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引水难驭舟——“民生”两年教训多(四)

16926 发表于2019-12-04 21:59:39

四、公方代表  初次接触

    连日阴雨连绵,天气转凉,比起刚从北京回来那些日子,似乎是两重天。8月的重庆热得叫人喘不过气,中午时分,把凉席铺在地板上,躺一阵醒来时,浑身汗水直往下淌,那凉席竞活生生地出现了一个黄里透黑弯身侧卧的人影,乍一看和自己的身影:竟是惟妙惟肖。过了二十来天名副其实的火炉日子,一场雨下来,气候又全变了,真应了那句老话:一雨变成秋。那千里迢迢来到重庆的张祥麟、欧阳平两位公方代表,恰好碰上这热尾凉头的两重天,抑制不住心中一爽一恼的两种情绪。爽的是一身清凉,身上一片一片的痱子褪除殆尽;恼的是阴雨连绵,潮湿泥泞。但不管怎么说,烂路、潮闷比那酷热的日子好过多了。公方代表进入“民生”后的工作,开始无从下手,加之闷坐斗室,酷热难禁,不要说工作,连起居、行走都不知如何是好。随着天气转凉,我们也渐渐找到门道,从习惯于日常事务活动转到了解“民生”的股份结构、资产构成以及发展历史,与“民生”人接触不断增加,时有所得,工作逐渐趋于正常。

    交通部对公方代表组的工作未设限期,虽然希望能满足卢作孚的要求,但毕竟是新的工作,给公方代表组比较机动的时间。我们在主观上希望既做好工作,又能够从容应对新的工作环境。晚上我常应陶琦之约回航务局,对运输及航政管理的一些事商议处理。差不多每周都抽时间去财委向段君毅、刘岱峰汇报并取得指示,也从侧面知道卢作孚的活动情况,了解他在重庆的生活与工作规律。他很重视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重要活动和定期会议,从不缺席,态度认真,发言从不落后。即使不开会时,他也常去办公厅和财委谈有关民生公司的情况,还不止一次约见邓小平反映问题,或提出具体要求。他每周至少两三次到公方代表组交流通气,和我摆谈民生公司的现实情况和问题,直接征求意见。我不止一次告诉卢先生:公方代表组感谢并欢迎卢先生向我们介绍“民生”历史及各方面的情况,但我们不参与“民生”现在的管理和业务工作,卢先生无须征求我对工作的意见。他总是谨慎地说:你是主持工作的公方代表,实际也是代表组织和政府来工作的,  “民生”有重要事情当然要和你通气,我们将长期在“民生”一起工作嘛。他的话使我有种预感,他可能已从交通部甚至统战方面知道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后,我将继续在“民生”工作。在平素的交往中,看见卢作孚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全用在“民生”。公司有关处室的一张报表、一件小事都躲不过他的视听,要寻根究底,查问清楚。他知道公司总部的每个员工,与很多人都有接触,据说从船上的船长、大副、大车到大领江,他大都认识并有交往。他常跟船航行,了解船的运行、客货、餐厨及船的轮机和人事情况。公司的重要人物童少生不止一次说,卢先生除了“民生”的人和事外,再没时间干别的事了。我的印象是:卢作孚看起来身体并不健壮,但精力却异常充沛。外面流传的卢作孚即“民生”,  “民生”即卢作孚之说,似不为过。更有人说:“民生公司的老板是卢作孚,卢作孚也是民生公司独一无二的大资本家。”我们几位公方代表并不赞成“独一无二”的说法,但心中也认为卢作孚是民生公司的资方代理人,应当是有一定资产的资本家,这和他的爱国实业家的称号并不矛盾。

