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点绛唇•寄丁学风（1979年）
长忆当初，潜踪虎穴心如铁。从容谈笑。冷对黎明黑。重遇故人，鬓已星星白。无限怀思，尽与关山月。
醉落魄•赠王权五（1979年作）
忍歌离黍，书生壮志卫乡土。声威百里称“三五”。泺北风云，八载风和雨。 艰难岁月同舟渡。重来何事频频误，挑灯夜语人如故，天际飞鸿，又诉来思苦。
济南，本不属于我心目中鲁北故地的范围，但却是来往鲁北的必经之地，并且还有在济南的鲁北老领导和同志必须探望，我这次鲁北之行最终将在济南画上句号。只可惜这次济南之行少了一位活跃分子——刘之光，他现已调离鲁中大地，无法为我在济南的活动安排联络。这次主要依靠张龙和省里联系，靠张林森联系尚在济南的几位鲁北的老同志。想不到我们设想的活动在第一天就打了“拥堂”。我原打算上午找到张林森，下午去看望张哗，他是我务必要见的我最敬重的原冀鲁边渤海区的老领导，晚上则约见丁学风、王权五等几位老同志。
中午时张龙来告诉，他已将我们到达济南一事向省里有关领导汇报，省里当即确定由原省革委张敬焘和L主任出面，在我们所在的宾馆设宴款待，并请张哗一起参加，要我不再另去张晔家看望了。这个安排使原来的设想无法实现，连晚上去看望几位老同志也没有了时间，如此势必拖延在济南停留的时间，这使我多少有点为难。张龙则认为，既然已到了济南，就得客随主便。并说：你是抗战时期山东的老人，现在又是外省的一位领导，来到山东，省里必然要款待，张敬焘和L就是代表省里出面接待你，据说张曾以省革委负责人的身份见过你。L也是战争时期的老同志，在你离开山东十来年后也担任地委书记，可说是对上口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你都得接受这个安排，别的事推迟一两天也没什么关系。
我明白这个理。这次来山东，只是个人对故地的寻访，不涉及任何工作与事务，但德州地委必然会将我的行程报告省里。省里得知我来到济南，必然出面接待，以表示对我们一行的关注和重视。若我推脱或改动，将是严重的失礼之举，为此只好准备推后几天行程。
我把张龙所说告诉蔡玉田和王直，他们也都是同样的看法，推后一点行程也算不了什么。蔡玉田、王直都说，俺俩是陪同大哥到鲁北，也算是回老家，算不上是从四川来山东的一行。省里领导出面宴请，我们在那里总觉得不大合适，以不参加为好。加上蔡玉田已给在平邑的胖墩儿捎信说大哥来了，要他尽快赶到张林森处来见见面，没准下午就来了，到时也好有人照应。我觉得他二人的话有道理，即让他们去告诉张龙。但他们去后立即又回来告诉，张龙说他们二人虽不是从四川一同来此，却是专程陪我来鲁北，怎么不算是我的同行呢？晚宴上不会有什么事相谈，也别避讳那样多，要是胖墩儿来了，在宾馆就餐也很方便，还可留人陪他，不会怠慢从外地赶来的老同志！
说到此，蔡玉田兜了个圈子说，张龙说不能改动名单，却没把自己的名字列在名单里，照他自己所说：他是省里的下属人员，是地委确定他陪同大哥来的，晚上因他另有活动，就不参加会见和晚宴了。
“这怎么行？”我感到很诧异，在这件事上张龙可谓是自相矛盾，虽然有点道理却十分勉强。晚宴虽说是省里安排接待外省来的同志，但实际也是把我作为原鲁北地区的工作干部，因重访故地，由省里安排的款待，张龙是地委派他陪同并和省里联系的地区领导，怎能不参加会见和晚宴？确实令人难以理解。
蔡玉田说，他在张龙的房间里已知道，省里来电话问为什么提供的名单上没有张龙。L主任还亲自打电话要张龙一定参加宴会。但张龙说他还是没打定主意参加宴会。
“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还有其他原因？”我奇怪地问。
蔡玉田说，我没直接问张龙，恐怕是个老问题。以前就听人说过，张龙在“大跃进”中被错误地批判，那时调门很高，上纲上线，最后受到离职下放的处理。当时的地区负责人就有L主任，1962年甄别时，L已经不在德州，没有机会和张龙沟通思想，以后在省里难有见面的机会，这事在张龙思想上终究是个难解的疙瘩。除此以外很难想到还有别的原因了。
