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有近三年了，人虽逝去，音容犹在。追忆往事，思绪万千，往昔岁月，历历在目。父亲，您是一位令人敬爱的父亲。您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您对共产主义事业执着追求的信念，伴随着我们成长，激励着我们前进，我们永远怀念您。
一、父亲的革命生涯
父亲出身在山东省沂蒙山区穷山沟一户农民家庭，原名诸葛忠昌，后因参加革命改姓葛，据家谱考证系诸葛亮第五十八代后裔。父亲自小聪慧，因家境贫寒，靠爷爷卖豆腐做小生意积攒的几个钱艰难地读完四年私塾二年高小，由于对地主土豪欺压贫苦老百姓强烈愤懑，激发了他济贫救世的思想，毅然参加了革命。一九四O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同日本鬼子面对面拼过刺刀，与国民党反动派打过游击，在沂蒙山革命老区享有盛名。先后担任山东省莒南县洙边区西夹河村游击小组组长（即村民兵队长），书院乡青年抗日救国团团长，书院乡党支部教育干事，洙边区委教育干事，区武装中队、县武装中队指导员，莒南县路镇、涝坡、陡山、大店区分区委书记，中共莒南县委委员、宣传部长。一九四八年参加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任华东支前司令部莒南担架团政委、党委书记，滨海支队政委、党委书记。
一九四九年五月起先后任中共三门县委书记、黄岩县委书记、台州地委宣传部长；一九五四年七月起先后任宁波市市长、市委副书记、市委书记；一九七四年任浙江长广煤矿党委书记。一九七七年无端受诬陷，一九八二年三月任宁波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浙江省委以中共宁波市委书记、宁波市市长职务和正市一级的待遇，为父亲办理了离休，纠正了诬陷。党组织肯定了父亲光明磊落的一生。
二、父亲对我们子女严格要求
父亲一生中不但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而且对亲属子女在政治上、生活卜同样严格要求，平时经常教育我们：
“我就是怀着对地主土豪欺压穷苦百姓、对贪官污吏横行霸道深恶痛绝的思想出来参加革命的，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以身作则，不能贪图享受，不能搞特殊化，不能脱离群众，处处要为人民群众的利益着想。你们在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学习上要努力刻苦，工作上要为党为人民拼搏奋斗，不能依靠父母，要自力更生。”父亲的教诲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深深烙印，影响着我们的一生，使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受益匪浅。父亲的表率和教诲是留给我们子女的宝贵财富。
父母共生了我们兄弟五个，大哥于一九六二年在宁波效实中学高中毕业后，由于当时政府精简城市人口，父亲带头响应国家号召，动员大哥回了’山东老家。大哥经过自己的努力考入山东济南公安学校，毕业后回山东莒南县公安局工作，后任莒南县公安局刑警队教导员，现已退休。二哥文革中17岁到黑龙江汤原县梧桐河农场支边，因表现出色作为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考入厦门大学外语系，毕业留校任教，后调水利部南京水利科学院，从事外事工作，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老三援朝文革中16岁和老四德民一同背着麻袋行李包去黑龙江萝北县农村支边插队，后被招工到黑龙江双鸭山煤矿当了一名井下采煤工，当时的生活之艰苦、井下工作之危险是可想而知的，但父亲从未想过利用关系为老三调动工作。一九八二年国家政策规定支边青年可调回原籍，援朝才调回宁波，在市糕点一厂当工人，现下岗在一家企业当临时工。老四德民15岁跟随三哥到黑龙江萝北县农村支边插队，后参军当兵，转业后在宁波一家外贸公司当副总经理。老五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文革中因年龄太小没有和哥哥们一样去遥远的边疆支边，高中毕业后到宁波汽车厂当修理工，后上大学，毕业于浙江大学，现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工作，任副所长。我们五个兄弟今天的成绩都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而取得，从未得到过也未想过要父亲的帮助，我们各自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为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父亲的一言一行，不但影响着我们，也影响着山东老家的亲戚们。从父亲当年南下直到去世，老家的亲人中没有一人通过或依靠父亲的影响来宁波工作，叔叔、舅舅一直在山东农村当农民。去年我们回老家探亲，见到80多岁的叔叔至今仍住在简陋的黄泥屋（见照片），还天天下地干农活，过着艰苦的生活。
