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记
清平乐
门开万寿，入室逢三叟。
结伴东来诸战友，试问公，曾记否？
横眉冷对权奸，何期白首株连。
莫道一时风雨，壮怀犹记当年。
这首小词作于1979年，以记述在万寿路看望三位老前辈时的情景。首两句是点明在万寿路会面，后面六句实为三组，分别提到和三位老人谈及的些许往事。
那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三个年头，初冬的一天上午，我径往北京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看望我素来尊敬而又分别多年的三位老同志。他们都是经过不少艰难险阻，风吹浪打的老一代共产党人，其英勇的献身精神，传奇般的革命人生，曾经给我很大的感染和启迪。他们虽不是无缺点或失误的完人，但这丝毫无损于我对他们的敬佩、景仰。新中国成立后，彼此分处各地，久无联系。这次突闻他们因“文革”以来发生的许多事，在京等候审查安排，并都住在万寿路的一栋小楼里，真是一个很难得凑在一起的机会，我可以借此一同看望他们。在我的记忆里，他们曾经在一起工作，现在恰巧在招待所又住到一起，还真是巧合呢！他们三位就是1946年在中共华东局工作的杨一辰、张晔、刘格平。
小楼不大，一楼一底。住上三家人后，就只剩下楼下这间小客厅或者说是小会议室。我一进会议室就见到了他们三位。他们对我的突然到来，十分欣慰。别已多年且又经过“文革”这些年头，大家都有许多话想说一说。遗憾的是不可能四人在一起摆谈，他们都是各说各的。没过多久，其中两位就各回各家，还都打招呼要我别走，等我分别去他们家里好好聊聊。就这一会儿，已依稀可见各自的习惯和个性。张晔过去和我最为熟悉，他对同志总是那么亲热、坦诚、恳切，满怀激情，似有多少话对你说不完。在他面前，让你感到很亲切，聆听他对你的关注和哕唆的言语，让人舍不得离去。但此时，虽然还能感受到他那坦荡、开朗的情怀，却觉得他的精神状态里似乎少了以往那种激情和冲动，不像过去那样话老是说不完，现在说起什么事，似乎后劲不足。刘格平向来给人的印象是比较深邃、沉稳，说话不紧不慢，不急不躁，但说出话来却很肯定，使人感觉他对人对事有点“先人为主”之嫌。这次他的话语很简练，有些事甚至不大愿意提及，情绪较为低沉。只有杨一辰，他应是三人中较为年长的一位，腰腿虽已变得不太麻利，却仍保持着山东汉子率直爽朗之风。过去我还未见到过他现在这样火暴的性格，特别是谈起“文革”的经历及见闻之时，他的火气一下就上来了。不管是他自己还是几人在一起，都要一股脑儿全发泄出来，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老同志们是怎么了？”面对三位尊敬的前辈，我骤生一阵惊愕、苍凉之感。看来这场急风骤雨，在他们身上刻下的烙印太多太深！即使是经过九死一生战斗磨炼的老同志，碰上“文革”这个史无前例的奇事，也照样“很不理解”，不知道该咋办！事出突然，无从抉择。十几年的往事，非三言两语可以尽述。我和他们三位说说聊聊，其实就是想听他们一抒胸臆。交谈中我难得有一句半句说话的机会。他们似乎也没打算听我谈什么，只是见到我这个多年未见，又能够听他们说话的后生晚辈，得以将胸中块垒一吐为快。
此次会面后我还有一次十分珍贵的机会见到张晔，见到刘格平的机会则更多一些。唯有杨一辰，在万寿路见面后不久，他还没有接触新的工作之前，就溘然长逝，再也不能相见了。
事隔多年，三位前辈均已先后作古。我且分别记述和三位前辈往来接触的点滴往事，谨此作为对他们的缅怀和追念。
铁窗十年、风雨平生的刘格平
（一）
知道刘格平其人其事，远远早于初见他之时。
那时我还是刚走上革命征途的毛头小伙儿，对党在革命斗争中的历史伟绩知之甚少，有幸的是一走上革命道路，我就置身于华北敌后的抗日斗争，跟随老同志一起闹革命，得以闻睹老共产党人和敌人做殊死斗争的艰难经历和英勇表现，从中受到深刻的启迪和感染。当我踏上津南鲁北这块土地时，人们多次提到的刘格平这个名字，便时常萦回脑际。
未进入冀鲁边时，在我的想象里，那片土地是那么陌生而神奇。记得中学地理课中，它是在津浦路以东，天津、济南之间，濒临渤海边一块狭长的地带。而现实中它却是在夹缝中和敌人搏斗，扬起抗日游击战争的旗帜的地方。在那艰险的环境中，抗日战士们是怎样战斗和生活的，实在难以想象。我随队伍用很长时间，东出太行，跨过冀南大平原，越津浦路及运河进入边区后，感觉神经更紧张了。因为这块土地比想象中更狭小，经过之处敌伪据点林立，最近的不过十多华里，我活动地区被分割成若干小“豆腐块”。就是这样，抗日军民照样在这里坚持斗争，革命的大旗依然不倒。人们和侵略者及其爪牙反复周旋，进行不间断的战斗行动，使我们不禁感到自己也处于从没有过的、传奇的奇迹中了。