    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找上门来。原来在萨镇冰当家时期的中国海军有两条小型军舰,名为“同心”“同德”,役龄虽已好几十年,但在当时也是不多的舰艇中之翘楚。因为船型轻便,在抗战爆发后还能撤退到内地,驶入川江,在到达万县附近时遭日机袭击,一伤一沉。受伤的“同心”舰检修后在1947 - 1948年中水期返航,而沉没的“同德”舰直到解放后才由上海打捞局组织专门力量打捞上岸。由于万县条件有局限,只能修补恢复沉船外壳,停靠趸船边上,内部机械不能修复,成了一条死船。新中国海军建立后,决定将它运回沿海,彻底翻修改造使用,特函请西南交通部作为军运任务,在当年枯水期前拖运出川。我从陶琦处得知此事,清楚这是极其艰巨的一项任务,重庆招商局只有几条中型登陆艇,枯水期根本不能在川江航行,中水期也没把握。现在已届枯水初期,更难通过几处险滩,目前只有民生公司有此实力。陶琦专门找童少生商讨此事。童少生认为,民生公司有担负此项任务的力量,但已届枯水,滩险难过,建议军方等来年中水期来临时再运。但军方认为,如此便要耽误大半年时间,而翻修至少还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于是要求作为特殊军运,在枯水初期将其拖运出川。忽然有一天,卢作孚和我谈及此事,并说他已向军政委员会有关领导表示,虽然困难很大,但民生公司一定按军运要求,承担和完成这项工作。

    此事使我颇为诧异,因为我们已了解,在枯水中拖运“同德”舰出川的风险很大。卢先生却主动承担此事。卢作孚看出我的心思,他说,童少生等人的意见确是实情,但军方要求又很迫切,支援军运是民生公司的分内之事,岂能置之不问?经过几天考虑,他才向军政委员会表示承担此项任务,虽然风险很大,但不能因此不干,民生公司过去经历这样的事还少吗?

    简短的几句话,使人联想到他以前亲自在宜昌组织抢运迁川工厂的物资、设备时的勇气和决心,凭他的经验,准有办法。他平素为人话不多,只要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哪怕方式很笨,他总是实实在在把事情做好。现在既然答应办理此事,他的心里必然有底。

    果然如此,卢作孚最后确定让“民铎”轮承担此项任务,该船的马力大,拖载有经验,特别是领江出身的船长老赵,精力充沛,经验丰富,还是个胆大心细的人,交给他的活路只要他认可,准能办到,决不含糊。卢作孚把总船长和几个干练的老船长包括老赵找来一起琢磨,大家出主意,最后他问老赵:你行吗?干得了还是干不了?老赵拍了胸膛:豁出去干了!

    “只要他答应,我心中就有数了。”卢作孚微笑着说,“当然,不只是他赵某一人说干就行,几位老船长、老把式也出了主意,认可有办法干,话虽然不能说绝,我看也‘八九不离十’了。”“这不只是赵船长的胆量和气魄,首先还是卢先生的胆量和气魄,才敢做呀!”我心里这样想,但嘴里没说出来,只简单地对他表示:“真了不起,相信一定会成功的!”

    他对此事抓得很紧。他说:“既然决心已下,就得抓紧时间干,晚动手一天就增加一分风险。现在到了枯水,水位在下降,要是过了临界水位就全完了。”他忙活了一天多,打了个招呼,立即搭船到万县和“民铎”轮会合一起东下,陶琦和军区军运总代表也一同前往。

    因公方代表组还没直接参与运营业务,所以我没有去。按理说,以卢作孚的年纪和身份,他不需亲临现场,童少生和总船长去最为合适。但卢作孚还是亲自出马,他说,这是国家特别军运的大事,也是和民生公司声誉有关的大事,绝不能让别人去而自己在家蹲着。

    陶琦事后告知,卢作孚没在“民铎”轮上直接指挥这次行动,他们事先计议好了,跟着“民铎”轮到达崆岭之前,卢作孚和总船长及船上不值勤的人员全部下船,转到后面陶琦这条船上,“民铎”轮上只有船长和当值的驾驶、轮机、领江水手。当时天气很冷,水手们还光着脊梁与急流险滩打交道。这时大珠、二珠之间最近距离不过一百英尺,“民铎”轮宽度有三十多英尺,“同德”舰宽度也大体相当,两船中间还有间隙,水中的空当只有二十英尺左右。两船在拖行时,行动不如平时那样灵敏,使人不由得捏着一把冷汗。过滩时,船长和作业人员紧张地皱起眉头,直瞅着一侧的岩壁,紧靠着它,冲着湍流迂回前进,这一过程不过几分钟,但在人们的记忆里似乎用了很长时间。在滩下的小沱边,“民铎”轮靠近先过滩在此等候的轮船边停下,卢作孚、陶琦连同“民铎”轮撤下来的人员,搭乘船上的小划子,陆续来到“民铎”轮上,和船长紧紧握手致意。一个船员赶到前边,提起一个小酒壶递向船长,船长接过来一饮而尽。这以后陶琦乘坐的船不再尾随前进,折转返回重庆,卢作孚则留在“民铎”轮上继续东下。