我对此事放不下心，便到张龙住处，问他到底是何原因。其实这是山东省同志之间的问题。对一个离开已久，这次只是故地重访的我来说，大可不必过问。但这种状况，总是发生在我此次鲁北之行中，怎能想象眼皮底下出现这种尴尬的场面？我对张龙说，你是咱鲁北的老同志了，我熟知你的为人，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我不能同意你现在这样的态度。在那个特殊年代发生的事，历史已经作了肯定的结论，并无个人恩怨的因素，而是一个错误的政治运动给人们刻下的阴影。人们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共同团结，继续前进。相关的同志可能因故来不及在同志之间作进一步的沟通，这大可不必去计较。现在他主动要你一同会面，而你却躲避不去，岂不是将个人间纠葛的责任拿到自己脖子上来了吗？你向来是豁达大度，识大体的同志，岂能为这点事跟自己过不去？
其实我已从侧面了解到，L主任亲自打电话过来，使张龙正在犹豫之中，又被我劈头盖脸这么一说，他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反正他没有把电话当场顶回去，一场可能发生的尴尬场面就此过去了。
午后不久，蔡玉田忽然跑到我的住处，说张林森和胖墩儿已经来到，我连忙跑去他住的房间见面。
张林森和六年前在莱西相见时差不多，不高的个儿已渐显肥重，一张白净的面皮，颇有些白面书生的模样。要是只知道两人的名字却未见过本人，将他俩对换，把张林森叫胖墩儿还更合适。胖墩儿胡子拉碴，黑黝黝的面孔，一点也不胖，年纪看上去比张林森显老。其实原来在地委那支小队里，他从来也没胖过，只是人们对队上年龄最小的战士，总爱开玩笑地叫小名，以至于竞忘了他的大号，那是在参加小队后正式取的名字——王先锋。“大哥！你看俺这一头花白头发，一脸花白胡须，谁都说俺是半搭子老汉了。大哥你也老了，头发全白了，这一晃就是四十来年了，俺们可时刻都想念你呢！”
胖墩儿原来话就多，这次见面仍是老脾气，嘴里没遮拦，说个没完。对此我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他现在说起话来，比原来简练得多，口齿清楚，再不似过去那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这也是他几十年锻炼出来的吧。
“这个自然，俺在部队上那么些年，不打仗就整训，天天都得学习，咋能没点进步？俺从战士到班长，再到文化教员、指导员，向来学习不落后，队里还夸俺是队上的小秀才呢！”
“胖墩儿和我一样，那年是二哥向你把我要去城工委武工队的，说是让我当文化教员，一下把我给吓蒙了。我是大字不识几个，哪有什么文化？却硬要我去干什么文化教员，我自个儿回五区去了，几乎犯错误。现在一想，还真比不得胖墩儿那个胆量，他还真算得是有种，而且一直带到地方。如今他是县文化局长呢！”蔡玉田笑着说。
“呵！你是文化局长，可真想不到！”我看着胖墩儿那神气，还真有点诧异，想不到这小子变化这样大。不过在咱们部队这个革命大熔炉里，有组织的培养加上个人努力，想做什么多半都是能办到的。
“那没得说，俺好赖在农村里读过两年小学，然后才去当兵打仗的。不过这文化全是队伍里教出来的，转到地方后说你搞过文化，正好就干这个吧。一开头就是拿在部队教的那点本钱去文化馆、去小戏团上个政治课，日子久了，懂得文化工作是干什么的，什么事上边传达下来照着去做，多少年来别人说俺这文化局长还干得不赖呢！”
聊起这些事，几个人全都沐浴在欢笑、友爱的气氛之中。
蔡玉田凑上来打诨：“胖墩儿，你没和大哥说说，王先锋不仅是个文化里手，还是个生产劳模。不，双料的劳动模范，工作上是模范，在家里也是个劳模，一大群娃娃的班长。”
“咱们彼此彼此，你蔡哥、张林森不都一样，俺不过比你们多一个半个小子。”胖墩儿索性把他俩也捆在一根绳子上。但他猛然想起了什么，“还有咱平原的小嘎子，可惜这回大哥见不上他了。他可是倒了个大霉，却遇见了好心的媳妇，听说也是一帮胖小子……”
