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逆景月近来鉴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惨败，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完全失去信心，于是，便在敌寇统一指挥下，对我抗日根据地频繁进行“扫荡”，从而公开走上投敌叛国的道路。我与张逆系属乡里，且白抗日战争以来，即负人民重托，组军抗战，坚持于寿昌潍等地区，与张逆防地毗连，故对张逆组军历史及其投敌经过，知之较详。过去我对张逆之投敌反共罪行，曾苦口婆心，出亟频驰，予以批评规劝，冀其尚有转向抗战余地：然时至今日张逆已死不回头，并公然投敌叛国，进一步祸国殃民。七年来相忍为国末（未）尽之言，于此公诸国人，俾对张逆有一完全清楚之认识。
首先谈到张逆之出身及其组军之简历：张逆原为一无赖游民，系寿光二区人，青年时代曾卖过火烧，后因其六叔——张老六而出头“腾达”。先是，张老六为当地著名贯（惯）匪，邱白毛之传令兵，后邱匪伏法，张老六被当时政府招安为寿光县二区民团队长，张景月即为其六叔当传令兵，后来张老六因剿匪（事实上是与土匪为伍）阵亡，张逆即乘机，经当时二区区长慈乐尧（现为张逆任命之寿光县长）运动，继其六叔之职 当时联合张希孟、张凤山、晋希平等一伙土匪，明达官府，暗结强盗，此民国二十一、二年事。
至韩复榘在山东开办乡农学校，张逆以纠合土匪，到处绑架，扰乱社会治安之行动，威胁当时寿光县长宋宪章，而得任为军事主任。从此，张逆之封建势力基础，由一部分土匪而添上了一部分乡农学校的学生，此民国二十四、五年事。
七七事变后，韩复榘逃走，敌陷山东，寿光各界，纠集各区乡农学校学生约两千余众，进寿城，图谋组军抗战、此时张逆以军教主任资格被推为总队长，及敌寇人城后，此伙不战而逃，当县长宋宪章逃走之际，张乘机下枪百支，轻机枪一挺，并缴公安局枪支五十余，此即张逆组军当司令之基础。
其次，说到张逆之排除异己兴“大寿光主义”，张逆组军以（已）毕，即倡“大寿光主义”（其实是大二区主义），排除异己，暗杀抗日领袖，纠合流氓，涂炭人民，其事实表现如下述：
其一，对于人民当时之蹂躏，即到处起枪，有枪拿枪，无枪要钱，对老百姓任意绑拴，吊打非刑，随便要大娴老海，所到之处，陷人民于水深火热。
其二，排除异己破坏抗日：当时马保三（时为八路军八支队司令，现为山东省副参议长）组军抗日，在民国二十七年二月从稻田（寿光一区）东下时，曾遭张逆之劫击．在同年刘荆山（寿光二区人）奉国民党中央命令组军抗日，被张逆暗杀，并将其部队强编；再寿十区张汝滨在本区发动抗日武装，号第四大队，也被暗杀，并编其部队；潍县王炳臣，组军抗日，张逆将其部队解决，并将王炳臣之弟王俊臣及其传令员宋伯虎枪决，将王炳臣驱逐；在昌邑柳疃杨沁源当时亦组军抗日，有五六百人，也被张逆解决，杨谨身免；又昌邑姜冠有抗日武装二百余人，归张逆指挥后，张逆即将姜活埋，独霸其部队。综合以上张逆之暗杀抗日领袖，吞并抗日武装，事实足证其只许个人扩充势力，大发困难财，清除异己之野心，亦足证其最早对抗战有莫大之破坏。
反观张逆的官佐，即知张逆之上层集团，系由两种东两结合的：一是张逆之亲朋、乡里、封建关系；二是当地之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未包括后来新打人的特务分子），张逆之亲信官佐，赵公禄（张逆之军需处长）、刘效苏（张逆专署财政科长）、吴子丰（张逆之银行经理）等，皆系其旧好或二区人，巩志远、张汝滨、马成龙（十二十七团长）等，非二区人亦非张逆亲朋，因之巩被驱逐，张被活埋，马至今不被信任 三方面来看，张逆幕下之一伙官僚，如王奉宣（现不知干啥）是过去寿光最反动的一个大队长，慈乐尧（张逆之县长）、朱同栋（已死）、朱郁七等，都是些豪绅恶霸，然皆被张逆委以要职，在其所谓“大寿光主义”之下。几年来，不知杀害了多少抗战人民，造了多少抗战罪恶，就是出于张逆这一伙人之手。
