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潜心摸索 整改前进
参加海关总署和交通部关于移交航道工程的会议，只是此次附带的活动，参加交通部航运工作会议才是我的主要任务。这是国家交通部召集的首次全国性会议，它明确了上下领导关系，对年度工作作了指向性的部署，对我们自身工作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它还起到以会代训的干部培训班的作用。因为各航运部门的负责干部大多是不懂航运技术和管理的“黄马褂”，除了来航运单位后接触到一点皮毛外，都算得上是“航盲”。交通部很快请了苏联的专家组给大家讲课，这些专家都有航运方面的学历和工作经验。专家组组长通过给大家看一张草图，解释航务局的职能和人员设置，但他们不了解中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现实，对航运领导干部不了解航运业务更觉不可思议，并多有指责。这种培训讲授，剔除其不适合中国实际的提法外，对我们增加航运业务、技术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的知识还是大有裨益的。既然搞航运就该钻进去，起码要有航运业务的必要知识，不然凭什么去领导和管理？对此我深有感触。而现实状况却使我们和航运基层及生产隔绝，唯一可利用的是坐船时接触船员和船本身，但这样的机会毕竟太少了。
这段时间里，我还以交通部任命的长江区航务局副局长的身份到汉口出席工作会议，所涉及的多半是长江统一管理和以汉口为中心的航运工作与生产状况，虽然增进了对长江航运的了解，增加和轮船接触的机会，但作用不大。我的时间和精力还是放在重庆航务分局，随着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恢复和发展，航运与各方面的联系日广，来自各方的需求日增，西南财委对航运发展的期待，更加大了对自身工作的压力。
川江航运一直得到西南财委的关注。西南经济恢复和发展，需要航运办理的事很多，航运如停滞不前，必将影响西南经济的发展。这段时间临时发生的事例，如集中部分川粮外运和部分军队集中外调，以现有运力已有捉襟见肘之感。在川登记的轮船公司虽有十多家，但只有航行于渝宜（昌）的强华公司有几艘较大的轮船，航行于渝宜（宾）线的合众公司有三艘中型轮船，航行于渝南（充）线的四川轮船公司有几艘小型轮船，剩下的公司都是只有一两艘破旧的小轮船带几艘木驳且无固定航线，时航时停。国营招商局分公司有几只中型登陆艇和几只大型趸船、驳船，只有洪水期才能使用几个月，这些登陆艇还是1949年从汉口上航至重庆未再返航的，不适宜在川江航行。这些小公司的所有运力，只等于民生公司三万多总吨位的零头。确切点说，能够担当出川航运的大中型轮驳，只有民生公司一家。段君毅曾指出：“去西南从事航运，就要与民生公司打交道。”此话一点不错。此时民生总公司处境十分窘迫。长江干线运输因战事中断，船只分隔数地，业务停滞，收入锐减，生计艰难。重庆解放，申汉航线恢复后才有了一点生机，但原底子被挖空，船只失修，债务重重，仍极感困难，多次请求国家贷款，成为航运界中棘手的大问题。
民生公司更大的问题是，二战后经民国政府宋子文担保，由加拿大政府贷款为民生公司打造的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几艘豪华客轮，在加拿大完工出厂驶向川江途中，只有荆门、夔门两艘“小门”先期到达上海后转往重庆，其他七艘，号称“三大门”“四小门”，因上海已经解放，遂从加拿大驶往香港，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也随船滞港未归。这七艘客轮能否驶回川江？卢作孚本人能否回来？成为民生公司今后的头等大事，也是全国性的重大问题。香港当时的特殊环境，使中央人民政府和台湾蒋氏政权都有和卢作孚接触的机会，其中有何变化，我们无从知道。时间拖久了，势必影响川江航运的发展。西南财委要求航务分局派出得力人员和民生公司在广东人员及当地有关方面联系，争取这几艘船能尽早回川江航运。我们赓即派任龙前往，他硬是直接谒见了广州军管会叶剑英主任，叶亲自批示有关单位协助其工作。但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劳而无功的行动，因为我们太缺乏河海运输的基本知识了。这几艘内河客轮本不能在海上航行，从加拿大驶回时，船都加有外包封闭，免遭海浪袭击，且船速也慢，来港后装备已拆除，只能沿海边行驶回到上海，溯长江上航。目前从台湾海峡无法通过，又无通往川江的内河河道，即使将船驶向广州，也只能在珠江流域作短途客运，使用价值降至最低。民生公司及卢作孚早已表示，心怀祖国，欲早回归。但目前滞留在港，又不能拒绝与台湾来人打交道。任龙的广州之行，只间接了解到一些具体情况。眼前只能帮助民生公司解决一点具体困难，保住当前川江航运之需，其他问题只能等待上边做工作的结果了。
