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有泉城之称，号称有七十二泉，大明湖、趵突泉、珍珠泉、黑虎泉素有盛名。我们选择几处驱车前往，走马观花。在趵突泉李清照和辛稼轩两祠流连较久。因为这两位大词人早为人所知晓，来此参观更加深了对他们的襟怀、情操的景仰之情。祠中还有历代耆老、名流的题书碑文，其中有几句话引人注目，大意是：“词至有宋而臻于至盛，又分婉约、豪放两大派，俱名重一时，婉约派皆尊易安女史，豪放派则以辛幼安为首，皆吾济南人也。”此文着重点落脚在末句，突显乡土风采虽无不妥，但是否有居高自视之嫌？颇值玩味。不过同行者都不像我看得这样仔细，多半是一晃而过，并不深究。绕过一角荷花丛，在湖中一小轩休息，啜茗漫语，也算得到片刻的享受。聊起此游所见，以及故旧相逢相见之乐，深感不虚此行。谈起早已远去的故人，思念之情不禁在脑子里萦回。对未见到的人，深感遗憾。当张龙说起许辛光时，却有一番感触。他说辛光这几年变得很古怪，与一些老同志几乎不大往来。王学武说起丁学风也有同感，是何原因难以琢磨，所以人们也不大提到他了。蔡玉田和张林森又提到昨日与胖墩儿一起未谈下去的那件事，即小嘎子大悲大喜的风雨经历，只是没法再见到他了。
说起小嘎子，我脑子里立即浮现出那个闷戳闷戳、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王的形象，我催他二人把小嘎子的故事说下去。
小嘎子原来姓宋，但人们总是忘记他的姓氏和大号，只记得他叫小嘎子。他从家里出来时只有十四岁，后在地委邹玉峰处做警通员，因他毛孩脾气未改，曾几次遭到邹玉峰打骂，最后逃到地委哭诉，要求调动工作。我曾为此严厉批评邹玉峰，并暂留他在地委机关工作，后又与张林森同在我处工作。以后经我同意到分区警通队，再后来编入主力部队进军东北。抗美援朝时他随所在部队入朝参战，时任连长，不幸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双目失明。部队回国休整时，决定将他转回原籍休养安置，并派军队卫生队护士全程护送至平原县。回平原是本人的意愿，他父母早丧，从小由姑母抚养成人，并与其表妹订有娃娃亲。回平原到姑母家安居成亲，应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未料到姑母见他双目失明，丧失了工作和劳动条件，顿生悔意，竟拒绝他进其家门，原与表妹的口头婚约也成泡影。这无疑给他以致命的打击。然而就在他濒临绝境、处于深度绝望之时，护送他回平原的军中年轻女护士，出于对革命战士的深厚感情和对革命残疾军人的高度同情，毅然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全程护送他回原部队，并向部队提出申请，志愿和小嘎子结为伴侣，照顾他终身，请求部队将她转至原籍县武装部安排工作，嘎子同时也一起安置，这样她就承担起一面工作，一面照顾亲人的双重责任。这在当时，无论在军中或地方一直被传为佳话。
张林森说：“小嘎子随其年轻的护士妻子去东北定居，至今已二十多年，少有信息。听人说，如今也是儿女成群。人们现在提起小嘎子，都由衷地敬佩年轻女护士的高尚襟怀，为小嘎子大悲大喜的经历表示同情和关注，更为他最后得到一生的幸福而高兴。”其实他这番话也是在座我们几人的共同心声，我尤其感到激动。这一动人的故事，早已为鲁北一些老同志所共知，而我却是在这次鲁北之行中，才完整地知道此事的始末，自然为小嘎子能有幸福的一生而高兴。但令人深为感动难忘的更是大家至今还不认识的那位年轻平凡的军中女护士，她出于深厚的革命感情和对志愿军的同情和爱护，不惜以自己的一生，交付英勇战斗、光荣负伤、终身残疾的革命战士，这是多么值得尊敬，多么伟大的人间真爱呀！