引我们穿过津浦路和运河边的小站连镇、进入边区的路东东光县委书记李光前，向我们叙述了边区人们包括他自己在内是如何战斗和生活的。我们则如饥似渴地期待得知更多的感人至深的生动事例，以增进对这里曾经发生过的许多革命史实的了解。从李光前的叙述中我清楚地意识到，这里并不是多年沉寂的一潭死水，红色火焰早就在乡村、学校燃起，尽管遭到反动派的残酷打击，但始终未被淹没和扼杀，燎原星火仍旧在大地上继续燃烧。尤其是八九年前发生在庆云、盐山一带，持续经年，声势浩大的河工暴动，尽管最后被镇压下去了，但它培育的革命火种，遍及津南各地，为地下斗争打下了广泛的根基。直到抗战开始，国土沦陷之际，依靠这些革命的根基和种子，在党的号召和领导下，掀起了抗日的武装斗争，在八路军主力纵队驰援下，迅速形成了冀鲁边抗日游击根据地。
李光前特别提到的河工暴动，以及之前的津南农民自卫军的武装活动，都是在刘格平的参与和领导下搞起来的。刘格平是津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人，是第一位党的津南特委书记，又是在津南地区和回族群众中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知名人物。津南地区万千群众就是在他的号召和影响之下，参加革命斗争的。边区各县、区的领导人如邸玉栋、王连芳等，都是那时在刘格平领导下参加到这场斗争中来的。
李光前还说，他参加革命晚，没有赶上在刘格平领导下的革命活动，但边区的干部群众十分景仰和敬佩这位革命前辈，他的许多革命事迹在当地广为流传。
他的这段叙述，使我深为感动。在我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一个像传奇人物革命先驱嘉康杰那样的形象，或者说是津南大地的嘉康杰吧！但他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似乎更大。我很想知道刘格平此时的下落：是牺牲了还是在继续战斗？李光前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在那场“罢河工”的斗争中，刘格平被逮捕了。他还说，盐山、庆云那帮反动统治者以为抓住了刘格平，这场革命斗争必然就垮了。哪知事情并未按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去发展，革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刘格平是这场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他被逮捕当然是革命的损失，但津南地区的革命斗争不会因党的领导人不幸被捕就停止，一个人倒下了，更多的人接着冲向前来。革命的大旗，又被高高地擎起来了。在津南和各县的领导人马振华、邸玉栋、王连芳等一大批干部的领导下，那场斗争的火焰继续延烧，掀起了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
革命发展当然如此，可我们还是关心刘格平究竟怎么样了，他被捕这么久，是不是牺牲了呢？
“那倒没有，他是1934年被捕的。听说他过去就坐过几次牢，这次已七八年了。那年他被从沧州转送到北平宪兵手里，现在那些牢房变成了日寇汉奸的监狱，他真要把牢底坐穿呀！”
李光前告诉我们的，差不多全是从别人口中听来的，没有更具体的情况，但刘格平的崇高形象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时间过去不久，那段史实已成往事，但我在边区几年的战斗生活中，已记不得在同志中间有多少次说起革命战争中边区一些重大突出的斗争事例，诸如杨靖远在边区初创期间的活动和牺牲；萧华和高树勋合作抗日及反沈鸿烈反共逆行的斗争：马振华挺身而出力挽津南的困难局面；震撼人心的鲁北大宗家战斗等等，而时间最早、最激动人心的还是那场轰轰烈烈的“罢河工”斗争。邹玉峰、于梅先、李援他们都是经历过边区许多英勇斗争的老同志，谈起当年“罢河工”斗争时的刘格平，都异口同声地说：那真是了不起！他们都知道刘格平是津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人，是他在津南建立第一个青年团支部与党的组织，大革命时期还是国民党左派在河北的特派员。