根据这一情况，西南财委指出，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精神，帮助民生公司走出困境，使它担当起川江航运的重任。但我们不能等待，贻误经济发展，要有自己的有实力的轮船公司。目前我们缺少技术和人才，可以考虑从小公司中找寻合适对象，不拘一格，先组织起来，适当投入，图谋发展，求得两管齐下。此事交通部可能不会表态，但西南可以着手进行。成立的公司将来可以是西南的地方航运公司，也可按国家规定办，但都要适应西南经济建设的步伐。
这件事一提出，立即引起各方面的不同反应，连国营的招商局分公司也有看法，说如要加大国营航运企业的力量，应放在招商局这样的国营企业中，不应另起炉灶；民生公司因本身处境困难，未直接公开反应，但也通过多方面表示，川江航运发展不可能离开民生公司；小公司的反应也多。我们开始接触的一个小公司负责人冉庆之，表面一直积极靠近航运部，自称在重庆和航运界与一些进步人士多有联系，愿意将自己经营的小公司交给国营作为发展的基础，我们就此鼓励他和其他小公司联系合作，发展航运事业。但他立即在外散布已得到航务局的信任，将在政府支持下出面组建川江轮船公司，以炫耀自己。此风声一出，各小公司立即议论纷纷，认为冉庆之名声很臭，社会往来关系又很复杂，欲借航运部、航务局之名合并别的小公司绝难办出好事。冉庆之的目的是想借此将自己的小公司换成大公司，但无人与他合作。我们发现问题后，即将此事搁置。以后在“镇反”中发现冉历史上有严重罪恶事实，被重庆市严处。
不久从西南财委、西南交通部会议中得知，西南的一项重大工程——成渝铁路开工。西南局决定，交通部赵健民部长担任成渝铁路建设总指挥，并兼任筹建的成渝铁路工程局局长，他亲临前线率领十几万大军施工。成渝铁路需要的钢轨及配件，确定由鞍钢调钢坯在重钢加工。交通部副部长刘星被调重钢任首席军代表和总经理，以加强重钢的工作。有关铁路设备、钢坯必须经过以民生公司为主的川江轮驳上运，为此责成航务局打造几艘大中型轮驳，增加重型轮驳，以补充钢铁设备等重件运输运力的不足。不久，在进军西藏时，国家又确定修建川藏公路，这比起修建成渝铁路是更加艰难的重大工程。交通部副部长稂明德和赵健民一样，被指定到川藏公路现场主持施工，直接担任川藏公路工程的总指挥。交通部只留下新来的副部长刘清主持工作，交通部业务范围也大为缩小。邮电、铁路已与中央主管部门直接对口，交通部的业务只有公路工程、公路运输、内河航运管理几项，除对口指导各省区交通部门工作外，同时担负川藏公路等重大工程的后勤保障工作。至此，在西南交通运输方面，形成了成渝铁路、川藏公路和以民生公司为主的川江航运三大重点。但在实际工作中，航运发展总是行动缓慢，滞后于形势，这里尽管有体制等方面的制约，但我作为航运主管，深为没有做好工作感到不安。在接受财委交给的打造新的大型轮驳船队任务时，鉴于第一次筹组轮船公司因缺少技术人才而无从进行的情况，这次便考虑从民生公司要技术要人，并准备将轮驳制造也交由民生公司造船厂承担，因为这样比较有把握。虽然不能把此打造大型轮驳船队的任务交给民生公司，但要办成此事，还是离不开民生公司。接管工作已过了大半年时间，航运工作出现向积极方面发展的变化，但也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忽得通知，按照统一部署，在航务局内部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整顿思想作风的学习。要求各级领导带头向干部群众作公开检查，听取意见和批评，发现问题要及时严肃处理，使党与群众、领导与群众进一步沟通，密切与群众的联系。