三、清正廉洁严于律己
父亲对自己始终清正廉洁、严于律己，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在我们的记忆中，家里只要是来了父亲的老领导、老战友、老同志、亲戚朋友，吃饭招待都是自己掏钱，从不要公家支付一分钱。
父亲一生中从不随便接受别人的宴请和别人的礼物，逢年过节总是寄钱给山东老家向农村亲戚补贴生活，直到父亲去世后，母亲还按父亲多年的习惯这样做。老战友、老朋友谁家中有困难，父亲就让母亲送钱送东西去。因此，父母亲的每月工资经常入不敷出，上半个月发工资、下半个月便囊空如洗，有时不得不靠节省家庭成员的衣、食以平衡开支费用。父母这一生基本没有积蓄。记得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粮食不够吃，老外公只得为家里每天做二顿稀饭，当时已担任宁波市市委书记的父亲，从未向组织要求补助或通过各种关系为家里搞点粮食。几个子女都是长身体的时候，由于营养不良，体质都不是很好，说出去外人很难相信。父亲一贯提倡生活上艰苦朴素，不铺张浪费，不讲排场。房改前组织上分配给父亲一套面积135平方米房子，装修十分节俭，房间铺的是最便宜的杂木地板，客厅辅的是最便宜地砖，为了防滑，到地摊上买了块厚布垫在地砖上，墙面刷刷白，家具都是过去的老家具，一张写字台、一个书橱、几张旧板床。
父亲在生活上没有任何要求，唯一嗜好就是喝点酒，下酒的菜也就是一碟花生米或一碟虾皮拌辣椒。父亲经常教育我们：“生活上一定要低要求，要艰苦朴素，要想想一些贫困地区的老百姓还很困难，我们已经够幸福的了，知足者常乐。”
四、十年文革浩劫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是一场灾难，父亲作为宁波市党政第一把手，当然成了冲击重点对象。文革中父亲被造反派拉去批斗、带高帽子游街不计其数，大字报、标语铺天盖地，家具全部上交，一家人打地铺睡觉。父亲每次被造反派批斗后回来，头发脱落，腰骨受伤，痛苦不堪。
父亲对林彪、江青“四人帮”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行为产生了怀疑，对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感到强烈的愤怒，甚至表示要上山打游击与他们作斗争的想法，因此，父亲先被文革军管会关押、审查、批斗了一段时间后，又被当时非法设立的“890”专案组（因地址为江北中马路890号而起名）关押隔离审查，时间长达八年之久。但他始终坚信党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坚信党的事业必定胜利，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在黑暗中企盼黎明的到来。
关押在“890”专案组期间，专案组十几个人经常不分昼夜轮番审问父亲，采用“逼、供、信”手段，摧残迫害父亲，并株连一大批无辜的干部和群众，他们甚至诱逼父亲触电自杀，妄图毁灭迫害的罪证，这些滔天罪行，罄竹难书。老五爱国当时才12岁，三个哥哥去黑龙江支边，宁波只留下最小的他。每星期他只能去探望父亲一次，见父亲被摧残得不像人样，十分痛心，但又无奈，当时母亲也被关进牛棚。就这样一直熬到林彪自我爆炸，才被释放回家，接着，父亲又被下放去洪塘农村、宁波木材厂继续劳动改造。一九七三年二月才被宣告“解放”，当时退回的诬蔑不实材料达1795份，共计14176页。
五、长广煤矿又遭磨难
一九七三年三月父亲“解放”后，调省委组织部待分配，其间曾任中共浙江省委驻温州调查组组长。一九七四年九月，省委书记谭启龙找他谈话，要求他去长广煤矿担任党委书记，以解决文革后期北煤南运受阻、杭州城市无煤烧饭、工厂无煤生产的问题，父亲当即表态，“我是共产党员，省委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坚决服从组织，完成任务”。于是当年九月九日即赴浙江与安徽交界的长广煤矿上任。当时的长广处于文革后期停工停产状况，连自己烧的煤也是从外地买来，父亲去后立即调查摸底组织生产，不到半个月日产量达到2800吨左右，解决了燃“煤”之急，受到了省委的肯定和表扬。父亲工作踏实，与矿工打成一片，经常下到一线矿井作业面，哪里有险情他就冲向那里。我们兄弟几个去长广看望父母，父亲经常让我们体验生活，并带
着我们坐矿井缆车到几百米深的矿井下了解生产实际情况，检查安全状况。有一次深更半夜二点钟得知井下塌方，矿工受伤，就赶紧去医院看望受伤的矿工，布置落实抢救治疗方案。矿工们对父亲十分信任，积极支持父亲的工作，许多矿工、工程技术人员、基层干部经常是家里的座上客。
