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记
清平乐
门开万寿，入室逢三叟。
结伴东来诸战友，试问公，曾记否？
横眉冷对权奸，何期白首株连。
莫道一时风雨，壮怀犹记当年。
这首小词作于1979年，以记述在万寿路看望三位老前辈时的情景。首两句是点明在万寿路会面，后面六句实为三组，分别提到和三位老人谈及的些许往事。
那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三个年头，初冬的一天上午，我径往北京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看望我素来尊敬而又分别多年的三位老同志。他们都是经过不少艰难险阻，风吹浪打的老一代共产党人，其英勇的献身精神，传奇般的革命人生，曾经给我很大的感染和启迪。他们虽不是无缺点或失误的完人，但这丝毫无损于我对他们的敬佩、景仰。新中国成立后，彼此分处各地，久无联系。这次突闻他们因“文革”以来发生的许多事，在京等候审查安排，并都住在万寿路的一栋小楼里，真是一个很难得凑在一起的机会，我可以借此一同看望他们。在我的记忆里，他们曾经在一起工作，现在恰巧在招待所又住到一起，还真是巧合呢！他们三位就是1946年在中共华东局工作的杨一辰、张晔、刘格平。
小楼不大，一楼一底。住上三家人后，就只剩下楼下这间小客厅或者说是小会议室。我一进会议室就见到了他们三位。他们对我的突然到来，十分欣慰。别已多年且又经过“文革”这些年头，大家都有许多话想说一说。遗憾的是不可能四人在一起摆谈，他们都是各说各的。没过多久，其中两位就各回各家，还都打招呼要我别走，等我分别去他们家里好好聊聊。就这一会儿，已依稀可见各自的习惯和个性。张晔过去和我最为熟悉，他对同志总是那么亲热、坦诚、恳切，满怀激情，似有多少话对你说不完。在他面前，让你感到很亲切，聆听他对你的关注和哕唆的言语，让人舍不得离去。但此时，虽然还能感受到他那坦荡、开朗的情怀，却觉得他的精神状态里似乎少了以往那种激情和冲动，不像过去那样话老是说不完，现在说起什么事，似乎后劲不足。刘格平向来给人的印象是比较深邃、沉稳，说话不紧不慢，不急不躁，但说出话来却很肯定，使人感觉他对人对事有点“先人为主”之嫌。这次他的话语很简练，有些事甚至不大愿意提及，情绪较为低沉。只有杨一辰，他应是三人中较为年长的一位，腰腿虽已变得不太麻利，却仍保持着山东汉子率直爽朗之风。过去我还未见到过他现在这样火暴的性格，特别是谈起“文革”的经历及见闻之时，他的火气一下就上来了。不管是他自己还是几人在一起，都要一股脑儿全发泄出来，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老同志们是怎么了？”面对三位尊敬的前辈，我骤生一阵惊愕、苍凉之感。看来这场急风骤雨，在他们身上刻下的烙印太多太深！即使是经过九死一生战斗磨炼的老同志，碰上“文革”这个史无前例的奇事，也照样“很不理解”，不知道该咋办！事出突然，无从抉择。十几年的往事，非三言两语可以尽述。我和他们三位说说聊聊，其实就是想听他们一抒胸臆。交谈中我难得有一句半句说话的机会。他们似乎也没打算听我谈什么，只是见到我这个多年未见，又能够听他们说话的后生晚辈，得以将胸中块垒一吐为快。
此次会面后我还有一次十分珍贵的机会见到张晔，见到刘格平的机会则更多一些。唯有杨一辰，在万寿路见面后不久，他还没有接触新的工作之前，就溘然长逝，再也不能相见了。
事隔多年，三位前辈均已先后作古。我且分别记述和三位前辈往来接触的点滴往事，谨此作为对他们的缅怀和追念。
献身为党、刚烈不屈的杨一辰
对杨一辰来说，他毕生的大事就是干革命。从青年时期到老，备尝艰苦，终生不移，刚强坚定，贯彻始终。还有一件大事影响了他的大半生，那就是临危赴难、从容不迫，以生命掩护党的负责人。事实证明其坚强的党性，崇高的人格，高尚的情操。但多年后他却因此事横遭诬陷，被扣上“黑干将、死党”的大帽子，被打翻在地，还踏上一只脚。虽然最终得以昭雪，还其清白纯真的本来面目，但他却已走到生命的尽头。