啜茗漫语中，除了对过去的追忆，自然也会涉及眼前，涉及于国、于家、于自己未来的憧憬。我不禁想到，时下有人总是以为“老家伙见面无非是没完没了的五关六将”，但聊聊过去，憧憬未来，有什么不对呢？也说不上什么“五关六将”，而是当年烽火余生者对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生回味，如斯而已！难忘的战争年代是多么值得珍惜和怀念哟！
还有大约半个下午的时间，按事先的计划，我和张龙、王学武、张林森几人一起又去看望丁学风。
在《霜天晓月》一书中，我曾多次提及，在抗战最艰难的几年里，丁学风接受组织对个人工作的几次调动，默默无闻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战斗，却未得到我的重视和关注，直到我离开鲁北之际，才感到对他“欠了债”，但此时已晚，成了不可改变的事实。六年前我到济南一趟，却是行色匆匆，一晃而过，至今犹感怅然，所以这次再也不能错过了。此前我已从刘之光、张林森的口中闻知，丁学风的生活待遇是当时一帮老同志中最差的，住房也是最窄的。这次实地一看，确实如此。
丁学风居住在市郊省委党校的一角，那里是50年代后陆续零星建起来的一片家属住宅区，他家就住在一排砖墙瓦面的小平房中，门前一小块三合土地坪，从外观看十分简朴。丁学风说，他从50年代到现在，二十七八年一直住此，这在当时算得是一般的居家住地，可到现在却显得相当陈旧了。此时我才搞清楚，他从50年代调来党校，担任组织处副处长，直到办理离休手续一直未有变动（当时校长是原任德州地委书记田海山）。他眼看着几位曾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张龙、王学武、刘之光等同志，从基层逐步提拔，在各自的岗位上大展身手，职位多半已远远超过了他，固然有许多主客观方面的因素，但难免会让他有些想法。看见他的现实状况，更使我难抑当年对他关注不够的歉疚之情。他因年龄到点办理了离休手续，由于多年养成的习惯和本人的性格，除工作以外没有其他爱好，平素与人也少有交往，偶有故人来访，也常是静静地对坐，将浓郁的情谊隐埋于内心之中。这天我们几位故人登门造访，他深为兴奋。此刻天气较热，他未着外衣，只穿着一袭老式的对襟布扣背心，胸前敞开，光着膀子，在平房外面摆上几把矮凳子，招呼大家坐下。对这么多故人来访，尤其是我远道来此，他由衷地高兴。他笑着对我说：“你还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老的人呀！”他特别提及上次匆匆相见没有时间畅谈的遗憾心情，以及头两年王权五来川我曾托王权五带给他一首小词，他特表致谢地说道：“以前没听说过，你竞能写出这样情深意真的词句，我却不能呀！”他的话很坦率、真挚。我记得丁学风毕业于师范学校，对中国传统的诗文词曲学有基础，但未见他过去有何题咏，感觉他今天的心情特好。听我们谈及这次在陵县、临邑走了哪些地方，见到哪些老人，他说这也是他同样熟悉的地方和同志，同样是多年没有见到了，由于条件有限，不能故地重游，回味当时的斗争、生活和同志情谊，如能去一趟将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呀！他由衷地羡慕我这次鲁北之行，联想到六年前瞬间的会见即匆匆告别，他感到很有些遗憾，难得有一次和大哥会面的机会，却没能说上几句话就散伙了。尽管这不是对大哥有什么意见，也不是对安排这次行动的任何人有什么意见，但心里总感到不满，只能自己在屋里生闷气。直到王权五捎回我寄给他那首小词，才算把这口气消了，而且更勾起了他对战争岁月里一些深沉的回忆，越发感受到老同志、老战友的每一次见面或一次通信是那么珍贵。
