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就曾听闻赵健民同志英勇斗争的事迹，但一直到西南解放之初，才第一次见到并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前后时间并不长。以后多年，也少有见面接触的机会，但也时时听闻他忠诚人民事业，坚持党的原则，特别是不畏强暴，藐视权奸的大无畏精神和斗争事迹。在我的心目中，他一直是我耳聆心仪、对我思想上有重大影响的革命楷模和领导者。
走上革命征程，曾接触到许多革命前辈，听到一个又一个老共产党人可歌可泣的英勇业绩，并且直接得到他们的言传身教。他们全心为党，矢志不拔，英勇牺牲，以生命和鲜血保护党的组织的革命精神，使我永不忘怀。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华东局党校学习近一年，和王云生、张罕涛这些山东老同志在一起，摆谈齐鲁大地上党的历史和许许多多近于传奇的斗争故事，从中获益良多。他们谈及战前的山东，曾发生过一件重大的新闻：一位在审判庭上理直气壮地宣称我是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革命，要干共产党，以磅礴大气震慑军阀头子韩复榘的青年共产党人——赵健民。
我是头一次听到这件事，尽管我在山东地区已经战斗了六七个年头，还是让我有些吃惊。
“这不奇怪。”老山东王云生、张罕涛都这样说，“你虽然在津南鲁北一带已经好些年，但对济南、鲁南一带发生的故事以及津南鲁北的同志知之甚少，对战前山东党的斗争史自然了解更少。”于是他们将这一震撼人心的往事娓娓道来。
那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山东也处在白色恐怖之下，党的省委组织几次遭到破坏，又几次重新恢复和发展。时为济南乡村师范学生的赵健民就在此时加入了共产党，按照党的指示开展工作。不久，上级（省委）党组织又一次遭到破坏，他和党一时失去联系。但他仍以乡村师范作为党的活动基地，在青年中发展党员，建立起党小组和基层组织，坚持进行党的工作。嗣后，上级党派人来恢复重建党的组织，赵健民连同他领导发展的组织终于与上级党接上关系，在重建的党的工委中，他被指定为组织委员。此后不久，他又因身份暴露被捕。和赵健民有联系的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党员也分散隐蔽，以防不测，借以保存党的力量。随后得知赵健民在狱中坚定顽强，党组织未受影响，才得以逐渐恢复活动。
其间发生了山东军阀头子韩复榘亲审案子的大事。韩复榘在山东流传的故事很多，内容多半反映他的反动粗暴、诡奇怪诞。他时常自己出面审问案子，以“韩青天”自诩。他的审判方式简单粗暴，不问究竟，凭自己的印象决定被审人的生死。这次他提审赵健民和另一抢劫犯（土匪）。赵健民被先拉上大堂，韩复榘看见一个年轻小伙子，上堂时昂首挺立，从容镇静，毫无惧色。他颇觉惊奇地问：“小伙子，你胆子还真大，上堂来还那么昂首挺腰的，难道不害怕死？我问你，你是不是共产党？”
赵健民依旧昂首挺腰，理直气壮地大声说： “我就是共产党！”
“你为什么要干共产党？就不知道干共产党是要被杀头的么？”韩复榘恶狠狠地问。
“你韩主席要问这个么？那我就告诉你，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韩复榘又追问一句，赵健民依旧神色自若地侃侃而谈，竟是做了一堂共产主义的简略宣传。这个青年人的恢弘气势使韩复榘一时口噤，竟想不出还能再问点什么。他的粗鲁性格使他自言自语地吐了两句话：“这小子，还真有种，天不怕，地不怕！”他向一旁摆了摆手，这是他审案时惯用的手势，两个差役立刻把赵健民推向一边拉下堂去，并悄悄对他说：“小伙子有你的，把韩主席都说住了，算你走运，这条命留下了。’
赵健民从被押上公堂起，已经明白将是有去无回，凭着革命者的气概，他的脑子里已经作好就义的充分准备。没想被退回了监狱，并从重囚牢房换到普通犯人牢房。
韩复榘接着提审那个杀人越货的土匪，这人真是个孬种。上了公堂，腰也直不起来，脸无人色。被差役架着过来后，就趴在地上，连屎尿都吓出来了。
韩复榘问了两句，那家伙没一点声音，吓得什么都不知道了。
韩复榘大为发火，厉声斥责：“你算什么江湖好汉，怎么吓得连魂都没了？你看刚才那个小伙子那股劲，像你这孬种还问什么，拉下去！”他的手向另一旁一比画，差役立刻将这个家伙拉出去，架上死囚车……