他到许多地方开展党的工作，在军队里搞兵运活动，后来回到津南，凭他在当地的社会影响和在回汉同胞中的广泛关系，很快掀起了革命风暴。那时他常掖枪跨马出入村野，呼唤革命。赶大集的时候，他公开买“三八匣子”“汉阳套筒”，把几挺机关枪拉回村里。很难想象在那白色恐怖的严峻时刻，他竟敢那样大胆地闹革命。那时反动政权的统治，只局限于县城周边，在乡里主要还是依靠民团、庄会等地主武装勒索和镇压农村老百姓，他们不敢轻易找到刘格平的头上，县里平素也是睁只眼闭只眼，不过问乡村的事。直到庆云、盐山的劣绅乡霸借上边的名义估逼农民上河工，从中压榨剥削，激起众怒。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几千人的“罢河工”行动，并迅速扩大到大片地方，打击了地方的保安、民团，形成声势浩大的革命行动，最后遭到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派兵镇压。刘格平等人受伤被捕，后解送沧州，几经周折后又转到北京草岚子监狱，被判刑多年，他领导的罢河工斗争也被镇压下去。但是，革命活动却未因此而停止，红色火种已经撒遍津南各地。抗战一开始，津南共产党人响应党的号召，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之中。几年过去了，没有得到有关刘格平的新的信息，只知道他没有牺牲，被关在牢狱里。后来又听说，他没关在草岚子监狱，而是关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监狱。
“谁知道他会在监狱里待了这么久的时间？”几位津南地区的老共产党人，虽然熟知津南许多革命史实，但他们对刘格平长久被关监狱也很纳闷。后来才逐渐知道，他在草岚子监狱曾有过一次机会，党组织负责地通知他们，让办一个一般性的手续争取出狱，多数被关押的革命者得以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有的人现已在抗敌前线担负重要工作。然而刘格平对此决定心存疑虑，并未遵行，后被转到北平监狱继续服刑。据说刘格平的家人利用以往在平津的一些上层关系，花了不少钱，欲求打通关节，保其出狱，均未能成功。
刘格平——这位令人崇敬的老同志，仍然被隔绝在迷茫的层雾中。
（二）
1944年秋，忽得通知，自北平出狱返回津南的刘格平，将从一地委经二地委转赴区党委，责成我去一分区边境迎接，并护送他去清西地区。这使我有机会见到这位原冀鲁边区的老领导，并亲聆教益。
此时津南鲁北的敌我斗争形势已出现大的转折。敌寇在华北平原推行几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我根据地频繁扫荡攻击后，势头已渐削弱，丧失继续向我根据地奔袭合围的能力；原冀鲁边区军民，已走出因邢仁甫叛变造成的严重祸害的阴影，合并后的渤海区形势稳定，武装力量得到恢复，被隔绝很久的各分区间的障碍已被清除，所以接送比较顺利。
刘格平和普通农民一样，一身老庄户的装束，头上罩着一条白毛巾，浑身整洁，精神饱满。他上来就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郝炬同志吧，我已听津南的同志谈到你了。”
我和分区回民大队一直全程护送他，前后用了四五天时间，其中走路占了一半时间，但我还是有充分的时间聆听他的教诲。他对同志十分热情，可说是“一见如故”，无所不谈。照他自己的说法：咱们都是革命的老同志，都是革命的一家人嘛，还有什么可见外的？
从他的讲述中得知，他在年初就从北平监狱以刑满释放名义回家了，并涉险到垦区找到区党委同志，后又回到天津，进行城市的秘密工作，发展组织，建立一定的关系。这次得到区党委紧急指示，要他回区党委后即去山东分局听候安排，并要他经过二、六分区时做一些实地了解，准备向区党委和分局汇报。他说在天津短暂的时间里，虽然做了一些工作，发展了一些关系，但因目标太大，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分局和区党委要他回解放区后即去分局，这是组织上对他的关心，至于他留下的这些关系，组织上已派人去接替他继续工作。
从这里我深深感到组织上对这位坚贞不屈、不论何时何地都为党奋斗不息、把革命种子撒向广野的老同志的关心，也更认识到刘格平这个坚定的共产党人，甘愿为党把牢底坐穿的可贵精神。他在监狱里也不忘继续进行党的工作，就在出狱后短短的时间里，还在城市里进行不间断的组织工作，他所做的一切，值得我们景仰铭记。