（一）
初识杨一辰是1946年，渤海区一批干部到华东局党校轮训学习。利用假日机会，王云生邀约我们几人去看望华东局城工部的杨一辰。此前我们已经听王云生讲过杨一辰的传奇故事，几乎耳熟能详。
杨一辰家是鲁中一个大家庭，他和同宗杨希文都是从小在外读书。杨一辰早就投身于革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杨希文一直是一名教师，在杨一辰的影响下，也是党的同情者。那时正处于革命的低潮，地下斗争极端残酷，处境艰难，杨一辰也是行踪不定。人们有时听说他在外地教书，有时又传闻他在外地跑生意，连家里人也弄不清他在何地。据王云生说，他和杨一辰一起搞过党的活动，可是三十年代初，他也不知杨一辰到哪里去了。
原来受党组织指派，杨一辰去奉天（今沈阳）做党的工作，一去几年。在此期间，一件惊险的事情发生了。那时奉天已被日军占领了一段时间，东北抗日联军正在北满掀起武装斗争，共产党的活动也遭到敌伪的严密注视。此时，中央派刘少奇（化名胡服）去联系了解奉天党的工作。他们采取隐蔽接头的方式，找到一个僻静的小店，几人坐在一起打麻将，以此接头、掩护。突然敌伪宪警闯入小店，扑向打麻将的房间，大声吼问： “谁是胡服？”
这一突如其来的搜捕，使人们措手不及，他们原准备的应付突发险情的打算，一下用不上了。正在大家不知所措之际，一个大个子、商人模样的人站起来，若无其事地向吼叫的宪警说：“你们要找我么？有什么事？”
一看他站起来答话，这帮宪警欣喜若狂。他们大概也未料到事情竟是那样顺利，一下就抓到了。此时没有第二人说话，那领头的打了个手势，几人一扑而上，把他的两手拷住，拉着就往外走，剩下的人迅速撤离。一场即将发生的大灾难，由于他的承担而罢。
“胡服”刚被抓走时，似乎一下被吓住了，半晌无语。到了警察局，要把他关进囚禁室时，他才若有所悟地对抓他的那个宪警头目嚷嚷：“你们吓唬人干什么？真把人吓蒙了。这简直是一场误会，我又不犯法，拉进牢中做什么？”
那帮宪警自然不听他说的，一番殴打之后，硬把他关人囚室。过了半天，审判官提审他，一开口就问：“你是胡服吗？怎么跑到奉天来的？从实招来！”
“官长，你们一定认错人了。我在奉天做了好几年的买卖，从未到哪里去过，怎么会从别处跑到这儿来呢？”
“不许狡辩！你自己已经承认是胡服，还说不是从外地来的？”
“我真的不是从外地来的，是老实的生意人呀！”“什么，你不是胡服吗？”
“我不知道谁是胡服。”
“那为什么叫胡服时，你站起来答应呢？”
“许是我的耳朵有点‘背’，可我明明听见是喊我的名字……”
审判官恼怒了，杨一辰因此挨了好几棍子。可他仍振振有词地说自己冤枉，怪自己听错了。审判官一时也无法，只有把他关起来再去调查。费了许多时间，也没有查出什么结果。不过可以肯定他并不是胡服，确实是在奉天做过几年生意，口音也是闯关东的山东腔。但是敌宪警察没有死心，继续将他羁押了好长时间。后来大概是宪警头头换人，继任者清理积案，看在他身上也搞不出什么东西，长期在押，生活也无着落，本人还有点病，便放他保外就医，借此跟踪搜索，顺藤摸瓜，查清底细。杨一辰自然心中有数，不能让这帮家伙再找到什么把柄。
在杨一辰被抓走后，其他人迅速分散隐蔽，他和党组织从此失去联系。其间全国抗战已经开始，耳闻东北抗联遭到日寇残酷打压，他又已失去继续在东北寻找组织坚持斗争的条件。此时华北、山东各地已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他便从奉天出走大连。那时山东跑关东做劳工、做生意的人常利用木船来往，他找到机会和几个山东老乡一起搭船回到山东。