“可不是么？可惜小嘎子离咱这里太远，走动也不太方便，咱也没法捎信给他，说大哥回咱这儿来了。”一说起“小嘎子”，人们的话全凑在一起来了。他也是与大家在一起几年的小伙子，和胖墩儿的脾气差不多。经我同意，他转到分区警通连，以后随部队上了东北。要不是胖墩儿提起，我一下还没想起来。但他们几人都说他离得远，走动不便，究竟是出了什么事呢？
没等大伙儿往下再说，此时张龙跑进来招呼：“大哥，张晔同志提早看望你来了。”
“哎哟，他这么早就亲自来了。”我连忙起身随同张龙赶到会议厅，张哗同志正站在屋子正中，注视着走进屋的我。
“张晔同志，你这样早就到这里来了？多不合适呀，该我上家中看望你的呀！”
“哈哈，你来我来不都是一样吗？咱们都是一样的老同志嘛，哪有那么多规矩好讲？听说你来了，我就急着想来看看，好好聊聊。是我告诉他们，说不用去我那里，我自个儿过去。”
“是啊，万寿路那次我去看望你，转眼又好几年了！这回到山东，最要紧的事就是一定要去看望你……”
“得了，别想以前那些老皇历，能够再次见到多年的老伙计，你想不到我心里有多高兴，有多少话想抖出来说说呀！”
比起万寿路那次见面，他的精神面貌大不一样。那次虽然仍能感受到他以前的风采，但“文革”中长时期受到的折磨，给他思想上留下深深的阴影，说起话来也有些精气不足。而这次他却显得格外精神，看来经过较长时间的调养，加上“文革”中的是是非非及不幸遭遇均得到组织上的澄清，且又按照他的要求，回山东工作直到离休，故他心情舒畅，说起话来又似以往那样响亮有力。不过他现在述说的已不再是那些历史往事，而是“文革”中的诸多见闻和感受，且多是在山东听到、见到的一些他所认为难以容忍的怪现象。他对“文革”以来有的掌权者的言行更是指名道姓，公开议论，令人感到这与他一直信守的严谨组织原则的风格迥异。听他的口气，不仅是背后说说而已，而是公开磊落地讲出他郁结在胸中的见闻和意见。
我们的谈话持续到晚餐前，张龙过来邀约前往宴会厅，说张敬焘和L主任已在那里等候。我欲去唤蔡玉田他们几人，张龙说已来不及了，他已通知王直径往餐厅，蔡玉田和胖墩儿、张林森已外出就餐。我顿感歉然，胖墩儿老远跑来，和他说话只说到半截，连一起吃饭的机会都没有，实在令人过意不去。
早已在宴会厅等候的张敬焘和L向我表达欢迎之意。
张原是青岛市委书记，是“文革”开始即被打倒的“谭、白、张”三人之一。我曾于1979年为两省开展工业生产竞赛一事来过济南，他作为当时省革委负责人出面接待过我，时间很匆忙，只一天即离去，却因此相识。现在省革委已不存在，还是由他出面参与接待。
L是首次见面，他说曾在北京几次开会见到过我，都是抓工业生产的同行嘛。不仅如此，他还说：“你抗战时期就在鲁北地区，和我干的是同样的工作，只是我比你晚了十多年。你来看望张哗同志，他也是我们的老领导，今天我们一同看望张哗同志吧！”他的一番话，立刻让刚才平静的气氛活跃起来，连张哗也不例外。张哗连忙说：“哪能如此，我也是老山东，只是和四川的郝炬见见面罢了，他也是老山东嘛！从山东出去，又回到四川老家，现在大家一起来叙叙旧，多么好呀！”
宴会没几个人，但却排得很有趣。张晔在正中，张敬焘和我分在两边，L在对面和张龙挨在一起，剩下两个位置是省里接待处的同志和王直两人。席间的谈话依旧是张晔说得最多，我和张敬焘偶尔插上说几句，L和我也交谈几句。他和张龙谈得比较多，他主动问及张龙近年的身体、生活和工作状况。张龙本人向来说话就比较简略，他们谈了一阵后，我注意到他的言语渐渐透露出愉悦之情。L还转身对我说，早听德州一些老同志谈起你在战争年代的一些活动，我也知道张龙还是二分局的一员干将呢！我们少数几人的聚会，显得很欢快、融洽，我为张龙和L的愉快交谈而高兴。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与我不相干，但都是老同志，能够在一起愉悦交谈，终究是件好事。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目的和任务、完全出于礼貌的聚会，正如几人异口同声所说，是“故乡”的人们为多年远去他乡的“游子”，寻根访旧、缅怀故人而举行的联谊之会，至感亲切。
