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晚上，我们随红四方面军前总、红三十军、九军和红五军，从靖远河渡口渡过黄河，后因敌情变化，后续部队未能过河。
十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同意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西进。西路军在甘北河西走廊，与马步芳、马步青等“五马”的骑兵部队，进行了顽强艰苦的斗争，广大红军干部战士，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英勇悲壮的战斗诗篇。一九三七年三月初，在梨园口、康龙寺战斗失利、部队被冲散的情况下，很多同志先后流落到张掖南山地区。甘州，是甘肃张掖县的县城。有千把户人家，算不上什么繁华，但人来车往，每天都是挺热闹的，国民党马步芳部第一百师第三百旅旅长韩起功的司令部就驻在这里。甘州城里有一个骆驼店，关押着二十多个被俘的红军战士。
一天，韩起功的“补充营”来骆驼店挑兵，一共挑了三个人，其中一个是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九连连长刘德胜，在祁连山掩护左支队领导同志突围后，滚下冰河负伤被俘的，敌人把他从花寨子押到甘州，被关在骆驼店里。刘德胜来到“补充营”被编在一连一班。经过初步了解，从营部到连队，都有不少熟悉的人。
过了半个月，刘德胜左脚枪伤感染，行走困难，班长请求排长、连长、营长批准，用门板把他抬着送到伤兵医院去住院。在伤兵医院里，刘德胜拄着双拐到处转悠，从医务人员到伤病员，又认识了许多人。
有一天，刘德胜遇见了在韩起功电台工作的邱均品、蔡文良二位同志，他们原来在红四方面军电台工作。刘德胜在西路军总部当过总支委员兼青年干事，那个时候他们就认识。战友相逢格外亲，从此他们经常来往，互相鼓励，决心要组织起来，团结战斗。大家谈论最多的是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争取早日找到红军、找到党。
一九三七年六月初的一个傍晚，落日的余辉染红了满天云霞，刘德胜、邱均品、蔡文良几乎是在同一时刻，悄悄地来到福音堂医院附近的芦苇塘边，三人秘密商谈成立张掖地下党支部。会上，推选刘德胜任党支部书记，邱均品为组织委员，蔡文良为宣传委员。党支部正式成立了，首要任务是扩大组织，团结同志，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回到党的怀抱一延安去。党支部成立不久，邱均品就与王定国同志、武杰同志取得联系。王定国原是西路军总部前进剧团的，她和孙桂英一起，被马步芳的骑兵抓到青海西宁，又从西宁押解来甘州，放到韩起功剧团里；武杰原是红三十军八十九师的参谋，石窝整编到二六八团三连当战士，打安西失散后率领二十余人又进祁连山打游击，一九三七年四月出山时被民团抓住，关在骆驼店里，后编入“补充营”一连九班，不久，又从“补充营”选进韩起功参谋处当勤务兵，因为他年纪小，都叫他“共产尕娃”。
为扩大党的组织，不断壮大党的力量，地下党支部进行了明确分工：“补充营”四个连和电台的党员，由邱均品联系；张掖看守所的秘密党支部，由王定国联系；韩起功司令部八大处和张掖县邮政局的党员，由武杰联系；流落失散在甘州城的党员，由刘德胜联系。那时，党的活动是秘密的，都是实行单线联系。在甘州城街道上，武杰先后与寇惠民、李心政、李传珠、李学儒等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们靠卖杂货、麻糖、花红维持生活，后来成立了街道l临时党支部，李心政选为党支部书记。
在敌人修枪房里，有汤利仁负责，与袁清平、李绍海等同志，组成了党的小组。在永积被服厂，王定国以做衣服为名，与当临时工的胡嘉滨同志又取得了联系。在王府街裁缝店，找到了周强同志。徐世淑在街头，与讨饭度日的黄志亭、刘克先同志接上了关系……这样，党支部很快联系了二十多个党员。
据支部派人了解，在张掖县看守所里，关押有刘瑞龙、魏传统、董光益、刘静生、袁正明、徐宏才、张玉清、惠子明等红军的八名干部。他们是在不同的情况下，被韩起功陆续送进看守所羁押的。刘瑞龙同志是在游击支队被敌人骑兵袭击冲散、在山中游动两个月后，在红瓦寺附近被藏族民团捕送韩起功集中营的。八个人经过互相了解，建立了狱中秘密党支部，公推刘瑞龙任党支部书记，魏传统任党支部副书记。