向群众作公开检查，本已是习惯的事。但过去的检查，多半是在一定的干部范围内进行。此次却是在一个新建机关，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员是留用人员，他们中有的人对党和人民政府还有一定的疑惧和神秘感，我们的检查能起什么作用？在这些人当中会产生什么看法？我们几个党员干部，在一起认真思索后明确认定，检查是这次反官僚主义整风学习的重要环节，是检验领导是否真正接受群众的意见、改进工作的标志。群众对我们的接管工作有无意见？能否取得群众的共识、为群众所接受？我们的检查是真诚还是走走过场？尤其是能否做到“见于言而笃于行”，对检查者今后的言行将起到自我约束的作用？不能因为面对来历不同的机关员工群众，而影响检查态度。
我们党员干部平素的言行一直为人们所普遍关注，应在大会上作检查的只有我和王克。王克到职较迟，且是副职，自然该由我在大会上作检查。机关全体人员与会，航运有关单位都有代表参加。
检查分两个方面，关于航运的业务、生产及各项工作，这是检查的主要方面。然而由于体制原因，无法具体深入剖析半年多的工作，我只能从大区经济恢复和发展，联系到航运业所处环境的改变，来检讨航运业工作与生产中的得失；对各航运企业的管理和领导，只列出题目并希望大家督促检查；对有的单位现实困难的了解与体谅不够。仅此而已。对招商局重庆分公司、修造厂、航道工程几个接管单位，因管得具体，可以从领导责任上检查。
在检查中，谈得具体、深刻的还是机关生活方面的一些事例。如对有些人态度简单生硬，接触各单位干部、群众不广泛，对群众的思想了解很肤浅，与群众接触耐心程度不够。我特别就因私事动用公家的小车进行检查，认为自己的做法严重违反领导干部守则，是公私不分的行为。我的检查在机关中反响较大，一些人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事例都能在公众面前亮出来，作这样的检查太不容易了；有人认为这类事无须在大会上检查。尽管认识各异，但普遍认为领导检查还是动了真格，他们原来对干部的有些看法也能公开提出来。许庆仪就被指出态度傲慢，看不起群众，盛气凌人；王克也被指出话谈得多，但遇事多不肯定……这些意见虽有不符合事实的片面之处，但在机关民主气氛和干部与群众相互沟通上起到好的作用。这次整风和检查使机关出现了良好的风气，表现在工作效率的提高、办事的认真及人与人间的关系趋于协调一致，特别是机关内存在的一些问题，过去是各管各，互不关心，在整风检查后也逐步纠正。
接管时间不久，出现了贪污受贿现象。通过机关内部人员向组织反映，我们很快掌握了留用的秘书科科长朱文秋和航管科科长龚建农利用职权，在其主管业务中收受价值不菲的大红包：还查清了船舶修造厂厂长（原厂军管代表组长）何少友吸毒和受贿的事实。在机关大会上宣布了朱、龚二人受贿的罪证，当场予以逮捕送法院审理。何少友一案比较麻烦，何是老红军，参加军管前是副团长。他在战争中几次负伤，时发严重疼痛，竞被销售木料的奸商利用，对他备献殷勤，以能治伤痛为名，送毒品给何。何少友始终未察其奸，也不知是毒品，吸食后伤痛一时收敛，遂再次接受奸商所言奇效药物，迅即成瘾而不能自拔，最后以高价收购该商人的木材作为回报。我得到反映后找何谈话，何拒不承认。为了取得证据，我再次要何来谈工作，一面让许庆仪潜入何所在工厂的住处，搜出数包毒品，使何无法抵赖，遂坦承自己长期伤病痛苦，用药无效，吸食该商人赠送的所谓药物后，可以一时止痛，以致不能自拔，为奸商所要挟利用，铸成大错。此案一经揭发，在内部议论颇多，认为何是老红军、团级干部，因文化水平低上了奸商的当，对其所犯错误，应当从宽处理。我和王克则认为，何是老红军，对其错误应加以分析并区别对待。但鉴于其错误严重，影响恶劣，而且人城不久，即发生我党我军的老干部吸毒受贿事件，不严肃处理，必将在群众中产生不良影响，还是宣布逮捕送法院审理，判决后根据本人身体及思想状况适当处理为好。此案经法院审理后判处何少友五年徒刑，因他在服刑时表现良好，帮助监狱在犯人中做了不少思想政治工作，两年后获减刑释放，分配适当工作，以后在一大的建筑企业中担任行政部门负责人。
忽接西南财委电话：因意外事件需要，急调王克去接受紧急任务，要求立即到工业部报到，前往新的工作单位工作。