王云生、张罕涛说到此时，不禁眉飞色舞：“这就是在山东、济南广为流传的韩复榘审问共产党的故事呀！”人们多半不知道那位小伙子的名字，但他不怕死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却传遍了山东。
韩复榘没把赵健民推到死亡路上，仍把他退回监狱，继续坐牢，只是他原关在重犯牢房，听候判决，如今死刑已免，得以转到普通犯人牢房。1937年冬，日军占领济南前夕，韩复榘早已跑到千里之外，此时监狱牢门大开，赵健民也和大家一样得到了自由。
“太了不起了！”我由衷地对这位老共产党人其实也是一个青年共产党人无比崇敬。
王云生、张罕涛却说：“牢门大开，一大批政治犯得到自由，这也是山东发生的一件大事。你一定能想到，咱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许多领导干部都是牢门大开后走出来的，咱渤海区的彭瑞林也是从监狱出来的。这批老同志在监狱、法堂上就勇敢地和反动派作斗争，获得自由后还能不以更高的热情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吗？”王云生和张罕涛说，多数同志出来以后，很快就和党组织接上头，得到党的领导，按其指示分赴各地开展工作，他们中许多人已成为如今地方党政军领导骨干。赵健民由于坐牢时间久，出来后没有立即找到党组织，只得先回家乡，随后才接上组织关系。并很快组织起了抗日游击队，凭着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和革命毅力，在战争中学会带队伍、打仗，按照党的指示，在这片土地上开展抗敌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政权。他又在几年间把这支由少数青年学生和农民组成的小队伍，发展成一支拥有几百人、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地方独立营，赵健民也成为这支队伍中有威信、有能力的军事指挥员。
“真了不起！”我不禁又一次发出赞叹之声。他在面对韩复榘审判的生死关头表现出的大智大勇，已使人景仰，而他在战争环境下团结、发动群众，带出一支独立作战、坚持地区斗争的队伍，同样表现了他的气魄和能力。此时我不禁想到这样的老同志、老共产党人以后的去向如何，遂含蓄地问道：“后来他是否在那里一直干下去呢？”
张罕涛、王云生明白我问话的意思，他们接着说：“在山东根据地建立武装和政权的初期，所有的党员以及革命青年和骨干，都是按照党的号召，脱下长衫，深人群众中去，发动群众建立抗日革命的武装和政权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嗣后因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不少同志的工作进行了调整。但赵健民所在部队和地点一直没有变动，好几个年头。他所在地方的局面已经打开，他率领的部队已经发展壮大具有独立作战能力，这些都离不开他这个领头人。他对这块熟悉的土地和一手发展起来的队伍也有着深厚的感情，继续坚持那里的工作和对敌斗争，可谓得心应手。他一直在那里干，大家都觉得是很正常的事！”
王云生和张罕涛又说：“赵健民所在那个地区，前几年为铁路线封锁隔断，已不在山东根据地范围内，难得听见那里的消息。头年抗战胜利，一些地方的封锁分割已被消除，最近才听说，赵健民已离开县独立营两三年了，现在上一级军分区任职。”“这就对了，像他这样的老共产党人，党的老领导，应该担负起更大的领导责任才是。”我插话说。
“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他俩接着说，“听说如不是党中央高级领导人问到赵健民的情况，可能还不会那样快就上调吧！”他们接着告诉我：“听说刘少奇从新四军返回延安时，受中央委托检查沿途各战略区党的工作，他先后听取山东和冀鲁豫两区的汇报，了解到抗战前山东地下党的斗争和抗战以来党的工作状况。在汇报中，两处都提到赵健民的有关事迹。刘少奇当即询问赵健民现在何处？状况如何？得知赵健民在当地领导一支地方武装，一直坚持地区斗争时，极表赞许和关注。嗣后冀鲁豫区即决定赵健民离开原单位到北方中央局党校学习，以提高政治思想理论水平。学习结束后即到军分区担任领导职务。”
