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记
清平乐
门开万寿，入室逢三叟。
结伴东来诸战友，试问公，曾记否？
横眉冷对权奸，何期白首株连。
莫道一时风雨，壮怀犹记当年。
这首小词作于1979年，以记述在万寿路看望三位老前辈时的情景。首两句是点明在万寿路会面，后面六句实为三组，分别提到和三位老人谈及的些许往事。
那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三个年头，初冬的一天上午，我径往北京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看望我素来尊敬而又分别多年的三位老同志。他们都是经过不少艰难险阻，风吹浪打的老一代共产党人，其英勇的献身精神，传奇般的革命人生，曾经给我很大的感染和启迪。他们虽不是无缺点或失误的完人，但这丝毫无损于我对他们的敬佩、景仰。新中国成立后，彼此分处各地，久无联系。这次突闻他们因“文革”以来发生的许多事，在京等候审查安排，并都住在万寿路的一栋小楼里，真是一个很难得凑在一起的机会，我可以借此一同看望他们。在我的记忆里，他们曾经在一起工作，现在恰巧在招待所又住到一起，还真是巧合呢！他们三位就是1946年在中共华东局工作的杨一辰、张晔、刘格平。
小楼不大，一楼一底。住上三家人后，就只剩下楼下这间小客厅或者说是小会议室。我一进会议室就见到了他们三位。他们对我的突然到来，十分欣慰。别已多年且又经过“文革”这些年头，大家都有许多话想说一说。遗憾的是不可能四人在一起摆谈，他们都是各说各的。没过多久，其中两位就各回各家，还都打招呼要我别走，等我分别去他们家里好好聊聊。就这一会儿，已依稀可见各自的习惯和个性。张晔过去和我最为熟悉，他对同志总是那么亲热、坦诚、恳切，满怀激情，似有多少话对你说不完。在他面前，让你感到很亲切，聆听他对你的关注和哕唆的言语，让人舍不得离去。但此时，虽然还能感受到他那坦荡、开朗的情怀，却觉得他的精神状态里似乎少了以往那种激情和冲动，不像过去那样话老是说不完，现在说起什么事，似乎后劲不足。刘格平向来给人的印象是比较深邃、沉稳，说话不紧不慢，不急不躁，但说出话来却很肯定，使人感觉他对人对事有点“先人为主”之嫌。这次他的话语很简练，有些事甚至不大愿意提及，情绪较为低沉。只有杨一辰，他应是三人中较为年长的一位，腰腿虽已变得不太麻利，却仍保持着山东汉子率直爽朗之风。过去我还未见到过他现在这样火暴的性格，特别是谈起“文革”的经历及见闻之时，他的火气一下就上来了。不管是他自己还是几人在一起，都要一股脑儿全发泄出来，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老同志们是怎么了？”面对三位尊敬的前辈，我骤生一阵惊愕、苍凉之感。看来这场急风骤雨，在他们身上刻下的烙印太多太深！即使是经过九死一生战斗磨炼的老同志，碰上“文革”这个史无前例的奇事，也照样“很不理解”，不知道该咋办！事出突然，无从抉择。十几年的往事，非三言两语可以尽述。我和他们三位说说聊聊，其实就是想听他们一抒胸臆。交谈中我难得有一句半句说话的机会。他们似乎也没打算听我谈什么，只是见到我这个多年未见，又能够听他们说话的后生晚辈，得以将胸中块垒一吐为快。
此次会面后我还有一次十分珍贵的机会见到张晔，见到刘格平的机会则更多一些。唯有杨一辰，在万寿路见面后不久，他还没有接触新的工作之前，就溘然长逝，再也不能相见了。
事隔多年，三位前辈均已先后作古。我且分别记述和三位前辈往来接触的点滴往事，谨此作为对他们的缅怀和追念。
坚忍执著、忠贞不渝的张晔
（一）
比较而言，在三位前辈中，我最熟悉张晔。
在《霜天晓月》一书中，我曾较详细地记述了在张晔领导下奔赴鲁北的那段难忘的岁月。那是我生命历程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段历史。他那坚定、灵活、平易近人的高大形象，一直深刻铭记在我心中。