他离开山东好几年，和离开以前相比，大城市和铁路沿线都控制在日寇手中。他几经辗转，回到了乡下老家。老家在敌伪控制区之内，经常受到鬼子的骚扰、侵害。好在家乡人信得过他。多年在外跑生意，如今关东待不住了就回家，这是山东常有的事，使他能在乡里安安稳稳地待了一些日子。这时打听到在济南教书的杨希文于日寇侵占后不久，就和马保三一道，脱下长衫，参加到抗日游击队伍中去了。这使他心里为之一亮，马保三的年纪比他大得多，也是一起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人，找到马保三就有回到革命队伍的希望，就能直接参加抗日武装斗争。于是他四处寻找线索，跑到鲁中抗日根据地，见到马保三、杨希文，找到当时的山东分局，如实汇报这些年自己的情况，就这样他又回到了党的怀抱。对杨一辰来说，这是他一生中关键的大事！当然，他在奉天遭遇的惊心动魄的那一幕是他终身难忘的大事。那时是豁上自己的性命，保护党的高级负责人和党组织的安全，由此不得不和组织断绝了联系。作为一个党员，一下成了流离失所的孩子，现在回山东找到了党组织，回到了革命队伍，这个路子走对了。不过山东党组织不会那么简单地接受这个离开山东已久的老共产党员，因为时隔多年，缺乏了解，特别是在奉天发生那样严重的事件，从被抓捕后的表现到逃离东北，重回山东，没有任何确凿证明，怎能令组织完全置信？尽管马保三、杨希文这些老革命者力图证明杨一辰一贯的表现，但却不可能作为解决组织问题的证据。党组织权衡再三，决定采取一要慎重，二不丢弃的原则，留下杨一辰去做基层政权或群众工作，并对其进行长时期的政治考察，在此期间暂不接上组织关系。山东党组织根据杨一辰交代的这段历史，另报中央审查批示。这个结果也是杨一辰预先想到的，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处理意见，全心全意地投入基层工作之中。
王云生说：这段时间杨一辰一直在鲁中，自己则在清河。隔着胶济铁路，不可能见到杨一辰，但曾见到马保三并得以知道杨一辰这段遭遇的全过程。他们三人都是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对杨一辰素有了解，也完全相信杨一辰这段历史，对党组织处理此事的原则，也认为完全应该，不能仅凭个人的看法，必须有确凿的证明。虽然估计会需要一些时间，但坚信他的问题会得到解决。
王云生还说：前几年在鲁中工作后调回冀鲁边、渤海的同志，如彭瑞林，就亲眼见到杨一辰，穿着一身老农民的衫袄，背个大背包，时常在分局所在的中心地区农村中出入。知道他是分局农委的工作人员，干的是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和查减活动，组织农会和民兵等工作。他与当地群众和基层干部完全打成一片，做事又很认真，挺带劲，明显比别人的工作水平高出一头。但使人有些纳闷，为什么这样一个有水平的人，却放在下边，甚至连共产党员都不是？他就这样干了好长一段时间。
奉天发生的那一场险情以及以后辽宁地区党组织的情况，已分别从当时有关经历的人们中得到证实，中央委托从华中局回到中央的刘少奇在途中检查了解山东、华北各地党的工作，并对杨一辰这段历史审证核实。刘少奇对当时发生的事实细节，以及杨一辰被捕前后的表现给予了肯定。据此，山东分局随即要杨一辰到分局党校学习，办理了恢复党籍的组织手续。同时根据中央开展城市工作的要求，成立了城市工作部，调杨一辰和原从鲁北到鲁中，在分局工作的王见新分别任部长和副部长。对杨一辰来说，城市工作可是他驾轻就熟的事。在抗战胜利前后这段时间，城市工作在整个工作中的分量大为加重，杨一辰又重新挑起了工作的重担。