再次说到张逆勾敌反共反人民，破坏抗战之罪恶事实经过：张逆自组军开始，即倡“三分抗战七分反共”，以反共反人民为其勾敌投敌的前奏。一九三八年春，武汉失守之后，敌寇同师“扫荡”华北，张逆在寿城，插上大旗，大喊抗日，但不打鬼子，当敌寇在青州纠集两千余众“扫荡”寿光时，张逆即逃，其部队到处捕枪，逃跑隐蔽，其中一部土匪成份，遂乘机绑票。如侯镇侯长要（小名，系张之护兵）集合土匪十几人，在十区西部，绑架勒索，群众几被绑遍；又如袁治国，以宋家岭、周家疃为基地，纠集土匪十余人，到处绑票，再如×明西以邵村为基地，亦实行绑架，其皆张逆之散兵（其余尚多不再赘述）。
此时民众见张逆不战而逃，且危害人民，因此怨声载道，恨入骨髓，遂即有寿光一群正义人士重组抗日武装，本人即参与此军，后为寿光独立团．当时张逆原有四千之众，仅余二百人。张逆带之逃亡于潍北南北孙一带蛰居，张逆所捅之大部枪支及重机枪、追（迫）击炮，皆为敌寇起去（此因当时张逆内部出了一部分汉奸，领敌起枪），张景月乘敌未稳之际，又重整残部，但其不去打击蹂躏寿光人民之敌寇，而专心致力于反对共产党八路军，乃于同年九月问，开始大举向我进攻，制造了亲者痛、仇者快的“牛马事件”（张逆进攻我大、小码头、牛头镇驻军之战）!
此时我鲁南同清河区，即以个人名义，通函张逆，晓以大义，表明不愿互相磨擦，制造亲痛仇快之事件。然张逆却认为对他示弱，敝其反对我军气焰益增；因此在牛马事件之后，又于王高、田柳庄，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当时还配有何思源、王念根海军陆战队一部，向我进攻，在邢家茅坨一天惨杀抗日人民五十二名，将尸斫烂填入水井，造成骇人听闻的邢家茅坨大惨案．一此一九四O年春事也。
此时即引起寿光人民对张逆之愤怒与轰动，同时有各区选出代表数十人进行调解，八路军寿光独立团，为执行各代表意见，从抗日大局出发，愿委曲求全，与张逆免除成见，并肩杀敌。而张逆竞对代表表示：这是军队的事，不用老百姓管，遂即仍不断向我进攻，乃发生袁家桥、邢家茅坨之战，同时活埋我工作人员，并惨杀抗属和无辜群众，此时前后本人家庭也被剿掳，母、兄等被绑架，并勒索巨款．同时张玉芝、张畔海、张树公，张绍然、颜成吾、韩和亭、刘文清、颜景松、宫泉、宫学尧等数十同志，均被张逆先后惨杀。
[一九]四O年春夏，张逆对我之进攻几无一日停止，后经王高、邢姚、坡里、申明亭、阁黎院等数十次战斗，均系张主动向我进攻而招致惨败。然张逆由于频频制造摩擦，而使部队锐气大挫，失败后即露出其本来面目，开始勾敌投敌。先派其特务队长苗思几，率部剑寿七区敌据点张僧疃与敌共居，另派其特务队长国好礼，到侯镇敌据点与同处，并派其副官朱国栋与驻侯镇敌中队长宫奇秘密勾结投降。至[一九]四O年八月间开始与敌人配合向我驻十区张家屯、河疃、景明一带之部队，实行夹击。在这之前，张逆与寿城敌酋曾大开著名的沙埠屯投降会议，此为张逆投敌的明朗化之初步。自一九四O年起，张逆对我军之进攻，与敌伪夹击我军之行动，几乎无日停止，大小战斗不下数百计，然我军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前提，依然对逆进行疏通团结，并在某些地区上作让步，如寿光一、八、十各区一部分地方，我军即主动让出，但张逆反以怨抱德，不但不改前非，反而为投敌有效，变本加厉，除仍继续不断进攻我根据地之外，并大肆编保甲、抓壮丁，以扩充其反共反人民之武装。
