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一个小山庄搞到了一些青稞，还有十多头牛羊。这时，天已近黄昏，透过云层的阳光，像一把金色的刷子，把远近的山头涂抹得金黄。好久没这么轻松了，我加快步伐返回部队驻地，途中忽然传来阵阵枪声，我们急匆匆地爬上山头，只见黄尘滚滚，人喊马嘶，我们特务团又被敌骑兵包围了，经过一番短促拼杀，部队夺路突围。
特务团被打散了，我们成了没有归处的散兵。我和左叶同志商量，并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我们这十几个同志组成一个新的集体，边打游击，边找部队。我们党和红军在这一带没有任何群众基础，敌人到处张贴布告和通缉令，抓住红军战士就当做共产党杀掉，老百姓知情不报的，全家跟着遭殃，因此我们根本无法与群众接触，只有东藏西躲，疲于奔命，陷入难以想象的困境。
第三天，我们这支小分队终于被搜山的敌人冲散了，只剩下我孤身一人在荒山野岭间与敌周旋。当天色渐渐黑下来的时候搜山的马匪吆喝着离去，我从山洞里钻出来，望着茫茫的天际，想着白天被冲散的战友，想着不知在何方的部队，想着七年前参加红军，投进党的怀抱的难忘场面，再看看这眼前的荒漠阴森景象，不禁悲愤填胸。我这是头一回独自离开部队，离开了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的同志们，真比离开父母、离开家园还令人难受，五尺高的汉子，我第一次流下了痛苦的泪水。夜风袭来，饥肠辘辘，寒气逼人，我顿然感到，再难再险，也要活着回去，我要继续跟着党闹革命!”
敌人每天像篦头发一样进行搜山，情况十分险恶。一天拂晓，我爬到山底下的黑河边上，匍匐在大石边的杂树丛里，这时雾很浓，十几步远就看不甚清了，我感到这个地形和这时的天气对我隐蔽比较有利，我正在盘算下一步怎么办，不料，一个被敌人追赶的红军战士从右边拼命地朝我躲藏的地方跑过来，虽然他从我身边跑过去了，马匪却向我藏身的周围包抄过来，我终于在一片骂娘声中被一个满腮胡子的匪兵发现了。
他先是一惊，继而狂叫道：“在这里!”敌人闻声呼啦一下子全都趴在地上，端着枪向我拢来。“哈哈，你这个共产党到底插上翅膀也没跑掉，快出来!”显然敌人把我当成刚才从这里奔逃而去的红军战士了。我无力自卫，但能多缠住敌人一分钟，也可以使那位战友跑得更远一些，如果能够幸运地跑回部队，革命就多了一份力量。想到这里，内心得到一些安慰，我便牙根一咬，猛然站起，怒目而视。敌人把我团团围住，见我身上没有武器，一个老匪兵就大着胆子喊叫：“看你还往哪里跑，搜!”几个兵痞应声上前，推推搡搡，全身上下搜了个遍，把我换粮食用的一点鸦片烟全翻出来了。敌人见了这东西，乐得眉开眼笑，你闻闻，他舔舔。我真希望他们多多磨蹭点时间。一个匪兵问我：“你是什么地方人?”
“贵州人。”其实我是福建人，但为了不暴露红军的身份，我没有直说。“
干什么的?”
“给红军挑担子的。”
“认不认得徐向前?”
“没见过。”
“怕不怕死?”
从高台战斗后，我们就知道敌人的野蛮行径了，红军战士被抓住，往往问完话后就杀掉，这次轮到自己头上了。面对灭绝人性的马匪兵，想到自己是为革命而死，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心中反觉得很坦然，加之年轻气盛，便瞪大了眼睛回答：“随便，落在你们手里，反正迟早总要死。”
“你不怕死，定是个共产党!”