我听他们转述赵健民的这些事迹后，思想上感动甚深。从他在地下斗争的英勇表现到抗战中的坚强、忠毅，以及长时间扎根基层的坚持不懈，他永远都是我们年轻干部的先驱和楷模。我更肯定地认为，他的工作不应只停留在现在的岗位上，组织上将会畀以重任，让他挑起更重的担子。
事情果然如此。1947年夏我奉命支前南下，途经冀鲁豫区域，不止一次见到冀鲁豫军区、行署发出的布告，上面署名的司令员、政委、主任等人中，军区副政委赵健民的名字赫然在目。屈指一算， “法堂正气，监牢苦斗，六年基层，三年两上”…．
榜样的力量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我直接见到赵健民是两年以后的事了。
那是在进军西南到重庆以后，我从二野后勤部调来接管航运，一直在段君毅、刘岱峰领导下工作。一天段君毅突然告诉我，他将去主持西南工业部的工作，今后交通部部长由赵健民同志来接任。
说到赵健民自然不陌生，但对他现在担任的职务和人本身却怎么也挂不上钩。以后才弄清楚，冀鲁豫军区从抗战胜利到解放战争中，一共输出三支野战纵队：抗战胜利时首先将主力部队整编成第一纵队，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调任纵队司令，后离开原地区在华北机动作战。嗣后，又从留下的主力及基干部队中组成中野第七纵队，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调纵队任职。赵健民即在此时到军区任副政委，并率领军区新整编的主力基干部队，和野战军部队一同作战。到淮海战役前又组成冀鲁豫军区输送野战军第三支纵队——中野十一纵队，赵健民担任纵队政委，脱离冀鲁豫军区建制。淮海战役后各野战部队统一建制系列，十一纵队改作二野五兵团十七军，赵健民的职务也相应的变动。在进军西南时作为解放贵州的主力部队之一，较长时间负责贵阳地区的警备任务。
几天后，段君毅、刘岱峰通知我去财委。此时我看见一位身着军装，面色黝黑的大个子与他俩在一起。段君毅向大家介绍，这位就是十七军政委赵健民同志，现在来主持交通部的工作，你们铁路、公路、水路、邮电、航空几家今后在交通部领导下工作。
赵健民随和地与大家打招呼。段君毅请他说几句话，他说，我能讲什么？奉命匆匆忙忙赶来，什么都不知道，只能老老实实从头做起，边学边做。
不久，交通部建立部局定期联系办公制度，我们几个单位定期参加会议，各自汇报工作状况和碰到的问题。虽说都是交通部门，但各自的性质、特点相差很大，所以开会时多半是各说各的情况，互不沾边。铁路、民航接管的规模小，但是财委指出，今后这两个部门的任务很重，要花大力气筹划准备，迎接新的工作任务。赵健民非常注意听大家谈工作、谈情况，本人很少说话，经常是由与他同来的刘星副部长（原十七军参谋长）对一些较重大的工作和情况提出具体意见。
一次我径直去他住处，向他报告军区交代的集中军运任务的执行情况，末了我请他对航运及运输任务给予指示和要求。他笑了笑说：“郝炬同志，咱们不说客套话，我比你来的时间晚，有些事还要问你呢！西南局、财委对工作都有明确指示和要求，军运更是一项紧急任务，就按你的意见去做工作，咱们保持联系就行了。”平时他和各单位联系密切，常去了解情况，督促检查并看看有什么问题或困难需要帮助解决，实际也是支持各单位的工作。
时过不久，邮电、铁路、民航都和主管部门挂钩，邮电合并设立西南分局，与西南交通部脱钩：交通部逐渐变成只和中央交通部主管的业务上下对口。但与此同时，修建成渝铁路被列为西南的重点工程，西南军政委员会将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交通部。从这以后在交通部就很少见到赵健民的踪影，原来他作为西南交通部部长，被指定为成渝铁路工程总指挥，统率十万军工、民工大军和铁路技术队伍，长时间蹲在现场直接指挥施工，不再负责交通部的日常工作，一千就是两年多。我明显感觉到，他不是在上边指手画脚地指挥工作，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实际，亲自动手，这也是他长期一贯的工作作风。1952年成渝铁路通车，圆满实现巴蜀人民四十年的夙愿。这项工程能够尽早地完成，与赵健民的名字是分不开的。不久他调任铁道部副部长。
1954年，忽闻山东省的区划和机构班子有大的调整，赵健民调任山东省省长。初觉意外，但细一想来，则认为这一任命极为合理，因为他在山东干部中深孚众望！