对上级紧急调令，我从来都是无条件坚决执行，这次也不例外。此前招商分公司担任经理的原军代表，去总公司和中央交通部要求到部里或总公司工作，已得同意离渝他去。分公司负责人已缺位一些日子，正想让王克临时兼管，现把王克调走，使我骤感手下人手十分紧张，真有点急了。我即去财委向刘岱峰诉苦，调走王克的命令我们已坚决执行，我这摊子该怎么办呢？刘岱峰说，是君毅同志紧急电话通知，裕丰厂昨天上百职工起哄，围攻军代表，要求派王克去裕丰厂接手工作。据说起因是一些工人说，发给职工的折实单位工资被压低了，于是大骂军代表刘瞻是黑心肠，坑害工人。其实折实单位是西南大区和重庆市一起制定的标准，与军代表无关。裕丰厂过去是重庆市工资高的单位，现在折实单位的标准，从表面看可能低了一点，但它是有保障的，比起解放前职工的实际收入，不少反多。工人们不了解真实情况，加上有人暗地使坏挑唆，搞得事情难以下台。后来工业部万里副部长去工厂，反复给大家做工作，还是不行。最后只好表态，同意撤换军代表刘瞻，另派军代表接替。经工业部和重庆市领导紧急商议，支持万里采取的举措，才考虑调王克去裕丰厂。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紧急举措，大家都应支持嘛！我们注意到你那里的干部已调空，对工作有影响，随后再解决嘛！
我回到航务局时，王克已从工业部段君毅处回来。我说，那么紧急怎么又回来了？王克笑着说，再急也没用呀，领导决定撤换军代表，扭转职工群众的情绪，确定明日召开全厂职工大会。万里先讲话，表明对群众的理解和支持，适当阐明有关折实单位的真实情况，以及上面对此事应承担的责任，同时宣布免去刘瞻的军代表职务，由我接替。最后责成刘瞻在大会上向职工群众作检讨。
“这样处理岂不太委屈刘瞻了吗？”我对刘瞻由衷地感到惋惜和同情。
“刘瞻真是个好同志。”王克也是这样的看法，“刘瞻坦承自己的工作方式或方法有问题，没有在群众中深入细致地做好工作，使大多数人不了解事实真相。在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下，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背后挑唆、煽动。对此他应承担责任，也应该对群众有个交代。向群众作检查是他分内之责，他绝不推卸，一定认真作好检查。”
“你看他的态度多么真诚哟！”王克接着说，“明天工业部来辆小车，顺便把我的行李带上，省得再找时间回来取行李。”
裕丰厂发生的事件是接管以来突发的头一件大事，一个上千人的大厂，竟然有上百人起哄、围攻军代表。对比之下，我们一些单位发生的个别人的哄闹就算不了什么了，但也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和注意。此时我才感到调王克是裕丰厂的需要，也是我们无可推脱的应尽之责，就是人手再紧也要服从这件大事，我的思想算是真正通了。
想不到第二天傍晚，王克又带着简单的行李回航务局了。难道出了什么事？
“是好事呀！”王克脸上满是笑容。他说：我到裕丰厂时，厂里那片大坝子已经站满了人。我将行李丢在一边，就到会场中心的小台子后边，大会随即开始。万里讲话，并介绍我是新来的军代表，然后宣布免职的军代表刘瞻向全厂职工作检查。
会场开始秩序不是很好，乱哄哄的。在万里讲话后才逐渐安静下来，毕竟讲的都是关系到全厂职工的事嘛！
刘瞻开始作检查，在人群中引起一阵窃窃私语。军代表向工人作检查，乃是破天荒的大事！厂里本来人多，尽管军代表平时很接近群众，还是有许多大嫂大姐不认识。这次正好看看军代表是什么样子，也想看看他检查时那难受的模样。
刘瞻开始作检查，人们屏息静听。
刘瞻讲话不是很流利，但他端正、诚恳的态度，深深地打动着人们的心扉。他沉痛地说，自己的工作没做好，对不起党，对不起大家，主要是自己思想作风有毛病。尽管这只是原则性的语言，但大家被他的真诚所感染，都由衷地对他产生了同情。他的检查不只是空泛的几句话，而是从具体的人和事说起。他一再说明，上级的精神是明确的，而自己主观臆断，说了一些为广大职工不理解、不能接受的话。有的老工人语重心长地向他说出心里话，却被他当做简单的小事，三言两语打发回去，使老工人感到委屈，使党和群众沟通的渠道被自己打断…
在一阵平静无声之后，渐渐从会场角落里传来断续的啜泣声和低声私语。有人在一旁说：“我们有这样好的刘代表，怎么要把他赶走呢？”
“不走行吗？你看新代表的行李都搬来了，马上就上任了，还能让刘代表留下吗？”
又有个嗓门挺尖的人说话，看样子是位老大嫂模样的纱厂女工：“不行，不能让他把刘代表顶了。我们厂里不是也有小车吗？干脆把他的行李送回去得了。告诉他别来了，我们厂里不需要他，我们要的是刘代表！”
会场本来人就多，你一句我一句，秩序开始混乱起来。后来有些人干脆大声叫嚷：不能让刘代表走！他是我们工人的好领导，我们不答应他走！
这时已经宣布散会了，但人们全在会场里围着刘代表，怕他走了。领导看见人心不可违，经过与市委、工业部电话商量后，万里最后宣布，鉴于工人同志们的强烈要求，军管会和工业部同意刘瞻代表暂时不离开裕丰厂。王克同志今天先回去，我们领导根据大家的意见商议后，准备留下他担任第二代表，协助刘瞻代表把裕丰厂的事办好。如大家没有意见，他明天再到厂里来。同时按我今天讲话的意见，从工人同志和工会组织选出几位代表，和两位军代表组成调研小组，处理这几天大家所提意见，等大多数职工意见一致后，再报请上级批准。
