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多前，一位老人离开了人世间。但是这位老人的气定神闲的微笑，宠辱不惊的淡定，风过无痕的从容，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位老人就是宁波市原市委书记、宁波市原市长——葛仲昌。
或许有人会问，你一位“文革”时极普通的中学生，怎么会与当时宁波市第一把手联系在一起呢？个中原因让我细细道来。因为我的身边至今还珍藏着一张四十一年前的外调介绍信（见照片），是这张介绍信将我与这位老人联系在一起。
来来往往的尘世中，在我的灵魂深处仍有一块或大或小的净土，保留着我往日最宝贵的记忆。
思维逆穿时间，字字行行已成为灵魂的符号，任自己的思绪信马由缰地驰骋……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一年多了，按照当时毛主席的教导：“正确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究竟是打倒葛仲昌还是解放葛仲昌？这都要以事实为根据。因此，我受组织的派遣，与蔡志欣同学一起调查葛仲昌的所谓“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
我们俩人手持介绍信，奉着“神圣”的使命，从11月下旬开始，用半个月时间，沿着葛仲昌工作生活过的路线，北上南下，分别向十几位人员进行调查了解，既有高官——如华东局组织部副部长杨心培（文革结束后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也有与葛仲昌一样同级干部——像上海市机电一局局长庞夫力、台州地委副书记吴书福，但更有普通干部和农民。
从现在眼光来看，当历史变态，民族疯狂时，谁能清醒？文化大革命也让人性恶的一面大暴露，社会上不乏有：热衷于出卖灵魂、卖友求荣之人；乘人之危、落井投石之人；奸同鬼蜮、行若狐鼠之人。在这里，我可以欣慰地告诉葛仲昌老人在天之灵：在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之中，还有永恒的人性的晴空，当时所调查了解的人——的确生前够朋友，死后够义气！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由于我们所持的介绍信上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大印，因此接待、调查、了解工作比较顺利，一个活生生的葛仲昌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九三九年冬天，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派嫡系部队，发动陆军、空军向陕甘宁边区进犯，侵占淳化、枸邑、正宁、宁县、镇原等五县，同时命令阎锡山向抗日的八路军和“决死队”进攻，在华北的敌后派朱怀冰袭击驻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总部。此时，年轻的葛仲昌，在村子里与“抗日动员委员会”一起反贪污、斗保长、斗地主、搞斗争。
一九四O年冬至一九四一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华东袭击了新四军军部，制造了“皖南事变”，同时在陕甘宁边区增兵封锁。葛仲昌这时已担任农会主任，组织游击小组进行抗日斗争，并于一九四O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第三次反共高潮是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国民党反动派下令撤走河防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企图“闪击”延安，形势十分危急。当时年轻的葛仲昌，正担任代理区委书记兼区中队指导员，搞减租减息，开展反霸斗争。
葛仲昌生于一九二O年，是山东省莒南县洙边区西夹河村人，家庭出身中农。从山东省莒南县洙边区大埠南村参加革命后，一贯对党忠心耿耿，工作有魄力，哪里局面打不开，他就去那里工作，因此提拔较快，从一九四O年入党到一九四三年就担任区委书记。葛仲昌在当地还是一个比较红，受人民爱戴的区委书记——那时在山东莒南县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能文能武杨广益（宋代杨家将之后），打遍天下葛仲昌。”一九四六年，葛仲昌在山东省莒南县涝坡区立大功一次。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解放战争取得了节节胜利。为了进一步支援前线，葛仲昌（此时已是县委宣传部长）带领一个担架团支援前线。济南战役结束后，跟随部队继续南下参加淮海战役。葛仲昌（已任团政委）所率领的莒南县担架团在淮海战役中比较有名，团里有钢铁担架连，曾受到上级党委登报奖嘉。
