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青玉案
铁蹄横践枪声急，正临邑、敌骑逼。苏庙王楼战未熄，扫开罗网，我自围临邑。 重来风物异畴昔，难见战场旧踪迹。借问沙河何处觅？清流佳秀，绿荫欲滴，丰乐江山碧。
已是到德州的第五天，和陵县的同志们道别后，我们几人向临邑县境进发。临邑县还派人先到陵县，为我们途经临邑城北的几个点引路，这样就避免走回头路。我们首先经过的集镇是凤凰店。抗战时期，敌伪曾设据点于此。镇南北两厢不过十来里路远，为我抗日军民活动地区，其南的谷马二庄是地委成员“三哥”的住地，地、专、分区领导人时常在此作闪电式的聚集开会。我刚讲过的小故事里，刘士杰的老岳母家就在北边不远那树荫掩映的村寨之中，毕竟我与她本人并没直接往来，见面也不认得，故未到那边去探望，只能在奔驰的车上遥望那方一展想象而已。前边磐河属临邑县界，此处古来就小有名气。《三国演义》第七回：袁绍磐河战公孙，描述赵子龙救公孙瓒出重围，即系此地。抗战时此地又是敌伪一个较大的据点，前来引路的临邑同志介绍说，这里一直是临邑城西北的大集镇，现在又成为临邑的一个工业区。几年前钻井发现一处不大的油田，这对素无工业基础的临邑来说，可了不得了。在集镇不远处搞了个小炼油厂，在街里修了一片楼房。从外观看，这个古镇的变化为我始料所不及。磐河又正处在沙河那条长带的上沿，1977年那次来临邑时已听许志玉谈到在沙河栽树，改造自然之事，但那次只是横穿河滩，看的只是沙河的一线一点，这次打算沿沙河向东北走较长的一段，能大致一睹沙河绿化的全貌。跨过沙滩，走向于信二庄附近。这两个村庄合在一起原先不过六七十户人家，紧靠沙河边上，尤其是信庄，历史上就是最穷困的小村庄，最不打眼。两村的年轻人很多都参军在外。但在战争年代，却是地方干部、小武装最易隐蔽，最有利于活动周旋之地。四十年后这一带却是林木繁茂，耕地肥沃，一派兴旺景象。沿着细长的沙岸，遥望四野和周边的村寨，比起1977年来时这里真是变化多多。最打眼的是林木又长高了不少，一长串一长溜地蔚然成林，东西相望不见尽头。停车下来，走过一段林荫小道，顿有一阵清新怡人之感。可以想象，原先沙河周边荒芜贫瘠的土地，在绿色的覆盖和黄河水浸润之下，沙害、干旱逐渐减少，大片耕地得以复苏，足以使人歌颂。
我和蔡玉田、王直对此感慨不已，念叨着应当感谢这些年来在临邑辛勤工作的同志们，他们作出了造福人民、造福后代的重要贡献。
陪同的临邑同志说，县里的领导人谈及此事，多次提醒人们：“我们这点成果，还没有得到最终的收获，不能说已经巩固，而且与临邑全县其他成果相比也是微小的，可说是微不足道的呀！”我说：“这长达几十里的绿色林带，算计一下也不会太少吧。但问题不在多大多小，而在这件事本身，引导大家都行动起来，把许多地方重新绿化，加在一起那会是多么大的事呀！”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们只走了这条长长林带的一段，又经过季寨、钟陈二庄到张古良家。这一溜都是过去我们常活动又很熟悉的村庄，但时间不允许我们村村都到，只能选择去一趟张古良家。张古良家是沙河南沿最靠边的一个村庄，我方主力部队来此活动较少，是区乡干部、小武装队经常活动之地，我和傅洁民、蔡玉田及地委小武装队也时常来此。进村后一直没看见村里老一点的人们，我们在村里四处走走看看，和村里的人们聊聊，问问他们的生产、生活。他们都说，打从解放战争胜利以后，村里的人们一心一意抓生产，日子真过得一天比一天甜。但这中间也经历过长期的严重灾害，加上“文革”期间，很多事都乱了套，没人管，没人抓，算得是接二连三的大灾大难呀！这几年好了，加上引来黄河水，庄稼大变样，人们都兴高采烈，庆贺这好日子。走到东北角的一间小屋，我和傅洁民停下来瞧瞧屋子的周边，这里差不离还是以前的老样子，只是屋子已经翻盖了好些回，但好像原先有点什么，如今看不见了，屋子好似也大了些。
跟着我们后边的一位老大娘插上嘴：“老同志，你以前来过这儿？怎知道这里有几处老样子看不见了呢？”