党支部以坚定思想、稳定内部为主要任务，相约绝不暴露原来的姓名和身份，每天利用放风机会，在地上划“坚定”二字互勉，边划边抹；同唱旧军队流行的《苏武牧羊歌》，以“留胡节不辱”，“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等歌词，互相激励，收效很明显，直到出狱没有一个人暴露身份。
在狱中，他们进行了要求延长放风时间和增加口粮的合法斗争，暂时缓和了身体亏损、吃不饱饭等重重困难。他们还注意联系其他被关押的难友。不少农民都是因为支援红军而被捕的，红军干部就和他们拉家常，交朋友，通过聊天宣传红军抗日救国救民主张，并了解了许多地方情况。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一天，国民党张掖县县长马鹤年突然来到韩起功司令部的剧团里，见到了王定国、孙桂英等同志，马鹤年说：“红五军打高台时，是我打开城门迎接红军进城的，我是高台县长，归甘肃省管辖，不属马家军管。你们董振堂军长、杨克明主任待我很好，把我释放回来，现在我要优待你们。”当时，我们谁也不敢相信他的话，大家以怀疑警惕的目光看着、听着。后来我们才知道，马鹤年说的是实话，马鹤年获释后，甘肃省政府又任命他担任了张掖县县长。
过了几天，马鹤年又找到王定国等同志，表示亲近地说：“我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青年团和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了关系，我是真心实意拥护红军和共产党的。”“好嘛，”王定国回答，“欢迎你常来，希望你能为我们做点好事。”我们得知刘瑞龙等领导干部被关在张掖县监狱的消息后，即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当时就派王定国联系，但又找不到探监的合法理由。这时，马鹤年第三次来到剧团，他说：“我们县监狱里还关押了你们几位红军领导干部，是马步芳打仗俘虏来的。我对这些人好，但就怕马发现找我的麻烦。”
王定国一听非常高兴，心想真是无巧不成书，想吃咸来了个卖盐的，便接着马鹤年的话茬问道：“我有一个舅舅，也不知道你们关在哪儿?”马鹤年问：“你舅舅姓什么?”王定国随便回答说：“姓李，十八子李。”马鹤年立即答复：“你去看看吧，注意不要被马家军发现了。”接着，王定国又问：“我们去找谁呀?”马鹤年爽快地说：“有个看监的老头，姓何，找他就可以看到了。”
一天上午，王定国和孙桂英、徐世淑、李含炳四同志来到张掖县监狱探望。看监的老头问：“你们干什么来的?”王定国回答：“找我舅舅的。”“你舅舅姓什么?”“姓李。”老头转脸大声喊：“你们谁姓李?出来!有人看你们。”
刘瑞龙同志拖着沉重的脚镣，哗啦哗啦地走了出来。看监老头喝问：“是不是他?”王定国立即回答：“就是他。”其实，她事先并不知道刘瑞龙化名李占魁。刘瑞龙问：“你们住在哪里?”王定国说：“剧团住在司令部里，你们生活怎样?”刘瑞龙回答：“大家信心很足，只是吃不饱饭，体质比较弱。”回来后，王定国立即向党支部委员邱均品作了汇报。
经过党支部研究，进一步做了马鹤年的工作。据刘瑞龙说，有一天，马鹤年亲自带领监狱长到看守所看望一名红军领导干部，他向大家讲话说：“你们暂时受一点委屈，现在要打日本，国家需要人才，你们将有大用。”说着又向监狱长交代：“听说他们饭不够吃，可以把粮食分给他们自己做。”
经监狱秘密党支部讨论，决定由惠子明和徐宏才同志每天出去做饭，从此监狱生活得到了改善。马鹤年还派人到看守所给刘瑞龙等理了发。这以后，自由活动的范围扩大了，联系的人越来越多，监狱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共产党员心向党，党也时刻关怀着她的儿女。
一九三七年四月，党派刘秉林、张文彬同志，带着周恩来副主席的亲笔信，从西安出发，到西宁去找国民党一位高级将领赵守钰，希望通过他做马步芳、马步青的工作，解救西路军被俘的人员。