在跟随张晔行动之时，不曾记得他对我们进行过多少革命理论的教育启示，多半时间是听他叙述革命征途上遭遇的无数艰难险阻，叙述临危不惧，慷慨从容的传奇人生。听他谈到自己已被处死刑，并被告知次日即将执行，当凌晨时分他听到“催命”的开门声那一瞬间，在他的脑子里泛起恍如过了遍“西洋景”的一番情感，无不为之揪心动容；听他谈及无钱买车票，却假装失窃，完成全部旅程；接着又冒充郎舅之亲，直闯府院，争得一线生机；在被捕后数年的监禁中，他绵里藏针，机智应对，和敌人进行长期斗争。这些对我们几个年轻人来说，无疑是最生动的革命实践教育，无形中受到革命的坚定性，斗争的灵活性以及多姿多彩的斗争方式的教育，树立起对艰苦斗争的乐观情怀，使我至今犹记这些生动活泼、鲜明风趣的活教材，以及他那崇高品德和感人的魅力。
与此同时，我也目睹了他在处理冀鲁边工作重大问题时的坚忍、耐心、执著的精神。面对边区所处的敌我斗争的严重形势、内部军地双方久存芥蒂、军队统一指挥机构迟迟未能建立……他亲自下去，周旋于领导机关、领导人之间，反复做工作，交换意见，罔顾其他，以至巡视团的同志感到焦急，对他四处奔走，对巡视团工作没有整体要求，甚至丢下不管颇有意见。然而同志们很快发现正是由于他把力量用在重大问题上，抓住不放，才使问题得以迅速解决。特别是从在边区军、地高级干部团结会上，揭开盖子，展开思想斗争，推动边区统一领导中心的确立，提出成立边区党委的请求，并很快得到北方局的批准等事实中，我们深切体会到，他抓重大问题，算得上是一针见血，处理有方。对巡视团的具体工作抓得不及时，不能不说是他工作上的小缺点，但和他抓大问题不放、解决问题及时相比就不算什么了。
更令人感到意外却又处理得非常稳当的是区党委领导成员的工作安排。按当时情况，巡视团主要领导将留在边区工作，几成定论，张晔又是带着北方局交代的任务来边区，他在解决边区问题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上都得到广泛的好评。提建议名单时，张晔出任边区主要领导职务是众望所归。然而由他主持报送、由北方局批准的名单中，张晔却是区党委组织部长。在揭开盖子过程中受到批评，并作了自我批评的原边区地方党负责同志任宣传部长；在新的区党委书记未到之前，主持区党委的日常工作。这使我的思想为之一亮，真正体会到他的胸襟开朗，大公无私，充分显示了一个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怀。他甘当配角居次席，坚决履行共产党人的义务，在领导班子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给我们这些年轻人树立了好的榜样。记得他在传达上级指示或讨论工作时，经常讲两句话：“传达或贯彻党的指示，对的是党的指示的正确，如有错误完全该由个人负责。”这种把荣誉归功于党，责任由个人完全承担的崇高道德风范，给我们以长期深刻的影响。
张晔平素的作风十分平易近人，和同志们交流思想无拘无束，从不泛泛说教。大家彼此之间没有上下级界限，在那样残酷的斗争时期，朝夕与共，亲如兄弟。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人在一起交谈，张晔也参加进来。当时正值暑天，弄来几个西瓜切成片，大家抢着吃，颇为热闹。有的人把一片西瓜往嘴里一溜，瓜瓤瓜子截然分开，瓜汁就咽到肚里去了，随即又来第二片。张晔年纪大，抢不过年轻人，他急中生智，拿出“杀手锏”——放下没啃完的西瓜，抓住桌上半边西瓜，用嘴在瓜瓤上舔几下，唾沫溅在瓜里，再回头接着啃没啃完的西瓜，引起大家一阵大笑。我说：“张晔同志，你真是不择手段，为了把西瓜弄到手，太不讲卫生了呀！”他大笑着说：“反正你们不会再吃这片西瓜了，该我自己慢慢来吃，哪有什么卫生不卫生呢！”
在平时交谈中，虽然比较随便，没有拘束，可一旦和你争论起来，他的劲头就上来了。他可以冲到你的跟前，甚至抓住你的衣襟高声疾语，唯恐你不清楚或不接受他的观点，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唾沫飞溅。大家都已熟悉他的一贯作风，不觉得他的态度有多厉害，反而为他那激动、兴奋的热情所感动。