“穷人也不是孬种!”说完，我就闭上双眼。敌兵用枪筒在我后脑勺上戳了几下，但好一会儿也不响枪。这是不是敌人故意制造恐怖心理，瓦解我的精神武装?是不是等着我惜命求饶，然后拿我开心取乐，最后再一枪把我打死?我很快意识到，敌人的捉弄，是对我面临生死关头的考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样的考验面前，绝不能变成软蛋，要像党组织教诲的那样：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就在这需要我献身的严重时刻，七年前在江西崇仁举行入团宣誓的情景，十分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是一九三。年的十月，我们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驻在江西崇仁县城的时候，我这个红小鬼最大的心愿一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一实现了。宣誓那一天，我又兴奋又紧张，跟刚穿上新军装成为一名红军战士的那一天一样，又是连饭都没吃好。团政委谭智材领着我们这批新团员宣誓，墙上挂着“CCP”、“CCY”字样的红旗，气氛显得十分庄严隆重，特别是“革命到底，永不叛党”的誓词，真是永生难忘。在这之后，我又转为共产党员，当了干部，革命道理一天天懂得多起来，更坚定了自己誓死不回头的革命意志，我活是党的人，死做党的鬼……
“乓”的一声枪响了。我的心一跳，思路被打断了。可是，身上不像负伤挂彩那样，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更没有失去知觉。耳边只听马匪兵发出戏谑的哈哈笑声，我睁开仇恨的眼睛凝视着这伙敌人，其中一个对我说：“尕娃子，留下来给我们做事。”另一个说：“算你走运，饶你一命，还不谢过长官不杀之恩。”说着过来就按我的头，我脖子一梗，脸一侧，对头一个说话的人睬也不睬。我周身气得发抖，真恨不得手中有支驳壳枪，把他们一个一个点了名。我被关进一问破漏的土房里。里面已经关了七个人，看上去都像是红军战士，可能和我一样，也是留下当长工的，真叫人怒火中烧。一天挨过去，只给两顿残羹冷饭吃，不给水喝。天黑后，睡在冰冷潮湿、光秃秃的土地上。
黑沉沉的夜，沉甸甸的心，八个人默不作声，大概都在想着个人的心事。我陷入迷茫的沉思。难道真的给他们当牛做马吗?一个共产党员，怎能受这个屈辱?逃!能逃得脱吗?往哪里逃呢?思前想后，渐渐从乱麻一样的思路里捋出一个头绪来：只要敌人不打死我，有机会，我就要逃跑，去找党，找部队。越这么想，坚持活下去的愿望就越强烈，长工也好，牛马也罢，我要咬紧牙关度过这场劫难。第二天，我脱下一件破单褂，换了一顿饱饭吃。两天后，敌人把我们押送到甘肃省的张掖县。
恐怖气氛笼罩在头上，死亡随时都在威胁着我们。转移到张掖之后，经常不断传来马匪杀害我红军阶级兄弟的噩耗，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使人的心理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我再一次感到，这回离“革命到底”的日子不远了。一天晚上，敌人把我们七八个人叫出去。我以为这下该轮到自己头上了。从难友的脸色上看，虽然表情不尽相同，但大概都意识到这一点了。人们默不作声，缓缓地在黑夜的街上走着。我们被一根绳索串着，无法逃脱。一路上连块大点的能够砸死敌人的石头也没有，看来只有赤手空拳拼命了。
我正这样想着，马匪兵已经把我们带进一座大院子里。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向我们吆喝：“我们的长官负伤了，你们老老实实抬担架，跟老子把长官送到西宁去，谁不抬，就枪毙，不老实，就抽你!”听了这话，紧绷着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噢!这次不是被拉去砍头，原来马匪的头目被我军打伤了，这就说明红军还在战斗，没被消灭，而且就在这一带活动。想到这里，心中不禁油然产生抓住机会逃跑找部队的念头，不由得长长舒了一口气。沉重的担架压在肩上，我们排成单行在通往青海省的大路上吃力地走着，稍微慢一点，皮鞭和枪托就落在背上。
一个生病的难友，经不住长途跋涉的折磨，昏倒在地，灭绝人性的马匪竟然二话不说，挥刀就砍，将他残酷地杀害了。望着倒在血泊中的烈士，仇恨填满我的胸膛，一定要报仇的强烈愿望，使我更加坚定了一定要活下去的信念。从张掖经民乐，进入青海省境内，正向俄博行进的途中，我腹痛发作，开始是隐隐作痛，走了不多一会儿，肚子里像刀绞一般，两脚也越来越软弱无力，肩上的担架仿佛一下子加重了千斤。
我刚要因为支持不住停下步来，敌人冲过来就是一枪托，我眼前立时映出了前几天那位倒下去的难友被野蛮杀害的惨状。我不能重复这种无谓的牺牲，我要保存自己。我硬是顶着难忍的病痛，踉跄着走到住宿的地方。到了西宁，关了五六天，敌人又把我们用绳索一串，押解到兰州。
