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粗略从事 失败告终
在交通部招待所一间小会议室里只有我们三人，加上张文昂及与其同来的部办公厅两个工作人员。
“你们怎么搞的，捅出这么大的娄子？”张文昂一见面就显得很焦急，目光严厉地盯着我。此时我仍未意识到问题有多么严重。不就是几个人的去留问题吗？卢作孚表示有点为难，我们也说再考虑嘛！
张文昂一再指责我：中央确定的第一个“公私合营”大事，叫你给搞砸了。交通部也很被动，到现在还不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你是怎么想的嘛？
我真不明白捅了多大的娄子，对几人的处理，可能有不周到之处，“民生”不同意，我也没坚持一定要办嘛！
张文昂对我的“顶牛”态度更加冒火，一再严厉批评。不过临走时他还给招待所打招呼：“郝炬自个儿住招待所，你们注意关照点。你们帮他买票，晚上让他出去看看戏，别老在屋里憋着。”张祥麟、欧阳平一散会就回家了，我一人住在这里。对张文昂的关照我很感谢，对他不止一次的批评也没意见，他是执行组织的要求。我对卢作孚也没多大意见，事情肯定是他反映的。双方看法不同，我的不当之处，我承认检讨，没有错误之处，说明情况。
张文昂提出陶某一事，问我为何那样武断地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开始我有点诧异，随后才认识到此事已是我“重中之重”的错误了。这件事从逮捕到最后处理都是重庆市及公安部门一手办的，我毫不知情。我认为“镇反”是党领导开展的重大运动，我相信重庆市办的事不会有错，我不能将责任推向重庆市委。我强调重庆市处理此事没有错，虽然我不知此事，但思想上是同意的。
张文昂后来抓住我这句话，再次严厉斥责我。他认为事先不可能不征求我的意见，在抓捕后我没反映此事，所以认定我应负主要责任。为此我极力争辩，保持沉默的张祥麟和欧阳平也被张文昂指责，认为他们对我的错误不批评，现在又不发言，不提意见。他们也起来说话了，张祥林的基调是，这些事都是郝炬自己了解，自己做主去干的，他们插不上手。欧阳平是民主党派成员，遇见此类事少有发言，只能跟着说他觉得有些不妥，但没有直接向我提出来…
顶牛的日子持续多日，招待所帮我买戏票也看了多次戏。自己反复寻思，对那两人的问题，我确实有处理不周之处。至于陶某案，反倒是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还自认为这样的态度没错，竞未考虑其后果如何。
交通部党组书记李运昌副部长和我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他的态度比较平和，主要听我谈，不多插话。最后他说，交通部将根据各方面的意见斟酌处理。原准备确定公私合营的时间，由于出现分歧将暂时搁下。你在这里待的时间很久了，可以先回去，向西南财委领导汇报。交通部对此事的意见，研究后再通知你。你要坚守自己的岗位，尤其注意不要影响与“民生”和卢作孚的关系。
回到重庆，我赶忙到西南财委汇报。因滞留北京太久，情况早为人们所知。我到财委时，蔡树藩直接问我：“姓陶的事与你有什么关系？怎么搅到你头上？”段君毅、刘岱峰听我汇报后，都认为事情没有了结，等待交通部的处理意见。段君毅提出要我和他去西南局领导处汇报，我说：“我已向西南财委汇报，不去西南局了，该挨什么批评，你告诉我就行了。”段君毅次日告诉我说，领导交给你重担，你却捅出了娄子。要我认真反思，好好总结。
我照常去“民生”和张祥麟、欧阳平商讨下一步公代组该做些什么工作。三人都有点无所适从，合营一事已明确推迟，公代组只能在公司内部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一般性的建议和意见，等待时间。
