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中旬，我们三十军的后贝。方机关和部分部队，还有五军九军的一部，其中多半是妇女和伤病员，又被敌人三面围困于甘州南面喇嘛寺对面的雪山上，真正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难道真的革命‘到底’了吗?”
当时我的心里乱极了，不断地回想起一两年来经历过的一切：一九三四年我还在家乡随着母亲到处讨饭，红军来四川时，我高高兴兴地跟着父亲一起参加了红军，并当上了一名打旗兵。接着，父亲在战斗中牺牲了，我也在山丹战斗中负了伤，直到现在伤口还未长好，难道这一万多里路白跑了吗?虽然我当时还只有十七岁，但我已经明白，除了革命，我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的，就是拼，也要拼死几个敌人。这时，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指挥员，来指挥我们战斗啊!夜晚，月色惨淡，一阵阵北风吹到我们还穿着单衣的身上，从脖子里一直冷到脚跟。雪地上出现三三两两的人影，缓缓地向前移动着，我不知道他们将要干什么，忙赶了上去，原来同志们一个个显得很紧张，相互靠拢在一起，商议着怎样应付眼前的情况。“冲下去，宁死不当俘虏”的情绪，在冲击着每一个红色战士的心，眼前，就静待着指挥员的一句话了。但谁是指挥员呢?半天不见动静，停了一会儿，才看见黑暗里闪出一个戴飞机帽的人，慢慢地走上一堆凸起的雪堆，像是要说什么，但半天又没出声。这时我只恨时间过得太慢，急得发了疯似的看着他，想着：“快下命令吧，我们没有一个孬种!”“同志们，红军战士们……”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得这样沉重：“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宁死不屈……”借着从云缝里挤出来的半个月亮的光，我看见指挥员拿右手在脸上刷了一下，接着说，“但是，大家想想看，我们没有子弹，援兵也接应不上，凭着你们负了伤的身体，去和敌人的骑兵拼命，行吗?……”一下把我们都问住了，这时，谁都没有吱声，继续听他说下去，“再说，我们还有大部队在东方……”东方?这句话大家都没听懂，打秋天以来，我们一直是往西走的，但是他仍重复地说着，“在东方，在陕北……
今天晚上，我带你们钻进深山，先摆掉敌人，然后为了减少目标，大家分散走，”说到这里，他突然把声音提高了说，“要革命，就向东走!”他讲得那么肯定，那么充满自信，他的话已在红军战士中问，发生了作用，我心里在重复着“要革命，向东走”的话，想着想着，恍然明白：我们在西边，也实在走够了，不是被包围，就是被打散，对，应该相信他。但这个指挥员是谁呢?东方，陕北，又都在哪里呢?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呢?……所有这些问题，我都没有来得及问明，就跟着部队往深山野林中冲去了。
马匪帮搜山以后，见我们已经神鬼不知地出了包围圈，并且化整为零地往东走了，就派骑兵追赶过来，漫山遍野地搜索、追踪，并在山谷、要隘，到处扎下关卡，前堵后击，不知多少同志在途中遭到了屠杀，但活着的，仍然想尽一切办法避开敌人，继续向东走。出了包围圈以后，我和三个战友在一起，摸索着前进。陕北在NUL?谁也不知道，但觉得朝着出太阳的方向走就没错。
为了避开敌人，我们把白天与黑夜颠倒过来，白天认好了方向就睡觉，晚上走路。路上，我们往往会摸到已牺牲的战友的尸体，有一次，就是由于他们的尸体掩护了我们，才没有被敌人发觉。因此，我们就是在黑夜，也一点儿不敢粗心大意，走几步，就把耳朵贴在地上听一听，然后再走，偶然眼前有黑影一闪，就赶快趴下，动也不敢动，往往会被一棵摇晃着的小树吓出一身冷汗，但从没有一个人灰心丧气。走着走着，我们又和别的同志三三两两地碰到一起，走了三四天，又是一支三十二个人的小队伍了，只是缺少武器弹药。人多目标虽大，但胆子却壮得多了，要是碰到少数敌人，还真可以干一下哩。