王云生像聊天一样叙说着杨一辰这段传奇的人生经历。他总是慢慢吞吞、不慌不忙，有点像老农民摆家常，娓娓道来，使人感到十分可信。故事本身就是一堂生动的党课，聆听杨一辰的传奇经历，使我们受到一场深刻的教育，也令我对这位老共产党员满怀景仰与敬佩之情。真渴望能得一见，睹其风采，聆其教诲。确如王云生所谈，杨一辰为人耿直，富有山东汉子的率直挚诚之风，他与谁都可亲近交谈。对革命同志，更是一见如故，毫不生疏。这也源于他长期在群众中活动，和周围的人们打成一片已成了他的习惯作风。他谈话有时也很风趣、幽默，时有妙语使人惊喜，却又常以方言、谚语比喻一些社会现象，使人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分析更为深刻。他谈话无拘无束，涉及面广，但涉及有关组织原则和敏感机密之事，便缄口免谈。有关他那次重大经历，绝不自己谈及，即使王云生提及，他也会以“过去的事了，不要再提了吧”等话语，很严肃地打断这个话题。在他口里绝对听不到“过五关斩六将”等自我宣扬的语句，他那具有坚强党性而又亲切近人的老共产党人的形象使人乐于与之交往，向其讨教，而这也正是在以加强组织纪律修养为目的的学习中所需要的。
（二）
1947年初，在党校学习后我到华东局组织部，被临时抽调到新组成的山东省支前委员会工作。在名单上发现杨一辰是华东局城工部部长，抽来担任人力动员部部长，而我则任副部长，成了他的临时助理，这是我根本想不到的。我心里明白，在这样的老同志手下当副手，就是要在他的领导下，尽自己的能力，实实在在地做好具体工作。在我看来，我与他无论在理论修养还是工作能力等各方面，都不在一个档次上。而杨一辰却主动和我研讨人力动员部要抓的几项工作，并且放手要我按照商定的工作要求到鲁中部分地区，了解和落实支前动员的各项工作。和当年张晔领着我们几个青年人工作时一样，把任务交给你，就放心让你去干，相信你能够把事情办好。在那段短暂的时间里，他关心我的思想状态，并且坦率地谈到他的一些看法。他不是以居高临下之势来进行谈话，而是平等的对话，以体谅、关注、帮助的方式，最终鼓励我摒弃杂念，投入火热的支前工作中去。这个支前委员会是个临时机构，其机构设置分工都带有“试一试”的性质，杨一辰实际担当了支前委员会随军前线主持人的使命，并已全身心地投入支前工作中。就在此时，忽得通知，要我回渤海新组成的支前司令部工作。这对他来说，少了一个助手。但他却认为，我回渤海仍和他一样专职支前，依然在同一战线上，而且上下对口，更能主动承担任务，支持省支前委的工作。
为此，他积极支持并促我速回渤海，后又积极建议我和他一齐南下支前。可以说，我成为专职支前队伍的一员，从山东、渤海到淮海西线战勤支前，一直和杨一辰在一条战线上奋战，也一直得到他的鼓励和支持。检讨平生，我在解放战争时期主要工作就是支前；支前工作在我的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分量，它从一开始就把我和杨一辰连在一起。他对我也一直抱着相信、支持、鼓励和期待的态度，使我深受教益。
我们一同南下后，先后到豫皖苏区党委。杨一辰和我谈话，实是谈我的工作去向。他告诉我，他已明确到豫皖苏行署担任秘书长，现在行署主任是区党委书记兼，副主任是一位无党派民主人士。我猜想杨一辰的工作是暂时的，按他的情况，不应当放在秘书长的位置。但他随即告诉我，他同时还是行署的党组书记，这就间接地证实了我的猜想。他谈到有两份工作由我选择：区党委民运部副部长或行署民政处副处长。他认为到一个新的环境，还是先担任一段时间副职比较好，对我表态同意很高兴。不过他的本意是希望我到行署民政处，可以和他一起，工作起来比较方便和顺手。而我则表示希望到民运部，这样能有一个搞群众运动的补课机会。我的意见有点出乎他的意外。不过他随即表示，我的选择是从好的愿望出发，赞成我去民运部工作。