    陶琦见到我时,心情仍像那天一样兴奋:“真了不起!”陶琦和我一样,早已知道过崆岭这个鬼门关是多么危险,他说:“这事还真得卢先生和民生公司这帮好汉才干得出来。”

    卢作孚和“民铎”轮回重庆时,航务分局和民生公司总部组织了部分员工到港口欢迎他们归来,军运代表还为赵船长戴上红花,给“民铎”轮慰问奖励,也向卢作孚致谢。卢作孚后来和我谈及此事时很平静,毕竟类似的事例在民生公司历史上多次经历过。他说:“这件事对目前经营上很困难的民生公司来说,不啻给民生公司经济上的支撑,我也乐得其成呀!”我说:“你亲自参加这个行动,可说是‘大捷而归’,也该好好休息几天,不能老这样累呀!”

    “没有什么。”他报以微微一笑,“干航运这个行当,跑一趟航班是经常的事,你们几位公方代表来了这么长时间,成天在屋里查阅资料,研究问题,不是一样辛苦吗?趁此我邀请诸位到北碚去休息几天,那里是民生公司最早起家之地。现在公司还有不少员工住在北碚,公司最早的老股东多数在北碚和合川这条河边上,还有一些和民生公司有关联的单位,如天府煤矿、西部科学院、大明纺织染厂也可以看看嘛!我陪你们一起去,我当向导,这样休息好吗?”

    真是一个巧妙的设想,这段时间我们已了解到北碚和民生公司的关系。听说民生公司搞起来后,30年代卢作孚曾来北碚担任峡防局长,并把北碚从嘉陵江边一个小镇,建设成一个环境优美、粗具规模的小城。这里一些企业和民生公司的关系很紧密,能够用点时间作较详尽的了解,也是公方代表组该进行的工作。看来卢作孚早有请我们去北碚的打算,如同以后到广州、上海、武汉、宜昌依次了解民生公司实际运营状况一样,算是分区视察的第一站,大家是一拍即合,立即作北碚之行。

    北碚——一座袖珍小城,也是嘉陵江畔一座美丽的山水之城,它宁静、清幽、整洁、安详,空气宜人,和重庆的喧嚣、拥挤、杂乱形成鲜明对比。北温泉在重庆四大温泉中开发较早,它和紧紧相连的温泉寺古刹,构成了佳胜的温泉公园。时已入冬,园中依旧绿树成荫,东篱残枝犹存,崖畔秀丽的夹竹桃在风雨中摇曳,露天温泉池冒着热腾腾的烟气,使人感到一缕温暖。卢作孚比我们早来一步,在江畔的待帆庐相候。这里可以下榻、品茗,俯瞰嘉陵江中过往的汽轮和点点征帆;远望江对面山头上绿树丛中成片的瓦房和凌乱的茅舍——兼善中学,使人心旷神怡。不仅欧阳平、张祥麟首次来此甚感新颖,连我也是第一次来北碚。卢作孚先生亲做向导,向我们介绍情况,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民生公司的了解。

    我们先后到了“兼善公寓”,北碚会堂和北碚公园等一批公共设施,这都是卢作孚担任峡防局长时,在他的倡导下逐渐建设起来的,设施较为简单,规模很小,但都比较干净、整洁,和当时的经济条件是相适应的。卢作孚还向我们介绍了那个名气不小、响当当的西部科学院。西部科学院是卢作孚积极倡导并取得中国科学社(这是一个有一定经济技术实力的全国性的科学团体)专家学者的支持办起来的,也一直得到峡防局和民生公司的关照、帮助,虽然规模很小,但已经打下几个系科的研究基础,开展了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在那时的四川是很不容易的。最后我们还去了兼善中学,它名义上是西部科学院的院属学校,但它的独立性很强,得到民生公司的直接帮助,该校学生生源中“民生”子弟占的比重也大。我们在清查民生公司股份、股东时,在民生公司投资人名单及民生公司向其投资的单位中,不止一次发现兼善中学的名字,虽未完全弄清楚其在经济上的关联程度,但带上“密切”的帽子绝不为过。