卢作孚从北京到上海，又随船在汉口、宜昌间往来十余天回到重庆。他主动找我谈了公司这段时间的情况，主调是业务运营还在上升，困难也越来越多，几处分公司都向银行贷款维持，他为此事已两次求见邓小平，均立即批给贷款。由于合营推迟，影响到下一步的运营，他还是希望共同努力，争取早日合营。我说：“卢先生清楚，合营推迟是交通部的决定，恐怕难以马上实现。”他表示，以前发生的事对合营不会有太大影响，“民生”和公方代表的合作，过去、现在都很好嘛！
他仍像以前一样，对公司出现的事，总是不厌其烦地和我一一摆谈，希望听取我的意见。对一般性问题，我照常谈点看法，似乎双方之间并未发生什么“芥蒂”。我心里明白，这只是短期维持，李运昌副部长与我谈话时，已表示交通部将考虑采取另外的举措。
已届秋令，重庆仍很炎热。一天，段君毅突然通知我，交通部就“民生”公私合营有关问题致电西南军政委员会财委，明确提出“郝炬不宜再担任民生公司的公方代表组负责人”，电文列举批评我的几件事，并引用我在交通部小会上检查中，提到“西南局领导的指示：‘卢作孚不同意的事不能干’”，指出我未执行这一指示。段君毅得知后，即报告西南局主要领导，当念到这段时，领导说：“话不能这样说。”同时指出，“镇反的事不是他干的嘛！”最后确定，既然交通部有明确意见，我们即平调他回来，另行分配相应职务的工作，不能说他是犯错误撤回来的。我们回复交通部，请他们另派人接替。
我将这事告诉陶琦后，他有点诧异。交通部没把问题完全弄清，就把你推出“民生”，连航务局长也免掉了。不过西南局通知平调分配工作，实际上也是澄清事实，减轻来接替我工作的同志的顾虑。
调令很快送到航务局。卢作孚听到后，匆忙找我，说他万万没想到要调我走，一年多来我们相处得很好嘛！他再三说明，他从无想让我离开“民生”的意思，他一直希望我能够长期在“民生”干下去。他的态度很诚恳，他说要去西南军政委员会详陈理由，请求收回调令。他没想到向北京反映情况是这个结果。我对他说，我是很钦佩卢先生的品德、风范的，愿意与卢先生合作共事。但是作为共产党员必须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卢先生请求收回调令是办不到的。我走了，交通部会考虑合适的人选接替我工作，对“民生”公司不会有什么影响。
一直到张文奇来重庆接替我的公代组的工作后，我才离开“民生”和航务局，去筹组西南财委属下的建筑工程管理局。张文奇是长江航务局副局长，也是公方代表中的一员。他来没几天就向交通部报告，说是水土不服，身体不适应干不了，没等答复就回武汉了。此后交通部再未派人来，由张祥麟暂时主持工作。经过从“换人”到“没人”的折腾后，已经推迟的“合营”也搁浅了。由于卢作孚一直希望早日实现合营，现在搁浅，无形中增加了他的思想压力。
尽管组织上宣布对我的工作是平调，但我明白，自己终究是“失败”调出的。虽然我有做好工作、完成任务的热情和愿望，但却不具备相应的水平和能力。自己对人不明深浅，做事不择时机，方法简单粗略，甚至自揽咎责，最后以失败告终。即使如此，我也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几十年后，偶遇一位长期在统一战线部门工作的老同志，她告诉我，曾见到当年一份内部通报，说我在“民生”公方代表工作中盛气凌人，专横粗暴……这才使我意识到当时面临的严重处境，明白交通部为什么紧急通知我去北京开会，花很多的时间来处理涉及我的问题。诚然，通报的内容经过整理、加工，和原始的情况可能相距甚远，当时也没有处理我，但对我的教训是太深刻了。
尾声
离开民生公司后，我在上清寺租用几间房子作建工局办公之用。房子是一位民主人士的私人住宅，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大厦旁。卢作孚每次参加军政委员会例会时，都会到我的住处摆谈一阵才离去。虽然我已不在“民生”，但他还是想和老朋友聊聊。一次他到军政委员会见邓小平，再次请求批准贷款后又来我处，谈到“民生”发生的许多困难，仍然寄希望于公私合营的早日实现。现在他独自支撑，困难确实太多了。他清楚无论自己说什么，我不可能对“民生”的事发表意见。