然而在我这样的革命后辈面前，他却十分谦逊，一再提起，十年铁窗，使他失去太多时间，现在有机会在革命根据地，亲身体会同志们是怎样进行这场伟大的斗争，要向大家学习。我们一起行动的日子里，他勤于下问，每到一处，看到一点，都要问个究竟，以求对战争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有更多了解。
对于人们最想知道的他那些重大的斗争经历，他也会说一些，但总是很简略，不宣扬，也不在一些惊险情节上多说什么。我们都很关心他当初为什么没有和狱中的许多同志一起出来，早日参加到这场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他坦率地说，自己对当时党的通知心存犹疑，担心上当以致有损共产党人的名节，要说就是不太了解敌人阵营的矛盾和相关的变化。那时原关押他们的宪兵特务已经离去，驻扎华北的杂牌军不像宪兵特务那么认真，的确是可以利用的好机会，可惜被自己错过了。对此自觉泰然，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动机是从党的原则、党的利益出发的。在监牢里他仍然坚持斗争，也是对自己的严峻考验和磨炼。现在以刑满形式出狱，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接受党的指示，进行城市工作，也是一个党员的最大满足。
在去区党委的路上，他乐于聆听我们谈及本地区斗争中的一些人和事，以及当前的有利处境，同时他向我们谈到原津南地区的社会环境和斗争的得失。当谈到当年一起闹革命的老同志，有些已在斗争中牺牲时，他说，这些年又有好些同志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每念及此，就不禁流露出无限怀念和痛惜之情。当谈及盘踞当地的乡霸土豪、军阀政客等反动势力的罪恶行径时，他无比激愤，联系到平津等外地的一些反动上层人物，其中包括他可以加以利用的一些社会关系，他凭着阶级直感直指其反动本性，表达出坚定的斗争立场，使我们肃然起敬。
他坦诚地承认：“现在我的部分思想，还停留在过去搞斗争及坐牢时的状态，对现阶段党的政策路线跟不上，真得好好学习，尽快适应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都要调整和掌握政策和策略。党的基本原则是不可动摇的，问题是我们过去吃了错误路线的大亏，现在好了，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只要把握党的基本原则立场，运用正确的政策策略和斗争艺术，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以我个人现在所看到的，与过去相比，我对将来更充满信心。”
短短的几天接触，使我深感刘格平与我并不陌生，也使我对他的印象更为加深。他虽是原津南地区最早的党的领导人，但他忠诚于党的事业，坚定执著，英勇顽强的品德风范，让我由衷地感到他也是我的领导。他对同志热情、亲切，给人一见如故之感。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对同志亲如兄弟”的风格吧！
第二次见到刘格平是1946年，渤海区一批干部到华东局党校轮训学习。在例休之时，无处可去，一般都去看望华东局机关的几位老领导，而刘格平适在刚组成不久的山东省回民协会担任主任，与各界的接触时间较多，使我们渤海区几位同志多次成为他住处的“座上客”。我们与他的往来，不是工作上的联系，也不是社会生活的闲聊，多半是摆谈他以往革命斗争中的经历、体会，联系到理论学习的认识和理解。这种交流和接触，是以格平同志为中心，着重说的是过去屡遭失败的原因，以此来阐述对学习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体会、认识。他坦承过去虽经历多次失败，但总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失败。现在才透彻认识到，是由于错误路线指导产生的结果，他自己也成了错误路线的执行者，自己得承担错误和失败的责任。现在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形势发展得多好呀！真可算是“势如破竹”，“一日千里”。就拿眼前来说，尽管蒋介石反动派处心积虑，欲消灭共产党、解放区而后快，但是党的领导应对有力，就算敌人表面声势逼人，战火日益逼近，但我们已经看见了胜利的曙光。