我笑着回答：“这位大娘，你想不到我来过这里吧？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呀！”
我清楚地记得，刚进入陵县、临邑县境不久，我和地委小队的同志就在这村住过。有天晚上正好和六区区长杜子玉率领的区队在村里碰面，杜子玉向我汇报六区开展工作的情况，了解临邑城的敌情，就是在这屋里谈的。按照游击战争时期无形中形成的规则，两支小队碰面后，至少在下半夜要各自分别转到别的村去宿营，去向亦不告诉对方。那晚，我和杜子玉谈完后，在沙河里转了一个圈子，到了于信二庄，杜子玉则带领其区队向东面去了。第二天陵县县委书记及六区区委书记两人急急忙忙向我报告，原来杜子玉一伙从张古良家转到东边一个村庄不久，即被夜间很少出来的伪军包围，但只闻鸣了两枪，就跟在伪军后边，倒背起马步枪奔宿安而去。这事清楚地表明，他事先和伪军串通，掩人耳目，干了投降敌伪的罪恶勾当。事后寻思，真叫人冒了一身冷汗，也证明了游击战争中的规则是多么重要！在张古良家的上半夜，也是我和小分队人们久久不能忘记的一夜啊！
听我说起那晚的事后，那位大娘吃惊地问：“你就是那年在俺家住过的老队长？俺那时年纪幼，后来听老人提起这事，说那个区长从俺村挪到外屯，就被鬼子、二鬼子包围投了降。幸好住在俺家的老队长，早就奔沙河那厢去了，免过了一劫。”
傅洁民转过身来一本正经地说道：“你搞错了，我才是那晚上的那个老队长，这是俺们这一方常常念叨的大哥嘛！不光是你搞错了，俺大哥刚才还喊你一声大娘，那不更错了吗？按那时的模样，叫你‘小姑娘’才合适呢！”
听了这话，不论是认得或不认得的，都发出一阵开心的笑声。人们对到此造访的客人，不仅毫不感到陌生，且有多年未见的亲近之感。
这次重过沙河畔之行花费了不短的时间，在漫长的河滩绿荫中流连，在河边村庄里盘桓，昔日淳朴诚信的人民、生死与共的同志的身影和事迹，都一齐涌上心头，令人心情激荡。
从沙河到临邑城，只有二三十里路，当中还有个苏庙村，不过十多里路。在那里我和当时的陵县县长吴匡五同志在一次进驻时，遭遇几路敌伪的夹击，吴县长负伤后在向沙河转移途中不幸牺牲。苏庙战斗是影响到陵县及临北对敌斗争的大事，想到此我不禁又陷入沉思。这次来临邑之前，就想去王楼、苏庙看望昔年战斗的遗迹，缅怀牺牲的战友。但是苏庙虽近在眼前，却远离大道，是个偏僻之地。张龙、傅洁民和临邑的同志均认定不可贸然强行，且时已午后，可能贻误至临邑的时间，只能回经陵临公路，赶往临邑。这不免又一次让我留下了遗憾。没用太多时间就到了临邑，尽管日已西沉，但我们还是在这不大的小城街上转了一大圈。我六年前来此，行色匆忙，竞不能一览小城面貌。这次来多了一条比过去宽的大马路，马路两边为一溜两层的楼房。六年前似无此种景象，怕是临邑县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大变化吧！和县里几位领导人见面，得知许志玉上调地区行署后，又换了两任县委书记，县长时间长些，还是1979年后由副职转正的。这些同志中不少是40年代后期出来工作的老同志。
我问及全县的经济发展情况，主要的还是说引黄灌溉使鲁北各县受益匪浅，临邑是较早得益的县份。照他们的描述，战争时期经受的荒芜杂乱、萧索、凋敝，解放后早已一换新天，为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生产年年攀升，但很不稳定，发展不快。“文革”动乱以后，好在打开了引黄灌溉的大口，给农业的稳定、增产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加之发现了一个小油田，日子过得不错，在鲁北各县里也算是走在前边的。可是相邻的陵县抓住了国家的政策机遇，先迈开大步发展棉花生产，连续丰收，一下子就冲到各县前头去了。
我插话：“你们两县田地相连，村寨相依，条件几乎完全相同，陵县发展棉花生产，你们不一样能发展么？”
“我们行动迟了。”L县长说， “开头我们没有想得那么远，还是觉得稳着点好。因为以往几年棉花收成不好，种植计划面积产量老是完不成，想着不要上得太猛，搞一年看看。哪晓得陵县头年就多种十多万亩，并且大丰收。随之群众劲头也上来了，要求多种，第二年又种了二十万亩，收了好几十万担，成了棉花状元县。按国家的政策奖励，一户就拿到好几百元钱。我们呢，地方比他们还大点，却只有十几二十万亩，双方差距一下就拉大了。”
