党的教育帮助。
从三洄河出来，没多远就到了南徐家，那是我和小耿、贾金砚、尹寿和几人经历过的一次涉险之地。村子原比三洄河小许多，现在也不过百把户人家，乍看还是那个老模样。前后两条小街，当中一片房子，东西朝向，分作几条巷子。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当中那条小巷子中老徐头的杂货小铺里。老徐头下半夜到前街发现鬼子已堵住街头，赶快招呼我们几人翻墙跳下后街，又从靠围墙的猪圈顶上跳过围墙，落在围子壕的水坑里，爬上漫洼地，在背后机枪追踪扫射之下，钻进玉米地，一口气跑出好几里路远，在地里蹲了一个大白天，到晚上才又回到村里。遗憾的是，这次再也见不到老徐头了。村里人告诉，他已经过世十几年了！村里现在管事的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但都听说过那年秋天在半夜里发生的事。那一回村里的爷们儿差不多都挨了鬼子的揍，真算得遭了一次大劫。那年长的人说，他那时还是七八岁的小娃，在睡觉时叫鬼子闹起来，眼见鬼子见人乱打，还有那汉奸二鬼子，在老百姓家里抓鸡、抢包袱，如今也记不太清楚了。年轻一点的是听大人讲起过这个故事。N副县长对村里人说，这就是那次在咱村被围后翻墙跳围子跑出去的大哥，这回他特意到这里来看看，人们全都投以惊诧的眼光。有人说，这太不容易了，这么多年了，是该回来看看呀！
我们一直走到后街猪圈那个院子里，村里几个人还有一位妇女也跟着上后街来了。猪圈和原来一模一样，但感觉上比记忆里的形状矮小多了。从围墙上边下看围子壕，也看不见记忆里布满水的壕沟，原来的沟底和围墙根差不多都平了。沟底很干，没有一点水，和那时的泥水沟已大不一样。四十年了，年年淤点，那沟本来不深，就变成现在这样了。原来那个妇女就是有猪圈那家的人，那时还是十几岁的小媳妇，现在已是五十多的人了，至今还记得那晚上闹腾的景象。第二天鬼子已走，村里人们仍失魂落魄的，真把人给吓木了呀！
从南徐家过来，又到了前后高家，这几个村都集中在原陵县四区，现在都归滋博店镇，按现在的说法，都是战争时期我们的堡垒村，也都饱受敌伪的蹂躏之苦。前高家的几个共产党员，置身于群众之中，和大伙儿一起，开展坚壁清野，掩护游击队，掩护干部，坚持与敌人周旋，工作一直做得很出色，为人们所熟知。这个村的老支部书记在人们心目中印象深刻，他从1943年起就一直担任村支书，如今已四十年了。那时村里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如今已六十出头，他更是年届古稀，真算得是“长寿”书记呢！我前些日子就听鲁北的同志谈起，七十来岁的老支书还骑单车从村里到济南，办完事当天往返。这事是作为很富传奇的事来传播的。年届古稀的他却不轻言退出，一是他认为自己身体甚好，应该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一条理由是找不着合适的接班人。他对村里的未来，总是放不下心。头年里，好不容易劝服了他，最近他才真正解脱了。为了做到这一点，县里可费了不少劲呢！
也真是不凑巧，我们原想看看这位老人，但到村里只见到新支部书记，一问才知道，老人刚上济南去了。他卸下担子后，人却闲不住，每跑一趟济南顺便给村里供销社捎点杂货回来，可以省一点开销。N副县长说：“老人就有这股子劲，一心为集体办事，也不用合作社支销，全是自己认了。劝他别累着，他却说没有啥，不费什么力气，给公家省一分钱是一分钱嘛！”
见到我们的时候，新支书正在看村边一块闲置的土地，肩上还扛着一把锄头，说村里正准备修个敬老院，想用这块地，由村里出人出力。敬老院要修得和农家房舍差不多少，要紧的是老人们住得清静，住得高兴。我说，新支书一上来就敢办这件大事。新支书却笑着说：“这还不是老人家早想要办的事，俺们按他的心思接着办的么。”
这个新支书是个女同志，看年纪也不小了。N副县长问她：“你接下老人手里的棒，他老人家该放心了吧？”她说：“俺可不清楚俺爹怎么想的，要说俺爹这副担子，想接好怕是不容易！”她又说：“俺现在尽力在学，就怕学不好，还得村里老人家的帮扶才行。”