    在与这些单位的接触中,能体会到卢作孚对科学教育实业的深切关注和良苦用心。他办的这些事,已经超出他和民生公司能够接触和支持的范围,是一般的企业家不会去办也办不到的,即以他担任峡防局长和四川省建设厅长的影响,倡导并长期坚持办下去,也绝非易事。从交谈中我得知,抗战中创办的北碚乡村建设教育实验区及平民教育实验区的大学者梁漱溟、晏阳初均长住于此,进行两个实验区的活动。据说将实验区放在北碚,也是卢作孚主动引进的,并得到北碚地方政府的支持。通过这些事,我对卢作孚的为人行事,印象加深。

    我们还去了两个工矿企业。先去的大明纺织染厂,在当时的重庆算得上有相当规模的中型工厂。卢作孚穿的灰麻色中山装底料,就是它的产品,民生职工的工作服也是该厂生产。我们在清查股份、股东时发现,民生公司和大明厂是互有股份,往来关系很深。大明厂的前身是峡防局筹资创办的土布生产组,后来发展演变为三峡织布厂,民生公司向它注入资金,产品开初多半销售给民生公司做员工制服及其他公用布,以后产销逐渐扩大,成了独立的小型工厂。抗战开始后,长江下游一纺织厂在卢作孚与民生公司的帮助下,将工厂设备迁川,利用三峡织布厂的地址,与之合并成为大明纺织染厂,三峡织布厂的资产、股份均转人大明厂。

    我们后去的天府煤矿,其规模远远超出大明厂。因为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区别甚大,天府煤矿的经济实力确比大明厂雄厚,人员多两三倍,资产也多得多。从嘉陵江边码头上可以看见运煤的缆车道;在半山到煤矿之间,还有条火车道从一条主要矿井引出,煤炭由此再经过缆车下行至河边码头外运。这是条袖珍型的火车道,比綦江铁路还早,即地理教科书里提到的四川最早的一条铁路——北川铁路,它先是为几个小矿运煤,现在已并人天府煤矿,成为矿内运输工段的一部分。那几个小煤矿当时都已实现半机械化,产量大幅度提高,成为煤矿的主要矿井。我们在清查民生公司股份时发现股东中有天府煤矿,且是股份较大的一家。而在另一资料中又发现民生公司在天府煤矿中占有三分之一的大比例股份,应是双方互有投资吧。在煤矿办公区里矗立着一座一楼一底、比较整洁的楼房,即是矿部办公楼。这栋楼房的正门有一幅三字的横匾,上书“作孚楼”,形象地说明“天府”和“民生”的密切关系。我就此请教卢作孚,他笑了笑未详细说明。后来谈到天府煤矿的发展过程时才逐渐明了:原来民生公司的轮船只有十多艘油轮,绝大多数船只是以煤为燃料。为解决自身耗量的需要,民生公司曾扶持帮助过不止一家煤矿,使自己的燃料能有保障。抗战前这些矿大多规模很小,土法开采,抗战后大批工矿将其设备资产迁川,这些迁川的设备又是民生公司帮助抢运的,其中焦作煤矿的中兴公司,在孙越崎等人指挥下,仓皇入川,停滞在宜昌一线。正是在卢作孚主动帮助和具体指挥下进入重庆,并利用北碚一带有条件的煤矿,安装设备,进行机械化开采。中兴公司从资源委员会获得一部分公有及银行资金,将重庆原有煤矿并人,合资成立天府煤矿,这个做法与大明厂如出一辙,但天府煤矿的设备、资金、技术等都比较雄厚,是资源委员会管辖下的较大工矿,现已由国家接管,成为国营煤矿。

    北碚之行只有四天,说是休息放松,实际上一点没有闲着,包括卢作孚也一样,恐怕比别人更忙。他除了引导我们到各处考察了解,自己在北碚要办的事也很多。把我们所见所闻串起来看,对民生公司、特别是对卢作孚的印象就更深刻了。他的活动还伸展到与民生事业攸关的工矿企业,如天府煤矿、大明纺织染厂以及我们从书面上了解到的大中华造船厂、重庆造船厂等,可说是和民生平行发展,独立存在。他的活动还伸展到社会、教育、科学、乡村实验等,尽管现在看到的规模较小,活动能力和范围不大,但以个人的力量办这些事却是很不易的。他不仅是一心为“民生”作贡献、谋发展的实业家,而且是在多方面贡献国家、贡献社会的公益活动家,这在旧社会算得是挺拔突出、不可多得的人物。如此看来,国家为什么对卢作孚一直强调团结、支持、扶助,也就完全能够理解了。