他也有明显的缺点：工作条理性不足，组织领导不系统、不具体。我们曾向他指出，而他认为自己是工农出身，理论文化水平低，有困难，但答应要注意改正。他和干部谈话交代工作有时很具体，有时又很简单，特别是对我们几个他熟悉的干部，更是如此。比如那次决定我去二地委主持工作，无疑是他的意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事来得突然，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难以接受，本想见他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接受他的批评教育，不料他只简单两句话：“叫你去就去嘛！哪有什么话可谈！”一下封住了我的口。可能因为在他领导下工作较久，彼此熟悉，他不认为此决定有何问题，以及我会有多少意见，这么简单地就“打发”了，给我思想上留下一点遗憾。
半年多以后，他因身体不支，调回山东分局，未给我们打招呼即匆匆而去。我闻知此事，对他因身体不支，无法在边区长期坚持工作表示理解，但对他未给我们打招呼，多少还是有不怿之感。以后得知，他调任滨海区党委副书记，在滨海符竹庭书记牺牲后的一段时间，由他主持区党委的工作。新的工作环境与冀鲁边大不相同，他的身体状况也在好转，我也深为他高兴。
（二）
1946年在华东局党校学习时，有机会见到张晔、杨一辰和刘格平三位前辈。其中见到张晔的时间不多，但每见到一次，彼此都兴奋不已，谈兴甚浓。谈的话题多是个人的思想及生活，从不涉及现实工作中的人和事，严守组织纪律。我和过去一样，仍关注他的身体。他坦承在冀鲁边最后那段时间，身体实在吃不消，继续干下去不仅个人无力支撑，也成了边区坚持斗争的包袱和累赘，离开边区也是不得已。他笑言：“我可不是逃避边区的斗争呀！”他说，到滨海这几年，条件确实好些，战争的最后胜利也使自己的身体比原来好得多，但和你们这些小伙子比还是不行，当年做地下斗争和蹲监牢时，饥一顿饱一顿，骨头架都整垮了，动不动就犯病，有时自己也很烦，真是太无用了。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少生点病，多做点工作呀！
话虽那么说，但从他的神色中，依稀可见他永远不知疲劳，永远激情洋溢的老黄牛本色。
那时抗战刚胜利不久，华东局所在的临沂地区正处于较为安全的环境之中，有了解放区生产的“大鸡”牌香烟，还有公开发行销售图书的新华书店，书店有从苏联来的政治、经济和文艺图书，这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我不可能购买很多图书，竭尽所能用每月两元北海币的生活费买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内战史》《工厂史》《恐惧与无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这些书有好几斤重。一有闲暇，我便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社会、历史和文艺著作。到党校这一期学习临结束时，鲁南战火已向临沂迫近，我被李宁部长临时留在山东支前委员会工作，心情颇为不快。曾和杨一辰谈及此事，提到我曾听张晔谈到李宁，甚感敬佩。但这次却使我很失望。杨一辰说，张晔讲的是事实，你现在再去问问他是否还是原来的看法。我没去问，我知道张晔不会在下面同志面前对某个同志说长道短的。因我即将去支前前方，向他道别时还是有幸见了一面。他本已列入支前人员名单，由于身体原因，已由贺致平代替。我对他说，我有几本十分珍爱的书，带上是个包袱，想请你代为保存，战争结束后我再来取。他听后哈哈大笑：“很好嘛！我正需要学习，这几本书正是我需要的，你带上是累赘，也没时间读，正好放在我身边慢慢读，这样对我们双方都有利，就由我来帮你卸下这个包袱吧！”