时隔几年，少有听见他的近况。忽然在1958年某天的《人民日报》头版见到这样一则重大新闻：山东在反右派斗争后不久，揭发出省委、省政府领导中的“三大反党集团”，排在第一的竟是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赵健民，其次是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卓如及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乍闻之时，犹如晴空霹雳，脑子给震蒙了。平心而论，不管怎样搜肠刮肚也想不出这三位同志身上能有反党的气息。尤其是老领导王卓如还被贴上“极右”的标签，一个对敌斗争异常坚定的区党委书记，怎么能和“极右”二字沾边？
不能怀疑，也不能对那里的党组织及其工作说三道四，只能从思想上接受这个事实，并以此去端正自己的认识。不过事实却没那么简单，脑子里总是反复在疑问一相信一不想此事的圈子里来回转悠。过了三四年，事情发生改变。从准确的渠道得知，山东已对“三大反党集团”重新进行甄别。1962年冬，我终于看见恢复工作并调北京中央商业部的王卓如和朱凝夫妇，得知所谓“三大反党集团”的一些情况。尽管有许多意见在胸，据悉，三人当时的错误定性都被带上“右倾机会主义、地方主义”的大帽子。事实是，三位同志都是在山东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与山东的干部群众联系较广，对来自群众的意见进行调查处理是完全正常的。他们对当时工作中的浮躁、虚夸、脱离实际等问题提出意见或采取的改正措施，本是“出以公心”，从维护人民事业的利益出发，但竞受到错误的批判，有些甚至是在他们的讲话记录中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在对三位同志审查甄别的结论中指出：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给予的严重处分是错误的，分别甄别纠正，并都重新分配了工作。我遗憾没有机会见到赵健民、李广文两人，但闻知问题都已得到妥善的甄处，从内心里深感欣慰。我一向敬佩的三位老共产党人，必将卸下沉重的包袱，愉快地走上新的领导岗位，历史将会掀开新的一页。
三
直到1965年，我才准确知晓赵健民已到云南工作，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按时间估计，他到职最多只有一两年，一直没有见面和音信联系的机会。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很快冲击全国各地，从炮轰、火烧到批判、斗争、冲击、夺权、打倒、羁押、监禁，斗争一浪高过一浪，人们全都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潮之中，自顾不暇，也无从了解他地、他人的状况和命运。各省市、地方间长时间音讯隔绝，就连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被迫自杀一事，还是从造反派的油印小报上传出的，它刊出了陈伯达批判阎红彦之死的大段讲话，流传甚广，但其中情节和其他消息则鲜为人知。云南此种情况持续时间甚久，当时的情况一直混乱不清，处在那种情况下，也无法知道赵健民怎么样了。
那时各省市的地方报纸都只刊登电讯新闻，千人一面。倒是造反派的小报或大字报，断断续续刊登各地造反派的一些动态，其中尤以某地造反派跑到中央文革请愿、告状，中央领导在接见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内容为最，多为小道散布的负面信息。约在1971至1972年之间，云南传来康生在中央文革解决云南两派大联合会上的讲话和赵健民当场被“监护”（抓捕关押）的消息，使人深为震惊和愤激！来自云南的这一报道很长，谈话记录很具体。现已无法找到这份小报，只能凭记忆简录主要内容：
会议地点在北京某大宾馆：参加会议的有云南“文革”中两大派群众代表、三支两军代表及少数相关原领导干部；康生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并主持会议。
先是两派代表抢先发言，三支两军代表在相关问题上也不时插话。两派讲话，时有互相攻击之势，其中涉及云南一些领导干部，均被指责是对立派的黑后台，是“走资派”还在走。赵健民的名字在几个人的发言中都被点名。
康生插话问：你们不止一人说赵健民是保守派的黑后台，赵健民来了没有？
被挤在与会人群中的赵健民起立回答：我是赵健民。
