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在三十军二六四团一营当教导员，在倪家营子战斗中，手部负了重伤，不能再继续跟随部队作战。在康龙寺后山上，李先念政委命我们几个负伤的干部到医院治疗。当天夜里医院又由康龙寺转移到红湾寺。
六十里路的急行军，走得人困马乏，第二天正午到了红湾寺，连脚还没停住，马回子的骑兵又追上来。掩护医院的九军一个排，在东山堵了一阵，终于寡不敌众，退下来了，医院里只有三四百女同志和半瘫的伤员，没有点作战能力，眼见着马回子的骑兵追上来了，大家只好拼命地往西南跑。有些跑不动的女同志，扑倒在地上，两眼流泪，从身上拿出大烟默默地吞进嘴里，有的站在那里高喊着：共产党万岁!然后用手术刀割断了气管。
我扶起老战友三十军二六九团二营教导员熊昌良同志，他腿部负了重伤，一步也走不动。我和随我的通信员小赵架着他也往南跑。因为跑不快，越跑离人群越远，背后的马蹄声、人喊声、夹杂着步枪声越来越近，突然熊昌良同志背上又中了一弹，倒在地上，鲜血流了满身，他有气无力地说：“老况，快走!别管我了。”他仰起脖子又想吼我，话还没说出来就倒在地上咽气了。这时候敌人离我们差不多只有一里地了，他们发现前面跑的净是女同志，就失去了人性地狂叫着：“女的!女的!”我的通信员连拉带拽把我拖到东南山上的树林里，马回子的骑兵就从我们眼前横冲过去。
在西南洼子里，绝大部分同志被包围了。男同志全牺牲在马刀下，女同志有的被轮奸致死，有的被刀砍翻了。那一声声的惨叫，我听着就像一块块烧红的铁烙在心上。我摸了摸身上的枪，枪早交给部队了，只剩下两个空了的弹夹，我把它们狠狠地摔在地上，扑在石头上哭了起来。谁能不伤心?我只要有一支枪呀!拼也得拼死他几个。天黑下来，马回子才押着一批没有逃脱的同志往北开走了。小赵给我拿过来两个揉的雪团，又把米面分做两个团对我说：“首长，我要离开您了。”我惊悚得问他：“怎么了，你要干什么?”
他叹了口气：“我当初参加红军可也没有指望什么，我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现在我们垮了，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没垮!陕北还有红军，老根据地还有红军，天下穷人的心也向着红军。”
我劝他和我一道由宁夏绕内蒙转道到陕北去找红军，这一带的地形我还熟，他却哽咽着：“首长，我还有个五十六岁的老母亲，我又是个独生子，我死了谁养活我妈呢?”我问他今后打算怎么办?他说：“回家做个小买卖算了。”他是个刚在陇西参军才七个月的新战士，在残酷的斗争中动摇了，也是自然的。我很难说服他，便把我身上的二两烟土和一小锭银子给了他，对他说：“小赵，别忘了红军，红军垮不了!”他把我送下山对我说：“首长，您自己也多保重吧。”他走了，只剩下我孤孤单单的一个。
四野茫茫一片漆黑，前面是敌人的屠场，到处是横冲直闯的马回子骑兵，到处是天罗地网，这里没有我一线容身之地。我从胸袋里掏出党证，紧紧地握在手里，带着它是走不脱的。我用布把它包好，塞在一个石缝里，情不自禁地落下了眼泪，但我坚信：将来总有一天我会来取出它!
