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李握如离开我们已经16年了，这些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他，思念他对我的教诲，思念他亲切的面容，思念他俭朴的作风……2006年，我们家从公安部大院搬到了广渠门宿舍，在整理物品的时候，我翻到了爸爸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应公安部之邀所写的一些文字，遂陆陆续续地把这些珍贵的文字输入电脑，边打字边思考，有时会不知不觉地流下眼泪，那是因为爸爸和他的战友们的经历感动了我，虽然我也是从事了多年公安工作的人，但扪心自问自己真正了解老公安多少？
当我从父亲回忆的字里行间看到了高尚与坚强，看到了信仰与牺牲时，更加感慨红色江山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再一次阅读了这些文字，并选出一段奉献给大家，让我们共同从历史的长河中寻找当年革命者的足迹，从光荣与忠诚的往事中汲取精神的“钙质”，激发起更昂扬的斗志，把中国的事情办得更好！
以下就是父亲的回忆片断，原文没有小标题，是我为了方便大家阅读而加上的。
工作网，红军保卫工作的基础
1932年，我从湘鄂赣省独立第二师调到湘鄂赣省保卫局训练班学习，参加了保卫工作。当时对做保卫工作的人要求很严，一要成份好，立场坚定；二要党性强，组织纪律性好；三要作风正派，思想意识好；四要坚忍不拔，既坚决勇敢而又机警灵活。我刚到保训班时，学习了周副主席在中央苏区所作的肃反工作总结，具体内容我虽记不清了，但他强调阶级路线、惩办首恶这一点，至今在我记忆中还是鲜明的。学习结束后，我被派到红十六军七师当特派员，并兼一团特派员。
部队保卫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巩固部队，保卫部队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的安全，经常对特务连（即警卫连）进行安全教育，并要求每个连队到达住地后，作社会调查，掌握社会情况。要求各连领导注意部队的纯洁，严防阶级异己份子混入部队进行破坏活动等等。建立“工作网”是内战时期国家政治保卫局为了对付奸细与逃兵，在部队与地方团结一切忠实于党和苏维埃的工农分子，围绕在保卫局周围，同一切反革命进行斗争的工作基础。它是保卫工作的耳目，也体现了保卫工作的群众路线。工作网有两种，一种是基本的工作网，它是从忠实的革命分子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中挑选建成的；一种是利用的工作网，这是对某一专案进行侦察，由所谓灰色人物所组成。这两种工作网是有区别的，不能混淆。
我在部队发展的工作网员，主要是指导员、支委、党员和团员。给他们的任务是：注意政治上可疑的人和事，注意防止连队混进阶级异己分子。当时，在我所在的部队增加了不少俘虏成份。一是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二是监视，防止他们开小差，组织逃跑和投敌等事件的发生；三是严防敌特策反活动等等。
1932年秋，我从七师调到十六军保卫局当局长。当时，军的政治保卫局同军的政治部是平行的。保卫局直属上级保卫局和军政委的双重领导。军保卫局的任务是领导师、团、营特派员做好周围部队的工作。具体工作是：领导警卫武装、保卫各级首长的安全，进行专案侦察和驻地的社会调查，逮捕、审讯和处理各种犯罪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驻在苏区时，和地方保卫机关联系，了解当地敌情等。建立工作网是一件反敌特斗争的重要组织工作。后来因网员发展多了，为便于领导，便把网员编成小组，指定组长，网员受组长领导，网员与网员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侦察一起案件时，可同时布置几个网员，这几个网员之间不联系，直接由特派员领导。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特派员根据各方面的汇报，对情况进行分析、判断，把案情调查清楚后适时破案。
1933年春，我调到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学习，结束后，被派到瑞金城市当特派员。瑞金城市保卫系统有两个，一个是特派员系统，一个是民警系统。我到任不久，就发现一个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企图把我和民警局长朱士华同志杀掉。当时我还不信，有一天这帮家伙果然准备开会，我便布置反映情况的网员打进去，我同朱士华预先埋伏在离他们开会不远的地方，他们一举一动看得清清楚楚。经过一段侦察，弄清了他们是一伙由地痞流氓组织起来的反革命，没有保留价值，便破案了。这起案件，从发现到侦破起作用的是网员，是一个生活较富裕、小业主出身的老板。这就使我认识到，侦察工作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特殊的调查研究工作，不能马虎草率，简单从事。工作网员不能只依靠少数党团员，还要发展灰色对象，因为灰色对象接触广泛，容易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后也便于打入敌人内部进行侦察。