    北碚之行,对我们公代组正在进行的清理民生公司股份的工作颇为有益。之前近两个月的工作,主要是查阅资料,核对数字,为实施公私合营提供决策的依据,以利确定合营中公私投资的比例,以及组织结构、人员构成比例等。北碚之行使我们对一些事物有了形象的了解,核实或修正了前些日子的看法,使我们的心中更有数了。

    经过一段清理、调查和实地了解,还有几件事需要进一步搞清楚。首先就是股份分布情况和对公司经营有多大的影响。

    从资料上看,公司持股(股东)人数较多,每人所持数量和股值相对很少,与我们原来的设想差距甚远。我们原以为“民生”这样大的企业,股东自然不会太少,更会有占股份比重大、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大股东,但事实远非如此。虽然有一些股份股值较大的持股人,但多是企业或团体,其中如天府煤矿及资料记载的上海大中华造船厂等,和“民生”都有相互投资的关系。

 “民生”对它们的投资多半还大于他们对“民生”的投资,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资料上很难理解清楚。而和“四大家族”或旧政府有联系的企业或金融机构,在“民生”很少见到有其户头,已有户头的虽比小股东大得多,但均不可能影响或控制“民生”。属于应当没收归公的战犯、大军阀、大地主阶级及个人的投资额少有发现。说明“民生”大量股份属于原始积累的中小民族资本,可说是中小地方资本,此点对于我们在合营中执行政策将很重要。我们曾想过,“四大家族”势力、官僚资本势力以及那些大地主、大军阀以及达官贵人等总会在“民生”有数额较大的投资,在清理时将被依法没收,转为公股者预计可能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卢作孚本人也是这样估计的。但在清理中远未达到这个数字,包括和“民生”关系较深的天府煤矿等在内,也不过百分之三十左右,看来卢作孚的估计中把范围扩大了。较明显的是:有些股东已逃到境外,本人并不属于应当没收资产的范围,不能以此来扩大公股。有些人所持股有无“民生”向他们赠股或送干股的情况?“民生”的老人中认为可能有这类事发生,但在账面上不会反映出来,可能是以付报酬的形式转到受赠人名下,又以人股的形式转手回到“民生”的账户上,但这些过去的事现在已无法追究。

    另一桩事实是“民生”二十多年来,几乎年年都在扩股、增资,但从未改变股份分散的现象。资料记载,“民生”的老股东年年都有股息分红,也都在增加股份,增加投入。资料反映几乎年年都增加新股东,但绝大多数是小股东。“民生”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年年扩股增资,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是“民生”发展、扩大的一般规律,也可看出“民生”经营有方,使股东乐于再投入。

    还有令人称奇的事,在大量的小股东中竞有不少公司的员工,他们所持股同样年年在增加,难道他们都愿意兼有劳方与资方两种身份吗?

    在公司的高管层中一样持有股份,股值也不高于一般的小股东,也有某个高管人员在股东名册上不见名字。特别奇怪的是我们翻阅好几遍,始终没有找到卢作孚的股份,殊感意外。这个让他日夜操劳,费尽心力,与他有不解之缘的“民生”,他竞没有一点股份?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在“民生”占有两位数甚至更多的股份才是正常的,不然怎么解释他率领全体职工,年复一年努力发展成为蜚声国际的航运界巨头呢?

