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后期，我是一个卖面包、棒冰的孩子。夏天，宁波中山公园前的一座古老的鼓楼，硕大的月洞门下凉风徐徐，吹在人身上有股说不出的凉爽。月洞门下很拥挤，右边摆着各种摊子，左边坐满乘凉的人。我是晴天卖棒冰，阴雨天卖面包，都是在月洞门下卖，生意挺不错。我卖面包时，常有一个三十几岁操北方口音的妇女向我买面包，她笑眯眯，很体谅卖面包人的难处。面包大小软硬，从不挑拣的。有时，在星期日，一个四十上下的中年男子同她一起来鼓楼散步，回去时带些面包。在付钱时，男的常问我家里几口人，面包生意好不好，生活过得怎样等情况。有一次，待这对夫妇一离开，一个行人问我：“你知道他是谁？”我很随便地回答：“是老买主。”“他是新来的市委书记葛仲昌。”“哦，市委书记，怎么一点也不像呀！”我瞪大眼反问。
在我的印象里，旧社会像这么大的官，出门带保镖，上街坐小汽车，根本不会理睬卖面包的小贩。换了朝代，当官的不像官了，是为劳动人民办事的。后来大跃进了，大概是工作忙吧，很少再见到这对夫妇了。但是鼓楼下的乘凉人之中，常有市委书记的轶事在流传：他几天几夜没好好睡觉了，昏迷在炼钢炉旁；一个妇女失了业，她上访到市委，书记亲自接见她，倾听她的诉说，记下她的要求，并送她到市委门口，书记掏钱雇一辆三轮车送她回家；有一个人，他一家五口，下雨天家里只有一双胶鞋，百货商店“凭卡”供应，她写信给市委书记，书记接信后立即派人去访问，解决……据说，书记通知秘书，凡是群众写给他的信，他人不能拆阅，由书记亲自过目、答复和处理；烟糖公司一个部队转业干部，得到书记的亲笔回信……
后来，我到工人医院治疗腿疾，“五一”劳动节那天，市委书记和地委书记上医院去探望病人。在大病房里，两个书记逐个向病人握手问候，当市委书记握到我的手时，他向地委书记说：“我同他是老朋友了。”地委书记不解地问：“怎么一回事？”市委书记说：“他在鼓楼下摆面包摊，我是他的老主顾。”地委书记也热情地同我握着手，说：“好，是劳动人民，我们也交个朋友。”市委书记微笑着说：“好好治病，争取早日出院，为人民服务。”
在支边支农运动中，市委书记带头把身边的几个孩子送到边疆和煤矿，他就好似老百姓隔壁的邻居，同老百姓的心贴得那么紧……
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炮轰市委，把市委书记作为走资派打倒，并在肉体上残酷折磨他。我心里很纳闷，这样为党为人民就是不为自己的市委书记变成“走资派”，那么什么样的书记才是革命干部？很快，各级党组织的一把手几乎都被打倒了，党组织瘫痪了。学校不上课，工厂不生产，到处都是“打砸抢”，我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平，公开贴大字报一至五论，为地、市委书记和大大小小的书记平反。
在当时来说，这是一件塌天的大事。那些造反派查祖宗三代，查背景，想法迫害我和我的亲属，最后，把我送进天主教堂高楼隔离审查。谁知，市委书记也被隔离在同幢楼房，吃饭，上卫生间都能相遇。我不禁暗暗发笑。一个卖面包的小贩，竟同堂堂市委书记关押在一起“学习”，真是历史的误会，开国际玩笑。
我光明磊落，没有受任何人的指派，因此，没有东西好揭发和害怕，但是我还是为专案组尽了一些义务。我看到市委书记“学习”太枯燥了，每天除了写检查就是接受批斗，我该送些真正的学习资料给他。送条子对他不利，同他语言交流，违反专案组不准外出、不准泄密、不准串联的三不规定。送什么好呢？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当他挨批斗回来同我相遇时，我低声唱“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的语录歌；当专案组搜集不实之词要置他于死地的时候，我就吟诵“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的“咏梅”诗词。有一天，毛主席发表“要解放一大批干部，让他们站起来工作”的最新指示，我也用唱歌的形式告诉他。每当他听到我唱的毛主席语录歌时，他就会神地向我点点头……
我向市委书记送语录歌之事，终于让专案小组察觉，一个自称可以掌握市委书记生杀大权的“大人物”，亲自找我谈话：“市委里那些保皇小丑，纷纷反戈一击，只有你顽固不化的小爬虫，对走资派还恨不起来，你说是什么性质？”我说：“市委书记为老百姓做好事，怎么去恨他？”“你这个观念多模糊，革命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宝，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经验教训不能忘记。”“大人物”话锋一转，又说：“据说，你用毛主席语录歌同走资派交流思想？”我故意将了他军：“你们三不规定，可没有不能唱语录歌呀！”“妈的，老子毙了你！”“大人物”终于露出靠造反起家的低级水平嘴脸。我在专案组的眼里，是不思悔改的的顽固不化分子，他们对我毫无办法，最后只好把我放出去。
临走时，我在走廊上遇到了市委书记。他身后跟着一个“随从”。我们没有说话，也没有握手，只不过两双目光深情地对视着。从目光中，他仿佛说：“卖面包的孩子，为了我，你受苦了。”我向他点点头，心里说：“为了革命干部，我舍命也干，历史会证明你是个好市委书记。”
后来，林彪自我爆炸了，对市委书记的所谓主要罪状也不攻自破。专案组也解散了，市委书记被调到长兴煤矿，紧接着“四人帮”也粉碎了，市委书记恢复了自由。他给我的信中这样说：“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四人帮’身上，珍惜安定团结，绝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和得失，绝不以正确者自居，希望你也这样做……”
当市委书记得知我女儿应荣辉3比1击败邓亚萍获全国少年单打冠军时，他及时来信鼓励：“你的这个搞体育的小姑娘，很需要认真培养，要促使她茁壮成长，要鼓励她树雄心壮志，使她为党、为人民、为祖国争光。”过了两年，当女儿在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上以3比1的比分击败乔红夺取全国女单冠军时，市委书记在病榻上一得到这消息，立即向国家队发电报，祝贺女儿获得好成绩。当她得知女儿回家探亲住的还是破旧漏房时，他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主动向有关领导反映：“国家再穷，也不能亏了为国争光的运动员。”当新任市委书记、市长批示解决我家住房时，他乘车而来，艰难地跨上三楼的新居，亲自察看。当他看到新居采光、空气、环境都不错时，高兴地说：“这下子我可放心了，小荣辉来探亲，一定会很高兴。”当我二十万字的小说出版后，他及时给我挂电话：“你半文盲卖面包出身的人，能当作家不容易，但离不开党和人民给你的帮助和培养，千万不能骄傲、自满。”并为我题写“自强不息”的条幅。
当我要为公益和慈善事业作些小小的贡献时，市委书记又及时给我来电、来信鼓励。自从同他通信以来，他给我回信、来信有几十封。他现在八十多高龄了，常被病魔缠身，行动不便，但他不时记挂我的一家和其他群众。这充分体现，党的干部与普通群众血肉相连，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威望，是扎了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