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领导、老书记葛仲昌同志辞世已经两年多了，但他生前那种敢说真话、勇于负责的精神，却始终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这里仅举一例来说，四十八年前在市委办公室工作的我，在一次为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而召开的市委常委会议上，就亲历亲闻了这一幕，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觉得往事并不如烟。
一九五七年前后至一九六二年，宁波市委第一书记由宁波地委书记阎世印同志兼任，市委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实际上由葛仲昌同志主持。
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想必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是一段特殊的岁月：那时，在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我市也同各地一样，遇到了灾难性的“暂时经济困难”——粮食极端匮乏，副食品奇缺，商品严重脱销，浮肿病蔓延。一时人心恐慌，悲观气氛弥漫，许多人对困难的真正原因感到迷惑，对怎样应对困难不知所措，对何时才能改变这种局面更是觉得非常渺茫。不少人私下叹息：“不知何年何月再能吃到大饼油条！”
可是尽管如此，当时仍被说成是“莺歌燕舞”，形势大好。那是因为，一九五九年的庐山风云，直言不讳者多遭贬谪。随后开展的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一些敢说实话者也受到了谴责或处分。这一切，无不给一些人的心理蒙上了浓重的阴影：担心一讲缺点、错误，就很可能被说成“恶毒攻击”而祸之将临。
到了一九六一年初，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在两三年内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提出除调整农村政策外，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要压缩工业规模，要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要改善市场供应状况。毛主席还提出，一九六一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时，政治氛围似乎逐渐有所宽松，但乍暖还寒，“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心有余悸者仍大有人在。
根据省委和地委的部署，为了贯彻中央的八字方针，市委常委曾多次开会进行专题讨论。我那时作为市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列席过其中的一次常委会议。这次常委会议的讨论主题是：如何从我市的实际出发来贯彻中央的八字方针？
会议之前，葛书记以他的政治睿智，选择了一个切入口：从调查分析我市遇到的严重经济困难人手。于是，他遵照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的教诲，率先垂范，就“经济困难局面是怎样形成的”、“如何扭转这种局面”、“改变这个局面需要多长时间”这三个问题，亲自找有关干部谈心，深入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同时，又布置我召开“工、农、商、学”四个调查座谈会，一再叮嘱：“搞调查不能像‘小商小贩’，要通过自己的大脑进行加工，要如实的反映客观存在。”并说：“市委常委在开会研究时，要听取你的调查汇报。”我接受任务后，急忙列出调查提纲和调查对象，连续找有关干部开了四个调查座谈会，并对取得的资料，尽可能地做到像葛书记事前吩咐的那样“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说实话，当时虽然有良好的主观愿望，但对自己的调查结论究竟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心里仍觉得不是很有底，只是准备提供给市委常委们作为讨论时之参考罢了。
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葛书记召集并主持了这次市委常委会议。记得包括李传孝、张兆万、王学正、李明、韩保遵几位书记处书记在内的全体市委常委，都出席了会议。
葛书记正襟危坐，一开头就点燃了一支烟，衔在嘴边发出“嘶、嘶”的长声，使劲猛吸了几口，神情凝重地开宗明义：“贯彻中央‘八字’方针，必须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贯彻任何中央指示，我们都应该这样做，这是我们当干部的基本功！”接着，他话锋一转，严肃地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说真话，不能说半点假话。说了真话，如果有天大的事情，都由我担着！”语气斩钉截铁，听来掷地有声。这番话，折射和显示了他唯物主义的立场，勇于负责的精神，和力挽狂澜的决心！顿时，与会者的心灵，都被他的这番话所深深震撼和感染了。
于是，在他的主持下，市委常委们听取了我的调查汇报后，根据各自调查的认识，敞开心扉，求真务实，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充分讨论基础上，葛书记又集中了常委们的正确意见，从而对我市经济困难的造成原因、应对措施及改变预期，形成了共识：首先，造成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来分析，是“国民经济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即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这两个生产力的全部要素，在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和生产生活资料的部类之间的分布失衡。其由来是：“大办工业”和“大办钢铁”，不仅向农村调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一步挫伤了当时已受“五风”摧残而不堪重负、极度脆弱的农业经济，使农、林、牧、副、渔生产更加萎缩；还向商业和文教卫生事业调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也削弱了流通领域和上层建筑领域。为了让“钢铁元帅”升帐，后来又把已调集到工业各个行业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一步向钢铁这个行业集中，这又严重挤压了除钢铁行业之外的包括纺织、食品、日用工业品等工业其他行业的生产。葛书记以铿锵有力的语调，毫不含糊地说：“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我看就是这些，不会错！”