为治理文革对长广矿区的创伤，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矿工的生产积极性，他经过调查研究，冲破重重阻力，并克服经费上的困难，先后为矿区做了四件大事：一是解决了老临时工的转正及家属子女的就业问题；二是为井下生产主力军一级工每人普加一级工资；三是为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现行反革命”一律平反；四是把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受冤枉的人员一律解放并恢复原职。由于措施到位，政策落实，极大地调动了矿工的生产积极性，生产蒸蒸日上。
当时的长广煤矿，由于文革的后遗症，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各派势力活动频繁，省级造反派头目方剑文唯恐天下不乱，多次窜到长广煤矿，煽动停产停工，企图抢车、抢粮、抢银行，并扬言要炸掉电厂。当时，形势相当严峻，抓生产保稳定的任务十分艰巨。父亲为预防突发事件，审时度势，特批了一些武器，以防炸毁电厂，这分明是一种正当防卫。就因为这件事，由于当时党内民主仍不健全，省里个别领导不能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受长广煤矿一位原副书记为个人目的不符事实地向上反映此事的影响，致使父亲在一九七七年受诬陷，被免去了职务。后经父亲向上申诉，据理力争，组织上终于查明了真相，才结束了这件事的调查。这位原副书记同时还加害于二哥，写了假证明给厦门大学，说我父亲有问题，致使二哥失去了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爱国在大学读书毕业时，亦因他的诬告以致学校对老五做出了和父亲错误界线不清的错误结论，回想起来真如一场恶梦。
父亲从不让我们对外讲他的功绩，他的冤屈。他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心胸坦荡，心底无私。然而，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他的功绩是不会遗忘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切。
六、晚年不遗余力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组织上给父亲以中共宁波市委书记、宁波市市长的职务和正市一级的待遇办理了离休手续，纠正了过去不恰当的名份与对待，体现了党内民主的健全和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父亲自从一九五四年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为宁波市市长起，在宁波工作有三十多年，他对宁波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努力当好宁波人民的公仆，积极为党工作。一九六O年三月十六日，毛主席来宁波市，伟人的谆谆教导，一直激励着他，他决心要为宁波人民的生活美满、社会和谐进步而努力工作、多作贡献。离休后，父亲曾任省关工委理事、市关工委名誉主任，他以一名老党员及市党代会代表、市人大代表的身份，继续关心党和国家大事，继续为宁波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尽一份力所能及的力量。他经常听取人民群众对党的工作的呼声与愿望，关心群众的疾苦，常以书面形式向市委、市政府提建议。许多素不相识的群众给他打电话或到家里来反映社会情况，他都给予热情接待，细心听取，需要找有关方面帮助解决问题的，他都积极给予出面帮助支持，碰到有经济暂时困难的还自己掏钱给予资助。
记得有一家企业被诈骗去50万人民币，投诉无门，濒临倒闭。父亲得知后，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追回了款子。该企业事后送来两瓶酒表示感谢，被父亲婉言谢绝。当时老五在场，父亲对他说：“为人民办好事，是共产党干部应该做的，决不能为个人谋取任何私利。”这件事，使我们更加敬佩父亲的为人。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受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摧残，父亲一直疾病缠身，视网膜脱落，双眼几乎失明，腰腿受伤，行动多有不便，还患有糖尿病。去世前住院二年多，从未向组织上提过任何照顾要求，不搞特殊化，展现了一名老党员的高风亮节。
敬爱的父亲啊！如今您已长眠于东钱湖畔象坎山庄。每当我们伫立在您的墓前，就会浮想联翩：您对我们的教诲，您那艰难曲折、奋斗不止的人生经历，您那刚正不阿、坚强不屈的精神，您对人民的亲热之情，您那淡泊名利的人格魅力，您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执着追求与实践，都会展现在我们眼前，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鼓舞着我们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