经过了多少弯弯曲曲的道路，绕过了无数道封锁线和关卡，这一天，我们来到了青甘公路边，白天，先隐蔽在路西边的山腰上，准备晚上绕过去。这天夜里，天气倒很帮忙，黑云像一块毡子一样不时地遮挡着昏暗的月亮。
我们一直等到半夜，听听山下确实没有一点儿动静了，就一个个蹑手蹑脚弯腰弓背地往公路上摸去，我因伤口没好，身体虚弱，摸在最后边，一会儿，队伍就把我落下了。我心里一急想直起腰追上去，但又怕暴露目标，连累大家，只好耐着性子往前赶。突然一阵马蹄声，从左右两边包围过来，一片粗野的喊叫声响起来：“站住，不准动!”紧接着就是一阵扭打声和同志们的呻吟声，这像一盆盆冷水泼在我身上，我赶忙转身往后跑，躲到一堆碎石子后面。随着敌人的搜索，我心里扑通扑通地跳着，但敌人终于没有发现我。听着敌人马蹄声走远的时候，我才安静下来。但这时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深深感到孤独无助，回想着每一个同志的面容，伤心地哭起来了。哭了一会儿，看天已快亮了，想着光哭有什么用呢?还不如趁着天黑爬过公路去。我擦干眼泪，爬过了公路。我一个人孤单单地走，走到哪一天呢?走的路对不对呢?心里一点数也没有，但停又不敢停，问又不敢问，反正是向东就行。肚子饿狠了，只有在天黑以后，摸到两三户人家的小村庄上讨点吃的。
这样走了十几天，有一天，还刚黎明的时候，我遇到一个比我年纪还小的小鬼，他一见我，就流露出一种奇怪的眼光，我也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一样，向他看了几眼，后来终于想起来了，原来他是新剧团的小演员。这个原来爱唱爱跳的小鬼，现在却瘦得只剩皮包着骨头了，两眼凹得多深，几寸长的头发蓬松着，拄了根小棍呆站在那里，望着望着，我的眼泪又扑簌扑簌地掉下来了。是我先开口说：“小兄弟，你上哪儿去?”他一听我的四川话，就猛地一头栽到我怀里大哭起来……好一阵，他才止住了哭声，仰着脸，问我：“向东走，真能找到大部队吗?”我心里正在难受，能不能找到大部队，我也没有数，但我到底要比他大，我决心带他一起走，我说：“小兄弟，跟我一起走吧，上级不会骗咱的!”两人蹒蹒跚跚地朝着出太阳的方向走去。
但四川话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一张口，人家就知道我们不是“讨饭的”，大村庄，大门楼子我们连边也不敢沾，可是穷人家自己都没吃的，哪有剩饭给我们呢?能要到一些米糠，和些凉水往肚子里倒，就算不错了。
一天，我们来到了一片大沙堆上，这儿有许多帐篷，周围山坡上放着成群的牛羊，我们可高兴了，想着这些放牛羊的还不都是穷人，该不会有财主吧!就大着胆子走近去，刚往一个帐篷边上一站，里面就出来了一个凶神恶煞似的老财，打量我们一阵，奸笑了一声说：“你们来啦!”我一听话音不对，勉强答了一句：“我们是逃荒的，行行好给点吃的吧!”
哪知这老财一听我的四川口音，脸色变得更难看了，满脸的横肉都颤抖起来说：“好哇，我等你们好久了，你们害得我还不够哇，牛羊都被你们冲散了……现在送上门来啦!……”我见势不好，赶快拉了一下小演员的衣襟，拔腿想跑，这老财大喊一声：“来人!”立刻从两边帐篷里又钻出来两三个彪形大汉，把我俩用草绳捆了起来。老财走进帐篷，拿出了两把杀羊的尖刀，在石头上“刺啦刺啦”地磨起来，一边磨一边说：“宰了你这两个红军羔子!”这可把我们吓坏了，“小演员”吓得紧紧地靠着我哆嗦着，我们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老财将磨好的刀递给三个大汉说：“去!”自己却返身进去了。我想：“这回算完了，天底下怎么到处有财主，什么时候才能把老财都杀尽呢?”
