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下午，徐向前同志要我和小赵去前面侦察，走到一条冰河附近，忽然遇上了敌人的骑兵，从斜刺里呼呼地跑过来，从我们身边冲过去，后边的敌人还没赶到，走过去的就又拐回头来，把我们围住，这时候，我们想什么也来不及了。我们身上的东西被敌人搜去，其中有份地图使他们起了疑心，几十只眼睛狠狠地盯着我，正想怎么应付他们，一个小鬼指着我说：“他是徐向前的参谋!”这时候，我才看出那个小鬼，原来是红军的，他一口咬定了我。
天黑时，敌人把我们带到他们的指挥部，关到一间小黑屋子里，派了个提大刀的哨兵守在门口，看来事情很严重，这帮家伙真把我当成参谋了。
过了两天，一个晚上，敌人的总指挥马元凯把我们叫去，要亲自审问。为着抖一下威风，他还摆了个阵势，派了好几个提刀挂枪的跟着我们。马元凯住的是间堂屋。我们一进去，就看见个胖家伙，像口肥猪似的蹲在炕上，披着大衣，跟前放一张八仙桌，六十多岁，大光头，黑胡子长满脸，一双白多黑少的母猪眼，把我们打量又打量。
马元凯叫我们朝他站着，几个提刀挂枪的人分散在周围，然后他才慢吞吞地问着我们：“在红军干什么呀?认不认识徐向前?”我按照预先想好的对他说：“我们当勤务员，不大认得!”“不大认得?他到哪儿去啦?”“到#IUL去?我们不知道!那天夜里走散了，早就跟他分开了!”
“早就分开了?”马元凯有些不相信，摇了摇大光头，那双白多黑少的母猪眼翻了两翻，看着我们：“怎么分开的?”起初我很担心马元凯把那个小鬼找来对证，要不就把从我们身上翻出去的东西拿来质问，或是给我们个厉害瞧瞧，骂呀!打呀!可是现在他都没提。我心里沉住了气。马元凯眯缝起眼，故意地装出一副“善相”，又哄骗地说：“咳!你们知道，就带我们去抓嘛，回来有赏!……”
我们不吭声。这时候我们知道了敌人的把戏，他们为了找到徐向前同志，开出的价可真不小，要是国民党的兵找到了，马上提升当旅长，别人找到了，就赏多少万块钱。可是，尽管马元凯说得嘴上喷白沫，我们还只是用斜眼角盯着他，一句话不说。马元凯鬼点子还真不少，看着利诱不成了，又开始攻心战，说什么：“红军都完了!”“你们不要受了共产党的骗!”纠缠了有小半夜……我们又回到小黑屋子里，心里都暗自高兴，知道敌人没有找到徐向前同志，也不摸我们的底，兴许能活得了，这时候心里就不再老念叨死的事了!我们就悄悄地商议起来，看看能有什么办法逃出去?后来敌人又问了一回，就没再追问，看守也松些了。这工夫有些老兵也跟我们混熟了，不断地找我们来闲聊，叫我们“嘎娃”，就是“孩子”的意思，问长问短。
那天有几个人说闲话，我从一边听了听，他们讲“老共产”，“新共产”的事，说得很热闹。这时候我才知道，敌人把从江西来的叫“老共产”，把四川同志叫“新共产”。他们说“老共产”坚决，思想改不了，抓到就要杀头，“新共产”也许“教育”一通，不至于杀头。这下子我就多了心眼了。那天，敌人准许我们晒太阳了，一走出小屋，真跟走出地狱一样，心里立刻豁亮起来。我们蹲在墙根下，把衣服脱掉，咔哧咔哧地捉虱子，一个敌人哨兵在一边看着，直咧嘴，这时候忽然有个当官的从一边走过来，他看了看，蓦地问我们，很惊奇的样子：“怎么?你们这么大个小孩子也闹共产呀?”“小孩子?小孩子就不准革命吗?”我心里想，望了他一眼。接着他又问我们是哪儿人?怎么参加的红军?我说是在陕西参加红军的。他不信，说我的口音像河南人。这下子可吓了我一跳：“他是不是找老共产呀?”我看看他的脸色，还不是恶相，说话也实在，心里松下来。实际上，他也不知道我是哪儿人。我就说是从河南到陕西挖药去，参加了红军，他相信了。后来我也知道了他家是河南潢川的，跟我家光山是连县，从前他在孙殿英那儿当炮兵，马元凯把他俘虏来当了炮兵副营长，主不了事，有职没权，很受歧视。也许是为了这些缘故，他对我挺亲近，没多久，就把我们要出去喂马了。
我想这也许没事了，哪知道那天太阳快要落山了，马元凯忽然把我叫了去，他坐在村边的一个石碾子上，面前站了好多人，等我到跟前一看，都是红军里的老同志，九军的组织科长，八十八师的总务科长都在那儿。这时候我脑袋里嗡嗡地响起来：坏啦!敌人准是把我当成“老共产”了!马元凯挤着眼，又在慢腾腾地说：“送你们走!去甘州……”我们知道，敌人是不会叫我们走的，肯定是要对我们下毒手了!我把心一横：死了拉倒!
