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两年多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他热爱生活、热爱妻儿的一幕幕片断，他对困难、曲折的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精神，他对邪恶丑陋势力无畏无惧的态度，他深夜挑灯疾书时孜孜以求的背影，他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关押时的那种愤怒与抗争，他每每谈及宁波这片土地时目光中闪现的那种深情，他对普通人民群众谦和热情的态度……始终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我们的童年
小时候，我们兄弟几个都在教育条件较好的永丰路小学、第一中学、第五中学等学校读书，家庭条件较好的同学较多，许多同学的父母亲官职较高，相互攀比的现象时有发生。爸爸规定在学校里要认真学习，不要和同学们比爸爸妈妈官的大小，回家后要先把作业做完，然后才可以玩耍。规矩极其严格，违拗了是要挨鞋底板的。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我们在学校是属于比较老实听话的一类。那时父亲在我们眼中令人又敬又畏，这对我们日后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
父母亲工作较忙，我们基本上是由外公带大的。我们最常玩的是铁环和足球，时常也帮外公在院子里种菜或浇水，父亲偶尔有空也会来帮着浇水，他水桶里的水总是满满的，使得我们这些只拎得动半桶水的小字辈们十分羡慕，暗自下决心快快长成像爸爸那样有劲的人。
慷慨的父亲
父亲出生于山东沂蒙山区普通农民家庭，从小酷爱读书，打下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烙印，对受苦受压的底层农民富有强烈的同情心。
参加革命前他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读过私塾的人，常挺身而出为受地主恶霸欺侮的穷人打抱不平。参加革命以后，他经常慷慨解囊，雪中送炭，尽心尽力帮助困苦中的同志和亲友。南下途中，他用自己仅有的十块大洋（我母亲为他南下、凑的），替一位违反纪律的同志向老乡做了财产赔付，挽救了他的政治生命。“三年困难”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期，老家常遭受自然灾害，每次收到家乡来信，凡信中提及遭受灾害的或家庭经济困难的，他总是催促母亲多寄些钱给老家的亲人。当他得知过去一同战斗和工作过的老游击队员、村干部因生活困难无钱治病时，他急不可耐地叫母亲赶快寄去钱和物。文革以前，市委、市政府严格禁止公款招待客人，每逢上级机关或兄弟单位来人看望父亲，他总是用自己的工资招待来人，以致到月底时家里常常出现无钱购买生活必需品的窘况。在我们的记忆中，童年是快乐的，但也常常觉得吃不饱饭。现在回忆起这段生活，对父亲更多了一种理解和敬佩。
做一个像焦裕禄那样的人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禄同志因长期工作劳累，病魔缠身，不幸逝世。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父亲看完这篇通讯之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有天晚上他把我拉到身边，指着这篇文章深情地说：“孩子，你认真读读这篇文章，我们都要好好地向焦裕禄同志学习，要做他那样的人。”
自那以后，父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到要做一个像焦裕禄那样的人。多少年来，他确实一直是那样做的。父亲经常到工厂、农村去调研，也曾多次带我到老三轮车工人、环卫工人、基层干部、老化学家、老红军、老新四军战士等人的家中去走访。他常对我说：“这些人都是宁波市的功臣，宁波是靠他们建设起来的。”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位谦和的人，是一位忙忙碌碌、不知疲劳、早出晚归的人，几乎从未休过节假日或星期天。
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粮食大面积歉收，宁波也是如此。为了让老百姓少挨饿，他号召农民和有条件的居民多种一些生长周期短的蔬菜，靠“瓜菜代”度过难关。同时，他深入农村调查缺粮的实际情况。当他发现有的乡镇因上缴公粮指标过高致使农民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时，忧心如焚。当他听说宁波师范学院有一位老师带领师生挖野菜充饥不幸中毒身亡的时候，他这个一辈子刚强的山东汉子掉下了忧伤的眼泪。他顶着被撤职的危险，积极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减免了部分乡镇上缴公粮的指标。文革中有人写大字报批判他减免上缴公粮的行为是欺骗党中央、毛主席，他愤怒地说：“这事是我做的，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滋味，让他们闹去吧！是对是错人民自有评说，宁波的农民兄弟会替我说话的。”他的这种为了人民的疾苦而勇于向上级反映实际情况，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
党的纪律高于一切