三个大汉把我们押到离帐篷有两里路的大沙堆旁，凑在一起嘀咕了几句，就拿着刀过来了，我这时只吓得把眼一闭，什么也顾不得了，模模糊糊只觉得脖子里一块凉水似的东西来回地锯了几下，接着背后猛地被踢了一脚：“去你的吧!”我就昏昏地倒下了。
过了一会儿，想：“我真的死了吗?人死了怎么还能有知觉呢?”就试着摇摇头，头还好好地长在脖子上，连疼也不疼，我还不能相信真的活着，偷偷地睁开眼来，却看见“小演员”也在摇头，又看看三个大汉已不在了，我才敢低声地问他：“你还活着?”“活着，你也没死呀?”我俩又向四周看了看，确实没人了，才赶快往一块滚了滚，我先把他的草绳咬断，他又给我松了绑，各人摸摸脖子，一点伤也没有。我俩就胡乱地猜想起来：老财这样恨红军，可见红军经过这里不久；那三个大汉定是穷人，要不，他们为什么不杀死我们呢?想着想着，反倒高兴起来，向东走，我们定能找到红军了。
等到天黑，我们怀着新的信心，继续向东走。向东走，走着，不幸我和“小演员”在甘泉子附近，又被关卡上的敌人盘问住了。匪兵一听我们的四川口音，不容分说就把我们绑了起来，并解到凉州关进了监狱。从那时起，我跟“小演员”又分开了。
监狱里关着一千多个难友，绝大部分是红军战士，我们几十个、几百个被关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每天只能吃到两桶麦麸稀饭，还当面掺上两担凉水。晚上，穿着单衣躺在潮湿的地下，又没有被子，我们只好互相挤在一起取暖。每天有不少同志被敌人拖出去审讯拷打，又不知有多少个被他们拖出去杀害。
一个多月后，我们被押出去修路，我因年纪小，编在小鬼班里。修路时，我们周围都是匪军监视，一不顺眼，就要挨打，我就因为抬不动大石头，常常被打得浑身一道道的血痕，我们的同志又有好多就这样被国民党折磨死了。
有一天，听说逃跑了几个人，是真的吗?要能逃出去该多好啊!但怎样逃呢?我真想和谁商量商量，但试了几次都没敢张嘴，要是“小演员”跟我在一起该多好啊!至少就可以和他商量。
转眼到了九月，国民党突然发下军衣来，每人又发了两块钱，想引诱我们给他们当兵。还说：“现在为了抗战，共产党已经投降了国民党，红军也改编为八路军了。”当时我们听了，还不敢相信，但有一点，使我们知道了共产党还在，红军也没有被消灭，因此，想逃跑的人就更多了。
有一次，我抬不动沙石，被监工拿洋镐把子揍了一顿，身上、腿上、手上全是血。亏着一个三十多岁的难友，把我扶进帐篷里去，这时我又疼又伤心就抽噎噎地哭起来，哭着哭着，那个难友突然说：“你想跑吗?”我一下怔住了，看着他半天没敢说话，他又说：“你要想跑，明天，我们带你出去。”听着他说的声音那样的亲切，我一把抓住他说：“愿意，往哪儿跑啊!”他说：“明天晚上等人睡定了，你就悄悄地到西边……”
说着他轻轻地把帐篷揭开一道小缝，看着离山不远的一个帐篷说：“那边看得松些，先跑出去，再折向东……”“向东……”我猛地重复了一句，他很严肃地对我说：“你要是不愿意，可千万别告发我，懂吗?”我点了点头，还想再问些什么，但他说：“时候不早了。”就上工去了。
他出去以后，我一直在想着他那络腮胡子，河南口音，细高个儿，他大概是个老同志吧!一定要跟他跑出去，当国民党的兵多可耻!
想着想着就好像我真的出去了一样，身上疼也不觉得了，第二天干活好像也有了力气。好容易等到晚上，大家都睡定了，我才按指定的地方找到了他，我们一共聚集了六个人，向西逃去，果然匪兵没有发觉。跑了几里，又向南走了一阵，才折向东走，为了避免目标过大，我们又不得不分散走路，分手前他又问我：“两块钱还在吗?”“在。”“好好留着，路上有用。”又说：“一个人也不用害怕，一直走，一定会找到主力。”说完我们就分散了。以后，我再也没见到他。
又走了五六天，我来到了兰州城外，望见了滚滚的黄河，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但黄河铁桥被白匪卡死了，没有证件，根本别想过去，我只得在河西边的一座破庙里住下来，白天饿了就到庙附近的一个小饭店里，买两碗稀饭吃，不能过桥，也不能远走。这时正是九月底，兰州郊区的工人、农民、学生到处在宣传抗日，但我却一点儿主意也没有。饭店老板是个很善良的小老头子，他看我下身穿个单军裤，天天上他家吃稀饭，就怀疑起来。
有一天，他故意跟我说：“现在的年轻人，都在要求上前线打日本鬼子，你怎么还在这儿逛?”我一听也不好说什么，随便回了一句：“抗日行啊，可我到哪儿去抗日呢?”