七月中旬，谢觉哉同志担任了中央驻兰州代表。谢老和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彭加伦、吕鸿滨(朱良才)、伍修权等同志一起，为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做了很多工作。经吴波和张文彬同志介绍，谢老认识了兰州知名人士高金城。高金城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是党的忠诚朋友，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早年担任过冯玉祥部队的伤兵医院院长，在兰州办过福陇医院，在甘州办过福音堂医院。
八月一日晚上，在兰州五泉山，谢老与彭加伦、朱良才同志一起找高金城谈话，准备派他去甘州，与张掖地下党支部取得联系，寻找陈昌浩同志和收容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同行的还有西路军总部警卫营副营长蔡光波同志，高金城欣然接受了党的委托。高金城来到甘州，以基督教办慈善事业为掩护，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积极活动，被甘肃省政府任命为甘肃省甘凉肃抗敌后援委员会主任。他拿着省政府的介绍信，到处找人探听消息，并以他的特殊身份宴请张掖县长马鹤年及各方爱国人士。高金城在宴会上宣传国共合作，表示回甘要重开福音堂医院，接受抗日战士伤病员入院治疗。在各界的支持下，福音堂医院很快就开办起来了'这个医院，实际上变成了张掖地下党组织活动的秘密联络站。王定国早就认识蔡光波。
一天晚上，她在修枪工人董月英家里见到了蔡光波。蔡光波说明了他与高金城受党的委派来甘州的经过。王定国、刘德胜等同志分别与高金城接了头。高金城穿着西服革履，显得很有派头，不知他来历的人，初次见面都有点儿怕他。谈话后，高金城立即拿出二十元钱交给王定国，说：“送给监狱里有困难的同志。”自从和高金城、蔡光波取得联系之后，党支部就开始了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营救工作。
王定国、徐世淑进了福音堂医院工作后，接着又介绍了几位同志到医院当护士。福音堂医院开始公开收留西路军伤病员。经过治疗，凡是能走的，都尽量做工作，发路费，让他们经兰州回延安。
医院经常住院的有二十人左右。按照党支部决定，王定国和蔡光波同志一起去花家寨寻找和接应陈昌浩同志。在那里找到了护送陈昌浩的郭老头，证实陈昌浩已经顺利地过了黄河。接着，党支部又派王定国与陈大伟、张时新二位医生，以看病作掩护，在民乐县孙家庄一带联系和接应西路军失散人员，他们用复写纸写了一百多张字条，散发给失散的红军战士，字条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改为八路军，在兰州驻有办事处，地址在兰州南滩街五十四号，朱良才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
他们又秘密告诉失散的红军战士：“身体不好、行动不便的同志，到甘州福音堂后门，敲三下，有王定国、徐世淑同志接应。”经过一个星期活动，我们找到了西路军野战医院院长丁世芳和甘州地区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并一起到了甘州城。他们两人在福音堂住了七八天，又一起经兰州转西安回延安了。从敌人电台搜集情报，是我们党支部的又一任务。韩起功司令部电台有十多人，除两个管理人员外，都是被抓来的我红军战士。这是我们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
八月下旬，青海的马步芳电令韩起功，把关押在张掖县监狱的八名红军领导干部，于九月初解往青海，同时得知“补充营”在押人员要送往红水地区修公路。译电人员把情况报告了邱均品，邱均品马上汇报给党支部，并通知了高金城。针对这一重要情报，党支部在福音堂楼上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由邱均品执笔立即向兰州办事处写报告，请求党中央迅速设法营救。刘德胜同志赶到监狱，将敌人要押解同志们去青海的消息，转告了刘瑞龙，并请他告诉同志们，提高警惕，坚持斗争，党组织正在想办法营救。王定国同志进行了募捐活动，凑了二十多元法币，买了些营养品，送进监狱。武杰在参谋处同伙夫小陈准备了一些馒头，送给监狱的同志们。