裕丰厂从围攻军代表，要求坚决撤换军代表刘瞻，到坚决不让刘瞻离开，不接受新来的军代表王克，真是一场出人意料的戏剧性变化。刘瞻以他的真诚和实际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一幕呀！
王克说：“面对当时的场面，工人们说要用小车把我连同行李一起送走，不接受、不欢迎我，我一点没觉得尴尬。我被刘瞻的真诚和发自内心的自我批评所感染：被厂里广大职工坚决不让他离开的热烈情绪所感动！多么好的党的干部和军代表，多么好的工人群众，他们要送我走也是理所当然的嘛！”他接着说：“万里告诉我，和君毅等同志反复斟酌，觉得裕丰厂内部很复杂，没有人在背后挑动，就不会出这场大的突发事件。刘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职工中树立起良好的声誉，但对兴风作浪的人也不可小视，所以确定还是要我去，也是对刘瞻的帮助和支持。现在我当第二代表，对我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万里还说，西南有十几家纺织厂和大的丝绸厂，早已确定在工业部下设纺织工业管理局，要刘瞻去承头。最近发生攻击刘瞻的事，他能否去纺织局也有疑问。今天群众自发地挽留刘瞻，为他洗清了那些不实之词。尽管现在他不能离开裕丰厂，但确定他去纺织管理局的决定是对的。
我听了王克的介绍甚感高兴。此事说明人城以后，我们的同志遇到了严峻而复杂的多种考验，有个别同志如航务系统的何少友竟被糖衣炮弹击倒，但大多数同志经受住了考验，得到群众认定的“合格证书”。刘瞻的成功事例，怎不令人兴奋并引以自勉呢？
王克调走不久，交通部转西南局组织部通知，调陶琦来任航务分局副局长，并主持招商局重庆分公司的工作。本来招商局分公司原军代表经理林毅中要求调出后，就曾考虑由王克兼管招商局的工作。现在王克调出，遂由陶琦一人兼任两项工作，也是为实行交通部已明确提出的航务、航政及国营航运合一的体制作准备。我对陶琦能来一起工作亦很高兴，他是二野后勤部原工程处政治委员，不久前决定他转地方工作。这样一来，航务局的工作反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此时，促使民生公司回归祖国的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滞港的“三大门”“四小门”终于冲破阻力，从香港驶回广州。至于到广州后如何发挥其作用，只能尽力而为。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在船舶离港前已秘密返回广州。在此之前，中央已任命他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基于本人的请求没有公诸报端。这是因为滞港的七艘豪华川江客轮在民生公司总资产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卢作孚为此不得不和这些船一同滞港，以求保住这些船舶，更不得不和蒋氏政权在港的人打交道，如其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身份一公布，将会面临人和巨额资产两毁的危险。在卢作孚回到广州后，征得他的同意始在报纸上公布了这项任命。重庆民生总公司也及时主动申请把川江新造轮驳的重责交给民生公司承担，充分体现了卢作孚发展民生公司的一贯积极主张，这个要求减轻了我们工作上的巨大压力。因为增加运能，支援国家建设，在民生公司是驾轻就熟的事，无论在技术、管理和人才等方面均可运用自如，唯一的需求是资金上的支持——获得国家贷款。而我们则要从头开始摸索着干，难度很大，权衡轻重，西南财委拍板同意民生公司的请求，把新时期川江航运这重担，放在民生公司肩上。刘岱峰也对航务分局提出意见，不能泛泛地对各轮船公司进行工作，要把重点放在民生公司。把修建成渝铁路、川藏公路和民生公司发展川江航运这三大重点，迅速搞上去，不能被动、滞后，贻误全局工作。这无疑是对我们工作的严格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