1947年10月，我奉命带领渤海区三万民工，携五千副常备担架南下支援华东野战军南线部队，先在阳谷县进行出发前整训，行前返回阳信何家坊，向区党委领导告别出发，适逢渤海土地会议召开的第一天，王卓如告知：“你既然来了，就去听一下张晔的传达报告嘛。”这时才知张晔作为华东局民运部长参加了全国土地会议，现来参加渤海土地会议并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会上又听见他惯用的两句话：“我向会议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传达得对是因为党的指示正确，如果出了错，那是我理解有误，完全由个人负责。”这两句话我已多次听见，但还是感到非常亲切。他把个人和组织的关系、责任，正确与错误的分野说得非常清楚、诚挚，向人们灌输了组织纪律和党性的教育。在传达过程中，逢有需强调之处，他会显得很激动，提高嗓门，那半哑的声音一下洪亮起来，在远处仍可看见他嘴里唾沫飞溅在身上，可以看出他的全部思想和精力都集中在中央的精神之中了。毕竟我不是来参加会议的，急着要立刻出发赶回阳谷。由于考虑到他身体不好，在大段讲话后确实需要休息，也不想在此时打扰他的思绪，在传达中的休息间歇，我向他简单道别，即匆匆离开。
南下后不久，忽从上级的文件通报中得知，渤海土地会议揭开盖子，原区党委领导成员被严厉批判斗争及停职处理。我一时愕然，不知其详。可以想到，张晔作为华东局指派参加渤海土地会议，恰是碰到浪尖风口上了。以后陆续得知，渤海区党委领导班子据称是基本烂掉了，传闻康生任区党委书记，张晔、刘格平任副书记。以后又闻张晔任书记，刘格平、李广文任副书记。这使得离开渤海远在中原的我一直十分纳闷。对我熟悉的原区党委几位领导人犯了如此重大的错误深为不解，但又不能怀疑上级对渤海问题处理的“正确性”，只是相信张晔等同志坚强的党性，阶级观念和组织修养，相信渤海区的一切都会好起来。
1949年9月，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前夕，与会成员名单在报纸上公开报道，张晔、刘格平均在其中。张晔在农民组，刘格平在民族组。这是一个重大信息，作为地方的负责人，能够参加全国政治生活中的盛会，既是走向各自政治生活的高点，也是对他们在革命历程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充分肯定。我自然为此高兴不已。
（三）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和山东少有接触。听说山东几个行政区都已先后撤销，分局直接管到地区。在此之前，张晔已离开渤海区，回到山东分局，嗣后各行政区干部也陆续被调到山东省和有关地区。有幸的是1950年我再度去京时，从刘格平处知道，张晔在北京住院，这样使我有了一次看望他的绝好机会。
他的身体看起来与过去相差无几，只是易感疲倦，稍有不适即头晕脑涨，浑身酸痛，就得去医院住一段时间。前些年由于工作紧张，得不到休息，旧病常常复发。由于北京医疗条件较好，组织上就送他来京休息治疗。他告诉我，他已回分局一段时间，王卓如接替他的工作，现在区党委已完成历史使命，正在办理结束工作，人员大都到省里各方面工作。一俟病情转轻，他将赶快回去。
虽说我们是在病房相见，大家却都十分高兴，交谈甚欢。照旧充满老同志间的热情，没有丝毫拘束。张晔仍然保持原有风格，谈话中不涉及具体的人和事，特别是对渤海土地会议后的事，更是严守纪律，守口如瓶。我提到何家坊匆匆一别……他只简略提及，渤海土地会议是贯彻中央土地会议精神，他参加了会议，有责任做好会议的具体工作。现在看来渤海工作已经取得很大进展，普遍提高了干部的觉悟和群众观念，在支援山东和华北的战争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对于具体问题没有涉及，他说的和这些年公布的都是一致的。在谈话中，我忽然想到并向他提出，在离开临沂时，我曾将几本书托他代为保存，现在可以取回了。他和上次一样，一阵哈哈大笑说：“郝炬，算了吧，那几本书就算是我的了，你想要回去，不可能的！”
我二话没说，就和他抬起杠来了：“那怎么行？有两本书我连翻都没翻过，别处又没有卖的，你还是还给我吧！”
磨来磨去好一阵后他说：“你知道我是工农出身，没读过什么书，现在正是好好读书学习的机会，提高提高嘛！你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这事就别提了。”
