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调查发现 提出问题
公代组进入“民生”后，首先抓清理股份，核实资产，以此核定合营后的公私比例等，实施合营的时间将取决于这些工作的进展程度。公代组还要抓的另一件事，就是了解“民生”现有的经营管理、组织人事体制、劳资关系的具体状况和存在的问题，目的是使合营后公方代表能够熟悉和掌握公司的内在情况，直接参与公司的管理领导，避免仓促上马，盲目被动。目前公方代表已经了解公司存在的一些较大问题，应与公司主要负责人通气协商，求得一致，使问题得到解决，以利于合营后能正常有效地工作。“民生”是重庆数一数二的大企业，人数众多又分散，上百艘客货轮驳，几地的分公司，常年流动，接触机会少，以前的救亡运动、民主进步运动在“民生”也少有所闻，所以我们只能在公司少数人中搜集一般情况，和“民生”提供的数字、资料差不多，难以作更深的了解。
就在公方代表进入“民生”后，王宏远持市属有关党组织的介绍信前来联系。他系重庆地下党员，接受公方代表在党内的领导，并配合工作。他的公开职业一直是“民生”职员，与公司职工联系较广，知道的情况也多。重庆解放后，党组织决定他暂留“民生”，参加工会筹建工作。据王说，“民生”早先只有自发性的工会组织，人很少，仅限于公司及岸上零星员工，不成气候，不被看重。目前在工会联合会的推动下，正筹建代表全公司员工的“民生”工会。和王宏远取得联系，对公方代表的工作有相当的帮助。
我先听取王宏远和几位工会积极分子谈“民生”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以及对公司管理层有关情况的看法。从大的脉络看，与我们了解的情况大体一致。但因角度不同，反映的问题也迥然不同。对“民生”的发展历史，如在川江和外轮竞争的胜利，抗战中对军事运输的支撑和贡献，意见比较一致。但抢运迁川工厂设备等，因多系传闻，比较模糊。说到公司与职工的关系时，他们说民生公司是资方，对职工异常苛刻，包括将职工红奖扣为公司股份一事，意见颇多。诸如：干这种事，民生公司算是好话连篇，无非是给职工戴高帽子，把本属于职工的分红奖留给“资方”嘛！难道民生公司不是资方吗？资方巧立名目，打工人的主意。卢作孚说在“民生”他没有股份，他不是资本家，其实他就代表资本主义企业，把职工的一点钱都鼓捣进“民生”的大口袋里了。粗略算算，攒了这么多年，可不是个小数目，“人股”说得好听，都是有去无回，让资方把工人给“坑”了。
他们的话反映了部分职工的思想情况，但有明显的偏颇和不准确之处。我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按照党的政策，阐明自己的观点。他们自己也认为这些意见是各说各的，并不是多数人的一致意见，但问题是对我的一些分析解释也有怀疑，并未从思想上完全接受。我对自己的有些看法也自相矛盾，如“红奖”扣转为公司股份，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但对“民生”的扩大发展有利。我无法将这对矛盾统一起来。
他们说的许多事和卢作孚自然有关联。但能听出来，最终还是体现了对卢作孚的理解、体谅。卢作孚在大多数人中有威信，因为他一心一意扑在“民生”上，时刻惦念“民生”的生存与发展，没有他哪有民生公司？卢作孚说发展“民生”又有哪点不好？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为资本主义卖力，干了搜刮职工腰包的事。要说被搜刮么，也有卢作孚的一份嘛！
但往深处说，“民生”的问题就多了，反映在目前管理层中存在好些见不得人的事，不过和卢作孚不沾边。他和旁人不一样，虽是公司说一不二的大老板，却一贯洁身自好，不沾风不沾水，民生公司出现经济或腐败等类的事，都扯不上他。但他手下的有些头目就不行了。
“这些人就不受卢先生的影响？卢先生允许有的人胡搞乱来吗？”我插话问。
怎么说呢？这些人中，有和卢先生一起穿草鞋跑上跑下，把“民生”拉扯大的。卢先生大概原谅他们了吧！
为了“民生”的生存和发展，实行公私合营就得按公家的纪律处理，把这类事揭开解决。我的心里这样想，但口里说：“有这么严重吗？要有真凭实据，不能道听途说闲言蜚语呀！这倒是提醒了大家，这些传闻，虽然确有其事，可要有真凭实据却真不容易，还得费工夫去弄清楚才是。”