康生：我看你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你说说，为什么要干这黑后台，反对“文化大革命”？
赵健民：我不是什么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不是什么黑后台。我只是服从正义，服从真理，说了几句共产党人应该说的话。
康生：我看你现在的态度还这样恶劣！就凭你这样，还想把自己装扮成真理的化身？还算得上是个共产党员？我要你老实回答：为什么在革命群众背后指手画脚，挑动武斗，破坏“文化大革命”？
赵健民：我向党郑重表示，我绝不是什么总后台，绝不是破坏“文化大革命”，我痛恨那么一小撮假借革命的名义，干打砸抢的罪恶勾当，迫害人民、迫害干部、迫害共产党人，捣乱社会，把“文化大革命”引上歧途的人。为此，我坚决站在受迫害、受压制的革命人民一边。共产党人的信念和良心要求我这样做，哪一点能说我是黑后台？我的言行可以接受党的审查。
康生：你还在一派胡言，看来你的思想真是反动透顶，还在坚持和革命群众作对，顽抗到底，还在那里大谈共产党人的良心，你哪里像个共产党人？哪有一点共产党人的良心？简直就是党的叛徒。你当我不了解你，你被捕过，在敌人面前公开承认是共产党，这一行为不明明白白是叛徒么？还要给自己脸上抹金，真是可恶已极！
赵健民：我入党四十多年，从来没有谁说过赵健民是叛徒，只有今天听你这样讲。我坚决否认加在我头上无中生有的指责，我的历史经得起组织的严格审查，没有谁能歪曲我的革命历史！康生：你还敢这样对我说话？我看你这样子，就是地地道道的叛徒，不信我查不出来！（厉声呼喊）马上把赵健民监护起来，不许他在革命队伍里搞公开的反革命破坏！
这篇洋洋洒洒的现场记录，充分折射出赵健民的坚强党性和大无畏精神。他还是像四十年前那样无私无畏、捍卫真理、充满正气。这必然使那些为康生及“四人帮”之流做吹鼓手的人所始料不及。他们原来写这篇报道的目的，是想为康生之流抹粉贴金，恶意诋毁、丑化赵健民这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结果适得其反。坏人终究落得自我丑化，好人则愈显崇高。赵健民身上反映出来的坚定的革命信念，不怕牺牲的坚强意志，更使我们自感莫及。不过我还有一点担忧，在那样险恶的境地，他的身体能够挺得下去吗？
时间又过去了几个春秋，云南的信息依然扑朔迷离，真假莫名。听说赵健民还活着，已被解除“监护”，留在北京，但仍被限制自由，接受审查，这多少让人们舒了一口气。不过人们心中仍感愤愤不平，他的历史用得着审查吗？此后正是1975到1976年的多事之秋，谁能估料他是否再遭厄运？直到1979年后，我才有机会在北京一个招待所，看望和家人住在一起的赵健民，这是相隔二十多年后的再次相见。
赵健民被监护审查历时数载，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相当一段时间，对他的审查才告结束。
经历多年的坎坷，二十多年难得再见，他明显苍老多了，但仍显得精神抖擞，思维清晰。当我们相见时他显露出的爽朗、亲切和热情一如往昔。他从容自若，倾诉这么多年来不平凡的经历。在那些关键时刻，他将生死置之度外，时刻不忘共产党人的使命和节操，而对那些挨批挨斗等细节，他则认为不值一提。甚至连1958年在山东被批判处分一事，也认为是漫长历史中的一个小插曲，组织已经严肃认真地甄别处理，还说它干什么？他特别强调我们都要为党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而高兴，个人的哀乐、得失没必要多谈。
他经受那么多的挫折、打击，却没有挫伤他超乎寻常的毅力和精神，他平静而客观地对待已经过去的惊心动魄的往事，我打心眼里对他更加敬佩。
我们的谈话自然谈到他下一步的去向。他认为长时间的审查，实际上给了他一次休整之机，使他在思想理论上得到提高。他感觉思想开窍，精神舒畅，身体得到恢复，可以再次走上征程好好大干几年。他笑着说，人总是要老的，今后的工作时间不会太多了，不能放过应有的机会嘛！
他还是老样子，不论干什么，只要为党、为革命工作都毫不在意，听从组织安排。他说，组织已在考虑并征求他的意见，是到一个地区担任领导职务还是到一个部门负责工作，他正在考虑能否再挑起担子，发挥自己的一点余热。