“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重庆市在1952年1月底，建立了反行贿反盗窃国家财产指挥部，在全市私营工商业中开展“三反”。卢作孚在1月6日来军政委员会参加会议，照例来到我处，告诉我市里行动了，每个人都要过这关。公司工会已找公方代表商量开展运动的事宜。看得出来，他的情绪有些紧张。我对他说：“没有什么，政府对卢先生很了解，有什么活动，你不用过问，政府会安排好的。”
据说2月8日，民生公司开了“五反”动员大会，工会和公方代表专门请卢作孚出席，说话很客气，还搬了沙发放在台上，请他坐着听。会上发言的人，开始讲话还较为和缓。会到一半时，卢作孚从香港带回的贴身随从关槐突然跳到台上揭发卢作孚，此人发言极其猛烈，连骂带贬，将卢作孚在香港的一些生活细节及与一些人的来往全都作为材料抛出来。卢作孚坐在台上，脸色大变，又不能离开，硬着头皮听完，当天晚上即服安眠药自杀。事发突然，报刊10日公布，只有“卢作孚自杀”五个字，未说死因，但传闻到海内外震动较大。事后公安保卫部门逮捕了关槐，怀疑他为“派遣特务”。随即在公司内部开展清理敌特活动，并对民生公司实行一段时间的军管，尔后才转为公私合营。围绕卢作孚的轻生以及关槐的发言，说法很多，大都是猜想臆测。就在此事发生前几天，卢作孚最引以为自豪的“民铎”轮在丰都沉没，死了一个最棒的船长，此事对卢作孚精神打击很大，有人认为这也是促使卢作孚绝望的原因之一。
得知此事后，我无法对这一突发事件发表意见。对卢作孚这样有声誉有影响的人没能保护下来是令人遗憾的。由此出现的疑难、臆测、流言也难以澄清，只能成为长时间的悬念了。
1981年我正参加甘孜州建州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忽得省委电促我即回成都，执行一项任务。原来是中央统战部接见了从国内外几处来京聚集的卢氏几位子女，他们要求对卢作孚生平作出公正的评价，以消除长久的不良影响。因为卢作孚逝世始终是个悬案，没有结论，当时只在重庆的报刊登载过消息，由此中央统战部要求四川省领导出面接待卢氏子女，并以谈话方式对卢作孚作出公正的评价，在《四川日报》发表，载人历史。
这件关系卢先生一生的大事由我负责办理。当时省里还有一位民生公司的老人童少生，他与卢作孚的关系很深。但卢氏子女不愿见他，起因是童少生曾经在政协文史资料上写过一篇有关民生公司的文章，他们认为其中对卢先生有不恭之处。参加会见的有卢作孚三位子女及大女卢国懿带来的孙辈。我代表省里发言，肯定了卢先生的一生，赞扬他在发展民族实业、捍卫内河航运主权、支持抗日战争等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说明我个人十分钦佩卢先生的道德风范，对他们提出要为卢作孚迁墓、举行集会扫墓表示同意和支持，后由重庆市协助办理完成。《四川日报》赓即作了详细报道，卢氏子女携带多份报纸，分寄有关人士。
1995年我在《四川省地方志附录：百卷志咏》中为《卢作孚传》题诗，缅怀卢先生德行、风范，全文如下：落拓常怀忧国志，终将实业展经纶。众心凝聚驱洋舰，全力支撑为战争。惨淡经营求发展，拒谋私利扩民生。如今功利鼓吹者，能不汗颜羞做人。附注：
卢先生为“民生”主宰，却无丝毫股份，除个人薪资外无其他任何收入，不曾领取一次股息与红奖，悉以积累，以扩张企业。近有所谓经济研究者，竞鼓吹：“不敢要钱，不是真正企业家！”对照卢先生之高尚情操，能不汗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