我只好笑说：“张晔同志，你太有意思了。你不还给我，我也无法。书又不像瓜瓤子，在上边沾点唾沫就完了。那两本书别处还真找不到，你留着也不一定看嘛！”
这是我的心里话。我琢磨过，别的书好办，只有《工厂史》《苏联内战史》在别处均未发现，我真渴望手里能有这两本书。但是张晔就是不松口，书在他的手上，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说，你实在不同意，只好算了。
他听后哈哈大笑：“你可是帮了我大忙，真得谢谢你呀！”
其实我心里明白，张晔不还给我这几本书，不一定是为了读书学习的方便，可能由于行动不便，没有保存下来。他不说丢失却来个赖账，开个玩笑，也符合他以往的作风和性格嘛！
此后不久，便听到传闻，山东分局对组织部副部长李广文等人进行了严厉批判和处分。后又断断续续听说，批了两个副部长相当长时间的“宗派主义”“地方主义”，实际已经涉及组织部长了，但没有听说直接批判他。因为他是病人，可能在休养治疗。1954年，忽闻山东又“翻了一次烧饼”，李广文等一事被翻了过来。接着山东分局撤销，成立了山东省委，但未听说张晔做什么工作。有人说，他已不在山东；也有人说，他仍在山东，还在养病等等。
1964年后，我在北京时听说他在京住院，得以再次见面。他确实在病床上躺着，身体和十几年前比，确实差了许多，头发几乎全白了。据他自己说，心血管病和高血压折磨他好几年了，病情时好时坏，这次已住院不短时间。这时我插话问他：
“我听说，你调到华北局搞农委工作是吗？”
他只是笑了笑，一直到末了，我也没弄清他究竟是调到华北还是仍在山东。
“时间久了，看来我很难脱离山东的干系了！”他带着诙谐，不当回事地说。
时间过得真快， “文化大革命”突然兴起。到处都在“炮轰”“火烧”“打倒”，谁也弄不清自己和别人的命运。我自己也被关进“牛棚”。偶然在新闻广播里听到山东的一点信息，多是王效禹等人的活动，故人行踪无从得知。
1976年末，举国上下都在欢庆打倒“四人帮”之时，我从内心舒了几口大气，觉得以后能够正常地放手进行工作了。忽从浙江省来人找我外调，一问，始知是浙江省党组织为了弄清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曹戎是否参加北方局巡视团到冀鲁边工作的一段历史。来人一再强调事关重要，是否参加过北方局巡视团到冀鲁边成为曹戎政治生命的关键所在，而我的证明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一环。
“有这么重要吗？这本来是不需要证明的嘛！”我真觉得太小题大做了！北方局派出的巡视团，用得着这样查来查去吗？即使需要，只要查查当年组织部门的工作记录不就清楚了吗？这真是“劳民伤财”，多此一举。
来人显然认为我对此估计不够，反复解释：这是弄清干部政治历史的需要，是组织对党员负责态度的体现。外调本身也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我们本以为就这件事去山东找当时巡视团的团长张晔，他只要说“事实确实如此”，问题就解决了。可张晔却说：巡视团有郝炬、李炎，就是记不起有个曹戎，你说这叫我们怎么办？
“怎么可能呢？”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们这个巡视团一共四人，连警卫员李月盛才五个人。从太行到冀鲁边，近两年时间里朝夕相处，怎么能说不记得曹戎这个人呢？
“我们也是你这个看法，”来人说。“我们查过去的档案材料只有四个人，李月盛是警卫员，不是巡视团成员。我们再三请张晔回忆当时的情景，但他就那么斩钉截铁，一定不改，所以只好老远来找你证明了。”
“怎么会这样呢？要是我也糊涂，一时记不起来，不就无法证明而终了吗？”
“要不我们说，你是唯一能证明此事的人了。不光我们，连张晔也是这么说的。他和我们谈得都有点急了，最后说：‘我的话你们听不进去，那就去找郝炬嘛！他年轻，记性也好，会说清楚。’细想一下，你们一行共五人，张晔不证明，李炎不在了，我们打听过李月盛也没了，只有你一人能证明此事，这不是很关键吗？我们真的打听过了，你记得清楚，证明不会错的。”
我苦笑一声：“据你们所见，张晔同志是不是脑子不好，真把此事忘了吗？”