一九四九年全国基本解放，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残匪和地主恶霸的活动仍然十分猖獗。为了保卫胜利成果，在农村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剿匪运动。葛仲昌（担任山东南下干部纵队第六大队第五中队支部副书记兼队长）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南下浙江任台州专区三门县委书记。当时三门县土匪活动十分猖獗，严重时，没有一个排的兵力不敢轻易下乡。葛仲昌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放手发动群众，办了两期学习班，培养了一批干部积极分子，基本上完成了上级党委提出的剿匪反霸、坚持斗争、发动群众、培养干部的任务。
一九五一年在党的领导下，农村中展开了土改运动，葛仲昌此时已任三门县委书记兼县长，他对敌斗争掌握比较准，几个主要恶霸地主被抓，使整个三门县土改工作比较顺利，也比较彻底。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葛仲昌任黄岩县委书记。一九五三年，贫下中农纷纷组织起来，办起了互助组，有的办起了合作社。面对着这场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是鼓励还是打击，对每位领导来说都是一次考验。当时黄岩有个略洋乡，那里有个转业军人，他自发办起了合作社，省里不承认，说是土匪社，并全省通报批评，通知解散。这对当时担任县委书记的葛仲昌压力很大，他亲自到该社蹲点，了解第一手资料，认为这个合作社有缺点也有一些错误做法，但方向对头，坚决支持该社办下去。
一九五三年葛仲昌调到台州地委，任宣传部长、地委委员。一九五四年七月台州地委撤销，葛仲昌调到宁波市任副书记兼宁波市市长，不久任宁波市委书记兼市长。为了纯洁革命队伍，经省委批准葛仲昌担任了宁波市肃反审干小组组长。
在三年困难时期，葛仲昌不突出政治，不抓阶级斗争，在宁波市搞了许多“复辟资本主义”的东西：在工业上搞了二十六条，搞“二定三包一奖”；在农业上主张大搞自留地、自由市场，提倡包产到户，分小小队；在商业系统合作商店推行“死分活值”的工资制度。这些，从目前的眼光看，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是完全正确的。
一九六四年十月，葛仲昌去杭州、温州搞社教，分别担任中共浙江省委杭州江干区工作队队长，中共浙江省委城市社教工作团第五分团团长兼党委书记。
翻开葛仲昌的参加革命的历史，他的历史是清楚的，他的大节是好的，他的成绩是主要的，用当时一句时髦的话讲：葛仲昌是“延安”而不是“西安”。
人的一生时刻都在选择，有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的选择则是一瞬间下意识地做出的。但是不管怎样选择，他们都在不断地改变着人生的轨迹，使人生刺激、精彩，同时也带来很多烦恼、无奈和困惑。
我与蔡志欣，在外调葛仲昌的所谓“三反”罪行的过程中，却做出了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并不一定具有特殊意义的觉醒，那只是一种远远超过世俗同情的抽象至极的“善”，它生发于刹那，却终生受用。
外调结束，我们回到宁波后就投入“解放葛仲昌”的行列中，用我自己一支稚嫩的笔写了1-5论宁波干部问题。’老辣的文章（当时许多人怀疑我，一个中学生绝对写不出这样的文字，在我的背后一定有一只巨大黑手在操纵），旗帜鲜明地喊出了“解放葛仲昌”的口号。
毕竟生活太复杂了，动机与效果更是颠三倒四，葛仲昌没有如我所愿获得解放，没有被结合到“宁波市革命委员会”，反而受到了更深、更重的迫害，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了严重创伤，几乎断送了生命。但我始终相信，在阶级斗争腥风血雨里，还有永恒的人性晴空。人世间许多人和事犹如不测风云，说去就去，转眼间烟消云散，但过眼烟云只要在民心中，只要在史书里，却成永恒！
对当年的选择，我始终不悔！
哪怕当年被另一派人追杀，我被迫在东海上漂泊生活了十五天……
对当年的选择，我始终不悔！
哪怕当年宁波市革命委员会专门派了三个人，到北大荒给我办“学习班”…．
对当年的选择，我始终不悔！
哪怕一九七一年第一次探亲回宁波，每天叫我到市革命委员会“890办公室”（宁波市外滩外马路89号）报到，企图把我打成516分子，“890办公室”头头威胁我：随时可以把我关起来……。对当年的选择，我始终不悔！
三年前，当我带着妻子、女儿、女婿、可爱的外孙女来到宁波市李惠利医院高于病房看望葛仲昌时，他紧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下，他的眼神已经告诉了我——他要讲的话。我在葛仲昌的耳边大声说了一句话：“你是好人！”。他把我的手握得更紧更紧……。我们应该怀旧，因为怀旧轻纱的背后有着更深的生命追问。罗曼•罗兰说：回忆，洋溢着青春、欢笑和泪水，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宝贵的部分；回忆，是对流逝年华的一次回眸与触及，是一次深情的眺望，也是一次自我拥抱；回忆，纪念那些已经融人我们生命的感动；回忆，让你发现现实世界改变的其实是你的外表，却不能改变你的内心。
四十一年前的外调介绍信，我将会永远珍藏在身边。清明节到了，写上述文字只是为了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