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初，五军在离嘉峪关不远的高台城被歼，我们九军和三十军的情况也不好，过河以后一连几个月天天打仗，早已是人困马乏，弹尽粮绝，每遇敌人不但还不得手，连招架的气力都剩下的不多了，而马步芳的骑兵却像猛兽一样疯狂地追杀我们！无可奈何，我们只得撤进祁连山，想凭借群山峻岭保存剩下的一点力量，总比眼看就要全军覆没好些。
掩护总直属队和三十军进山的九军在梨园口被围，这一仗，机关、部队，是男是女，是官是兵，全都上了战场，结果军政委陈海松战死，其余的人大部牺牲。继五军之后，九军也垮了。
我们一进祁连山，马匪就紧跟了进来。康龙寺一仗，三十军也被打散了。
祁连山遍地冰雪，荒无人烟，连野菜也找不到，我们除了杀牲口，打野兽，什么吃的也没有，跟进山来的敌人却又在四面八方地剿杀我们，情况严重危机。
各部突围出来的人都集结在凌冰河畔，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和总部保卫局长曾传六同志来到我们这里，把我们一百多名干部组成了一个游击大队。总政治部胡同志任工委书记，回民支队司令马良俊同志任大队长，我任政治委员（当时为九军保卫局长）。给我们的任务是：相机回延安，把这里的情况报告党中央。我虽然不会咬文嚼字，但“相机”两个字我是特别注意的，它意味着困难，意味着艰险，意味着一切难以设想的遭遇和不幸。
队伍带进森林，我们几个领导人一起研究了行动的方针，决定筹备战马，建立骑兵，打过北山，一直向东。会罢，立即开始了行动。
西北风扬着沙石，凶狠地扫荡着山谷，乌云在空中浪涛般地翻滚着，一直滚向天边；山林里野兽的怪叫，不时把人们从梦里惊醒。进入祁连山以后，这样的夜，我们已经度过了十几个了。许多同志白天还在随我们行动，到了夜晚便悄悄地死去了。
这天夜里，我们正在为弄不到半点吃的而发愁，忽听前面传来几声狗叫。有狗必定有人家—这对在深山野林里冻饿得半死的人真是天大的喜事，于是我们便决定前去。
近前看来，果然是个村庄，仅有几户人家，我们换了些吃的东西。
天亮了，为防止马匪的袭击，队伍赶忙拉上了山。我们刚刚坐下，后面便响起了枪声，紧接着人的呐喊夹杂着马的嘶叫越来越近。举目细看，只见一队队骑兵晃着马刀直奔我们而来。我们虽然展开了坚决的抗击，杀伤了他们不少人马，但因敌人越来越多，终于抵抗不住，被杀得四处奔逃，如果不是重重叠叠的悬崖绝壁相助，恐怕很少有人能够逃脱。当天下午集合起来一查点，只剩下三十几个人了。工委书记胡同志（记不清他的姓名了）因年长体衰逃脱不及，也牺牲于马匪刀下。
这一仗告诉我们：集体行动目标太大，迟早是要被敌人消灭的。因此我们决定分散前进，把三十几个人分成若干组，总会有人活着到达延安的。
我们正在研究各组的人选，忽见在这次战斗中左胸负伤的妇女团政委向我爬来。血染红了她半边身子，泪从两只眼睛里涌出来，流到腮旁，她颤动着干燥得发白的嘴唇，无数次地对我说：“……我也跟你们走，我要到……延安。”
我一边从破烂的衣襟上撕下一块布来，给她包扎伤口，一边说些安慰她的话，告诉她她已经无法行动，应该留下，说着说着，一阵心酸，不觉泪水早涌满了两眶。因为我很清楚，虽然留下不乐观，但跟着我们走，她很快就会死掉的。
我们派人将她送到山下，希望能找家老乡把她安定下来。就这样，我们便分手了。
走了几天，难得遇到一所放羊人住的小茅棚子。我们在这里停下来休息，吃点干粮。所谓干粮，不是别的，只是一点点牲口肉—前些日子万般无奈，把我的一头狗一样大的毛驴杀了—这是我们一组人唯一的口粮。