张龙也在旁说了一句：“陵县算是全省种植棉花冠军县呢！”临邑有二十万亩棉花，加上粮食、花生，要说农业也满不错了。但与我们刚路过的三洄河那一带比，似有明显的差别。那里可算是富得流油！我们过来时，棉花还没到结桃，但从村里满地麦秆来看，他们的粮食、花生也是连年增产，并不是多了棉花少了粮食，比起临邑这边张古良、于信二庄确实不一样，看来临邑是该坐不住了。就拿城里来说吧，陵县成了“暴发户”，城里也沾光，他们已经在想这想那，要把城镇装扮一新，听说已在酝酿在城里搞公园，挖掘名胜，修百货大楼。临邑L县长说：“看他们那股劲，俺们心里也馋得慌，临邑县也是可以搞风景名胜的好地方呀！可现在还真顾不上这个呀！”
我们同行的几个人，谈到了家门口的事，也都能说上几句话。蔡玉田回家一趟，他家本是陵县划过来的，离陵县地界又近，听来的话多，议论自然也多。傅洁民从来就好发点议论，毫无忌讳，不顾他现在还在地区干局长，照样说这说那，没有遮拦。其实这些话和L县长的说法也都是大同小异，只有张龙在这个场合没说什么，这和他平素稳健、老练的性格有关。但可以想到，作为地区现职的领导成员，他不能不分场合地对哪个县的工作发表意见。我想以张龙过去的做事经验和思想水平，他不可能对县里的工作没有自己的看法，连我这个远方来客也一样。我在这里工作早已是几十年前的历史，这里的现在与未来都不属于我可以说话的范围。我这一趟的目的，只能是回顾历史，缅怀故人，赞赏现在，祝福未来。
在此我问到一些老同志的现状，县里同志也向我打听在外的一些老同志的近况。其中有的人是大家所熟知的，如李援现在西北某省军区任副政委，在川的张风伍已经逝世，刘志忠离休后已回德州休养，刘殿栋在第一汽车制造厂曾多次回家看望，王权五在省里，刘润生已病逝。在谈话时提到了多年遭遇坎坷的两位老同志，大家表露出对他两人的深刻同情，并且期望他们的问题能在晚年得到正确、合理、公正的解决。
马聪，1939年即是临邑县党组织负责人，又是抗日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后调陵县县委，1945年是济南城市工委委员，南下到广西，“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严厉处分，下放县属小矿做一般工作，已二十余年。其问题早应甄别处理，但直到现在无人过问，本人年老多病，全家生活困难。原临邑老同志对此深表同情和关怀，据了解，马聪在工作中也有一些缺点，但只是一般问题，不应受到那样严重的处分和不公正待遇，他们又无法向那里的领导机关直接反映。几年以前，县里曾通过在京的老同志向我提出，因我对马聪那段历史非常了解，企盼我能有机会向广西有关领导同志建议，对他的问题予以核实并合理地处理。临邑同志还表示，如果可能的话，愿请求组织准许马聪回临邑老家，临邑愿意承担马聪的安置和养老之需。
提到此事，连同张龙、傅洁民也都纷纷议论。战争年代大家曾在一起，一同度过那战斗的岁月。傅洁民说，马聪怎么那样不幸？对他的遭遇，我们这些老家伙谁也无法接受。“文革”及以前没有说话的机会，如今“文革”已过去六七年了，各地都在处理这方面的问题，落实政策，为什么马聪的问题还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张龙也敞开了自己的观点，他以自己为例，在“大跃进”年代也受过批判处理，但在党的正确政策指导下获得解决。老同志都很清楚马聪的为人，很明显当时受到的处分是过重了。为什么没有解决？可能是下放时间太久，基层不清楚。他原在的省级部门，早已将他的事忘掉了。加上“文革”前发生的事，开始未放在平反范围以内，把有关单位和人的思想卡住了。如果能把真实情况反映给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领导，我看是能够解决的。张龙没有明说希望我能关注一下战争年代在我领导下战斗多年的老同志的不幸遭遇，但其意已很明显。傅洁民和临邑县的同志则直截了当地希望我能为马聪的问题向上边反映，使之得到解决。