听了他的谈话，我的眼前为之一亮。他已是六十好几的人了，“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多年的折磨，现在仍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和饱满的热情。但我还是将自己的看法率直地提出，我以为他毕竟年纪大了，现在的地方工作又繁重、复杂，头绪甚多，还是慎重考虑为宜。
此时他的夫人插话：“别再往哪里去了，两回还不够吗？山东一栽几年，全家跟着搬家；折腾后又到云南，还没折腾够吗？别去那些不熟悉的地方挑什么担子，还是平心静气，量力而行做好工作。”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的夫人抢着说话。
他对此报以微笑并自言，他也在考虑人们对他的好心关注。不过共产党人早已立誓终生为党的事业奋斗，说到底还得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讲二话嘛。
不久后，闻知他去国家一个工业部担任常务副部长。我为他和他的家人高兴，他终于能够安静下来正常工作了。
四
时间又过去了七八个年头，连我这个过去的“年轻人”也已年过花甲，离开了经济工作的第一线。赵健民同志更是早已年过古稀，因干部体制改革他已退居二线，不再担负主要领导工作。正在此时，他接受了党委托的一项重要任务来到四川，使我有多次和他接触、晤谈的机会。
他坦言，退处二线已有数年，但他没有闲着，有了到基层企业及科研单位调查研究、了解实际的时间，使自己得到进一步的充实。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一生有了一个学习总结的机会。这次受中央组织部的委托，率领工作组来川考察下一届领导班子酝酿准备的组织方案。他笑言，这是组织上交给他的最后一次重要任务，也是自己发挥余热的最后一次机会，他将认真地做好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工作，无愧于党对自己的信任。从他的谈话中，我体会到一个老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抱有对党的事业、党的任务一丝不苟、认真对待的赤诚态度。
这段时间，他也有机会敞开胸怀，谈谈多年的往事，回首人生的得失。他笑说自己年轻时初受革命的教育，哪能有多深的阶级觉悟？也就是凭着年轻人的锐气，无所畏惧，按咱山东汉子的说法，就是认个死理。既然真理在手，有入党时坚定不移的誓言，就豁出去了。对韩复榘那样的军阀头子，我心里有杆秤，不就是一死了之，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有了必死的准备，临场倒无所畏惧了。现在回想，反倒是对党内斗争有些事一时看不清楚，像康生那样的人，就看不清也想不到他有那样坏。原来听说他干的事有毛病，如延安整风。最后还是毛主席亲自出面纠正其错误，向被错误批判的同志道歉，才消除所造成的影响。可是在 “文革”中，他的丑恶面目一下又暴露出来了。我万想不到在解决云南问题那个会上，他那真正凶狠恶毒的嘴脸，一会儿阴一会儿阳以势压人的两面手法，更坚定了自己同“四人帮”及康生一伙斗争的决心。他恐吓、欺诈直到武装拘押没把我吓倒，最后只能在真理面前把他自己打倒罢了。现在回想“文化大革命”这场斗争的教训太深刻了，回顾认识很有必要。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不能深刻地把握革命理论，对一些问题认识不清，以致被“四人帮”一伙搅乱革命的阵脚，这个教训难道还不十分深刻吗？咱们这些老同志经受住这场生死斗争的重大考验，没有遭到淘汰，真不容易呀！越是这样越要珍惜这场斗争的伟大胜利。
历时数月，他和工作组的同志一起，终于尽心尽责地完成任务。不久听闻，他已自觉办理离休手续。但仍不时闻知，他积极参加一些重大活动，曾经几次考察山东、云南等那些他过去经常活动的地区，调查了解，提供党的历史资料，向党和政府反映问题和提出建议。他和段君毅在四川一同专程参加成渝铁路通车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使我再次见到老领导、老同志力耕不倦、奋进不止的精神风采。
回思几十年来，健民同志对我的启示教育和深挚的革命情谊，久矣不忘。在本文结束之际谨书七律一首，以作纪念：
北地素闻君大勇，忠诚坚信一身兼。声威庭狱慑渠率，冷对狂流斥逆奸。劫难频经愈挺直，功名起伏总繁妍。力耕不倦休言老，风骨长为侪辈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