    我们向公司有关职工和高管人员询问究竟,并和卢作孚先生当面交谈,以期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得一清二楚。

    谈起“民生”怎么起家,几位被探访的“民生”人还真的来了劲。童少生特别提到:民生公司是从一条七十吨的小轮“民生”号开始发展起来的。那时没什么达官、财主做“民生”的支撑,开业所需的资金,是卢先生利用与重庆合川的社会关系,一点点凑起来的。大家出于对卢作孚的信任,试试看,也没考虑钱是否能够收回来。“卢作孚操办的嘛!他不会拿我们的钱不当回事!”说是公司,就那条船,没几个人。开始从合川开到重庆,后来开通涪陵。岸上只有卢先生等几人,早早在码头上卖票。上了船又成了理货、乘务,到站下来歇息后,第二天又从卖票开始,循环干活,这样真把“民生”硬拖出来了。后来公司做大了,卢先生向股东打招呼,动员大家掏本金,增加股份。“民生”越来越红火,增资扩股,年年都有新股东进来。其中有殷实人家、大官、大老板看着眼红,愿意掏票子放在“民生”的账上,但多数还是卢先生动员招募的。

    童少生说:为了“民生”,卢先生真是煞费苦心,把事情都做到家了。

    我说:“民生”靠一条小船起家,卢先生怎样一手把它拉扯壮大,已经听“民生”同仁谈得多了,也使我们非常感动。但我们想知道这二十多年时间,又经多年抗战,遭遇很大的困难,如没政府的强力支持,单凭自己的能力能够走过来吗?

    童少生回答得很干脆:在战争最困难时,确实需要政府的支持和资助。民牛公司长期以负责的态度帮助许多工厂迁川,多次独家支撑,为战时军运作出自己的贡献,并不是单方面接受政府的资助。“民生”没有接受政府和国营金融机构的巨额资金,因为他们投资就意味着控制“民生”的经营权,这是卢先生不赞成的。“民生”虽然也吸纳了少量的这类资金,但不能形成气候,“民生”主要依靠的还是民间投资。

    我说,卢先生极力主张公私合营,与他的做法岂不自相矛盾吗?

    童少生说,此时和彼时完全不同。那时孔祥熙之流想进入“民生”,是想把“民生”纳入他们的旗下,吃掉“民生”这个老牌号的大企业。如今则是为了得到公家的支持而独立存在,“民生”不实施公私合营,就等于失掉发展的基础。实现公私合营是卢先生现在最大的愿望。

    公司上下都清楚,童少生是卢先生心性相投的得力助手,他的话多少可代表卢作孚的心声。

    说到扩大股份、扩大资金、扩大企业规模时,童少生不禁又乐了。

    他说:你知道吗?“民生”每年都要开一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卢先生以总经理的身份,向股东报告公司经营情况,报出一年的成绩和收获的果实,说明每股应得的股息,毫不含糊。但他接着又说,公司所处的困难环境,航运界竞争如何激烈,使公司时有翻船之虞,应付这个局面,出路只能迎难而上,扩大规模,增加运力,实行相关措施,才能继续生存和发展。他建议股东以所得股息作新增股的股金,向“民生”再投入。他语重心长地说:这点股息对各位股东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可是集中投入“民生”,犹如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更好发挥效益。并将事先已准备股息转投的股票发放股东,这些股东和卢先生关系很好,就按卢先生说的办了。往后每年如此,人们也习以为常了。这两年受战争影响,船舶不能正常运行,公司经营遇到很大困难,无法开股东会,只能向股东道歉,求得理解。卢先生说在公私合营前一定要开次股东大会,也是对股东们精神上的补偿。

    我们几位公方代表都有些诧异地问:“卢先生年年讲这些,年年把股息转股,股东们没有意见,没人起哄吗?”

    “实在说,埋怨的人还真不少。”童少生笑着说,“股东得不到一点实惠,久而久之还能没点怨气?但大家看见卢先生那么诚恳认真,讲话到节骨眼时,几乎每次都潸然泪下,大家被他的精神所感动。怨气归怨气,话明气散,钱仍在‘民生’放着,个别有意见的只能随大流了。公司这些年来把开会时的食宿安排得好一点,请大家看两天名角上演的川戏,消消气就过去了。公司下边的人背后议论,卢先生真有能耐,学了刘皇叔会哭的功夫呢!”“这么说,二十多年一次股息也没发过?把‘民生’做成了大块头。”

    “要不怎能扩大到现在的规模?不仅是股东,还有员工的红奖也一视同仁,装进公司的大口袋了。”

    真是条大新闻,连职工的红奖都人了股!怪不得人们传说“民生”在实行劳资合一。

    “对,卢先生是有这个意思。全公司职工干了一年,得到的红奖是职工的权利。但他向员工们讲:大家在‘民生’干活,谁都期望公司兴旺发展。厂兴我兴,厂衰我衰,员工的利益和厂里的利益是分不开的。他奉劝员工将红奖拿出来,作为向公司人股的股金,既使公司增股增资,又成了个人长远的储蓄。公司发展了,对个人有更大的利益,这样对公司和员工不是两利吗?卢先生这样反复说明,员工们也都一心悦诚服地去做了。”

    “是否也年年如此呢?”