九月初，听说县监狱关押的干部很快要押送去青海，高金城带领地下党支部的几个同志，给刘瑞龙等同志送来了绑腿、碗筷、鞋子、仁丹和急救水等，大家怀着担心留恋的心情，送领导和战友踏上了去西宁的艰苦路程。武杰发现惠子明脚上没有鞋穿，立即把自己穿的鞋子脱下来送给他。刘瑞龙等八个同志挤在一辆马车上，从张掖出发，经江水、阿力克草原、门源、塔尔寺等地，大约走了十天左右，到达西宁。
同志们想的是凶多吉少，没想到马步芳却说：“你们的总司令要你们回去。”三天后，他们把刘瑞龙等同志从西宁押送到国民党兰州绥靖公署贺耀祖处。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刘瑞龙、魏传统、徐宏才、惠子明等四同志，回到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九月二十三日，刘瑞龙向谢老和办事处同志报告了狱中情况和被释放的经过，请谢老继续营救尚未释放的同志。张掖地下党支部的活动，影响越来越大，使国民党反动派为之l京恐和不安。九月六日，邱均品得到情报：韩起功准备抓人。高金城也从国民党上层人物那里听到类似消息。
九月七日晚上，党支部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再派刘德胜亲自去兰卅汇报情况。党支部书记由邱均品接任，补选王定国为组织委员。刘德胜同志脚有伤，但为了及时向党中央报告情况，他必须在很短时间内赶到兰州。同志们看到他还拄着双拐，有些焦急，高金城摊开双手，连连问道：“怎么办?怎么办?”其实，刘德胜自己心中有数，他的脚伤早已痊愈，关节炎也好了，为了便于工作，还继续拄着双拐。刘德胜怕同志们担心，笑着说：“你们不要怕，我自有灵丹妙药，保证明天按时赶路。”高金城连夜为刘德胜准备了一套衣服，一顶礼帽，一双皮鞋，到兰州买药的介绍信和几张名片。
九月八日早晨，天刚蒙蒙亮，刘德胜穿着蓝卡其布的制服，戴着礼帽，打扮成商人模样，王定国早已化好装在城门口等候着。见面后，亲热地打了招呼，两个人就肩并肩大摇大摆地出了甘州城。刘德胜离开张掖后，日夜兼程。过山丹、永昌，经凉州，走古浪，来到了平番。一天，在平番城外，有一个卖西瓜的老乡主动跟刘德胜打招呼：“你是哪里人?尝尝瓜吧?”刘德胜回答：“河南人。”卖瓜老乡热情地说道：“棚里的瓜好，请到里面买。”刘德胜走进瓜棚后，卖瓜老乡切开一个大西瓜，俩人边吃边谈话：“你离家很久了吧?听口音不大像河南人呀!”“我的老家在南方，跟父亲逃难到河南的。”“我到过江西宁都，和红军打过仗，你是红军吧?”“不，不是!”“从LI音我听出来了，你是江西宁都人。不瞒你说，同志，我叫郭福海，参加宁都暴动后在红五军团当总务科长，西路军被冲散后我流落在这里帮人种西瓜。”
征途遇战友，乡音分外亲。听了郭福海的简短介绍，刘德胜心情很激动，他伸出双手紧紧地握着郭福海的手说：“同志哥，真没想到咱们能在这里相遇啊!”刘德胜接着向郭福海讲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后的新形势。郭福海听了很高兴，他表示要努力为党做点工作。刘德胜告诉他，平番有国民党部队的一个“补充团”，里面有西路军红军战士，希望他能去开展工作。刘德胜还给郭福海一张高金城的名片，让他拿着名片去兰州找办事处。后来，郭福海同志到“补充团”做了许多工作。
刘德胜离开平番，继续南下，在河口坐上皮筏子，于九月十八日赶到兰州，找到南滩街五十四号，给哨兵递上高金城的名片，很快，谢觉哉同志亲自出来迎接。谢老把刘德胜领进屋里，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同志，辛苦了!辛苦了!”见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代表，刘德胜觉得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
当天，刘德胜把张掖的情况向谢老、彭加伦和朱良才等同志作了汇报。谢老一边听，一边认真地记着笔记，多次插话询问了地下党支部的活动情况。谢老告诉刘德胜，兰办译出了蔡光波送来的密信，已经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汇报。