话又回到民生公司与四川军阀上层以及蒋介石中央政府的关系。他们说，民生公司早期的发展，没有四川军阀刘湘的支撑，能够那么快起来吗？卢作孚在民生公司干得好，得到刘湘的赏识和重视，给予支持，他和刘航琛、潘文华等人关系都较深。国民党中央政府到了重庆，他又得到张群、张公权等人的青睐。战后宋子文出面为“民生”签字担保，向加拿大政府贷款购买新轮。头年卢作孚滞港迟迟不归，人们议论很多，无非是说他和台湾一些人的关系难以割舍。他最后决心回国，是因他的心思全在“民生”，过去为“民生”他与现在台湾的蒋氏政权有诸多关系，为了“民生”今后的生存发展，终于下决心割舍这些关系，他的举动在实业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得到国家的肯定和欢迎，给予他很高的政治待遇，答应解决“民生”的许多困难，这是党的统战政策的具体体现，下边的同志没有意见，坚决拥护并执行。但觉得今后与卢作孚打交道，对他的思想行为要有个底，他和我们的思想观念不会都是一致的。
王宏远几人说话比较实在，观点明确，但感到其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有片面性，对卢作孚的看法更有些绝对化，我提醒他们注意纠正。王宏远也认为他们反映的只是部分职工的思想，有些认识还停留在感性上，今后要注意学习党的政策，提高到理性的认识分析。这是自下而上从群众中来的意见，与从公司管理层自上而下的渠道，两者的角度不同，应是各有侧重，各有取舍，各有所得。
不久工会筹委会的几个主要成员（包括王宏远）来找我谈工会的事。主题是，他们将在近日召开会员代表会，组织成立工会委员会，正式宣告工会成立。重庆一些大点的企业早已在军代表的指导下组建了工会，因“民生”是私营企业，没有军代表及企业党组织，公司管理层又不过问工会的事，以至无人宰子（作决定）。现在请公方代表表态，开会时与职工见个面，讲讲话，给工会的成立造点声势，把公司各基层的工会活动广泛开展起来。
若在别的场合，可以无须考虑就答应他们的请求。但现在公方代表的任务是清理股份、了解情况，不涉足公司现实工作，现在对工会的事表态不是太合适。我反复考虑，公方代表进入“民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工会的活动请求公方代表到场，如不去也许会造成不好的影响，而且去参加开会也可以不涉及公司的管理事务，还能向大家宣传党的政策，勉励大家努力生产，作出贡献。我遂答应参加会议。
但他们又提出一个重大问题：是否在工会大会上号召在公司开展民主改革？显然他们是受到周围一些企业或行业的影响，如重庆码头搬运工人开展“反把头”斗争，持续进行全行业的民主改革，嗣后建立起在全市范围内有影响的搬运工会和搬运公司。一些工厂企业在企业党组织或军代表领导下，结合本身实际开展民主改革。“民生”没有这个条件，赶不上这些单位的势头。但“民生”内部弊端重重，应有改革的需要，可否在工会里提出要求，请求公方代表支持，推动进行民主改革！
我说：“民主改革是个大题目，它应包含哪些内容？不同类型的企业的要求不一样，要根据单位的实际和群众的要求来确定，要有企业整体的行动。现在公方代表没有参与公司的管理，不可能参与此事。尽管工会同志有这个良好的愿望，但不可能这样办。可以各种形式向各方面反映，争取以后实现。”王宏远还认为，现在职工对公司管理中存在的严重弊端很有意见，从实质上讲就是要求民主改革，工会应该积极反映这些意见，怎么处理是上面的事。
工会会员代表会时间不长，参加人数不多。我如约和大家见面，事先说明不是听汇报，是即兴座谈，不作肯定的议论。我的讲话只谈党的政策，勉励职工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生”的兴旺发达，关心眼前的生产经营，欢迎大家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以利公司未来的前进。讲话是雷声大雨点小，使在场的公司管理人员无不怿之感。
会后，我们将在代表会上搜集到的一般性意见向公司通报。