傍黑，一队敌人押着我们往一个河滩走去，听人说哪儿是万人坑，很多人被送到那里就不见了。我走着，心里乱极了，没边没沿的事，一下子都锁进脑子里，想到家，想到苏区，想到首长们……特别是想看看小赵，应该让他知道这件事啊!知道我们没有背叛党，记下我们分手的这个日子!没想到，快走近河滩的时候，我的那个老乡忽然来了，他骑着一匹骡子，从我旁边跑过去，慌慌忙忙拉住那个监刑的副营长，俩人就悄悄说起话来。我在这边，隐约听他说了一句：“咳!多杀一个少杀一个嘛!还不就那么着……”他们争执了一阵子，又过了一会儿，就把我留下了。脑袋总算没有搬家，按说心里是庆幸的，可是想到那些同志们，心情就又沉重了，半天没说话。后来才知道是我那个老乡，他出差刚回家，听说我不在，连牲口都没换就赶来了，我望着他，心里很感动，好像这才相信了他是个百分之百的好人。只听他喊着我：“来!拉着马尾巴，跑一阵!”说罢，他骑上牲口，带着我跑起来，刚才走了几十分钟的路，现在一股风似的就到家了。后来我们被送进甘州监狱，从那儿又转到青海马步芳的工兵营。
马步芳的工兵营实际是个苦工营，送进去的都是红军的小鬼，整天给敌人做苦工，一天两个豆面窝窝，饱不饱就那，吃盐水，住帐篷，整年不发一个钱。
敌人的诡计，是想叫我们过这不死不活的苦日子，死了也就死了，活着的也要割断你对红军的怀念。实际他们落空了。当时也确实有些不懂事的小同志，乱埋怨红军，可是大多数的人正想回红军，几个年岁大些的同志，就商议了这件事，怎么去给这些动摇信仰的人做工作，我们不便跟他们正面说理，就间接传话，讲些打仗的事，说红军是为天下的受苦人吃苦，打仗都是好样的，别看现在国民党胜了，这不是真本事……我们这样一说，他们觉着也有理，以后就不大说怪话了。大家看着这个办法还行，年轻人脑子又热，有人还提议成立支部。这工夫，敌人也想了不少办法来骗我们。
有天上午，把我们集合到城边的一个废场上，说是叫听报告，我们心里烦得乱骂街，到太阳大高，忽然有辆汽车来了，一直开到台子底下，前边走出了马步芳，后边是我们九军军长孙玉清同志。“啊!”大家都一愣，孙军长也来了吗?当时敌人给孙玉清同志一个参议的名义，要他来给我们讲话。我怕孙军长看见我，会想起徐向前同志他们而难过，就悄悄地挤到后排去了。哪知道他一上台，还是认出了我，瞧了我几眼。我见他脸色铁青，嘴唇紧闭着，皱着眉头，在他那瘦瘦的面孔上，一双充满隐痛和忿恨的眼睛，闪闪地望着大家。马步芳站在他旁边，先发出一阵假笑，说：“你们的军长来了，让他给你们讲讲话吧!……”
我知道九军长是硬骨头，他不会昧着良心说话，很替他担心，别人也都是紧张地望着他。他望着大家半天，一个沉重的声音像从半天里响起来，听着那么有力。
他很激动地说：“……你们好好干吧!红军是存在着的，他们已经在前方抗日了!”这真是给了马步芳一个大耳光，我们好振奋!就像看见孙军长身体里，燃烧着一团怒火，他巨人般屹立在马步芳面前，马步芳的阴谋破灭了!马步芳刚才还在狞笑的脸，立刻沉下来，气势汹汹走过去，打断了孙军长的讲话。马步芳把孙军长刚才说过的那些话，又都反着意思说了一遍，这又能有什么用啊!