斗争越接近胜利，敌人越是垂死挣扎。武杰利用在韩起功司令部当勤务兵的合法身份，经常偷听参谋处参谋们的议论和电话，偷看参谋处的文件，及时向党支部汇报，掌握敌人的动向。参谋处有个罗参谋，是国民党“兰衣社”分子，一次，剧团里的王定国、孙桂英等同志，编唱了一首骂“兰衣社”的歌。
罗参谋听后大发脾气，把孙桂英反锁在厕所里，威胁说：“谁开门就打谁四十大板!”武杰怀着对敌人的义愤，打开厕所门放了孙桂英，被敌人打了四十大板，屁股疼得不能走路。在电台工作的邱均品、蔡文良被送往青海，途中经过红水，邱均品到“补充营”一连七班看望了王文生同志，他对王文生说：“我们走了，你们要注意，没有数的人不要接触，没有把握的事不要盲动，党组织正在想各种办法营救你们。”在福音堂医院当护士的王定国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准备把她分配给一个修枪工人做妻子。王定国说：“我有爱人，在平番‘补充营’，我要回家去。”敌人司令部有一个赵书记官，他很同情王定国，让她通知“爱人”快写封信来。
正巧，吴建初、丁世芳二同志回兰州路过平番，他们就以王定国“爱人”的名义，编写了一封假书信，从平番寄给王定国，敌人信以为真。但同时又提出，王副官去兰州买东西，准备把王定国带到平番去。武杰得知消息后，立即找高金城商量，由高出面找马鹤年县长写了一个通行证，王定国才安全地离开了甘州，来到了兰州办事处。王定国离开甘州以后，武杰继续坚持斗争。
一天清早，敌人派了两个传令兵押武杰去红水“补充营”。传令兵骑着马，武杰步行，走到山丹、民乐地区，遇到两个骑马人，马褡子里装得鼓囊囊的。两个传令兵贪财心切，用马缰绳把武杰绑在树上，然后去追赶骑马人，结果传令兵被骑马人捆了起来，压在河滩里的大石头下面。骑马人走到武杰面前，问道：“你是红军吧?”武杰回答：“是!”“他们送你去哪里?”“可能去红水‘补充营’。”骑马人又问：“你说实话，想去哪里?”武杰如实回答：“我想去兰州。”“好，送你去兰州。”骑马人回答得很干脆，顺手拉过一匹马让武杰骑。他们边走边说，骑马人还拿出羊肉和干粮让武杰吃。
夜晚，秋风阵阵，刮得凉飕飕的，骑马人指着夜空那颗明亮的星说：“你看，那是北斗星，从这里一直往东走就能到兰州。”说罢，骑马人又给武杰两块银圆和一口袋青稞炒面，帮武杰换了一身长袍衣服，就分手了。武杰心里很感动，但又不敢多问什么，说了声“谢谢你们!”就上路了。武杰按照骑马人指的方向走。渴了，喝口凉水；饿了，讨点饭吃。
昼行夜宿，整整走了三十一天，才到兰州找到了办事处。武杰站在门口，看到哨兵和进出的军人都穿着国民党军装，心里好生奇怪，却又不敢问话。等了一会儿，在红三十军给军长当过书记的匡步才同志出来了，武杰试着上前和他对话，俩人谁也不敢相认。这时，王定国在院子里听到武杰的话音，才出门介绍把武杰领了进去。
谢老亲切接见了武杰，并听取了汇报。张掖地下党支部，从一九三七年六月初建立到十月底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共收容营救西路军被俘、伤病、失散人员三百多人，先后经过兰州办事处和西安办事处回到了延安。我们党支部成员离开张掖后，高金城同志继续留在甘州，他开办的福音堂医院，仍然在接收红军失散人员。
一九三八年初，高金城在张掖县城附近收容了十九名红军伤员，韩起功发现后，把高金城骗去关押起来，严刑拷打，逼他供认是共产党员，交出共产党员名单。高金城坚贞不屈，他颂扬共产党爱国爱民，是抗日救国的民族英雄!痛骂韩起功是土匪，是屠杀爱国军民的刽子手!是日寇的帮凶、民族败类!韩起功恼羞成怒，于一九三八年农历正月初四凌晨，把高金城活埋在张掖县大衙门的后花园里。
我们记得清清楚楚，刘德胜离开张掖时问过高金城：“到兰州！有什么事要办?”高金城想了想，说：“请你转告谢老，在革命胜利之日不要忘了我。”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后，谢觉哉同志亲自为高金城写了证明材料，党和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恶贯满盈的韩起功，受到人民的审判和镇压。今天，我们回顾张掖地下党支部的斗争生活，更加怀念为党的事业而英勇献身的高金城烈士!他的功绩，流芳千古!他的名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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