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多前，一个寒风凛冽、万家灯火的除夕，这位曾经长时期辛勤耕耘这块土地的老市委书记葛仲昌同志，悄然离开人间。但他那爽朗、耿直的影子，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
我和葛仲昌同志相识，是在大跃进年代。那时他是市委书记兼市长，我则是基层一个小干部，本来高不可攀，很少有机会接触。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工作方法六十条》发表，其中一条提到“百闻不如一见”，要求各地办起社会主义建设展览馆，我从《宁波报》编辑部被调去筹建“宁波市社会主义建设展览馆”，这是一块检阅大跃进成果的宣传阵地。市委决心很大，把开明街永耀电力公司的四层大楼让给展览馆。当时正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办农业、大办工业时期，地方工业蓬勃兴起，技术革新、新产品不断涌现。展览馆就是要体现“百闻不如一见”，要把各行各业的新产品、技术革新搬到展览馆实地展览并现场操作，让大家参观。动力机厂的柴油机，拖拉机厂的拖拉机、收割机、播种机，和丰纱厂郝建秀工作法等都要在展览馆现场展览，操作表演，这谈何容易！展览馆借市委、市府名义发征集函，派干部到各厂征集，三令五申，可是仍迟迟征集不到充裕的展品。预展时限逼近，我们无可奈何，只好摆“空城计”，采用“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做法。请市，委书记来参观“预展”，葛仲昌同志一到展览馆，见不少重点项目和展品未到位，便生气了！我们不得不如实汇报。他立即叫秘书打电话给各局和重点工厂第一把手到展览馆开现场会议，限时把展品送来。我深深感受到他这种“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尤感到他对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工作困难的体谅。这办法果然灵，几天之内，诺大的机器、产品搬到展览馆，煞时展览馆热气腾腾，马达声隆隆，观众怀着新奇的目光，前涌后挤，接踵而至。
最近，我阅读了葛仲昌同志《忆往昔岁月》一书，方感悟到这是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发动群众的一套工作方法。我当时作为负责展览工作的干部，十分赞赏他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
其实，我和他相识，不过这样几次偶然的来去匆匆，那时，他恐怕不一定知道我的名字。可是，有一次客地邂逅，令我感动。那次，我去杭州开几天会，会毕，背着行李去城站，准备乘返甬火车，正行走在延安路的人行道上。突然，一部吉普车在我身边停下来。我回头一看，车上有人伸出头向我招手，一看，原来是葛书记，他叫我上车。当时坐吉普车，这是何等待遇？市委书记请我上车，颇有点“受宠若惊”之感。平时给我威严十足的印象全消了，一改过去敬而远之的心理，仿佛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感到他很平易近人。大跃进三年，干了不少蠢事。到一九六三年，“宁波市社会主义建设展览”改名“宁波市社会主义教育展览馆”。葛书记亲自题写了“宁波市社会主义教育展览馆”招牌。从那时起我方知他喜欢书法。这也许就是我们以后一段“翰墨情缘”的由头吧。
文革一开始，宁波的阎、张、葛、李都被打倒，下面大大小小的当权派也都在挨批斗，在十年浩劫中，也就没有见过葛仲昌同志的面。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初，他被委任宁波市政协副主席，我在《宁波日报》被推荐为市政协委员，于是又有机会重逢。那时，我被列为“统战对象”，有些同事戏称我为“先生”，可葛仲昌同志见面时仍称我“同志”。看来，他从统帅全局的市委书记，转变成搞统一战线的领导干部，工作方法似在不断适应。
一九八四年，葛仲昌同志倡议成立“宁波书画院”，通过市政协党组向市委打报告，获得市委批复同意，于五月四日隆重成立，葛仲昌为宁波书画院名誉院长，聘凌近仁为院长，我被聘任副院长，这样，就有了更多的机会见面。他虽为名誉院长，实际代表市政协领导书画院的全面工作，几乎每次院务会议都参加。他多次在会上提出要把宁波书画院办成集中宁波书画界精英荟萃的学术团体，成为宁波市政协与海内外书画界交往、增进联谊的“窗口”。一九九一年曾与毛翼虎先生共同发起宁波书画院与台北同乡会联合举办“宁波乡情书画展”，先后在台北、宁波两地展出，吸引了台湾书画界人士参与和关注，架起了与台湾文化交流的桥梁，营造了反对台独势力的社会舆论，《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政协报》和台湾《中央日报》等新闻媒体都刊出新闻。他对这次活动特别欣慰，由此，对书画院的壮大发展、开展学术研究等活动更加关心，经常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倾注了不少心血。直至离休后他还经常和书画院成员在一起。
一次，大约是书画院成立十周年，他和大家相聚在市委党校，会后用餐我与他同桌。当时，正是菊黄蟹肥时节，服务员端上一盆大闸蟹，席间有几位同志大概因胆固醇过高．，忌吃螃蟹，便递给葛书记下酒，他说我吃不了那么多，便示意谢绝。有同志提出：“您带回家去晚上下酒吧。”他一听此言立刻生气，做出了一个不屑一顾的举动。从这一生活细节的侧面，可以窥见他毫不掩饰、爽脆、自尊的性格。日久，大家习惯了，他看去似乎很严肃，不苟言笑，但还是平易近人，很关心同志。
（周律之：宁波市书法家协会原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