“我们听他谈话时，看他精神还算好，不像随便说的话。但他那股倔劲，真叫人捉摸不透是怎么回事。”
“如此说来，你们还是找对人了。我们三个团员在一起，算得是同志加兄弟，其实和张晔也是一样，现在他忘干净了，我更得以负责的态度，斩钉截铁地证明，有这个人，有这么回事。这样你们总算完成任务了吧！”
来人达到目的后高兴而去，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脑子再不好，张晔怎么能把曹戎忘了呢？从1940 -1942年，足足两年时间，我们生死与共，同甘共苦，怎能轻易忘掉？是不是他对曹戎的工作有什么看法，日久淡忘？这种可能性很小。因我们三人中，曹戎处于第一团员的位置，张晔对他的依仗和重视远在我们二人之上，绝不可能在工作上给张晔留下不好的印象。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外调的耍了不正派的手法，把张晔的证明拿来反着对我说，想“诈”出点“破绽”，以作出不利于被调查者的结论，在前几年造反派横行时，不止一次发生这样的闹剧。但这次外调来人，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且是省级党组织慎重派出，不会再施用那种手段。想来想去，只能认定张晔因“文革”受到刺激，脑子不好用了，以至健忘，他日得见，提及此事，恐怕他自己也会当成个大笑话吧！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些年发生的同类事例太多了。就以我这个被称为“记性好”的壮丁来说，就有两次失误的记录，一次是把我亲自交代去抓“逃跑干部”的同志，当成“逃跑”的干部，若非本人坚持申辩、复查，几乎蒙受不白之冤。一次是忘掉了具体的人和事的时空情节，硬说是不曾有过，在事情弄清楚后，引起相关老同志的气愤和严厉批评。对比之下，张晔的健忘又算得了什么呢？遗憾的是没能趁机侧面打听一下张晔的近况。在造反派横行之时不能这样做，但此时“四人帮”已被打倒，党拨乱反正、解放干部为人心所向，打听一下应不是什么问题。但从来人的谈话中，多少能觉察到，他似乎也挨过批斗，和许多老同志相同，早已靠边站，现正等待结论和重新安排工作。这次来人也给我传递了一点信息，张晔过了“文革”这一关，虽说身体更差了，但还是令人十分高兴。
两年以后，才有了在万寿路招待所看望三位老前辈的事。
（四）
在万寿路见到三位前辈，距离上次见面时间最短的（张晔）也已十几年了，杨一辰、刘格平则已有二十多年未见面了。岁月沧桑，大家都有很大的变化，张晔的花白头发已变成一片雪白。虽说还能从他的神色中察觉到他那常见的带笑的面容和直率亲切的语气，但话语显然少了许多，更不容易察觉到他从前那种坦诚、热情时含幽默和风趣的风格。我能想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知经历过多少困惑和焦虑，产生过多少激愤和痛苦。长时间的强制忍耐，强作沉默，甚至被迫作过一些言不由衷的表态，直到现在还回不过神来。他不像刘格平那样凝重和沉稳，还是不时地讲到“文革”中的见闻和自身的经历，但从不涉及具体的人和事，并且尽量从正面回顾，把这些看做是党的前进过程中发生的经验教训。他不像杨一辰那样极度激动和愤怒，总是尽量理智地寻找那些人和事的由来及原因。他一再说，我们这帮老家伙从开头到现在，总是口口声声说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现在总算有所理解了吧！其实也不尽然，到如今也不敢说对“文化大革命”是真正完全地理解了。他始终相信和坚持自己的一贯思想：党是伟大正确的，党终究会以自己的力量解决和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我从他的神情和口气中，深深感受到一个老共产党人对党的信任和真诚的挚爱之情。
在交谈的间隙，我忽然想起为曹戎作证明那件事，好奇地问他：“我咋听说，别人外调找你证明曹戎在巡视团的那段历史，怎么你竟然连曹戎都想不起来了呢？”
他迟疑了一下，似乎想尽力回忆有无这件事发生，但很快回过神来，立刻痛快地说：“你听那些人瞎说，我怎么会不知道曹戎呢？”
