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八五年到宁波市政协工作时认识葛仲昌同志的，那时他是宁波市政协副主席。听同事们讲，他过去曾是中共宁波市委书记、宁波市市长。在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各类食品十分匮乏，他严格要求自己和家属，拒收下边送来的一切稀缺食品。他家上有老，下有小，孩子比较多，靠夫妇两人工资，日子过得比较紧。由于工作忙，没精力照顾孩子，你去幼儿园一看就知道，只要是穿得比较破旧，接得最晚的，准是葛家的小孩子。葛仲昌同志工作抓得紧，严于律己，他一向以身作则，一身正气，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要求也很严格，大家都敬畏他。在全市干部大会上他作报告，很能震撼人心。不过，平时他对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是比较温和关心的。听了同事们的介绍，使我对他不由得肃然起敬。特别是一九八六年他被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享受正市一级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后，机关同志都仍像过去一样亲切地称他为葛书记。
因为葛仲昌同志是市级领导，开始时我很少和他接触，偶尔几次也仅是工作关系，当他一九八六年离休以后才有了频繁接触。葛书记离休是离而不休，他是党代表、人大代表，兼任市政协书画院名誉院长，还受聘担任了不少名誉职务，如宁波市老干部书画协会名誉会长，宁波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名誉主任等职。他每年经常被邀请参加各种会议。每次与会，他都事先认真作好准备。为了能与时俱进，虽已高龄，学习从未间断，笔耕不止，对我市经济建设和有关方面工作，他多次提出个人见解和建设性意见，供市领导和有关部门参考，为宁波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极作贡献，曾多次荣获有关方面工作的先进个人称号。
葛仲昌同志晚年因视力极为模糊，写材料比较困难，他与市政协领导商量，需请市政协机关同志协助。经组织安排，那时帮他写材料去得较多的有方亮、王文心同志和我等人。葛书记家在屠园巷12号原市委机关老楼三楼，我第一次去揿了门铃，葛书记夫人王从军（我们称她王阿姨）开门把我迎了进去。环顾室内，只见陈设比较简陋。墙壁看上去已多年未粉刷，地板很陈旧，漆已几乎全部脱落，走上去还咯吱咯吱响。首先走过的是饭厅和较为宽大的客厅，客厅两旁是住房，没有几件家具，显得空荡荡的。王阿姨把我领到客厅尽头右侧的房间，看上去是间兼会客室的书房，里面有一张较大的旧写字台和旧沙发、藤椅、茶几、旧书橱，还有一台不大的彩色电视机和电风扇。写字台上放有报纸、纸笔墨和一只放大镜。葛书记见我来了，热情让坐。王阿姨给我端来杯热茶，并请我吃放在茶几上的水果。坐定后，葛书记主动与我拉家常，问我什么地方人，家中有几口人，来宁波几年了，生活习惯不习惯？他们两老热情待客、和蔼可亲，使我拘谨的心情很快得到了放松。聊谈后，葛书记拿出一份放在写字台上的材料并谦虚地对我说：“我文化程度低，眼睛又不太好，写的这份材料可能有不少毛病。你们搞秘书工作的同志，文字能力比我强，请你修改修改并帮我抄写一下。”我接过材料，粗看了一遍，见字写得比较大，字迹苍劲，稍有颤抖，不潦草，易辨认，文字很通畅，没有大毛病。我遵照葛书记要求，回来帮他认真抄写，并对其中个别字和词句作了适当修改。尔后，送去请他过目，他很满意。以后，在较长一些日子里，曾多次帮他抄写材料。葛书记虽已离休，但对自己所写材料是很认真和考究的，无论是写意见还是写建议，用词反复推敲，直到认可为止。可见他过去在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工作认真、严谨是可以想像的。
一九九七年四月的一天，葛书记让我去帮他抄写一封给市委的信，顺便谈起了他过去的一些经历和在“文革”中的遭遇。从这次聊谈中，我才知道葛书记是一九四O年加人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九四九年担任中共浙江省三门县县委书记、县长。那时新中国即将成立，百废待兴。三门穷，条件相当艰苦，既要组织剿匪反霸，保卫刚刚得到的人民政权，维护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又要安排恢复生产，安定老百姓生活。后来，他调来宁波任市委副书记、市长。一九六六年“文革”时他才四十余岁，正当壮年，却被造反派揪斗180多次，隔离审查关押多年，惨遭迫害，身心遭到严重摧残，落下视力模糊、腰腿疼痛等残疾，家人也受到了极大牵连。他十分感慨地对我说：“‘文化大革命’过去多年了，我也被彻底平反了，但人已老了，身体不行了，离休了，想为党为人民多干点事已力不从心了。回想起来，十分遗憾啊！”
记得有一次葛仲昌同志来办公室找我，托我帮他寄封信。他说：“山东省莒南县委组织部来函，让我给一位老同志的政治历史情况写个证明，我写好了，请你帮我寄出去。”说着他拿出一元钱，让我替他付邮费。我说：“葛书记，您给老同志写证明材料，寄回信是给组织上办事，我们秘书处有公用邮票，帮您寄出就是了。”他却说：“这是组织上向我个人发的调查函，还是我个人付邮费吧。”事情虽小，但从中让我看到了葛仲昌同志这位老党员、老同志、老领导廉洁自律从小事做起的光辉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