天快明了的时候，我走到张掖东面的一个小村子里。我不敢进村，只好蹲在棵大树后面。不一会儿从村里来了一个人，看样子是个拣粪的。等他走近了，我就迎着他站起来，他一见我那副样子就愣住了，倒退几步。我对他说：“老大爷，给我点吃的吧。”他端详了我一会儿冲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做买卖的，赔了，只好一路讨饭。”他走近了：“同志，你别瞒我了，你怕是红军吧!”我看他是个老实的庄稼人就对他说了：“老大爷，我是红军。”他叹了口气：“唉!怎么弄成这副样子了，上个月我在我亲戚家还见过红军，那可都是些好人哪!好吧!你先跟我来。”
到他家之后，他让我换上一套便衣，又给了我一顶毡帽，又弄了点吃的，问我：“你有钱没有?”我说有点钱。他说：“那你交给我三块钱，我出去给你想个办法。”停了一会儿他带回来一个竹篮子，里面装着一条“哈德门”香烟，还有几块“兰州”水烟，对我说：“孩子，这里你也呆不住，去找你们队伍吧，你在路上就装成个哑巴，千万别开口讲话，你那口音，一听就知道是湖北人。”我说：“老人家，我忘不了您的好处。”
我从张掖东面横插过去，一路上尽抄小路走，见村也不敢进。这天下午翻过一座小山，赶到了甘宁交界的地方。我爬上一段残缺不全的长城。长城!无声无息地躺在沙漠上，风卷起滚滚黄沙，遮住青天，无一人家，无一村店。看不见树，也看不见草。只有路旁一段枯树桩上，歇着一只秃了毛的乌鸦，见我走来“哑”地叫了一声，朝北飞了。树桩下面，一具死马的枯骨，孤单地躺在黄沙上。我走进了沙漠，只觉口干得要命，两唇烧起了水泡，我快一天没喝上水了。我扑在沙地上，想扒开沙子，把嘴唇贴在底下的湿土里，谁知扒开了一尺多厚，还是干的。我记得我在军部当书记时，曾经调查过这条路线，前面应当有个村庄。可是现在连看也看不见，我再喝不上水，就要渴死了。我想起了路旁死马的枯骨，大概也是干死的吧，我会像它一样无声无息地倒在沙漠上。我无力地躺了下来，心想：这才几天，难道就失去了勇气，这怎么能回到几千里以外的陕北呢?我跪起一条腿来，鼓起勇气，走!就是天塌了，地陷了，我也要找到红军。
下午，我到了甘肃边界上的一个小镇子里(地名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这里是甘蒙大路必经之地，经常有驼铃队来往走动，镇子里百分之九十九是回族。我挨家要了几块冷馍馍，干吞下去。一个好心的人，指给我一条去路，叫我到开杂货铺的耿老太太家里借宿。耿老太太一见我是汉人，就热心地接待了我。她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湖北的，这下她更高兴了。她说她也是湖北人，在这开了个买卖，盘问了我半天之后她说：“你是共产党吧!”我吃了一惊，她又说：“你不用怕!前两天从我们这里也上去了一个，在镇子口被马回子逮住了，听说当天就砍了。你呆在我家里就放心吧，没人敢来!”她又问我以后打算怎么办?我说：“我要回家。”她劝我说：“唉!再别提回家了，这前前后后全是马家的队伍呀，你怎么走得脱?在路上你吃什么?依我看，你不如在我这里住下，帮我几年，我给你成个家。我有两个闺女，一个十九，一个十七，就是没个儿。”说着她把两个闺女叫了出来说，“反正我也不会亏待你，将来这家业，还不全是你的?”我摇了摇头说我不愿意留在这里。她一下子变了脸：“我老实告诉你吧，你要想走是走不脱的，你要不留在我这里，我就报告马回子，抓住你们一个赏五块钱，你要是个官，我还能得二十块钱昵!”我暗想：我要不答应，她翻了脸，这事就不好办了。我说：“好吧，大娘，我答应了。”
当天晚上，姓耿的叫她两个女儿给我叠床铺被，打水送饭，我舒服地睡了一晚。我在她家住了两天，这两天我作了详细计划，我发觉我原先计划从蒙古沙漠上走过去是错的，我力量不足，过不去。只有返回头顺长城到黄河边上。
第三天晚上，我在她家装足了干粮跑了。逃出的第二天中午，我到了东乐镇，这里离山丹城只有四十里路，过去我们军部就住在镇上，我仗着人熟想借把剪子，把头上留的头发剪掉。我进东门在一个熟识的茶门前停下来。进去叫了声“掌柜”。
掌柜抬头大吃一惊：“哦!况同……”“志”字还未出口，他掩住了嘴：“你好大胆子!”这时门外正有三三两两的马家骑兵，我闪开了门口。他声色俱厉地说：“你要明白时局，我这里留不住你，我也不报告，你走吧。”我央告他：“掌柜，我只求您借给我一把剪子，把头发剪掉。”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不行，不能借!”我再三求他，他指着门外的马家骑兵说：“你看，我能借给你吗?”他扑通给我跪下了：“我求你，求求你，我一家老小全靠我一个人养活呀!”我把他拉起来：“掌柜，我走，我决不连累你!”我迈出门去没走几步，马家骑兵就把我拦住了，一个当官的吼道：“你是干什么的?”我镇静地说：“我是个卖布的。”“卖布的?布有多宽多长?”我说：“这不一定，有尺半宽的，有二尺宽的；有十五丈一匹的，有二十丈一匹的。”他把手一挥喊道：“滚吧!快滚!”我庆幸这次逃脱。我出了东乐镇沿公路两旁东行，一路上我碰到了许多我们的人。这因为我们都在黑夜走路很容易凑在一起，一直凑到了十一个人。有三十军的，有九军的，有了伴我就放心了。