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表达他对党的正确路线的拥护和对胜利的坚定信念及热情期待，其实也是对我们学习的启迪和帮助。尽管他不了解我们的学习情况，但他总是期望我们比他学习得更好。因为大家亲自经历了党的路线正确引导，感受必然更深，认识会更进一步。作为一位老共产党人，他总是时刻不忘党的工作。
党校学习结束后，我们几人因对党校的领导提意见受到批评，并留我在组织部临时分配做支前工作。此时他已担任华东局民运部副部长，我去向他辞别时多少流露出心中的不快。乍听我说，他稍感意外，但随即耐心、平静地和我交谈。我能觉察到，他对我提意见的做法和受批评后的情绪并不以为然。他含蓄地要我以正常的心态对待组织的批评和工作安排，最后还关注我下一步的工作去向。他突发奇想地说：“现在正进行土改，发动群众的任务很重，你要是能转到这方面来工作不也很好吗？”他的说法当然很不现实，我的工作是组织确定的，不是想怎样就怎样。但我还是从心里铭感他的帮助和关注。
此后一段时间，我们都不清楚各自的去向。1948年初我在豫皖苏区工作时，忽闻渤海土地会议揭发区党委的严重错误，原领导人都被撤换。后得知刘格平和张晔调回渤海主持区党委工作。我乍闻渤海领导人出问题，一时心情甚感矛盾，很不平静，当知道这两位同志回去主持工作，又感欣慰，觉得是很恰当的安排，但不清楚他们在渤海工作了多长时间。1949年秋，我奉令向西南进军之时，突然听闻即将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张晔、刘格平都在公布的代表名单之中，张晔在农民组，刘格平则在民族组的前列。得知此讯息我非常兴奋，来自原冀鲁边的两位领导能进入国家政治机构，自非寻常，格平曾是山东回民协会主任，放在民族组自然很恰当。我揣想，其意义绝不在此，他作为回族最早的共产党员，有着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理应得此荣誉。随后公布的消息也证实，刘格平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这也是对他革命生涯的肯定。
西南解放后我首次去北京，向国家主管部门联系汇报工作，有机会去看望过去年代熟悉的老同志，但那时在北京唯一能找到的只有刘格平，因他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负责人，到京后一下就联系上了。从他那里我才陆续地问到张黎群等同志的去处。经过战争的洗礼，故人相见自然都很兴奋。格平谈到从华东局到渤海，时间短暂，又奉调南下新区，途中调去开办华东革命大学，半路上突然接通知参加政协会议，并留在国家民委工作，使自己的工作大转换。每次转换都深感工作的分量很重，得从头学起，努力跟上，小心谨慎地做好每一件事。在中央机关工作，有两点感觉特别不同，一是可以直接聆听中央领导的指示，知晓革命大局，视野扩大，胸襟开阔，思想境界大不一样，使自己得到很大的启发和收获，增强了对未来工作的信心；二是增大了学习革命理论、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比重。他还说，他的全部精力已经转到民族工作上了，这项工作的政策性很强，范围极其广泛，别看他本人是少数民族，但对各民族的状况，却从未接触过。现在的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工作，涉及几十个民族，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大事，一点也不能含糊；而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民族，都有他们的意见和问题，在民族大家庭里都有自己的位置。这使他在这个岗位上，更充分认识到民族工作的重要性。他要一边学习革命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一边把它运用到民族工作的实践中去。
这以后我每年去北京看望他时，多半是听他讲民族工作，看来他是全身心投入民族工作中去了。我们见面交谈时，很难谈到其他事，即使谈及渤海区那次大的变动，他也只是认为华东局对渤海问题处理及时，不仅纠正了渤海工作中的错误，也使广大干部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包括犯了错误的同志和大多数干部。他对此事的认识其实就是那时的普遍说法。他对人们时常来看望他，谈谈各自的情况，摆摆思想，叙叙艰苦岁月里同志间的情谊，感到由衷地高兴，总是期待有机会能再见面，期待大家不断前进。