话说得很简单，看他一时迟疑却很快又转过来，并直截了当地否定的神情，我无法再问下去。但已证实了我原来的猜想，时间过去已久，到了他这样大的年纪，一时记不起来，事后又想起来，但却不记得自己已经说错了。虽然这只是出了点小错，但不管落在哪个人身上就成了要命的大事了。我可以断定，曹戎本人和我的想法也会是一致的：“我们最敬爱的张晔同志，如果不是记性不好，绝不会这样的。”事情已经过去，张晔的风范在我的心目中也绝不会改变。在我写的《清平乐》一词中，记述有关张晔的两句是：“结伴东来诸战友，试问公曾记否？”就是指当时印象很深的这件事，只是感到有点遗憾而已。
四五年后，我从北京绕道去济南，省里两位同志得知后要宴请我们，因我提出到济南要去看望张晔同志，他们就邀约张晔一道在宴会时见面，我甚感不安。本要是上他家专门看望，但张晔得知后，定要亲自来我下处，而且早早即来招待所相候。使我不得已把约定要来相见的其他熟人推掉，以便能和他多叙谈一些时间。
此时张晔从北京回山东任省人大副主任已有数年。听他谈起山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有很多看法，特别是对“文革”后期到80年代初的主要领导人的言行，更是指名点姓地公开批评，使人感到他与以前风格不一样，可说是个大的变化。他不是背后说说而已，而是公开磊落讲出他郁结在脑海中的重大意见，尽管这些意见都是从党的原则、党的利益出发的。回想在万寿路那次见面，也能感觉他的胸中郁结了许多意见，但却甚少谈及，他仍坚守不在组织范围以外向其他人表露的原则。这次约见，他放得很开，少有顾虑。虽然我们在摆谈中多半还是多年相知的老同志间的革命友谊的真实表露，但不可能不涉及“文革”以来的某些具体事例。话语不多，但是真实、直率地讲到地方在几年“文革”中的混乱与不幸，不提名地谈到当时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在群众中的一些反映。如说到有副对联：“祖国山河热似火，齐鲁大地冷于冰。”这在当时可说是流传甚广的两句顺口溜。我万万想不到，会从他的口里说出。于此，依约可见，他对“文革”出现的诸多怪现象，积多年之容忍，终于迸发出来。这次见面，老人与我似乎都有相见恨短之感，久久不愿离去，以致引起如约前来看望我、却等了很久时间未及多谈的一位同志很不高兴地走了。同时也说明张晔与我们几位同来边区的同志长久而浓厚的同志情谊。此时李炎早逝，曹戎远去，还能几次相见的只有我和他两人了。长久的友谊和短暂的相见，令我永难忘怀，更未想到此番分手，竞成永别。八年之后，忽闻张晔同志溘然长逝。未能再见一面，深以为憾。
（五）
张晔逝世后十来年间，来自北地的一些传言和信息，仍不时地勾起我对这位毕生忠诚、献身于党的事业的老同志的深刻回忆。
1997年冬天，忽得张晔夫人胡孟华来信，提到在上海的几位原冀鲁边的老同志从党史资料中发现：在1940年北方局高干会议的报告中有“关于津南鲁北的教训”一部分。这是根据一份报告提供的资料，对边区工作进行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这个批评抹杀了边区党政军民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的功绩，夸大了个别缺点，把边区工作说成漆黑一团。为此表示极大的愤慨，提出需要理清事实，查清报告材料的来源。有人据此认为，是张晔率领的北方局赴边区巡视团向北方局提供的报告，引起对张晔的怀疑和指责。此事令胡孟华深为不安，欲向我了解当时的事实真相和我对此事的看法。据她所知，有关党史单位正在酝酿为张晔编写传略，多数人对张晔都有较高的评价，但同时也听到一些不同意见。现在出现这件事，必将有所影响，这使她焦虑。
对此，我即刻回复：“几位老同志对此事的关注，心情可以理解。但事实可以立即澄清，这个报告发生于巡视团出发之前，我们是在张晔参加北方局高干会议，对巡视团成员作了传达后，才前往边区工作的。那时我们把‘教训’这部分都记得滚瓜烂熟，以备到边区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工作。张晔还特别指出‘教训’中提到的问题比较敏感，他打算不在干部大会上将‘教训’这部分公开传达。至于是否在小范围内传达过，不得而知。试问，我们原先未到过边区，怎能较早地向北方局提供报告材料？巡视团又怎么能带着北方局高干会议报告中指出的问题去边区？这根本是矛盾的，也是不可能的。”翌年，我在济南专门去看望胡孟华大姐，作为一位长期做党的组织工作的老同志，她看问题很客观，一心情也很平静。据她所闻，此事已经澄清，以后再未有人提及。