嗣后，我从尉氏县接通知回到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分局书记宋任穷当面通知我，豫皖苏军区即将承担中原野战军的支前任务，决定成立后勤司令部，由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行署主任杨一辰兼政治委员，指派我去后勤司令部下专设的前方办事处，随同野司行动，担当战勤支前的具体工作，这样我又回到杨一辰的领导下做具体的工作。临出发时，杨一辰又让我去聊了一阵。他说，当时要我从民运部和民政处挑选一项工作，也是他和刘瑞龙商议后提出的，二者都关系到支前工作，到时候可以做到带职支前。不过他很希望我到民政处，可以继续在一起工作。但他觉得我的选择也很对，有此机会补群众运动这一课，将会受用终身，受益匪浅呀。现在又回来在一起搞战勤支前，这很好。实际上他这个后勤司令部政委也只是挂名而已，行署主任是其第一位工作，杂事太多，支前工作是要上前线的，他哪去得了，这事就靠我去搞了。至于说难度大，基础差，确实如此。但他还是相信我的责任感和工作能力，相信我能不辱使命，在即将发生的重大战役中完成支前任务，把事情办好。
淮海战役以后，前办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回到分局和行署。豫皖苏区也已完成历史使命，机构和领导干部即将有大的调整，各人去向已经明确，杨一辰将去合并组建的河南省委任组织部长。我们几人一起话别时，这位山东老大哥老领导，还是那样坦诚、爽直。他说一直想留我和他一起去河南，只是师出无名，我身上有着“四川人”和“支前专业”两个头衔，河南都沾不上边。加上合并后的河南，依旧算得上是一个老区，干部底子厚，本身还向外大量输送干部，为此总感到有点遗憾。他这几句话是打心眼里说的。我对他的坦诚、爽直，对同志的热情、信任、放手、支持，连同他历史上的英勇坚定，对党忠诚留下的深刻印象，久久不忘。
（三）
时隔八年，突然从报纸上看到，杨一辰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家城市服务部部长，这使我感到惊异。这是一个陌生的部门，单从字面上看，应该是为城市服务的商贸行业，究竟管什么，干什么，行外人无法琢磨，很难想象杨一辰是否能适应这“一点不摸门”的角色。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位老成练达，具有高水平的党的组织工作者，具有多方面的丰富的工作经验，但从未听说他曾经涉足过具体的商贸工作和基层部门，谁知道他将会碰到什么难题。不过还是为他感到欣慰，毕竟他从地方到了国家部门主要领导人的位置。这也证明了他经过考验的政治信念和在长期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领导才能，即使在毫不熟悉的领导岗位上，凭过去的作为，也准能把新的任务担当起来。
终于有了机会，我和王见新两人一同去看望了他。杨一辰一见到我们这两个“老山东”，仍然像过去那样热情兴奋，大半时间都是我们两人听他说。提到调北京工作，他说，到北京工作比起过去在地方工作的分量和领导上的要求，那可是繁重多了，许多事要从头干起。特别说到“城市服务”工作，对他实在太陌生了。他说：“你们都晓得，我过去从未涉及这方面的工作呀！调我干这件事，还真是丈二金刚摸不到头脑的呀！不过，既然来了，就得扑下身子，往里头钻嘛！”
他的话匣子打开了，涉及方方面面的事也就多了。其中也谈到具体的苦处：城市服务范围的行业多，零星、琐碎，发生的问题和工作多半在基层；在上边工作，不容易使上劲。在国家机关工作，受中央领导同志直接领导，是大好事，但对工作的要求也高，有时很紧张具体。而自身又不大了解地方和基层的具体情况，常难适应。他笑着对我们说：过去老话说京官难当，我还当成是旧时代的事。如今自己亲身经历，还真是那么回事呢！
他的话敞开了，有了兴致，也不隐讳自己的观点，诸如为什么设立城市服务部、设立以后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城市服务工作长期方针如何，都是大的问题，他正在思考和探索。