这些意见大小不一，大到对公司生产经营困难的担心，运输成本超支、上下货源不平衡、两年来财务亏损、开源节流有无出路，小到个别员工生活困难无人关心等一些点滴零碎的事。处理好工会提出的问题，是公司新增的一项责任。至于如民主改革、人事、体制及劳资关系等较突出的事项，则未公开向公司管理层提出，由王宏远单独集中整理后向我反映，它不仅是工会的意见，也是王宏远从党内角度向公方代表反映的群众意见。
这些材料与原先反映的一些意见，可以说问题一大堆，有大有小，有虚有实，有真有假，可以看出公司管理层中腐败滋生，封建式的行会管理，以及和国民党政府、社会内外勾结等问题都存在，涉及的人也多，如有的权力很大的部门老总、地区老总问题就很突出。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腐败，如卢作孚本人。王宏远对我说，他们本来很注意不把“民主改革”的口号提到工代会上。但从反映的情况来看，公司不搞民主改革行吗？
王宏远站在一个共产党人的角度，认为民生公司进行公私合营，首先要进行整顿和改革。他特别强调，在公私合营后，公方代表要参与公司的实际领导，难道能允许这些腐败现象继续存在吗？
王宏远及一些工会代表反映的意见和建议，来自基层共产党人及群众之中，这对公方代表的工作极为有益，使我们从另一个渠道了解了这个庞大企业的复杂情况，将来要审慎处理这些问题。但我还是郑重地指出，仅凭现在这些材料撒大网，甚至处理显然不行。西南财委转达过西南局主要领导的指示精神是：进入“民生”既要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还要注意在“民生”特定环境下，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经过卢作孚的同意，同意则办，不同意则一定不办。这是在“民生”工作的一条行动准则，必须坚决执行。要筛掉那些无凭无据、半真半假的问题，对认定的问题要得到卢作孚的同意才能办理。所以对他们反映的问题要严肃认真、核实查准，把问题收缩到最小限度。我觉得这与清理股份的道理一样，应没收充公的股份一定要查清，既不减少公方持股的比重，也不扩大没收股份的范围。我们曾发现“民生”的当家人有把没收归公的股份扩大的苗头，主要是对没收的政策界限混淆不清，宁肯多说点，表示对国家的忠诚。我们专门说明，国家的政策必须严格遵守，扩大没收范围将是公方代表的重大错误，绝不能这样干。现在涉及公方管理、组织等一些重大问题，更要体会“一定要经过卢作孚同意”这条杠子的重大意义，它是党的统一战线的重大政策和行动准绳，也是在“民生”特定环境下合作共事的关键所在。
我的讲话与王宏远等的想法有相当的距离。他承认自己看问题有不全面之处，掌握的材料确实不准确、不深入，需要再进行工作。同时觉得领导态度不够果断，工作进展缓慢，与重庆几家大的国营企业相比，“民生”显得冷冷清清，看不见什么新的气象……
我下决心和王宏远多谈几次，向他反复说明，怎样掌握党的统战政策和采取怎样的工作方法：同时帮助他们对发现的一些问题具体分析，摸准、拿稳，分清缓急，哪些问题必须在合营之前提出，哪些问题则在以后解决，逐步拉近与王宏远的思想距离，以统一到党的政策上来。
经过近半年的时间，工作逐渐理出头绪，对实现合营前必须要办的事情有了初步的轮廓，但对以公司总管理处为中心的重庆周围的情况了解尚少，对宜、汉、申、穗几处分公司和大多数船舶了解更少。已经半年多了，还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此项任务？我对工作进展缓慢也感到不满意。春节后卢作孚去北京转道上海再回重庆后，我们即约时间交谈，交换意见，实有相互摸底之意。