又过两年余，再次得胡孟华大姐来信，谈及拟议的《张晔传》的撰写一事，在他一生中的重要时期，即1947年至1949年在渤海工作时，又有不少分歧意见。如认为在渤海土地会议上对原区党委领导做了错误的批判斗争和组织处理，张晔在饶漱石、康生等直接指挥下，起了打头阵，镇前台的作用。他对这一历史事件负有重大责任，应当如实反映。还认为，不能把张晔在党内和干部中的形象估价太高。实际上他在渤海那段时间的形象，和原先的领导人比，相差甚大。胡孟华客观地叙述了这些不同意见，也希望知道我的看法。得信后，我也辗转寻思，表明自己的观点：我一直认为，张晔同志在党内的崇高形象，永远为人们爱戴和怀念。任何时候，他对待党的工作，执行党的任务都是出于公心，忘我无私，维护党的权威，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他常说：“事情办好是由于党的伟大和正确；出了问题，源于个人理解的错误，个人应当完全负责。”至今忆及犹使人不胜感动。渤海土地会议上发生的重大历史性错误，那是在饶漱石、康生直接指挥下搞的，它伤害了大批干部，给渤海工作留下了长期的阴影，这已成定论。张晔参加了这次会议，只是饶、康等的意图和指令的执行者，他说过错话，办过错事，无可讳言。但他在思想上却是本着坚决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忠实执行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和华东局的具体指示进行工作的。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环境和认识上的局限，他没有识破饶漱石、康生之流的恶劣用心，把它当成是党的指示忠实执行，以致出了问题，难以弥补。对这段历史，只能客观地予以评价，承认和理解一些不同意见，但既不应由此而影响对张晔同志革命一生的全面评价，也不应出于对张晔同志的崇敬和尊重，而忽视或不接受那些实事求是的意见和批评，并以此抹去一个正直、忠诚的老共产党人身上些许灰尘和疵点。以后我再次看望胡孟华大姐，企望她能享受到宁静和安慰。出乎我的想象，胡孟华大姐以非常平静和客观的态度，接受了对张晔同志的全面评价，我对她的豁达大度感到由衷地敬佩。
近年，我又见到景晓村之子，他谈到景晓村对张晔的认识和关系。尽管景是渤海那次事件受打击最大的原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但他对张晔的敬重始终没有改变。在渤海那次事件即将批准平反时，景晓村曾去看望张晔，并告知此事。张晔适在病中，但他却坚决不同意平反，认为那是按照党的指示做的，是正确的行动。谈什么平反呢？两人就此一番争辩，谁也没说服谁。景晓村事后对别人讲，张晔真是好同志，始终那样坦诚执著，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坚信党的指示和行动的正确，虽然有失偏颇。但他一贯忠诚于党，维护党的权威的精神风貌，永远值得敬佩。我相信景晓村同志的公正、客观和真诚，我不止一次听他谈到对张晔的敬意，我以为绝对是可信的。
历史已经过去，事实胜于雄辩。历史已对事物的是非作出的检验，更加证明了张晔这位老共产党人忠诚于党、信念无悔、执著追求、一生坚持的崇高形象。凡是和张晔有过接触交往，不论是对他一直敬重，或是因各种原因对他有些意见的人，都发自内心地称赞张晔是个好同志。他常讲的几句话，即“事情办得好，是由于党的伟大正确，出了问题，源于个人理解的错误，应由个人完全负责”，不论其是否存在片面偏颇之处，终会长留于人们的记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