可是，不幸的很!在凉外西十里铺，我们又被马步青的招兵站截住了。马回子一见就说我们是“共产人”，当时就把我们扣住了，连夜押到凉州俘虏营，这里有我们西路军被俘的一千多个同志。在这里我碰见九军政治部的徐太先和宣传部长方强，还有我的老战友，三十军军部参谋萧显旺。他见我进来就要叫我，我急忙说：“萧显旺，你不认得我了，我是余光灼呀!”他会意地点了点头，从此我就用了我表兄的名字，叫余光灼了。我向萧显旺问起三十军的情况，他叹了口气沉痛地说：“打散了，顶多不过千把人了。”我问起程世才军长、李先念政委。他摇了摇头，两眼含着泪：“不知道还在不在。”我心里非常难过，站起来走近窗户，遥望着西北大山。
想起当年，二三万西路大军，北渡黄河，那时多么威风，敌人一见望风而逃，如今……只剩下千把人了。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流到衣襟上，我默默地说：“我们都受骗了，受了张国焘的骗。”方强、萧显旺安慰我说：“别难过了，我们的血不会白流。我们经受了考验，也接受了血的教训。我们还有力量，我们还能回到红军去。”
三月底我们被押至永登住了半个月，马回子一个军官把我叫去了，他带着一个和他一伙走私的商人，对我说：“余光灼，我看你年纪轻可怜，如今我指给你一条阳关大道，看你走不走?我和一个朋友合伙开了个买卖，看你写字不错，想找你做个先生。”我说：“我不干。”他又说：“傻瓜，吃好的穿好的，不比当俘虏强?”我说我要回家。他瞪开了眼睛，叭地给了我一个嘴巴子，骂道：“给脸不要脸，滚!”后来他们又集合俘虏队要挑兵，他们站在队前说：“谁愿意当兵，让他当个中士?”队里没有一个人吭声，他们骂开了：“你们不当兵?走一步打你们一棍，到了兰州也得把你们打死。”
我们全部人员被押送到兰州，住在东郊机场的营房里，他们成立了所谓的“感化院”。到兰州后由于叛徒冷赤哉的告密，徐太先、萧显旺全被带到了军官队，冷赤哉听说三十军的“况书记”也在俘虏营，就跑到敌人那里去献功。当天敌人的九十七师参谋长就带叛徒冷赤哉来查我这个人，军官队的同志也被带来了。敌人的参谋长站在队前吼道：“哪一个是三十军的况书记，站出来!”我站在一个大个子后面，低下头去。一个姓蒋的队长也帮助说：“坦白出来，兄弟我保证没事。”冷赤哉并没有见过我的面，姓蒋的队长挨着个地看也没认出来，以后又推行自白运动，叫我们自己承认，并且说：“承认了有好处，可以受优待。”可是大家没有一个人暴露，直到我逃走，敌人始终不知道“况书记”是谁。从此大家恨透了冷赤哉。有一天我啐了他一鼻子，骂他是不要脸的叛徒，他又告发了。
姓蒋的队长罚我做了三天苦工，大家又为我不平起来，有天夜里我约好了三个同志，趁冷睡觉的时候，卡住他的脖子，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揍完了，他还不知道是谁。在感化院的三个月中，我们吃尽了苦。一天只给九两面，每天只能喝两顿稀糊糊。有时饿得头晕眼花，每当站起来时，两眼就冒金星。身上负着重伤的同志，敌人不给治，再加上饿，有的被活活地折磨死，敌人拖出去以后，就胡乱地扔在黄河里。有的同志两眼陷成深坑，身子瘦得像把干柴，就这样还得做苦工，修马路修飞机场，听白匪长官训话，讲三民主义，有一天姓蒋的队长刚讲完三民主义，我回到屋子里骂开了：“三民主义是杀民主义，民族是卖国，民生是民死，民权，有钱的人才有权。”姓蒋的队长走进来，一皮带把我打昏在地上。大家全站起来瞪开了眼睛，他才惊慌地溜了出去。
六月间，俘虏营要转到西安去了。同志们都暗暗高兴，一是离我们的人越来越近了，二是路上有逃跑的机会。敌人也防备了这一着，走的时候，把各班分开了。住的时候，也分散开，各班之间还不许讲话。我们班的七个人，走到平凉时，趁兰州与平凉敌人交防的空子跑了出来。敌人当时只在我们班住的小庙门前放了一个哨。我们打死了哨兵，顺着山谷一路往北跑，摸到对面山上。
整整一昼夜，我们在山沟里转来转去。白天就躲在老百姓的谷仓里，晚上走路。逃出来的第三天下午，我们到了新城三十一军军部。同志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几个又唱又跳。这时，正是天亮的时候，东方升起了火红的太阳，我深深地呼吸了六个月来的第一口自由空气。
我回来了!回到红军队伍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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