这个小宴会占掉了不少时间，张晔同志似还言犹未尽，有相见苦短之感。我送张哗和L、张敬焘至楼下宾馆门前告别，忽然发现一个矮胖微黑的白发老人，一直在门内大堂等着，原来是王权五。因为我们事先告知晚上去他家看望，他异常欣喜，在家里作了准备，特来宾馆接我去他家共进晚餐。但他来时我已入席，蔡玉田、张林森又已外出，他仍坚持在宾馆门口等了我一个多小时。
“太对不起你了，权五同志！”我太歉疚了！因晚上活动变动，他家里没有电话，张林森知道又晚，竞未来得及通知他。他一向做什么事都不苟且，不失信，在没有得到准信之时，他硬是坚持等下去，让我想起几年前在南郊宾馆，几人等我达两三个小时的场面，然而那次是因开会时间耽误，最后大家还是一起吃了冷饭。这次却是我已入席吃过饭，不可能再去他家，却让他一人挨了两小时的饿。
王权五还是那样执著，没有丝毫埋怨。他说今儿个不成，明晚你就别答应别处吧，一定要去我家，喊张林森和那两位一道。“你来济南两三次了，捞不着到我家去一趟，我怎么过意得去？前不久我到四川，你安排我们到都江堰、峨眉山各处玩了个够，我却不能接待你一会儿，那太说不过去了。”
王权五那样执著、认真，我无法不答应他的约请，决定明晚一定要去他家。
蔡玉田回来较晚，他告知：“胖墩儿这小子还是那么大的火气，对大哥没时间一起聊天很不高兴，留下张纸条给你，坚决要立刻搭火车回平邑。我和张林森好说歹说，张林森来软的，我来硬的。我是他的老班长，这回又是我写信要他来看大哥的，怎能让他在这里胡闹？最后总算说得他不走了，到张林森家里住下了。但坚持让我把那张纸条给你看看，我俩怎么说也不行，他就是要你听到他的声音。”
“很好嘛，可不能让他匆匆走掉，不论他有多少话要说，我承认对他慢待了，不管有什么客观原因，事实就是如此嘛！”
胖墩儿的信是这样写的：“大哥，今天一大早我就急急忙忙从平邑赶来这里，为的是能早点看到我多年想念的尊敬的大哥，可是我失望了。我是你请来的客人，为什么我赶来看望你，你却不肯拿点时间多和我们谈谈，光顾着去陪那些来看望你的高级首长，就不想想你的那些老部下？这么多年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时刻怀念着你呀！你今天的举动多么令人伤心哟！请原谅我的鲁莽，我决定今晚就回平邑。尊敬的大哥，也许以后还能再见吧！”胖墩儿经过几十年的学习、磨炼，文化水平真的是大有长进，短短的一封信，就把他此刻的情绪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对大哥的尖锐批评，批得好，大哥表示衷心地接受，就是别那样气冲冲地走了，也得让大哥有个改过的机会呀！
按照预先的约定，早饭后等张林森、王学武两人赶来宾馆，我们一同去游览济南的几个景点。遗憾的是胖墩儿到底没有和张林森一同前来，他搭乘早班车回平邑了。闻听之后，我甚为不安。张林森却说，胖墩儿虽走了，但和昨晚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他折腾了一宿，大概没有好好睡觉，一早就告诉张林森，他真懊悔，不晓得为啥那样冲动，不讲道理，以至写下十分鲁莽、冲撞大哥的那张纸条，还要蔡玉田一定把它送到大哥的手上，要是今天再去见大哥，该怎么说呢？想来想去，还是回平邑算了。他原本打算是昨天来，今天就赶回去。他特意叮嘱张林森一定转告大哥，胖墩儿不知怎的一时冲动，还非得写信不成，说了好多胡话。希望大哥像以前一样原谅他这个不懂事的愣小子，相信以后会见到大哥的。他再三嘱咐张林森，要是大哥再来的话，早一点告诉他，不要像这次这样匆忙，结果弄得“几岔头”。还向张林森抄了我在成都的住址，说以后直接给我写信。
事先张林森联系的几个人中，路有水病危，且早已失语，最近更是昏迷不醒，医院不允探视。许辛光仍联系不上，只有王学武应约前来。这样只有六人一同出游，实际上只我一人未曾在济南观光游览过，他们都是陪同而已。不过他们中有的人也是很久未来过这些地方，“文革”后大多已修葺一新，大家能在此时相聚，都颇为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