卢作孚每次去京，自然向交通部陈述“民生”近况，同时也去会见民主党派几位主要领导人。他每次向交通部和领导汇报，都得到对他和“民生”的鼓励和支持，使他感触甚深。“民生”面临的许多具体问题，一直得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大力支持并随时解决。他每次向邓小平汇报，一有要求，马上批复。交通部及时表态，打招呼，使几处分公司在当地也得到关注和帮助，使他对“民生”的运营、发展充满信心。他谈到，现在除广州分公司和那七艘加拿大新客轮外，整个公司的营运都逐渐正常。公司现有的大小船舶都已正常启动，业务情况也往好处走。唯一的问题是现实的运价影响全公司的收支还不能平衡。运价是川江船舶的老大难问题，走川江的船舶都是大马力、小运量，与长江中下游船舶的运营成本相差巨大。中下游的船舶根本上不了川江，川江的船舶到中下游，它的大马力又用不上。也不能因为是川江船舶就按高运价收费，这必将导致成本大为超支。即使在川江运输，上下水船舶的运输成本倒挂，下水的赢利，很难补偿上水的亏损。解决这个问题要靠多方面的努力，扩大运量，增加运力，改进船舶的技术性能，降低单位费用开支，适度调整运价等，这些要靠政府的支持帮助，公司努力去逐步解决。他再次表明，新中国成立时间虽短，各项事业都在向前发展，航运也不能例外。他向交通部几次汇报都提到这点，“民生”现存的困难，只能在发展中求得解决。对业务扩大、船舶技术性能改进两大问题，靠公司现有财力办不了，“民生”过去扩股集资的办法现在已行不通了。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实行公私合营，加大国家投资比重，使“民生”逐渐纳入国营经济的轨道。他很高兴我们为合营所做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期待“公私合营”的早日到来。
我插话说：“‘民生’今后要做的事很多，增加资金，扩大运力是重要的，还要踏踏实实地去干，发扬当初卢先生创建和扩大民生公司的那种精神，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往后要在卢先生领导下，保持这种精神，在国家政府的支持下一股劲干下去，事业一定能成功的。”
卢作孚谦逊地说：“‘民生’是靠各方面的支持搞起来的。我在‘民生’二十来年，没有各方的帮助，哪能顺当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对许多事我都不懂、不熟，就像动员职工红奖人股的事，错了还不知道。”
“话不能那样说。当时如不采取这个办法，又怎能将‘民生’做大呢？”
“道理不全对。那时为了扩股，只能这样干，归根结底是不懂又不学。很高兴回国这些日子，懂得的事情很多，可说是‘关怀备至，教益良多’！交通部对合营的前景，态度明确，认为准备工作进展正常，不久将可实现合营，自己为此更为振奋。虽然合营的机构、人事还不明确，但设想很清晰。公方代表以后将要参加合营后的董事会，还要直接参与公司的领导管理，到时我们将一起长期共事。”
我插话：“卢先生的信息准确吗？我是按交通部的决定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指派，专来‘民生’执行公方代表任务的。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当然要努力执行组织交代的任务，至于以后做什么，不知道也不会去打听！”
他点头称是，认为现在还不到具体明确之时，但上边的意思很清楚，大致方向已明。他设想合营后一定是公方占大头，董事会是公方首席代表做主席，“民生”原董事长改做副主席，董事会不管“民生”的具体业务，掌握公司执行权的仍是总经理部。从他谈及此事所表现的自信来看，交通部早已向他亮底，不管如何变化，他都是公司的总经理。我认为这样的安排是必然选择，是对他在“民生”的历史功绩和驾驭这个特大企业能力的肯定。他口里不止一次说将和我一起配合工作，大概知悉目前我作为公方代表的实际主持者，自然也是董事会成员，还将任总经理的第一副职，我也有这种预感。
卢作孚又说：“合营前的准备工作不会太久，对有些重大问题也该商议一下该怎么做，到时将向交通部提交报告。”他提到，“前段时间，公司有许多事情都找你征求过意见。当时因你刚来，正着手清理股份等有关事项，对公司各方面情况不太了解，不便直接发表意见，此点我理解。你谈过一些个人建议，使公司和我得到一些帮助。现在这么久了，你也了解了很多情况，在实现合营后，不，特别是实现合营前该抓的大事，该有个数了。有些事在合营前就该办好，这样对合营有好处嘛！”