这时虽交四月，但却毫无春意，兰州城里，狼藉遍地，断壁残垣，一片凋零。国民党九十九师驻在这里。我们到此后才渐渐知道，原来敌人把被俘的红军都集中到这里进行甄别，查党员，查干部，查出来就砍头、活埋。每天听着杀红了眼的敌人的狂吠嚎叫，充斥着恐怖阴森的气氛。我清楚地意识到，又一次生死的严峻考验摆在面前。
敌人的威逼利诱，在一批批被甄别审查的红军战士身上，是那样的无能为力，贪生怕死的软骨头不是没有，但敌人从这有限的叛徒身上捞到的油水毕竟也极其有限。他们黔驴技穷，最后只好决定把大批红军俘虏遣返原籍。敌人的屠刀和奖赏没能暴露了我的身份，于是也给我照了相，发了路费，押解着登上还乡的路程。和我同时遣返的有九个人，大多是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的。
一离开兰州，我心里就开始盘算，送回老家去，这不是离开虎口又进狼窝吗?那里的地主、“铲共团”能放过我这个“赤色分子”吗?我想来想去，只有乘机逃跑，找红军，找党，才有活路。我打定了逃跑的主意后，就每天都注意寻找机会，同时还用心物色伙伴。我觉得，多组织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多归队一名战士，就多一把火种。在这批遣送的俘虏当中，有一个我在教导团认识的战士，他是江西兴国人，当过技术书记。他的双脚冻掉了八个趾头，走路很吃力，我就搀扶他，打尖、住宿时，也尽可能照顾他。他见我在困难中能关心帮助他，很感谢我，渐渐地表示了对我的信任，愿意跟我扯扯闲谈。一次，我有意识地扯到今后前途的这个话题时，他流露了回家比再去干红军好的思想。看来他对革命绝望了，这在当时的恶劣条件下，也很难免。又经过两次交谈，见他认识上没什么转变，我对他只好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一天，我们这群衣衫褴褛犹如叫化子一般的俘虏来到了会宁。在穿过县城街心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穿着又破又脏的老羊皮袄的人正在沿街乞讨，瞥了瞥，觉得很面熟，仔细定睛一看，原来是朱良才。他是湘南暴动参加革命的，在西路军教导团当过政委，那时我在教导团当组织干事。见到老领导这副凄凉模样，心里一阵酸痛，便趁押送我们的匪兵不注意时，一把将他拉进了队伍。敌人是一县一县传递转押的，交接并不认真，很便当地就混过去了。这倒给了我一个启发，看来遇机会逃跑，敌人也不会很快发觉的。朱良才来后，本来少得可怜的盘缠就更不够用了，难耐的困苦羁绊着我们，但同志间患难与共，互相鼓舞，精神上是充实和愉快的。
白天，两个人走在一起，你扶我搀，晚上，一件破衣袄把两颗火热的胸膛裹在一起，咬着耳朵回顾着往昔的战斗，谋划着逃脱的办法，向往着革命成功后的美好未来。那个技术书记也许是出于好心，总是劝我不要当傻子了，苦头还没吃够吗，你想找部队，找党，可是，党又在哪里呢?革命何年何月才能胜利呢?我和朱良才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他：党在我心中，只要心中想着党，立场不离开党，就一定能找到党；只要党还在，红军战士就杀不光，革命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大约五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来到离平凉县城二十多里的蒿店。这是一个小镇，四面都是山，大路从镇中穿过。敌人把我们关在镇北面一间老乡的房子里，走了一天，疲惫不堪，吃了点东西，大家就东倒西歪地蜷缩着靠墙躺下，有的人在睡梦中还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
正当我迷迷糊糊似睡还醒的时候，隔壁断断续续传来低沉的说话声，不意“红军”两个字跳进我的耳鼓，虽然声音很轻，对我却如惊雷。我睡意顿消，悄悄将耳朵紧紧贴在墙上，听着听着，终于听到了红军的消息。原来，蒿店以北二十多里驻着红军，隔壁老乡就是商量投奔红军的。我的眼睛湿润了，心“怦怦”地要从嗓子眼儿跳出来。我抑制着兴奋和激动，轻轻推醒了朱良才，把刚刚听来的消息告诉他。接着，又叫醒了暗中串连好的罗洪山和另一个姓邱的福建人。我们四个脑袋挤在一堆，低声商议逃走的方案：夜间，门上锁，窗钉死，敌哨也很警惕，不宜行动。只有起床后、早饭前这段时间秩序比较紊乱，敌人也戒备不严，是个容易钻的空子。
我们共同决定，就在次日清晨，乘敌不备潜逃。一切细节、措施和集合地点都安排好后，我们又各自睡下。我是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的。就在乱哄哄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四个借上厕所之机，跑出了小镇，一直向北跑去……我们终于如愿以偿，重新回到红军战士的行列里，回到党的怀抱。当我们到达援西军司令部，见到任弼时同志、刘伯承司令员、张浩政委时，在敌人的残酷折磨和凌辱面前也没掉过一滴的眼泪，竟不能自已地夺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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