    “差不多是这样。”童少生说,“我们这些人在民生公司也有点股份,多半都是那样来的。多少年来大家都习惯了,有些困难员工难免有些怨气,公司还是尽量想法子为他们缓解困难,但始终保持大头留在公司。”

    “为什么看不见卢先生在公司的股份呢?按刚才说的‘规矩’,卢先生也该有同样的一份嘛!”我点明了自己的疑问。

    “卢先生是公司总经理,红奖应该有他一份。这些年红奖加起来也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但他倡导员工红奖人股,却坚持本人不在‘民生’有股份,原来他把这部分股份收下后立刻转入兼善中学了。你们在股东名册里看见的兼善中学就是卢先生无偿赠与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事情弄清楚了,但我们仍觉意外。这样的做法,保证了红奖人股的实施,兼善中学也得到了实惠的股权,无形中增强了在“民生”中的地位,卢作孚则保持了无股份的清白身份。

    童少生最后说:  “无股一身轻!”社会上不是传闻卢作孚是“民生”的大老板吗?一点股份都没有,怎能成大老板呢?要我说,卢先生是“民生”的总管家,不折不扣的“丘二”。其实他不光把红奖换的股票赠给兼善中学,平素他除了领取规定的总经理月薪和工作中必需的开支外,经济上可是滴水不沾。你们去过北碚,一定知道卢先生家就住在北碚,“民生”给他配有专用小轿车,他来往北碚重庆使用自无话说。可他的子女在重庆上学,假日回家往返,想搭他的车都不行,让他们步行回家。为此我曾劝他,顺便搭车又不增加公司的开支,用不着那么过硬嘛!他却说,这事开不得例,我要是开了例别人就不能开例?再说年轻人养成这种习惯,对他们的未来有啥好处?

    听到这些,我们都感到惊奇和震动。“民生”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原始积累,使资本快速膨胀,终成大业。他们把股东和员工多年应得的收入强劝投资,我真佩服卢作孚先生锲而不舍,多少年如一日的精神。什么“合一”“两利”,实际就是“两边通吃”,一点不剩。他无任何私念,“民生”就是“民生”,“民生”不等于卢作孚,他只是“民生”忠诚的管家和守卫者,是他竭尽全力,集中资财,使“民生”大发展,为国家、社会奉献了一笔巨大的物质财富。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把来自各方面的资金奉献给社会,而且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呀!这种精神高尚、可贵!

    过了些日子,我和卢作孚互相邀约,交流清理股份的具体情况,卢作孚也希望了解公代组的工作进度,能否早日实现公私合营;我们也想讲讲自己的一些看法,了解卢作孚的意见。

    “你们了解得很仔细。二十来年了,民生公司就是这样一步步、一年年积累起来的。我对股东和职工讲的全是我的心里话,也不是想把他们应得的收入扣下人股,而是公司的发展需要扩股增资,也是为了‘民生’的生存和发展,易于得到股东和员工的体谅。只要对‘民生’有益,不管外人怎么议论,我们都坚持。”他谈了自己的看法,在谦逊的发言后,隐隐可见他内心的满足。“卢先生坚韧执著的精神令人佩服和感动,为了‘民生’费尽心力。我现在想说的是,在你的心目中是否把股东、股息和员工红奖一样对待,一样说服劝募?现在外面传言说卢先生提倡劳资合一,是否是为了扩股增资而提出的理论式口号?还是真的认为‘劳资合一’在企业中是个完美的设想,而不是临时性的动员口号呢?”我直率地提出这个问题。

    “我一直认为真正做到‘劳资合一’是件理想的好事,我和少数人谈话时,不止一次提到这个口号。‘劳资合一’不仅在财物方面,而且把企业和职工的心都合到一起了。能达到这样的思想境界,即使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是无可厚非的。它将使企业越办越红火。”他灼灼的眼光透露出自信。