我正纳闷她怎把老支书叫做“俺爹”，N副县长回头笑着对我说：“大哥，你可能有些摸不着头脑，其实她老早就是前高家党支部委员了。老支书老是不放心谁来接他的班，总觉得这也不‘中’，那也不‘中’，大伙儿才想起了她。她本人就是老支书的儿媳妇，人挺勤奋，在村里口碑也好，可老人家开头还是觉着不行，怕工作拿不下来，直到今年过大年时，总算开了口：‘不行，咱就试试！就这样定下来了。’后来再也没听老人家叨念什么了。”
我插上两句：“老人家一心为公，他就怕村里的事没有接好，完全是出以公心，为的是把事情接着办得更好。咱们年青一代要认真体会老人家这番心意，要时刻有思想准备，时刻为公家着想，把事情办好，这才对得起老人家对年青一代的期望。”
中午，我们在滋博店镇就餐。按我的想法，在这个小集镇上总能吃到陵县老百姓的家常便饭——窝窝头和小米粥了吧。但还是事与愿违，照样是白面馒头，粥倒是有的，另加四菜一汤，挺丰盛的！你批评他可以检讨，汤菜还是照上不误。理由是“大哥”几十年没来，还能就啃这窝窝头、喝豆芽汤？俺们这些人于心也过不去呀！张龙也在一旁帮腔，他先说，大哥的意思你们要体会到，不能说是到老区来，就可以铺张浪费，毁坏自己的声誉。接着他又转过来说，事已至此，别再责备大家了，这是大伙儿的一片心意，再说啃窝窝头喝酽粥，原是村里派饭时的标准，现在你就是到村里，也不会拿那个标准来安顿你。张龙又接着讲道：“如今要是留在村里与人们一道吃派饭，要按以前那样去做，其实还给派饭人家增加麻烦和负担。大哥的心意大家都领会了，但确实做不到以前那个样子了。”
在陵县的土地上，我还有多少地方需要去走走？就拿我常住或住过的地方来说，二区的赵马拉家，三区的老官张，路南的谷马二庄，还有大宗家，总该去看一下吧！和村里老人家聊聊天也好嘛。张龙、傅洁民都说这是没法办到的事。他们说进一个村就得耽误个把小时，还得除去路上花费的时间，跑上两三个村子，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搞不好连陵县县城也回不去，有的村庄想见一面的老人也不一定能见到。他劝我别打这个主意，可以绕个道从大宗家神头街边过去，看看沿途引黄河水进地里的状况，也算了却了这番心事。
我告诉他们一则小故事。那是1977年农机化会议时，各地同志都集中到济南，我见到云南省的刘士杰，他是1945年冬鲁北禹城县县长，后在云南水利厅工作，他在“文革”中受到严重的冲击，刚“解放”不久，我们见面时几乎不相识了。他告诉我，在他被斗逼得走投无路之时，跑回山东，因担心造反派对他的追赶抓捕，他从自己家里又转移到凤凰店附近的E村他岳母家中，才暂时安定下来。老大娘有空时和他摆谈，忽然想起一件事问他：“你想必晓得，从前在俺这里打游击，坚持抗日斗争的人中间有一位大哥，据说就是你在的云南、四川那厢的人，他在这里冒着生命危险和咱老百姓一起吃糠咽菜，和鬼子、二鬼子们拼死拼活地斗争，咱们这里谁不晓得他？听说他是个大干部，在‘文革’中肯定跑不脱挨斗挨整，没听说现在怎样了。”她问刘士杰，你知道这个大哥的下落吗？说到此处，刘士杰笑着说：“你真是在咱那里扎下了根，连俺老岳母那样的农村老大娘，都一直没有忘记你，担心你在‘文革’中吃大苦头呀！”
说完这个小故事，我对张龙、傅洁民和N县长说：“多少年了，鲁北的人们没有忘记我，我又怎么能忘记大家？怎能不多去看看呢？”
“话是这么说，但现实不可能把每个村庄都走上一趟嘛！我们从村寨旁边过去，看看庄稼地，看看村寨的形影，从这里看一下鲁北人民生产生活的现实也就行了。”张龙十分理智地说。话说到这个分上，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只是在我的心中，
留下了诸多遗憾，颇感怅然。
回到陵县城已是华灯初上，蔡玉田、王直已在那里等候。他们一到陵县，即各自去本村看望，第二日下午赶回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