宁波地处东海前线，党和国家、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几乎都到宁波视察过。文革以前，他作为宁波市的主要负责人多次参加接待工作，但他从未在事前向家人透露任何情况，我连毛主席曾到宁波视察也是文革期间的大字报中透露出来后才知道的，我们知道之后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么令人兴奋的事情？他很平静地说：“这是党的纪律，它高于一切，我没有权利违犯纪律。”宁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是我党对台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父亲作为宁波市的主要负责人，在对台工作中担任重要任务。我多次充满好奇地问及有关情况，他总是三缄其口，微笑无言。许多机密已随他而去。父亲视党的纪律高于一切的意识和行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文革中的父亲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回忆起来就令人痛心疾首的浩劫，有多少对中国共产党忠心耿耿的干部和有识之士在这场灾难中受到打击迫害，至今无法估计。文革初期，父亲急匆匆从温州社教点返回宁波，看到一批批干部被押上街头批斗，一堆堆珍贵文物被毁被烧，他心急如焚，寝食不安。性格刚烈的父亲是一位极富政治敏锐性的人，对这种“革命”从很不理解到情绪上强烈抵触，时常回家喝闷酒。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和安徽的一位大学生在家吃饭时，拍着桌子气愤地说：“陈伯达不是个好东西，到处乱说话，把全国搞得乱糟糟的。”我们在场的人都被吓坏了，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红人，这话要是被传出去是要倒大霉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噤若寒蝉，谁也不敢谈及此事。
最要命的是关于林彪的一次议论，他在极小的范围内说林彪的做法是有野心的，世界上很多国家政变都是由军队搞起来的。此番“犯上”的言论，不久就传到了造反派那里，从此父亲就成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关押在“890”办公室达二年多，直到林彪自我爆炸之后才得以部分恢复人身自由。“文革”中的宁波，由于地方派性、军队支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父亲很晚才得到解放，这对他心灵上的打击是巨大的。每每谈到这段经历，父亲总是说：“要向前看，要讲团结，有些人整过我，但要给人家出路，不要一棒子打死。”父亲是一位通情达理、心胸像海一样宽广的人。
做一个不伸手的人
父亲常说：“一个人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靠自己的勤奋工作吃饭，不要搞特殊，不要靠上级某一个人吃饭，更不能向上级要官、要待遇。”父亲年青时在山东工作极其勤奋刻苦，得到过许多上级领导的表扬和好评。解放以后，特别是文革结束以后，有的领导已成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但他从未主动与昔日的领导沟通关系、联络感情，从未伸手去谋求半点私利。他经常把我们兄弟几个叫到身边说：“你们都是在单位有一些实权的人，都是一个方面的负责人，手中的权只能用于做好工作，要对单位负责，要对自己负责，不要乱伸手，不要在经济上犯错误，做一个干净的人。”父亲的这番话，一直影响着我们：鞭策着我们，使我们能挺起胸膛做人。
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父亲对我们从小要求严格，吃饭不讲究粗细，穿衣不讲究新旧，在做人方面对我们要求更是极严。上山下乡中我们兄弟中的三个在去黑龙江支边之前，要求我们生活上要和普通百姓的孩子一样，要好好劳动，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用自己的诚实去赢得周围同志和老乡对你的信任，做一个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尽管当时他已身不由己，不能亲自到火车站去为我们送行，但他的话语一直鼓励着我们在北大荒顽强地生活下去，勇敢地去挑战生活中的一切困难。当我在黑龙江农场凭自己的努力考取厦门大学外文系时，他又勉励我努力学习，掌握好外语知识，为国家的对外交流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
由于父亲迟迟不能解放，我也就成了出身有问题的人，以致于文革结束后断送了我凭考试而获得的第一批公费出国留学生的资格。每当谈及此事，父亲心情就极其痛楚，总说是他影响了我，我便淡然处之，他的心也就好受了一些。他常对我们说：“不要计较个人得失，只要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亮。”当他得知我获得水利部国际合作先进工作者奖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我每次回宁波探亲，父亲总是想和我多谈谈，他教育我要多努力工作，在行政职务上不要攀比，做一个踏踏实实的人，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他的希望一直鼓舞着我在祖国的水利外事工作中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
父亲离开了我们，没有留给我们多少物质财富，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是无与伦比的，是指引我们人生道路的一盏永恒的明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