    我接着他的话说:“我们在清理股份时,看到了‘民生’的发展历史,没有卢先生为‘民生’所做的一切,‘民生’不可能达到如此宏大的规模。我非常佩服卢先生的主见和远见,苦口婆心劝说动员中小民间资本,包括职工红奖来壮大‘民生’,排除大资本家、四大家族控制的官僚资本企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达到控制公司的目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还要提一点,‘劳资合一’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值得商榷。我从内心赞成卢先生为了扩股集资的实际需要而作的动员号召,而不认为它会成为企业理想化的境界。”

    他忽然紧皱起眉头,显然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想到我会针对他的思想说出了有点分量的话。 

    我阐明我的认识:“公司是私营股份制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资本带来剥削,必然存在资产阶级的经营者和工人阶级的职工队伍的阶级区分,不能以‘劳资合一’的口号予以抹平。提倡‘劳资合一’将会模糊阶级意识,从思想上瓦解工人阶级,这是不可取的。至于职工以红奖持股,股值小、零星分散,是否因此就算‘劳资合一’?恐怕不能那样说吧?进一步说,持有少量股份的小股东,算不算‘资产阶级’也值得商榷。动员这两部分资金人股,是民生公司多年来对发展有利的举措,效果很好,但不能说就是‘劳资合一’。”

    卢作孚先生陷入了沉思,脸色微赤。他确实未料到“劳资合一”这句话,会引起我的一番议论。我们虽然是平心静气地探讨问题,但问题提得相当尖锐。

    卢作孚先生平静地说:“你的话真是一针见血,看来我还得好好学习。之前我还真以为‘劳资合一’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提法呢!怎么没有想到阶级区分、阶级关系上呢?”

    我也顺势提到另一件事:“卢先生倡导职工以红奖人股,自然是对‘民生’有利的大事。持有这个股份是合理合法,体现个人所得,自愿认股。可却没见到卢先生有一点股份,我们已知卢先生将它转赠给兼善中学,那么‘民生’的股份从未分过股息,放在卢先生手里或放在兼善中学有何区别?兼善中学是否因为持有股份,有了股东的头衔就沾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呢?”

    他露出一丝微笑:“你们工作真仔细,发现了这个细小的问题,其实这也是我一贯的操守。我多半生都在为‘民生’而奋斗,从来不为个人谋私利。有了股,人家都说你是‘民生’的股东,掌握了‘民生’大权,给你加上‘大老板’的桂冠,怎么也洗不清。我不持股,只是老老实实为‘民生’办事,自己思想上也轻松。兼善中学长期得到‘民生’的资助,持有一些民生的股份,与‘民生’更为贴近。在条件允许时,民生还是要向股东发放股息的,兼善中学也会得到一点收益。”

    我说:“卢先生考虑问题周到,光明磊落,不谋个人私利,不会因此带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但还是要插上一句话,卢先生当然不是‘民生’的大老板,是为公司日夜操劳的管家,是公司的灵魂。‘民生’既是私营企业,也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很难把‘民生’和卢先生截然分开,‘资方代理人’这个称号总不能推卸吧!其实资产阶级又怎么样?五星红旗上已经标明,资产阶级也罢,资方代理人也罢,关键是民生公司是中国民族工商业中的佼佼者,是曾经为国家、民族作出重大贡献的企业,这是人所共知,有口皆碑的。”

    卢先生的心情似乎轻松了许多。他说:  “你的话提醒了我。我从一个普普通通的教育工作者,转到‘民生’这条船上,无非是实业救国口号的指引。自己多年来埋头干活,觉得干的都是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事,真不明白也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工作。以后还得好好学习,不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怎么能跟得上社会的前进呢?”

    我也声明,我谈的是现在的认识,对与不对很难说。我们大家都需要再学习,从实际中考验正确与否。

    “民生”公私合营的准备工作渐渐趋进,与卢先生的合作也是顺利的,彼此的观点看法能够敞开,议事也无所顾忌。卢先生认为,清理股份进行顺利,合营也可较快实现。他对哪些应转为公股胃口比我们还大,他希望公方代表早日参加民生公司的实际工作。他相信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领导下,“民生”还会继续发展。他和公方代表之间没有隔阂,双方畅所欲言。紧接着公方代表组将要接触公司的经营管理、组织结构、人事构成等事项,对我们将是重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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