大家自然聊起没有联系上的许辛光的事。张林森觉得辛光本人是否有什么难言之隐，总是躲着一些老同志。丁学风却一语中的地说，老同志互相之间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就算在战时有过疙疙瘩瘩，这么多年过去了，早就抛在脑后了，还有什么揭不开的壶？况且辛光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是一帆风顺，如日东升，哪会有什么挂心的事？了不得在“文革”中有点磕磕绊绊，说了点错话，怕见人。其实咱们大伙儿从来都没听说辛光做过什么错事，顶多写张大字报，说了点不该说的话，现在看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认识到思想行为有毛病之处不就行了吗？说到此处，张龙也插话说：“真是那样，他也低估了与他生死与共的老同志的感情了。我看‘文革’中出大毛病的人就得算是邹玉峰了，他在羁押中曾写信给德州地方的同志，问能否允许他的子女到德州下乡劳动，德州同志没有二话，立即答复接受和安置。许辛光不过是和老同志见见面而已，值得以这样的态度吗？”
我们几个人摆谈的都是过去一些点滴小事，却不乏思想上的交流，彼此一心情也很振奋，连同不善言词的丁学风，也说了不少话。丁学风要留大家喝碗粥，因我们早有安排，只好告辞。丁学风和我依依告别，他在这些人中年龄最长，又少有外出的机会，这次相见后，谁也难预料以后还有无再见的机会。
昼日苦短，我和张林森、蔡玉田、王直来到王权五家，这是昨晚和王权五商议的雷打不动的约定。张林森熟知王权五的脾气，预计他已作了精心的安排。他和王权五原来并不熟悉，因同在济南三十来年，所以往来最多。王权五从临邑县长任上调省上工作，一直在农业厅畜牧兽医站，一干就三十多年，最近才办了离休手续。据张林森所知，在山东解放前后一直干同样工作，待遇没变的老同志大有人在，但王权五似乎更为突出。熟人们议论，可能因为他人党较晚（1945年后），又曾是国民党党员，在使用上可能受到影响。其实他在抗战初期就参加八路军工作，历史素来清楚，在革命队伍中一贯表现好。解放后在农业系统中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并长期担任畜牧兽医站的党总支书记，为人作风朴素，辛勤工作，一向是干部参加劳动的积极分子。即使在家里，虽然只有他和老伴宋玉华两人，但买米买煤扛上扛下等的力气活，总是由他承担，张林森不止一次在街上碰见他穿着一件大褂，在自行车后座上带着一些食物和杂货，最近还看见他拉着一车蜂窝煤回家，一个个搬到住居的楼上。此时他已是六十几的老人了，体格仍健壮，但却相当肥胖，真太难为他了。
“进城多年了，现在还完完整整地保留着艰苦朴素的作风，我看就是王权五这个同志！”张林森的语调中满含赞颂之情。
“岂止保持革命的优良传统，还保持了那个艰苦年代革命同志间深切的友爱和长久的情谊！”我补充了张林森的话，这是我对一个革命老战友发自内心的赞叹。这些年来我也走过一些地方，和许多同志有着往来，但像王权五这样执著的故人情谊，能在外边等你几个小时，没有见到或没有准信而不离开，简直可说到了“死心眼”的程度的，真是绝无仅有的了！
老远就看到一个身材不高，白发而体胖的老人在楼房外边等候我们。还没等我们走到跟前，他便抢先一步走过来，一把握住我的手不放，一直走到楼上客厅里。
王权五和丁学风有点相似，都是生性疏简，不多说话，但说出话来往往很死，不易拐过弯来。战争年代，他率领县游击大队在本乡和敌伪作殊死斗争时，在老百姓中传说的王县长如何威风凛凛、不苟言笑，正是他这种性格和气质的反映。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他却是执著、直率而平易近人的风貌。