我说：卢先生对许多事都想得很周到，我能感受到你对合营和公司发展的期盼和信心。你对公方代表工作的关注和期望表明，我们之间虽然相处时间很短，但谈得来，合作也很愉快！卢先生设想在合营前提出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我们也有同样的想法。公司要挂“合营”的新招牌，自然要把公司的形象和架构打整干净，使人感到面目一新嘛！眼下国营企业中，要求清理整顿，进行民主改革的呼声很高，“民生”要实行合营，向国营企业的标准看齐，也需在合营前采取一些举措。我们将对了解的一些情况进行梳理，拿出意见。目前在重庆范围内还需要再作深入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重庆以外的几处分公司还没接触，对船舶的了解也很少。我打算拿点时间去广州、上海看看，增加对船舶的了解，回来好向公司和卢先生提出建议和意见。谈到此，卢作孚立刻说，好嘛，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各分公司和船舶早已知道公方代表进入民生公司，时间这么久了，大家还没见面，总是憾事。船舶太多，不能一一去看。分公司一共四处，一个月的时间足够了。到时我们再在一起合议该办什么事，怎么向交通部写报告。
我们几位公方代表一同商定后，按预定计划分头进行工作。我和广州分公司的杨成质前往广州，杨成质和李肇基都是总公司原来的业务负责人，卢作孚还特别交代杨成质陪同我去上海后再返回广州。
我在广州停留十来天，把“三大门”“四小门”一一看了一遍，听杨成质详细讲述这些船滞港和从香港突然驶回广州的令人惊奇的行动。可以想象卢作孚是思考很久，才下决心冒着风险将船驶回广州的。这几艘船到广州后几乎成了“死船”，无法发挥作用，坐吃山空。杨成质所在的分公司和七条船基本无活可干，靠“民生”总部每月拨款维持生计，成为“民生”甩不掉的包袱。我去时，他们刚在珠江下游开了几趟航班，效果不佳，因当地原来就有客轮营运，“民生”介入有与人争航之嫌。这几条船档次高，造价高，成本比当地小轮大得多，特别是川江轮船的大马力，消耗特大，航行一次就亏许多，比停在港口不动反而增加花销。杨成质告诉我一个奇妙的设想，有人建议把这几条船放在港埠，开水上高级旅馆，因为船上设备好，不比当时现代设施的饭店宾馆逊色。此事涉及许多方面，能否行得通？即使办成是否能维持成本和赢利，仍是一个未知数。对卢作孚提出的一些要求杨成质一直在努力去做，但希望不大。他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节俭，把船舶保养好，少用人手，少向公司张口。我的广州之行，加深了对广州分公司及所属船舶、所处困难的了解，这也是合营后面临的最大问题。
杨成质陪我乘沪广线火车到上海后即日离去。上海分公司的宗之琥和杨成质明显不是一个风格，杨成质为人较为敦厚、稳健，不急不忙，做事不打折扣，一板一眼，是“民生”当家人信得过的人。他陪同卢作孚在香港度过那段困难的时间；在“三大门”“四小门”回归广州后，又奉命独自留守，可以看出他为卢作孚所倚重，是“民生”核心圈里重要一员。宗之琥到“民生”时间较晚，是“民生”在上海营建大摊子时参加的。以他做事的干练、敏捷，很快为卢作孚委以重任。他在“民生”老人圈中被认做是“见外”的人物，而在任分公司经理不久，上海、武汉相继解放，民生总部和他们均失去联系，其间对他颇有些闲言碎语，无非是说他血缘太浅，有外心，不可靠而已。我来申前听到一些反映，有些话还是从工会反映出来的。此类反映不用深入分析，就能嗅到偏见和不实之味。1949年渝、汉、申间均已断绝联系，申、汉原先并不管船，只有断航时留下的不多的船只，多为大马力船，在长江中下游航行成本很高，两处均艰难维持生存。上海分公司将大船用于分段航线，还利用小船大马力的特点当拖头，投入货运。两处都在军管会、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尽量维持生产，支撑局面。此番通过我的观察以及与宗之琥的几次交谈，对宗之琥有很好的印象，觉得上海分公司内部井然有序，无可挑剔。通过对广州、上海二十天的了解，使我更加赞赏卢作孚用人做事的能力。