马步芳满想是轰轰烈烈的大会不欢而散，灰溜溜地下了台，钻进汽车，狼狈地走了，可孙军长的话却像一团火，在我们心里燃烧起来，同志们互相望着，眼睛里闪耀着希望的光亮，别看嘴里不说，心里可全都明白了。敌人造谣多少天，说红军完了，红军没有了，这下子成了个肥皂泡。以后，不断地有人偷着跑。我们几个人也商量好了想逃跑，却没有成功。
到了一九三八年七月，我们开到甘州，在那修通往新疆的公路。当时我们住在野地里，顺公路两旁搭着帐篷，近边是一片片的庄稼地，包米高梁长得没头顶，谷子也快有人高了。这可是偷跑的好机会到了，赶巧敌人又把我调到营部里去当通信员，常叫我出去买东西、做饭，我就借机会打听红军的事。听说甘州有个医院里的高院长，很同情我们，他能帮忙回到红军，我就去了，哪知道打听到了那儿，正好听到他被害的消息。后来又听说兰州有我们的办事处，起初不大相信，以后越听越真，说是在一个街上，门口挂着牌子，白地黑字，写着“八路军办事处”，有几次听人家都这样说，我想这大概不会错了，便下决心走!一天晚上，部队集合去点名，我只穿了件衬衣，晃晃悠悠地装着去解手，转到挨庄稼地边的一个厕所背面，四下瞧了瞧没人，一躬腰就钻进庄稼棵里了，拼命地朝东跑。跑呀!跑呀!就像后边有人赶来一样，沉甸甸的大谷穗子碰得头痛，哪管得了那些，我一口气跑出去十几里，半夜的时候，到一个大山跟前，到处是黑压压的山崖峡谷，找不着路了，想过山吧!怕叫鬼吃掉，又不敢停下只好爬到半山坡，找了个土坑，蹲在那儿等天亮，两眼睁得大大的，眨也不敢眨。心里真是又害怕又高兴：害怕万一叫敌人逮去咋办?可一想到离开敌人了，过几天就能见到同志们!心里又兴奋地跳起来。我想，哪怕是再苦，再危险，也要找到兰州!
到天蒙蒙亮，我就顺着一条大山沟朝东走了。我一股劲走过大半天，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肚子里饿得咕咕叫，远远看见山坡问有人家，可是不敢去。这时候，身上除了两件衬衣和一条单裤，别的什么也没有了。我为难了半天。忽然看见一个山坡那儿，有位老大爷独自个刨土豆，就慢慢地凑过去，说起话来，要求给他做几天短工。老大爷瞅瞅我，问是哪儿来的?
我找了个谎，说是叫国民党抓壮丁跑出来的。他看我年纪轻轻的，很同情我，就留下了我，答应我刨一天土豆给五分钱。我在那儿刨了十几天土豆，挣下有五角多钱，腰里有钱胆就壮，就离开了老大爷。走了几天，把钱花光了，就又找到一家姓姚的老大爷家去帮工。姚老大爷家在一个山坡下，有所独房，生活挺富裕，全家就是两位老人和一个女儿，待我很好，生活上不拿我当外人。到我要走时，他们再三劝我留下，那时候，要是留下，就可以过安定生活，不用再东奔西跑。两位老人真是说了劝，劝了说，希望我能留下。到兰州会不会叫敌人抓去?能不能找到同志们?这些我都没把握。
我也想了很多，但是那种怀念党、怀念革命队伍的感情，使我无论如何放不下，别看是很长时间没有跟同志们在一起了，可是我心里一直也不认为这就算离开了革命。党教育我这么久了，革命几年了，怎么能离开同志们当老百姓呢?……
我下决心要去兰州。那天，姚老大爷送了我很远，他一再嘱咐我：“要是不行的时候，你就回来啊!”分手时，我看见他那爬满皱纹的脸上，扑簌簌地流下热泪来……
二十天之后的一天下午，我到了兰州，身上的钱又花光了，头发长得老长，衣服破得露着肉，这时候心里可真发虚。我想：要是找不到办事处，那就只有再冒险去陕北了。可是眼前问题怎么解决啊?浑身上下摸摸，没有一个钱了，我在街上转过来转过去，转了半天，最后硬着头皮找了个小店去住下。
让我想不到的是，第二天，我真的找见了办事处。当我走进办事处，看见同志们，心里高兴得突突地跳起来，觉得那个亲呀!我可回到自己家里了!我见到了谢觉哉同志，还有好多熟人，他们都热情地接待了我。这时候，我想起过去这些天的挫折和经历，越想越相信自己是做对了!我到底没有离开自己的同志!我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浏览：1242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