“现在到处都是国军，我把你送到国军那里去吧?”我摇了摇头说：“我不当兵。”
“为什么呢?”这时我觉得他的眼睛注视着我，好像要看穿我的心思似的，自然，我不能告诉他我是红军，就胡编着说：“我要回家看看，又过不去桥，父母亲都老了……”
他看我不吐实话，就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要不愿意当国军，我有一个朋友，他可以把你带到抗日的地方去，行吗?”这句话问得我莫名其妙，就说：“到哪儿去?”他笑笑说：“到哪儿你就知道了。”
我更是奇怪，但又想着“不管怎样，只要能过去铁桥”，当时就答应了他。
第二天果然来了个像工作人员一样的人，把我带过铁桥，又一直把我带到兰州东门汽车站，给我找了个地方住下，说是等车去西安，并说到那儿才能找到工作，说完给我留了些钱就走了。但兰州东来西往的汽车多得很，他又不来给我买票，可把我弄糊涂了，要等什么车呢?他是什么人呢?越想越糊涂，但看到兰州只有一条大路是向东去的，心想西安一定在东面，心里又好像安静了些，又不敢乱问人，只好将信将疑地等了四五天。
第五天，忽然来了一部大卡车，这时，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又出来了，对我说：“这趟车是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坐上吧!”“八路军?”我一听，马上就想起了监狱中白匪的话来，想着八路军不就是红军吗?一下高兴起来，正想问他，他却又找不见了。这时车上已有好几个人，我也不敢问谁，一路上还想着他和那个小老头子，他们都是什么人呢?汽车一直载着我们，这天来到西安，车开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门口，刚下车，就过来一个穿着军衣戴着国民党帽徽的人接我们。我吃了一惊，难道真如白匪说的那样，红军投降国民党了吗?我被骗了吗?跑吧!又怕跑不掉，只好硬着头皮跟进去。
他把我带到一间小房子里住下，和气地招呼我说：“可别出门乱跑，免得惹事。”接着，他出去给我拿了一床新棉被和一套灰色的新棉军衣来。“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仔细地想着，觉得他这些举动，都不是国民党当官的样子，心里才比较安定了些，但仍然不相信这就是红军的地方，他给我的帽子，我也不敢戴它。
五天过去了，一个干部来找我谈话，他好像知道我的心思一样，一开口就说：“八路军就是过去的红军，为了团结抗日才改编的，这还是共产党的队伍，总部在陕北延安……”“陕北!我听说过……”
没等他说完我就一下跳起来了，并把自己的遭遇，全都跟他说了，几天来的闷葫芦打开了，心里亮堂了，连房子也像一下亮了许多。他也替我高兴，并告诉我说：“过几天有汽车去延安，可以把你带去。”又说：“你到了这里，就算到了家了。”是啊，这时，我真感觉自己像到了家一样，兴奋得不知怎么才好。到了延安以后，我被编在总部通信连当通信兵。
有一天，我到北门外的一个窑洞里去送信，遇到了一个瘦瘦的首长，他听我是四川口音，又看我个子不大，就问我过去是哪个部队的?我说是西路军回来的，他一听我是西路军突围回来的，真亲热极了，忙搬了凳子让我坐下，又倒了杯茶递给我。
我看这个首长，和我穿的一样的衣服，一点儿架子都没有，也就毫无拘束地坐下来。接着，他笑着说：“真巧，我也是西路军回来的。”
更像是见了老朋友一样，一路上的千辛万苦，一下都在脑子里集拢起来，恨不得一下子都讲给他听，但又不知从哪儿说起，经他一问，我就谈起来，越谈越有劲儿，把所有想说的话，全都说了出来，连时间也忘记了。
他听着不住地点头，等我说完的时候，他问我：“你可知道西路军的总指挥是谁?”“徐向前。”我毫不迟疑地回答了。“你认识他吗?”“见过面，记不清了。”这时，他像逗孩子似的笑了笑说：“你看我像不像?”“啊?”我猛地站了起来，一下就看清了，真是他。
“是啊!我就是徐向前，我也是讨着饭回来的。”谁能想到呢?在我面前的就是过去的总指挥，而且也是讨着饭回来的，我真后悔不该把自己的苦谈得那么多，站在那里不知该怎样才好。
这时徐向前同志也站起来，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鬼，这条路算你走对了!”直到回到连里，我还一直在回想着与总指挥见面的情形，但我又后悔起来，我为什么没问他一声：“你是不是那个在月亮底下叫我们向东走的指挥员呢?如果不是他，那又是谁呢?我还能不能再见到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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