从他那里出来，我和见新两人议论，咱们一辰同志还是原来那样，不论是否熟悉现在的工作，还是那种一股劲往前冲的精神。不管事情发展如何，这股干劲永远值得效仿。和他一样，我们也都在新的不熟悉的事物中摸索前进，就得有他这股劲去干嘛！见新还特别说到杨一辰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敢于提问题，敢于提不同想法的性格。回忆在城工部时，他就敢于对工作乃至上级指示的方针办法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仍保有这种爽直的风格，此点我也有同感。别看他平时说话较为简单，但却显得敏锐、执著，时有山东汉子那股倔劲。令我欣慰的是他被委以重任，迈上革命生涯中的高点，并继续保持坚韧、爽直的昔日风采，为故人所快。但听他谈及现在的工作，太不熟悉，太不轻松，与他那种执著，粗放的性格碰撞，能否顺利地将工作搞下去，还是个未知数，又使人担忧。我们只是衷心相信他能够不辱使命。
事情总是迂回曲折地发展，那次见面之后，我们很久没有见过面。转眼两年过去了，经历了反右的政治斗争，以及随后反保守反冒进等运动，政治气氛凝重，建设形势高涨，而城市服务部却一直默默无闻，没有听到有什么“出彩”之处。1958年，这个部的建制被撤销。据说合并于商业部，实是回归原部。因它本身的业务就是从商业部划分出来，原来就有第二商业部之称，把一个统一的商业大市场，分归几下，业务越管越细，部门越分越多的毛病，这次被一下改掉了。给我的一个悬念是：杨一辰到何处去了？事后听闻杨一辰下调到省里厅局工作，自然可以想到是犯了错误。据闻在城市服务部撤销之时，已有财贸大口同志主持宣布有关的结论意见。联想到两年前听到的他的一些谈话，推断可能事出有因，看来错误不轻，以致到了需要组织处理的地步。不过处理是在内部一定范围内宣布的，未公之于众，说明其错误性质未必有多严重，仍属于正常的组织处理。只是念及同志间的友谊，不禁为他惋惜。毕竟他是历史上有重大贡献的老同志，为什么在建设时期会犯大的错误呢？
两年后，忽有青海省商业厅来人到川联系业务，并专门带给我一封信。我有点莫名其妙，因为我从未接触过青海的同志。拆开一看，署名竟是“一辰”。原来他下调青海做省商业厅副厅长，恰逢经济困难之际，他主动联系各地一些老同志，争取一些物质上的支持。信很简略，但情谊恳切，令人感念。我于此窥见了杨一辰的沉着与自信，错误与挫折并没有使他消沉，在哪里工作，就全身心投入自己的精力，再次经受工作的考验。遗憾的是我当时在建委工作，不知他事。四川此时困难也已显露，对一辰同志所望的援助，我不能尽到什么力量。倒是从一辰同志的信息中，感受到精神上的欣慰，料想一辰同志得到我的反馈信息后，也会是同样的心情吧。
时隔数年，国家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这时忽见报道，河北省政府领导成员中，出现副省长杨一辰的名字，我不禁为之兴奋。看来经过这六七年的磨炼、考验，他终于又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并且是回到河北这样的老区，人地两宜，对于一个饱经风霜，年届花甲的老共产党人，也是他发挥自己能量的很好机会。
世事难料，“佳期”苦短，“文化大革命”的狂涛很快席卷全国。
翌年，从上到下掀起对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大揭发，大批判，使人惊诧莫名。从我内心讲，怎么也不能相信，一个曾写出《论党》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样皇皇巨著的曾经给多少共产党人以深刻党性教育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竟会被挂上这三大“头衔”。然而在那时这却已成为事实上的定论。而我自身也早已被扣上“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甚至是“叛徒”的帽子，被摒弃于党组织甚至于社会、人民范围以外，只能被当做大批判的靶子，哪还有表示自己意见的权利和机会？即使后来被“解放”出来，也不能发表任何与“文化大革命”唱对台戏的意见。