在上海时，赶上上海市正大张旗鼓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报纸、广播连篇累牍宣传报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几条命令多处张贴，街上时有警车往来。“民生”内部虽未发生什么案子，但仍能感到群众中气氛很紧张。我联想到武汉、重庆等处，想必同样在开展这一斗争。重庆一直是“民生”总部所在地，人员众多，良莠难分。航务局留用人员中，就发现有隐藏的曾破坏轮船的反革命分子。此时分公司收到民生总公司转来陶琦电，询问我何时返渝。我琢磨陶琦来电实有促我回渝之意，于是我搭乘“荆门”号只用一周时间回到重庆。到达时正值上午，陶琦已在趸船上向我挥手迎候。我们两人在一起时间不长，但关系比较融洽。现已明确他主持航务局工作，他对我很尊重，总是邀我一起商讨航务局的工作，现在还早早到码头迎接，同志之情，殊为感动。“民生”的童少生随后也赶来，言及是卢作孚特别嘱咐他来的。
陶琦告诉我，重庆“镇反”进行十来天了，声势很大，航务局已有两留用人员自动交代曾参加反动组织的历史罪行，对机关震动不小。轮船公司也查出有敌特分子，其中就有前述的航运界败类冉庆之，他的历史反革命罪行已被揭露并被逮捕。各单位均遵照党的指示，抓紧宣传教育，加强政治攻势，挖掘反革命残余势力，保证斗争的胜利。他发电报就是希望我早回，推动本系统工作的开展，只是文中不便明言罢了。
我回“民生”公方代表办公室，张祥麟和欧阳平也谈到类似情况。几天前逮捕一批人后，“民生”的气氛比航务局还紧张。公司总部虽然尚未发现什么，但下边船上、码头上、厂里都有人被带走，公司也来向他们了解是怎么回事。张祥麟特别提到卢先生很紧张，脸色灰沉沉的，他对公司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深感忧心。
童少生也到我的住处来随便谈谈，我向他解释，这是一场大的行动。解放后敌特活动从未停止，前些日子许多地方都闹土匪活动，实际就是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向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挑衅，虽然大都已被镇压，但其爪牙仍在四处兴风作浪，破坏革命事业。这次“镇反”是顺应人心的革命行动，我们大家都应充分理解，积极支持这场斗争。
童少生的态度向来较为乐观、开朗，对党和政府的号召容易理解、接受和支持。他表示：绝对拥护支持，但对个别问题有些不解和担心，特别提到民生造船厂厂长陶某前几天被逮捕，他们从未想到他和反动派有什么牵扯，突然被捕，总觉得是个问题。我对他解释，这次“镇反”是人民政府亲自指挥的大的行动，没有掌握证据是不会贸然行动的。我们一定要相信政府和公安部门，他们是不会错抓人的。
童少生对陶某一案仍有些惶惑不安，只提到此人性格粗暴，厂里厂外得罪了不少人，但他和卢先生对陶某的根底比较清楚，认为他不像是和蒋帮反动派有勾连的人。
我觉察到，童少生心里想说能不能向市里或西南公安部门反映此事，但未直接说出来。我认为像这样的案件，市里和公安部门没有确凿证据不会轻易行动。联想到过去在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改等群众斗争中，常有军政干部相信一些不实之诉状，最后犯了错误。现在的“镇反”运动，尤其应该慎重，也不应由我们出面反映。后张祥麟和欧阳平听别人谈到卢先生向来对陶颇为器重，对陶被逮捕一事，卢颇为关注。但两天后我和张祥麟、欧阳平与卢作孚见面时，他未提及此事，我着重谈了广州、上海的情况，随后又谈到原先设想的题目，该从哪几方面着手并报告交通部。我提出对公司机构及人事方面存在的问题应在合营前处理好，使公司以新的面貌出现。同时联系到社会上及企业内部都有民主改革的强烈要求，现在的“镇反”虽然和机构、人事制度无关，但给企业提出了整顿、改革的需要，为此我们应当主动解决这些问题，避免可能出现的激烈形式，比较平静地把问题处理好。我在此提到四个人，但主要是两个人。
