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老去世已近三年了，但我总觉得他并没有离开我们，我和他相处的日子依旧历历在目。
我是一九八八年从北京调到举目无亲的宁波来的，对宁波过去的一切知之甚少。退休后，由于我写了一些老人，不少朋友就对我说：“你写老人，葛仲昌书记一定要写的。他的人品，可是有口皆碑的。”
虽然我也有采访葛老的想法，但他是市一级离休老领导，会不会同意接见我这个外来户“白丁”呢？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请张才同志给我联系。没有想到过了不久，葛老就同意和我见面了。于是，在一九九八年的一个夏天，我走进了他的家门。谁知这一见面，葛老根本不顾我们的地位高低悬殊，使我们以后竟然成了亲密的忘年之交。
当我第一次与他相见时，他那豪爽的性格，坦荡的谈吐，就深深地打动了我。他那和蔼可亲的态度和俭朴的家庭生活，更使我难以置信眼前这位老人就是当年在抗日、解放战争中出没于枪林弹雨之中，后来又曾是日理万机的宁波市委书记和市长！
采访回家，我在感慨之余，迫不及待地就写成了一篇报导，并请葛老审阅。他看了后，虽然认为所写属实，但把稿件留下了，不让发表。理由是不希望在报纸上宣扬他的事。我无奈地只好尊重他的意见。
这篇报导，直到八年后的二O o六年，葛老临终前出版的自传《忆往昔岁月》中，才作为附件收容在内。
葛老不希望在报上突出和宣扬自己，还有二OO一年他治疗眼病的事。那年夏天，他因病发，住进了李惠利医院。没有想到意外地将他久治无效的眼病治好了，视力从0.1一下提高到0.4(最好的时候达到0.8)。在高兴和激动之下，他要在报纸上表扬几位眼科医生。就打电话叫我去医院，要我写一篇表扬文章。我根据他的口述整理好后请他最后定稿。我的意见就以他的名字发表此稿，他坚决不同意，非要以我采访的名义在报上发表。我提出他“口述”我“整理”的方法发表，他也不同意。
葛老在六十一岁那年，从长广煤矿回宁波时写了一首诗：“受命煤山去，告老故乡还。花甲零一岁，对镜两鬓斑。贫贱志不移，富贵视等闲，，问君何处去，清白留人间。”
好一个“清白留人间”！平时与葛老交谈，总能听到他对生活上要保持俭朴，不能忘记艰苦朴素优良传统的话语。他不同意离休后再挂职领薪，参与吃喝，接受送礼等。他说这样，群众反映不好，也有损老干部的形象。葛老经常推辞一些宴请，常常被人说是“最难请的人”。
就拿他表扬眼科医生那件事来说吧：当报纸发表了我的采访报导后，葛老想要几份报纸送给医院和医生。他一定要我将钱带上，去报社购买，如果报社不收钱，叫我不要拿报纸！我遵照他的叮嘱来到报社，说明来意。报社同志无不赞美葛老的为人严谨。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葛老在经济上划一不二。当时，就有人在报上以此事作范例，告诫今天的干部。
葛老决不是“最难请的人”。虽然他患有多种疾病，坐久了站起来也困难。但只要是有益的社会活动，他总是有邀必到的。他右手犯病、视力也差，而书画协会和书画院等的活动，他总会亲临现场，挥毫舒襟，用颤抖的手写出苍劲有力的行书……所以，社会上对葛老都十分尊重。正因为如此，朋友们才竭力推荐我与葛老认识。
可是，我与葛老相处中，不但没有得到宣传他优良品德的允许，反而他对我百般的关心：他同情我的独居生活，总是叮嘱我要注意身体，并且帮助我解决难题。例如，一九九九年，是国际老人年。我打算把23篇在报上发表过的写老人的文章，集中起来出一本小册子，以作纪念。当他知道我的意图后，立刻表示支持。他说这是一件好事，宁波还没有专门宣传老人的书呢。于是，他就打电话给宁波市委宣传部，推荐这本小册子，希望给于帮助，请宁波出版社低价优质印制。葛老不仅为这本小册子亲自作序，还打电话给伏（庆祥）老，请伏老为此书题词。他又为我找到了鄞县教育委员会的蔡明副主任，画了一幅“高风亮节”的竹子……这本后来命名为《壮心》的小册子，简直是葛老在导演着我印出来的！
我和葛老的相识，完全是一种偶然。但他不计地位高下，对我特别关心照顾，使我们意外地成了亲密朋友。他那心胸坦荡、一身正气的一生，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葛老，在我心中永远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