对马聪的为人，我确实太了解了。我们那时对他重视、帮助不够，否则他应该更有作为。但无论如何不应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此事我之前已得知，并有机会见到广西一位领导同志，向他直接反映，希望他能过问一下，得到合理的解决。他当即记下此事，应允核实处理。此事已隔两三年，这位领导同志也离休了，我可以再问询一下，促成此事的解决。当然，我们都是党的干部，要遵守党的组织原则，毕竟他长期在广西工作，是广西党组织下的一名党员，他在广西的情况，以及最后怎样处理，还得广西党组织定夺。
张龙说，能把问题直接反映到党的领导，大家就放心了。相信他的问题能够得到合理解决，那时再联系回临邑安置就比较好办了。
张龙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有先例的，“文革”当中他就遇见过这样的事。原鲁北一位地委领导干部，在“文革”中犯有严重罪行被长期羁押，张龙就对当时来德州核实其历史材料的人表示：“不论他现在有多少错误，但其在抗战期间对敌斗争的表现是英勇的，我们只能如实讲明，不能乱说。”嗣后，这位干部的子女要下乡劳动，本人给地区写信，询问鲁北地区可否接纳。他们即研究同意接纳，并作出负责的安置，使本人能够在武装监护之下亲自送子女来德州。此事的处理得到原鲁北地区一些老同志的赞许，此番临邑同志提出接收马聪回临邑安置，也是出于对战争年代为当地革命斗争出过力，作出过贡献的人的关注，我对这个良好的愿望，从内心里感到敬佩。
说到的另一位同志，就是六年前我在济南想一见而未能见到的路有水。大家对其原先所受的严厉处理，都表示不能接受。路有水在战争年代，可说是临邑县的传奇人物。他出身贫寒，有那种江湖义气的习性，结交当地一帮哥们兄弟，在临邑社会颇有名气，酷似著名京剧《除三害》中周处那样的人物。他和后来死心塌地当了汉奸，并与路有水势不两立的临邑县伪军头目何风歧，被称为临邑社会的两大“子”，即路“虎子”和何“狗子”（两者均为小名）。抗战军兴，路有水参加八路军，后长期在我临邑县长徐尚武指挥下担任特务大队长。在战争最困难、临邑环境最恶劣之时，徐尚武指挥路有水这个大队，凭借路有水在临邑关系多，对敌伪内部情报了解多的有利条件，神出鬼没，四面出击，打击小股敌伪，剪除其党羽，一直把临邑这个斗争阵地坚持下来。后来路有水率队随徐尚武上调分区，又在龙书金、曾旭清直接指挥下展开多方面的对敌斗争，捍卫临邑及其周边的斗争阵地，得到龙书金、曾旭清的多次嘉许和肯定。当时临邑的汉奸头子何狗子，是鲁北各地最亡命的伪军头目之一，对县乡人民危害最大，但他一直害怕路有水，路虎子成了何狗子心里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当然路有水并未经过正规的作战训练，缺乏主力部队的正规战斗经验，他靠的是麻雀战，腰掖短枪，横冲直撞，以飞行出击等方式去打击敌人。在鲁北各地陆续解放以后，路有水的这支部队，经过整训扩充，编人野战部队，路有水改任二军分区后勤副处长。在后来的“三反”运动中，他却被逮捕法办。后经多方调查，仍受到开除党籍、军籍的处分，勒令回本村临邑南关村劳动。路有水被处理后，往昔的二杆子脾气一朝尽失。他逐渐习惯于农村劳动，少与外人接触。因他在外闯荡有年，见多识广，几年后竞被村里推选为生产队长，以后还被推选为生产大队长。在农村最困难的时期，他外出奔走，找寻龙书金、曾旭清等过去部队的老首长，求得一些帮助使村里渡过难关，得到村里的赞许，还向公社党委推荐他重新人党。