王权五的住处是前几年新建的机关住宅，比丁学风已住多年的简易平房，明显要高出一档，但门前没有较为开阔的院坝。房子是一门关尽，两室一厅，开间不大，显然是按照当时的标准建造的。光是他们老两口住，平时倒也清静。我们几人一进去，小屋就显得拥挤局促了。屋里的摆设极为简单，起居室安放有书橱和写字桌，这是老两口唯一活动、阅读、有时写写字的地方，墙上挂着头两年我书赠他们的两首小词，一首是书赠李献之并寄他的《生查子》，一首是他到四川时我写赠他的《醉落魄》，字写得很拙劣，写出来的是真正的“孩儿体”，连自己都有点看不下去。但他却非常珍惜，把它装裱。他告诉我，挂在这里是为了时常可以看到、诵读，体会艰苦岁月战友对他的关注，也使他时常忆起昔日的战斗生涯。在摆谈中他一再提起不久前他离休之后的四川之行，也是寻访我的一次机会，并得到我的照应，畅游祖国西南的壮丽山川，满足他夫妻俩向往已久的心愿。其实他们想得太多，我不可能为他们提供多少帮助，只是考虑到老同志造访，人生路不熟，仅用我日常工作用车，托司机带他们去都江堰、峨眉山等地游览，请他们品尝四川风味小吃，帮他们购买重庆到武汉的轮船票，使他俩能及时东下，一饱长江三峡风光的眼福。他们却反复提起，念念不忘。
晚餐是地地道道的鲁北家常饭菜，甚为丰盛。看来老两口硬是认真准备，自己动手做的。他知道我能喝点酒，特别上街买了一瓶四川名酒，还直说东西太少，味道也不行，不能和四川相比，只是一点心愿而已。老两口素来不饮酒，这次却一直陪大家畅饮，连宋玉华这位老大嫂也凑上来，与大家干了两杯。在饭桌上免不了要谈东论西，回忆那一起熬过的战斗岁月，令人永不能忘。此时已没什么领导与被领导的界限，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他说，虽然你离开这里多年，却总也无法忘记，只是相隔千里之外，见一次真不容易，盼望你能多来几次，看看鲁北的土地和鲁北的人们哟！他和宋玉华还说：大哥，你把鲁北当成自己的家，咱们也算得是“一家亲”嘛，你家里的人也该上这个家来看看嘛！说到此处我插话：“我也有这个意思。在家里老伴和孩子常说，你老是提起渤海、冀鲁边什么的，多会儿我们也去看看是什么样儿呀！我也想找个机会让他们来这里看看呢！”
王权五、宋玉华连张林森一起全搭上了腔： “那敢情好哟，来山东一趟，别上别处，又生疏还花钱，就住在俺们家，俺领他们到那些该去的地方，管保过得愉快。”张林森还特地说：“别看俺们家不咋的，要是来了，俺自己睡地铺也让他们能歇好呀！”良夜苦短，这一餐费了一个多时辰，彼此摆谈，言犹未尽。张林森、蔡玉田劝说：“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又喝了这么多酒，还是歇着了吧！”王权五连说不要紧的。大家看见他早已惺忪双眼，于是起身告辞，把同志情谊留在心中，相互祝愿下次再相见。
离开济南的列车是下午开出，空出了上午的时间，张林森早早即来，邀约我和蔡玉田、王直在大明湖畔绕行一段，正好浏览一段市容，最后转到他家中。
他住的房子比王权五的要陈旧一些，但却宽敞一些，是解放初期建的，标准低，开间大，但与丁学风住处相比要好些。按现在的情况，他们的生活待遇大体应该持平，但张林森应比他们稍好些。也许是人丁兴旺之故，他家中远不如王权五家两室一厅那么整洁，屋子里相当凌乱，看来平素少有工夫来拾掇家里。他也要我们在他家午餐，我们一口谢绝了。我们住在宾馆，既现成又丰盛，在家里反而增加许多麻烦。张林森也未有准备，只是看见王权五昨晚的先例，似觉应该补上，叫我们直通通地劈头一说，也不再提了。
下午上车时，张龙、蔡玉田、王直、张林森一同相送。蔡玉田和王直送我上车后即随张龙返回临邑、陵县，再从德州北返。省里知道我一人南去，执意派接待处参加前晚宴会的副处长，陪同我前往徐州，该同志对常来往的邻近地市较熟悉，可以对我有所帮助，对此我深表谢意。尽管我早已打了招呼，但王权五还是特意赶来车站为我送行。并说，张林森能来，为何我就不能来？我有胳膊有腿，哪点比他差？来一趟有啥不得了。真是老同志的一片心意哪！带着眷怀和留念之情，直至汽笛长呜，他们才依依挥手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