在第一次见面后不久，我忽然得知，中央组成的西南民族慰问团，集合各方面成员分赴几省民族地区，开展大规模的慰问活动。这是从未有过的盛事，因为西南是多民族地区，历史上与外地较为疏隔，慰问团来后直接深入各地，接触各界人士，阐明党和国家的政策，开展促进民族团结的各项活动。刘格平率领慰问分团，深入偏远地区，历时数月，所到之处，他都身着民族服装，尊重民族风俗，和民族地区的群众干部一起活动，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我虽身处西南，却没有与刘格平见面的机会，仅从有关部门和报刊上得到他活动的一些信息，同时分享他圆满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喜悦。几年以后，他还和王维舟一起再次率领中央慰问团，来到四川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在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民族地区土地改革问题上，征询各方面的意见，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西南的有关地区。以后在京我听他谈到西南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并着重说，在民族地区做什么事，都要和民族地区各界人士沟通商讨，民族的事不是小事，一定要慎重从事。从和格平同志多年的接触中，深深感到与过去大刀阔斧、爽快利索的性格相比，他现在显得更深沉、稳健，考虑问题似乎更缜密、更周到了。
过后几年我很少去北京，忽见报载，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刘格平是自治区首任主席。乍闻之下，颇感愕然。解放以来他一直是国家民委实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是个总揽大局的民族工作者，怎会一下到地方了呢？但又想到，一个新建的回族自治区，需要有最早入党的回族共产党员去主持工作，这也是工作的需要。我暗想，以刘格平的斗争经历，膺此重任，必定游刃有余。1959年发生了“庐山会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各地都掀起了“反右倾”的大范围批判斗争，可说是“庐山会议”对彭德怀批判的延伸。省内李斌、天宝等人包括我在内，都在四川省委八次扩大会议上，受到“中会”范围的批判。李斌和我被批判的内容是：宣扬经济建设要搞综合平衡，要按照农、轻、重的顺序来抓经济生产，以此来给大办钢铁泼冷水。天宝与我们不在一个“中会”，被批事由不太清楚，但可想到，必是涉及民族方面的事。直到1962年，省里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的工作会议，总结“大跃进”以来的得失，才对被批判的干部甄别平反。其间，从省委八次会议全会有关批判天宝的全文记录中了解到，天宝的“错误”主要是对刘格平在藏区改革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抵制不力，串通一气。这使我联想到刘格平离开中央民委，是否与此有关联？将刘格平说成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四川省提出还是来自上边不得而知。记录固然不是正式文件，但此事在当时肯定有较大的影响，所以省里不会不反映到上边去的。以我过去对他的了解，他的思想有时的确易于偏激，他曾对我们流露剖析，如发生偏激，往往会“左”一些，很难想到他会向“右”转。这是我个人的猜想，不管怎样，这仅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相信对他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