六年前我来济南，闻知他在济南求医，曾打算约他相见未果。这次来临邑，准备看看他也是事先的设想。但临邑同志告我，他因患重病又去济南了，真是不巧。好在他的问题经过近年来多次反映核查，据闻已有结果，即将恢复党籍，按离休转地方安置。因他已离开部队多年，又年近古稀，重病缠身，已无再返回原单位的必要，能够恢复名誉，在地方正常安置，也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当谈到他过去多年的不幸遭遇，大家还是议论纷纷，对路有水深表同情。有人提及，以路有水在战争最艰苦最困难时期的传奇式的英勇表现，如有人能以他为原型，完全可以创造出类似于《静静的顿河》《夏伯阳》的作品出来。他遭遇的不幸，很可能是由于上面的领导不清楚他那段历史，一味看到他的出身和复杂的社会经历，把他放在“绿林” “坏人”之列，在“三反”运动中将他错划。现在他能得到重新处理，大家都为之高兴，虽然是“迟到的春天”，但我们还是衷心祝愿他能正确对待，颐养天年。
按照预定的安排，我们一行早早南去，直上王家楼子。战争年代我在临邑亲历了苏庙战斗，又遭遇几乎给二分区以毁灭性打击的王楼之战，这些都深深地留于我的记忆之中，这次没有去苏庙，王楼是非去不可了。
临邑距离王楼三十里之遥，经过城南一片洼地。城南地势较低，每年秋天，不时会出现大小水坑。今年时候还早，麦收后不久，二茬作物刚长出新芽，早种的高梁、玉米、棉花已绿掩地头，地里一片生机，预兆着大秋的好收成。L县长告诉，为了使黄河水灌溉到田亩，这儿的耕地已几番平整，伸向地头的小渠密如蛛网，难得再见到那些大大小小的水坑，这漫洼里也不再有一块块盐碱地和下湿地了，变成了大片好地，要说费的功夫比北边沙河栽树大了许多。
雨后新晴，车在湿润的路上轻快地驶过，不着一点尘沙。从夏口街外拐上小道，在四处绿荫的村落和庄稼地之间找到一块高低不平的敞坝，几处稀落的断壁残垣依稀可见，早已倾斜的三面围墙脚底挖成的稀疏的掩体，还留着四十年前浴血搏斗的痕迹。那时正是隆冬之际，龙书金、曾旭清、徐尚武带着司令部机关和两个主力连队，在敌军几路扫荡之时，从夏口以西转移到王家楼子，遭到敌军几面的拉网合围，徐尚武从隐蔽的土墙里跳出来和敌人搏斗牺牲。在掩体中正面阻击的战士遭到背后敌人的扫射，一行行倒在掩体的血泊之中。日落黄昏，剩下的三十多名战士才和龙书金司令员、曾旭清政委分散冲出合围。
如今这一角落里已不再有人家居住，只在东南角落还留着两间破屋，村里留下一个老汉照看这块血染的土地。战斗结束后，村里的人们将战士的遗体偷偷地掩埋。后遗体多被遗属移走，未迁走的也由政府重新立墓安葬。
“保留这个重要的战争遗迹，是我们后代人的重要责任。”L县长向我们说明。几十年来县里一直在干部中明确认识，把这个遗迹长期保留下来，以表达临邑人民的永恒怀念。
傅洁民和看守老人聊起那年冒着凛冽的寒风，穿越封锁沟冲向路北的往事。“要说的话，大哥和我们这支小队，都是王楼战斗的幸存者。要不是我们头一晚离开司令部，冒着风雪，连夜到达临北沙河边，能免掉这场战斗和牺牲吗？”
“这在咱鲁北地区是多么严峻悲壮的一场战事啊！”我无限感慨地和同行者说，“它几乎摧毁了整个地区的首脑机关，也是对鲁北地区一次几于毁灭性的打击。若不是事先早有些征兆，分区几个主力地区队已分开活动，地区几位领导成员头一天分别冲离拉网大圈，那将蒙受更多更严重的损失。就在被拉网合围的严峻时刻，分区干部战士顽强抗击，英勇牺牲，直到最后，主要领导和部分战士得以突围归来，保持军威，保持力量，并迅速重整部队雄风，恢复斗争局面，直到战争的胜利。其意义之重大，值得人们永远铭记。如今，四十年已经过去，我们国家和人民正在新的征途上高歌猛进，但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浴血抗争之地，一个沉重的历史印迹。这些年来县里和村里，尽力保护这块血染的历史遗迹，确不容易，使我能有机会重临故地，缅怀革命英烈的英勇业绩。它应将作为临邑县最重要的革命遗迹，长期保护，并有像面前这位老人这样悉心看守。”
这话得到县里同志和张龙等人的赞成。L县长表示，临邑县虽然已很注意保护这一纪念地，但还做得很不够，一定要更严肃认真地对待，把它作为临邑重要的革命历史遗址，保护传承下来。
在向牺牲烈士肃穆致敬之后，我们一行告别了王家楼子，各自分头行动。张龙将陪同我等三人直往济南，傅洁民则和临邑同志返回临邑。他与我紧紧握手告别，犹盼再来，我也不禁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