D君和L君是公司内部反映极为强烈的两个主要部门的经理，D尤为突出。他不仅在物资采购供应中拉关系、吃回扣，获取高额非法收入，在公司内部也很霸道，民愤较大。L则暗中利用掌握财务的机会，倒腾现金，从中牟利（他长期吸食鸦片等毒品需巨额开支，即可说明其手脚不干净）。此二人跟随卢先生多年，曾出过一些力，但现在身体都不好，D平常就不大来工作，事事依靠下边代办，自己点头而已。人们说他平素有病不干活，抓起钱来啥病也没了！我提出，考虑到他们过去为公司做过一些事，可以在合营前不再提名担任工作，转为退休，这样对他们的问题逐渐淡化。
另外两人是李某和何某。李是民主人士，任分公司经理时与党的统战部门时有联系。但他对职工态度恶劣，遇事独断专行，在公司内有自己的小圈子。重庆解放后，他到“民生”重庆公司总部临时主持工作，公司内外反映都大。何未在公司工作，过去一直在四川政界做事，这段时间以“民生”驻外代表名义四处活动，挥霍开支全由公司支付。公司工会对这两人意见强烈。鉴于他们都属于民主人士，何确实为“民生”做了一些工作，但在公司再安排工作很难，建议与统战方面联系，适当安排工作，保证一定待遇，李还可以享受“民生”退休待遇。
D和L二人的问题已反映几个月，我一再强调人事问题，必须慎重，一定要核查清楚，不能轻率提出。王宏远和工会的核心成员经过几次调查，待事实清楚后才提出，处理意见也是考虑到能为“民生”和卢作孚接受。我以为此二人的问题确实严重，但他们在“民生”多年，与卢作孚共过甘苦，不宜在群众中公开处理。加之他们年龄已大，安排退休，仍给予适当待遇或安置费，无论面子上还是经济上都能说得过去。至于李和何如能争取统战方面的照顾安排，并保证生活待遇，估计矛盾不会太大。
卢作孚听后，脸绷得较紧，随即冷静下来，表示有些为难。他说，D和L在公司多年，虽然有这么多反映，是否一定要这样处理，可以再考虑一下。李某是公司老人，在公司不好处理，能在武汉统战方面安排，自然很好；但如离开“民生”，统战安排又有什么基础？何某确实未在“民生”工作过，但这段时间一直在为“民生”与各有关方面联系奔走，也不好给他公开名义或是私人代表身份。从统战方面为他安排很好，但“民生”突然把他甩下，我心里过不去呀！
稍事议论后我说，现在我们在合营的股份、投资几个大的方面，意见接近一致了，要及时向交通部报告。刚才提到的几个人属于合营前公司要采取的举措，还有我们提出的建议能否这样做，还得卢先生确定。卢先生的想法可以再考虑。现在只是几位公方代表和卢先生一起谈，此事暂不外传。
卢作孚未说什么，谈话转到公司当前运营状况及合营前需要办的一些具体事项。
事后寻思，对处理几个人的重大问题，虽然经过很久的了解认定，但仍存在冒失、轻率的做法。首先对卢作孚待人处事的态度了解不够，我自认为提出的意见已很温和，但卢作孚仍觉突然，心里过意不去。对提出李某、何某的处理意见更是明显有错，明知两人均接触统战方面的工作，就不该因为“民生”职工中有强烈反映而推到“民生”以外去安排，本身就有失原则！
此后又突然得知，在“镇反”运动中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有人已被处决，如冉庆之罪行已在报上公布：民生造船厂陶某的罪行也在该厂范围内公布，系恶霸、把头，更系军统分子，已被处理。陶的罪恶事实，我原先毫无所知，只在工会的反映中听到，此人在厂里粗暴、霸道，和童少生所谈大体相同。也感到“民生”对此事有所震动，特别是公司主要领导人就有较大疑虑，没想到这么快就处理了！他们思想上可能难以接受。公方代表还得多做宣传解释工作，相信终究会接受的。陶某案在民生造船厂里震动大，市里由公安局、市工会派专人召开大会宣布经过，听取群众反映并进行宣传解释工作。公司总部对报纸公布的材料进行一般讨论时，公司领导层都比较沉默，没有反映多少意见。
卢作孚来向公方代表打招呼，他因有事准备即日去京，然后去上海一趟。希望公方代表组能就公司合营问题很快整理好报告文稿，等他向交通部谈后，好确定到交通部开会的时间。
“这样也好！”我们几人均有同感，卢作孚能先向交通部谈，有些问题交通部可能当面拍板，比拟好报告稿再去交通部请示，时间会更快一些。
事后看出，我的思想太迟钝了，对上次会谈后可能发生的问题估计不足，仍是原来的“一相情愿”，更未想到事情发展那样急促。十几天后即得交通部电告，要我和张祥麟、欧阳平三人即刻赴京商谈有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