不久又在正式的机密文件中看到，刘格平在宁夏工作中犯有“地方主义倾向和严重官僚主义”，以及“铺张浪费”等一系列错误，已被免去职务，这更使我惊愕。几年期间，事情竞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看来以往对他的反映，不是没有征兆，即使过去卓有贡献的老同志，也难免不会发生变化，不能凭老观念、老印象来看待他的现在和未来。但我以为，像他这样经受严峻考验的老共产党人，他的革命立场、观点和品质绝不会一下蜕变。正如他有时偏激也难以改变一样，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对于一个党的高级领导人一会偏“左”，一会偏“右”是不允许的。我相信党的领导机关为此作出的决定，同时也为他深深惋惜和遗憾。“跌倒了，爬起来！”我相信他在认识和改正自己的主观错误后，终会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
几年后，忽从报纸上得悉，刘格平任山西省副省长，他真的重新站起来了。
（三）
一声惊雷，“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人们全都缺乏思想准备，被疾风骤雨冲得晕头转向。“炮打司令部”的一声号召，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受到冲击，最高统帅部率先改组，各省市、各部委一下陷入瘫痪。为我景仰的老领导、老同志，凡在领导岗位上的差不多都被拉下马，靠边站，被无休止地批斗；已经不在位的也多下落不明，吉凶难卜。“一月风暴”从上海刮向全国，各地出现了“夺权”浪潮，“革命委员会”成为“文革”夺权后新的权力机构。我也耳闻山西省革委较早成立，原副省长刘格平和省军区负责人被推举为革委会主任和第一副主任，这使我又一次感到意外。在原有机构瘫痪，原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时，他才刚刚重新工作，还处于人地两疏的情况下，他怎能取得革命群众、实际就是造反派的赞同和支持，执掌帅印？他必须首先公开表态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才能取得革命群众的支持。以他的性格看，要做到这点是太困难了。我想他能站出来，绝不仅是“革命”群众的信赖和他自己的主观个人行动，必定得到最高统帅部的首肯，这才是决定的条件，也是使他能放手工作的保障。
事情还远不止于此。那时正喧嚷着“六十一人案”，具体说就是刘格平坐牢的地方——草岚子监狱，六十一个共产党人出狱一事。此事本来早为人所共知，是党中央批准北方局采取的措施。但“文革”中却被一个名为“抓叛徒战斗队”的造反派组织编造材料，公之于全国，将这些共产党人诬陷为叛徒，借此整掉他们。当时草岚子监狱没有一同出狱的人，则被造反派利用，大加宣扬，与那批出狱的老共产党员对照，以对他们在政治上进一步打击和诬陷。刘格平因当时未出狱，被戴上几顶桂冠，宣传为“高山青松，坚强英雄”，他被渲染的英勇事迹广为流传。对此，我暗感惶惑，刘格平确因一时犹疑没有一同出狱，但他从未否定或指责过那次出狱行动。如今在“文革”小报上散发的材料，怎么可能出于他的忆述？这在当时是非难辨，谁也无法查清，反而使他背上历史的黑锅，为一些同志所不能原谅。
“文革”中各地的局势总是瞬息万变，在“一月风暴”引起巨大轰动的“东北曙光”“西南春雷”后，山东的王效禹、四川的刘张（刘结挺、张西挺）及山西的刘张，都很快出现了问题和矛盾。他们的问题大都是支一派打一派，培植个人势力，制造混乱，篡夺党的领导权，终为党和人民所唾弃。但山西的刘张一案，却有些不同，其表现是两个领导人的矛盾，背后都有主流群众，包括老根据地的老同志、老劳模在内。最后两人都被调离，刘格平回到北京，接受审查处理，中央重新改组了山西省的领导班子。
此后，我能听到的一些小道消息即社会舆论，可谓是众说纷纭。有说刘格平是山西问题的主要责任者，这次被免职回京接受审查处理，是对这个有历史功绩的老同志的照顾；有的把问题看得较轻，认为是一、二把手各支持一派，造成两派群众长期对立，严重影响全省的政治局面及生产形势。刘格平也得到一些老同志、老劳模的支持，因此责任在两方面，不能只是一方的责任。此时我对刘格平的认识，已经不再停留在过去对他肯定的观点上，即使是令人十分尊敬的老同志，经过“文革”的大动荡、大变化，让我想象不到也无法理解。但我始终认为，他是老同志犯错误，属于认识和理论范畴的问题，不是某些抱着个人野心或别有用心的人的所作所为，我相信刘格平经过学习检讨，终能对自己有正确的剖析和清醒的认识，回到党的正确立场。