至[一九]四三年春，张逆投敌已达最高峰。当中国伪汗政府南北合流，敌寇实行强化伪军之际，张店敌酋奥村对张逆限三月十五日，集中青州，听候改编。后团张逆下层部分官兵，意见不一，致误敌人改编日期，因之敌寇对张逆实行军事压降，即造成张逆所借以宣扬的“四五战役”，此为张逆几年来，迫不得已而向敌人还了一次枪。然而张景月对此，却早已吓得三魂出窍，计划进一步投降，所以四月五日以后，便令其孟、刘、苗、徐等团公开投敌，编成伪山东保安总队，孟祝三任副总队长（总队长是寿光县伪县长牛洪恩），接受番号后，换上伪军装，便开到小清河及侯羊公路一带，在八面河、央子等村为敌安设据点 同时张逆之参谋长唐锡嘏，秘书长丁岚生，一团团长孟祝三，与敌和平谈判，宣布参加“和平运动”，张逆投敌行动已昭彰于广大人民面前，但还美其名曰“曲线救国”，曰“缓冲时期”，以此来欺骗其士兵及人民，可谓无耻之至矣！
张逆得李仙洲入鲁消息后，投降部队曾一度“反正”，但却不声不响，既不发表宣言，亦不宣布抗日。然而投敌时公开接受番号，在敌人报纸上发表谈话（唐、孟、丁三人曾为参加敌人“和运”发表谈话，见青岛、济南敌人中文报纸），先后行动不一，可见张逆用意深厚，然人民对张逆继续投敌之本质，却如见其肺肝！因之张逆与敌秘而往还并未停止。后派其副官李品三、参谋长唐锡嘏、匕团团长苗思九，不断到张店、青州与敌联系，并到伪青州道尹公署开联席会议，由此可见张逆之投敌，并非什么“缓冲”或有其他顾虑问题，而实为企图尽量掩饰其投敌原形，以欺骗人民耳！
至今看，张逆投敌行动，更日渐明朗。张逆把过去寿光伪大队长何德卿委任为机要秘书，并派其到张店、潍县各据点作联络员；义派李品三到青岛与敌第五混成旅联系勾结；又秘派代表与荣逆子恒之父荣臻联系，并具有通荣逆与华北伪军委会进行勾结，张逆之全部投敌即由此始，今夏以来，张逆鉴于同民党之迭次失利，在围民党一贯失败主义政策之下，投敌更加走上明朗，乃托伪济宁道尹朱子芹及汉奸贾本甲与汪政府勾结，交涉投降，准备接受汪伪六方面军的番号和委上将衔。大汉奸贾本甲并到张逆司令部一面奔走“和平”一面检阅军队，由此张逆从反共反人民，勾敌结敌，走上公开的伪化。
复次谈到张逆投敌具体事实：张逆虽一面投敌，一面还拿“曲线救国”、“中央军”等欺骗手段蒙蔽其士兵和人民，然而张逆所做的投敌罪恶事实，却铁一样的给以证明，今春给敌人送还坠落敌机，并赔三十万元，又在敌“强化治安”“新国民运动”下，忠实的给敌人大肆搜刮铜元牛皮，先后两次送给敌人壮丁五百名，此为张逆投敌具体事实之一；又今年麦季，敌人向张逆要麦子一千二百吨，张逆乃与敌伪共同组织征收机关后，并公开配合行动组织了三个梯队，打着太阳旗、五色旗，向我寿光六、八区及潍北色庄子一带进攻，实行抢麦，此举被我抗战军民合力予以粉碎后，张逆为了继续为敌完成纳麦计划，便以其基本统治区（寿二区）作为模范实验区，为敌强征麦子，人民所收之麦，几全部被张逆拣（抢）去送于侯镇、寿城两据点。因此，即张之基本区域人民亦对张逆投敌行动，怨声载道，此张逆投敌具体事实之二；又张逆在敌人收缩兵力，撒（撤）退某些据点时，便接受了寿城敌酋宛桥中队长指示，替敌人先后接防于侯镇、羊角沟，重修被我军克复了的丰城敌伪据点，此张逆投敌具体事实之三；最后十一月间，公开配合敌寇，对我实行报复之“扫荡”，与敌寇信函联系（我从敌人手中缴获张逆之苗思九给敌寇芳信部队长的信），共同行动（先后合击我寿六区牛头镇，及寿九区太平驻军）、共同居住（苗团两次迎接敌寇于王高）、并肩作战（伏击我军于侯羊公路），此张逆投敌具体事实之四。此外至于张逆祸国殃民之事实罪恶，简直是罄竹难书。关于其盘剥人民血汗方面，仅就张逆个人发财淫富情形，亦可见一斑。张逆在济南九大马路开有大洋行，使其裕民号经理吴子丰主持，在潍县东关开有大布庄，在家盖上九间三层的大洋楼（一九四O年烧了），据传其弟媳、嫂嫂每月均按上校薪俸发饷，这些钱无疑都是剥夺老百姓的血汗而来的！
张逆之叛国投敌，已昭然若揭，“曲线救国”“中央军牌子”之欺骗已不戳自破。
此文发表在1943年12月31日《渤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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