其次，克服经济困难的举措是，原则上让“大办工业”、“大办钢铁”时集中起来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从哪里来、回那里去，各就各位。其组织实施工作，既要“只争朝夕”，又要有条不紊。对此，葛书记还生动地比喻说：“这跟从前战争年代我们打运动战一样，看上去是大踏步撤退，其实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前进！”
再次，改变经济困难的预期是，一年初见成效，两年基本恢复，三年开始回升。葛书记对此满怀信心，他说：“解决问题的时间表，我看是完全可能达到的。”
当市委将这些意见向全市干部通报并要求大家立即据以实施时，反响强烈。有的说：“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有的说：“万万想不到市委会讲这些话！”有的说：“市委说出了我们想说但不敢说的话！”那是因为：葛书记主持的市委常委会议所形成的上述意见，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结果，也是中央“八字”方针精神的具体体现。譬如，原则上让“两个大办”时集中起来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从哪里来、回那里去，各就各位，这不是正符合了“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工业规模”、“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改善市场供应状况”这些中央“八字”方针的具体要求。
当时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天灾人祸”，或日“七分天灾、三分人祸”。由于前车之鉴，那时非常忌讳主要原因是工作失误导致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之说，更不容在“失调”前面再冠以“严重”一词。然而，由葛书记主持的市委常委会议居然声称：“造成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大办工业’、‘大办钢铁’带来的‘国民经济两大部类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这两个生产力的全部要素，在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和生产生活资料的部类这两大部类之间的分布失衡”。这些观点，在当时正统的“语言库”里，是找不到任何“根据”的，但恰恰是反映了客观存在的道道地地的大实话。这就不免让人听了，既感到是说出了自己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又觉得颇“不合时宜”。又从那时对深层次原因分析及断然采取的措施看，也很容易被解读成否定“大办工业”、否定“大办钢铁”。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大办”，也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产物。所以一旦弄得不好，其后果岂不是不言自明？由此也不难明白，在那次常委会议上，葛书记为什么会义无反顾地大声承当：说了真话，如果有天大的事情，都由他担着！尽管此事以后也得到了省、地委领导的认同和支持，但在当初，他为了实事求是，毕竟需要有非凡的勇气，是承受了很大压力和风险的。
实践是检验人们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在中央的“八字”方针指引下，在省委、地委的正确领导下，市委在科学判断基础上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对策，因而其以后的实践，基本上是循着当年的预期发展的。一九六二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六点四；一九六五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又比一九六二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六点四。原来那种“粮食极端匮乏、副食品奇缺、商品严重脱销、浮肿病蔓延”的状况，较快地得到了改变，仅一年多后人们又吃上了久违的大饼油条，老百姓的生活明显改善。我曾记得，由于市委在中央和省、地委领导下，措施及时、正确、有力，那时我市摆脱经济困难的速度，在全省各地、市中是名列前茅的。
老领导葛书记已经走了。在缅怀他的日子里，我常常琢磨着这样一个问题：他何以能有“敢说真话、勇于负责”的胆略和魄力？这完全源自他“对党、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心和强烈使命感，源自他“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哲学底蕴，源自他“出以公心、无私无畏”的人格魅力！舍此而有别乎？
前面所叙述的那段旧事，虽然只凭回忆，或许会有某些误差，但基本是事实。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实，而事实是最有力量的，它总要以本来面目顽强地表现自己，既不会因岁月的堆积而湮没，更不会因人为的扭曲而变形。
啊，我们的老领导、老书记，你仿佛还活着，你活在我们的心里，也活在宁波人民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