回到北京接受审查处理的老同志，一般都需等待较长时间。我很晚才知道三位老同志已在招待所住了很久，得以找机会去看望他们。他们虽久住一起，但彼此之间很少往来。三人情况也各不相同，张晔、杨一辰都属于“文革”中受到冲击，只是程度不同，所反映的情绪也不一样。刘格平则是“文革”中走到前台，又在“文革”中被拉下台。彼此间认识不一，自然很难谈到一起。我在刘格平的住处摆谈时，他和夫人丁磊谈锋甚健，谈的大都是50年代的一些往事及一些多年未见的故人，对近年的事甚少提及。他说，经过十几年的工夫，大家都变了很多，对我能够来看望他甚感欣慰，还关心地问到我近年的遭遇变化。他只简略地告诉我，这些年来他一直想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但现在看来还是相差太远。事实上“文革”对他作了深刻的检验，有些想法和做法，真的需要好好剖析认识，也是对自己的交代。我对他的看法深有所感，十几年风风雨雨的复杂往事，他不想多说什么，也不愿引起太多痛苦的回忆，使自己保持思想上的平静。
不久闻知，他们三位都先后离开招待所，杨一辰去河南后不久逝世；张晔回到山东；他则最后离开，是和原华北局的主要负责人一同被安排做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这个安排显然与他原来担负的职责不相称，但仍表明历史赋予他的荣誉和地位，使他还能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他搬人北京万寿公寓一座小院，在京安居下来。恰巧每年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都有民族代表和委员的联谊活动晚会，我作为多民族省区的代表成员参加此会，能见到原来熟悉的不少同志，自然也见到了刘格平和云南的王连芳。格平拉着连芳和我坐在一桌，特约我到他的新居做客。去后才发现来看望他的人甚多，大家粗茶淡饭，毫不拘束。多年不见的老同志一起聚聚，抒发同志间的情谊，亲如一家，是多么愉快的时光哟！让我深深体会到这种同志间的情谊，虽然时间短，话不多，但总也说不完。以后每年去京，如果不去看望他，不仅自己心感遗憾，老人也会焦灼不安。连续几年“两会”期间的民族联谊会，我和连芳都已习以为常，尽可能去看望他，成为他的常客。
又是几年过去了，两会换届，我还能继续参加民族联谊会，刘格平还是政协全国委员，一切照旧。连芳从侧面告诉我：“这次换届，原华北局的主要负责人已提名进入政协常委，按说他和格平的情况类似，而格平却未能进入。大概是因为前者对自己前些年的问题认识得好，多次对一些具体细节认真分析检查。格平只是对组织审查意见表示接受，没有进一步去分析认识。”连芳说，这是格平的弱点，也是他的特点。他认识到的问题会明确接受，绝不拖泥带水，也不再旧话重提，这样极易使人误解，以为他没有转过弯来，只能怪他这个“轴”脾气了。连芳这么一说，我也有同感。我看见格平的心态一直很平静，他不认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我们对他的担心实在是过虑了。
又一年在民族联谊会上我见到格平，这次连芳不在，格平招呼我和他同在一桌，看见许多人走过来向他致意，他总是站起来向前一步热情地握手致意，有时身体向前靠多半步，只顾说话，几次坐下时都偏离坐椅的位置，我连忙上前扶他坐下。这时我才注意到，几年来的安定生活使他“发福”不少，行动也不那么灵活了，一不小心，就易出事，毕竟他已八十高龄了。在他家里，我曾和丁磊说，要注意安全，外出时最好有人跟着他。
最后一次见面，我已事先约定晚上去他家，但那天下午临时有事耽搁，但又不能对老人爽约，直到晚上八点我才赶去。他见我晚到，照样很高兴。话匣子一开，说了很多，而且多半是他在说，我根本插不上嘴。眼看时间已晚，我刚要告辞，他却说：急什么？你来得太晚，再聊一会儿吧。又过了一大阵子，丁磊进来说，都十点了，郝炬同志该回去了，你也该休息了。他却直摇头说：“还早着呢！让老郝再多待一会儿吧！”他转过身来对我说：“咱们都这把年纪了，你也快七十了吧？见一次面少一次，多聊聊不行吗？”
丁磊犟不过他，我不好再说什么，眼看十一点又过了，我才对他说，因明日有会议，只能告辞了。
他的兴致仍然很高，但因时间太晚，他不好再阻拦，丁磊一直陪着，这时正好送我出门，她笑着说：“总算出来了，太晚了，我也无能为力呀！”
过了几个月，忽见报纸以较大篇幅报道刘格平逝世，殊感惊愕，又不觉意外。想到最后一次见面，他久久不让我离去，现在回忆起来，似有预感。从报道中看见，给他隆重的治丧礼遇，对他的革命一生所作的崇高评价，使人甚感欣慰。
嗣后数年，天宝同志从北京带来丁磊托寄的《刘格平纪念文集》，得以详尽了解格平光辉磊落、忠诚坚定的革命一生。
写下这篇文章，只是片面地记述和格平同志近五十年的交往，以及我接触了解的格平同志的为人，以此作为对老领导、老前辈、老同志的衷心追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