大枯树里的敌电台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国民党派遣特务携带电台潜入我苏区进行特务活动，搜集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并妄图指挥敌机轰炸我部队、军用物资和粮食仓库。国家保卫局胡底同志用测向台发现敌台在广昌一带活动，他亲自率领几个侦察组进行调查，这时，我刚结束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保卫工作，邓发同志派我担任一个组的组长，我们到广昌后在胡底同志的领导下，依靠当地干部和群众，对周围情况进行摸底调查，终于发现敌人把电台藏在神龛里，天线从烟筒中伸出去，伪装得很巧妙。破了这部电台，又在广昌与宁都之间发现另一部电台在活动。我记得那是在一次很有名的高虎脑战斗打响以前，我们在头陂发现了敌台活动，但头陂很小，只几户人家，怎么也发现不了敌人，后来，我们隐蔽上山搜索，遇到一个砍柴的老人，说在树林里有一颗大枯树是多年被雷击了的，树内是空的，周围长了些新枝，我们即组织对这株枯树进行观察，发现枝上有根铁丝，又在附近发现人的大便。于是，我们便派人在附近埋伏守候。一天晚上，一个家伙来了，在他准备钻进枯树的时候，我们把他逮住了，他承认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报务员，树内有一部电台，是搜集高虎脑情报的。经过胡底同志批准利用他发了两次假情报欺骗敌人，使敌人上了当，所以后来在高虎垴战斗中打垮了敌人六个师。要不是在战斗打响之前挖出了这部电台，利用这部电台蒙骗敌人，不仅歼灭不了这么多敌人，我们还可能遭到更大的损失。
毛主席说：依靠群众就能把事办好
1934年4月，国家保卫局又派我到筠门岭（鄂赣省的一个县）去当保卫局的局长。我头天到任，第二天筠门岭就被敌人占领了。当时，我们县委机关迁往麻塘（会昌附近），县常委会决定我到距麻塘二十多里的一个地方，要我在一星期内处理两百多犯人。我离开麻塘的第三天，筠门岭所属的罗田区、河东区、老鸦塅发生暴乱。当时毛主席因受王明路线的迫害在鄂赣省工作，刘晓同志是鄂赣省委书记，省委召开紧急会议，省保卫局局长吴兰甫同志要我去向毛主席和省委书记汇报筠门岭的敌情，我汇报说，三个区暴乱前，县委派我去处理犯人，暴乱的具体情况和原因我不了解。毛主席听到这里便批评我说：“你是保卫局长，三个区暴乱，形势那么紧急，你不立即赶上前线，却到后边去处理犯人”。
吴兰甫替我解释说：“他刚到三、四天。”
毛主席接着说：“就是一天也要负责，你是保卫局长嘛！你赶快回去，向县委汇报，把县级机关的工作人员动员起来，依靠群众，把暴乱的原因搞清楚。因形势很急，限你七天完成”。我连夜赶到麻塘向县委汇报，县委书记戴元怀立即召开县委紧急会议，作出决议，并研究了一些具体办法。后来我们在麻塘发现一个开杂货店的商人，门面不大，但每天来来往往的人却不少，又向逃跑的群众了解，发现这个商人很可疑，便把他抓来审问（因时间紧迫），他承认是国民党派来的，任务是组织群众逃跑，他还承认他店里藏有枪支，后来确实搜出七、八支长短枪。根据调查、侦察，初步弄清了这三个区的暴乱经过和原因，并通过宣传教育做工作，这三个区的群众多数都回来了，少数顽固的大刀会分子在伪乡长指挥下向我区进攻，冲在前面，说刀枪不入，我告诉他们那是骗人的，他们不听，举起大刀往前冲，实在没有办法，我便下令把带头冲的几个人打倒，他们才退回去。河东区一个堡垒里有三、四十个挨户团，顽固抵抗，怎么做工作喊话他们就是不投降，我们用稻草烧，辣椒熏才把他们熏死。我们做了这些工作正好是一个星期，我去省委向毛主席汇报（刘晓、吴兰甫也在场）。毛主席听后笑着对我说：“这就对了，依靠群众就能把事情办好，过去你不依靠群众情况也不了解，事情就办不好。”毛主席讲的这些话虽然已经四十多年了，但仿佛就像现在对我说的一样，我铭记在心，永远不会忘记。通过这次平息暴乱，使我感到要做好边沿地区的保卫工作，必须充分做好群众工作，密切联系群众，把侦察调查的专门工作同武装斗争相结合，没有武装就不能平息武装暴乱。（作者注：父亲的这段文字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以上三个小故事，可能有些人觉得在今天看来很不起眼，但我觉得无比珍贵。这些事发生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那是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后的艰难时期。从公安史料上我知道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转入了秘密状态的时期，这年的十一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并在特别委员会下设立了中央特科，在保卫、情报和联络工作等方面，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31年的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立即组建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并在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中相继建立了政治保卫分局，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和严酷的斗争环境中，苏区公安保卫机关与敌人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父亲所回忆的正是这个时期公安保卫工作的二三事，从中可以看到我党我军早期公安保卫工作所创造的宝贵经验，从而联想到这些经验在今天的传承与发展，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依靠群众就能把事情办好”的这句话，不仅是父亲这样的老公安铭记在心，我也更深地理解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也更加热爱公安事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