这时又不禁想起杨一辰，或因当年挺身替代和保护胡服这件事，和那三大头衔挂上号。过去，这一以自己生命换取领导同志安全之举，被认为是共产党人崇高典范的行为，如今世易时移，是非颠倒，也许会因此获罪。但回头想一想，就算被保护者本人现在有什么问题，但当年毕竟是上级党组织派去奉天的高级领导人，因而不应非议其时舍身掩护的英勇行为。但在那个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的年代，这些问题是无法辩白清楚的。在以后的时间里，在断断续续的消息中，我逐渐闻知杨一辰这位老共产党人，还是被当做黑线人物“挖”了出来，说成是“胡服的卵翼”“大号的反革命黑帮”“黑干将”，差不多可以想到的帽子都扣在他的头上，难以想象他经受了多少折磨！
（四）
粉碎“四人帮”，人心大快，一些被颠倒的事实，逐渐得以拨云见日，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积久的冤案，陆续得到平反昭雪。老同志间传闻，杨一辰总算逃过一劫，活了下来，但不知其去处。直到1989年，才得知几位老同志已在北京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住了相当一段时间，这才有了那一次对三位前辈的看望。我那首小词中五、六句，“横眉冷对权奸，何期白首株连”，就是指杨一辰贯穿一生的、令人刻骨铭心的往事。
重逢那天他特别激动。他本以为在那样残酷的迫害打击下，不会再有和老同志见面的机会。故人之间，早是音信全无，谁的命运如何，实难预料。曾几何时，连他自己也以为来日无多了。“那简直是非人的生活”，说到此，他那满脸皱纹，消瘦微黑的老脸一下涨得通红。开始他说这些事无法回忆，不想再摆谈下去了，我以为他提起那场劫难徒增痛苦，还是谈点别的，使他宽解欣慰为好。但难得有这向故人倾诉的机会，不过一小会儿工夫，他还是按捺不住心头愤懑之情，一吐为快。他不让我有插话的机会，我也无法劝慰他安静下来。
‘文革’开始，我曾经有过一些迷惘和困惑：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怎么会有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出现？我到石家庄的时间很短，接触不多，‘炮轰’‘火烧’的目标还轮不到我的头上。后来冲击省领导机关，我沾上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边，也只是被动地接见造反派被拉下了漩涡，没有被放在‘打倒’的主要位置上，随后又被‘夺权’靠边站。思想一直搞不通，疑惑不解，不知这个运动要搞到什么地步。到抓‘叛徒、内奸、工贼’之时，才感到问题已到了难以收拾的程度。看到除了‘文革’的狂热派和支持他们的少数人而外，似乎所有的人都要被搞掉，不寒而栗，想到党和国家的命运，暗生忧虑……
“我不相信所谓的‘叛徒、内奸、工贼’有这样大的问题。果真会这样，还能够在党内存在那么多年，处于那么高的领导位置吗？”他说出心中的困惑和疑问，“我只是对这一重大事件有自己的看法，哪里想到因为我在奉天省委所做的掩护他的安全这件事，竞被那帮家伙硬给挂起钩来，一下来了个突然袭击，瞬间我成了当地的头号‘反革命’，岂止是炮轰火烧，而是立刻被打翻在地，还踏上一只脚。接下来就是无休止的批斗折磨，不仅被无数次的‘文攻’，还多次被‘武斗’，什么‘老反革命’ ‘黑干将’，为‘叛徒、内奸、工贼’抬轿子、吹喇叭，破坏革命……没完没了，无休止地批判斗争，连家里也受到连累，浑身沾满被批斗的烙印……”
说到此，他手指着那不大利落的右脚，我才明白他的腿脚不大方便，竟是“文革”给他留下的痛苦的烙印。这使我也不禁联想到“文革”开始后几年，自己所遭受的打击，但比起他所受的一切，却是相差甚远，不足为道。我想劝慰他不要再说下去了，但我说不出口，他向你倾诉这些痛苦的往事，出于对一个信得过的老同志的深厚情谊，我怎么能阻拦他尽情摆谈呢？
杨一辰仰起身子，瞪着那深沉、坚毅的一双眼睛，似乎看出我心里在想什么，但他还是毫不迟疑地继续往下述说：“你想我会为他们这些莫须有的打击迫害吓倒吗？过去为了保护党，保护党的领导人的安全，我挺身而出，舍身为党。难道现在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允许这帮蟊贼诬蔑党，诬蔑党的领导人吗？我拒绝这些诬陷、攻击和侮辱，挺起身来和他们说理。在那暗无天日之时，越是倔犟，不弯腰杆，越得承受更加凶残的‘待遇’。不过我也豁上了，我不怕死，在奉天那次就准备去死，难道还怕这次去死吗？只不过那次是和敌人斗争，是为了保护党而自觉采取的行动。这次面对的却是‘文化大革命’中上蹿下跳的跳梁小丑，还会被他们扣上‘反党’ ‘反革命’等莫须有的罪名，怎么也是于心不甘呀！”
我劝慰他说：“现在好了，你们这些老同志不都挺过来了吗？那些大憝大奸不也都揭露出来，一样被打翻在地了吗？”
说到此，他的情绪一下转了过来，精神也为之一振。
“党是伟大的！尽管从内部发生了这样大的事，几乎把党和国家推向毁灭的边缘。但是党的正确力量，抓住时机，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扭转了革命航向，回归到正确的道路上，不仅把我们这些老骨头从死亡线上拉回来，重要的是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使我们看到未来真正的希望。”
我们谈了许多，我深感面前这位饱经风雨的革命老人真是太激动了。话题刚转到别处，马上又被拉回到“文革”上来。“文革”给予他的痛苦确实太多太多了。对于从城市服务部到青海那段时间，他倒觉得真的是过去的事了，都是正常的举措。他不适于做城市服务部那样的工作，而且确实也犯有错误。踏踏实实在青海工作的几年，使他多接触实际，接触基层，对自己有很多好处。最后他告诉我，组织上对他已经有了明确和肯定的结论，推倒了对他的一切不实之词，并已通知他去河南省人大，俟人代会通过后就正式工作。这使他非常高兴、兴奋。他靠边了十多年，多么渴望能有重新工作的机会，干什么工作对他已不重要，他只是想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河南是他希望的去处，他曾在河南工作了七八年，那里有当年一起战斗的老战友、老同志，能够有见面的机会真是好事呀！他的全家也将一起去，行囊无多，说去就去，也是一身轻嘛！
然而，就在这次见面后不过两三个月的时间，我突然见报道，杨一辰到河南后不久，还没有经过人代会选举，正式走上工作岗位，已猝然去世。
事后得知，老人到河南后，一些老同志纷纷前去看望，使他激动兴奋的心情，一直无法平复，总是摆谈他在这场浩劫中令人痛切肺腑的遭遇，几乎天天如此。时间久了，身心不能承受之重，终于在一次交谈时，猝然辞世。
从见到他到闻知他去世，我的心情很不平静，这自然出于对这位我熟知的革命前辈的钦佩和惋惜。他的崇高品德和坚定忘我的革命精神，使人永远不会忘记。但谁也不会想到，他早年那一次光明磊落，英勇献身的大无畏行动，竟使他在“文革”中受到如此严重的冲击，使他的生命也几乎到了毁灭的边缘，过去敌人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竞被“四人帮”一伙做到了。
公道自在人心，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一伙已被揭露清除，阴谋终被粉碎，其倒行逆施终遭人民的唾弃。只是这些老同志受到的损害已经难以挽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