等起身再走，只剩下总支书记赵国威、我的警卫员唐国先和三中队长我们四个人了。原先随同我走的总保卫局某部长孟楚强同志和另外几个年龄较大的负责干部，大约是见二十一岁的我“嘴上无毛”，恐我“办事不牢”，而要求单独走；还有一个因已丧失了红军战士的品质而被我们枪毙了。
我们走进了一条大沟。这里住着一些伤员和一些逃散的同志，其中有男也有女。他们架起了一个个小小的茅棚，正在燃着柴火取暖，弄吃的。九军的保卫队长也在这里，我安慰他说：“你们先在这里好好地养伤，等伤口养好了再去延安，我们在那里等你们……”
我们正叙谈着，不料敌人早已悄悄地包围了我们，等我们发现，已经来到了跟前。
我们边打边逃，一气翻过了好几座大山，那里的枪声还没有停止。这是同志们抵抗的枪声，也是马匪杀害他们的枪声。我回过头去，默默地朝那里张望，虽然重山相隔，但似乎看到同志们一个个倒下，躺在血泊里……
一路走着，到处可以看见一片片烈士的遗体，他们差不多都是大张着嘴巴，像是在高声喊叫的样子，我回想起小时候母亲告诉我的话：死得亏的人是张着嘴的。是的，他们是死得亏！他们曾经受了那么多的苦，他们想为革命做很多事情，却因为错误的路线和马匪的惨无人道，夺去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已经三天没有吃一点东西了，仅有的一点牲口肉，那天也跑掉了。这天中队长饿得躺在地上走不了，他说：“反正也是死，不如早早死在这儿的好！”我和赵国威同志架着他走，走了没多远，只觉天旋地转，两条腿软溜溜地弯了下去，再怎样也直不起来了，都跌倒在雪地里。我让警卫员找出了最后一点可吃的东西—半瓶牙膏，这不是牙膏，而是我们的“救生丸！”每人吃了几滴之后，又强打着精神，滚滚跌跌地继续往前走。正走着，听见山下有流水的声音。过去不远，发现一条小河亮晶晶的横在山旁。心想，可好了，我们死不了了，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我们饱喝了一顿河水，瘪了二十多天的肚皮第一次膨胀起来，但走了不一会儿又觉饿得要命，似乎是非要吃点东西不可了，可是深更半夜到哪儿找吃的呢？正是忍无可忍的时候，发现前面有一线光亮，于是便望着而去。如果那里是一户人家，我们就不至死在这里。
走近了，我让赵国威和唐国先同志上前打探，我和三中队长在外望哨。
他们刚刚走了不多一会儿，只听有人喊了一声：“抓共产党！”紧接着，枪声就连着响起来了。我屏住了呼吸，等啊，等啊，一直等到枪声平息了，还不见他们回来。这时，只觉心里刷地一下，眼睛便什么也看不到了。突然，我面前出现了一排排黑糊糊的敌人；转身一看，身后也有敌人在游荡，他们一个个提着刀，拿着枪，待我端起枪来，他们便不见了；一会儿，他们又出现在我的前后左右。这样反复了多次，我方知所看到的那些黑色的影子，并不是真的人，是自己连累带饿到了极点，所以神经错乱了。
一百多人的队伍只剩下我们四个人，本已经够惨了，不想两个最坚强、最忠诚的同志又离去了！
出了祁连山的第二天，遇见了我们政治部的管理科长，同他一道的还有一个通信员和总部的一个报务员，他们觉得遇到我们有了依靠，我们也觉得有了他们增加了力量，因而大家都很高兴。从此，我们便开始了“正规”的生活：白天到山野住宿，天黑进村讨饭，饭后趁夜赶路。
黄河以西，马匪遍设关卡，天天搜查，并通告各村各户，抓住徐向前赏银多少，抓住其他红军赏银多少，谁要是遇见红军不抓，以“私通共匪”论罪，就要杀头，剿灭全家等等。一天晚上，我们又进村找到了一户人家。我上前拍了拍门，低声叫道：“老乡，开门哪！”门吱地一声敞开了，一位老人走了出来。
我说：“我们做生意赔了本钱，实在没办法，求你老人家给碗饭吃，救救我们这几条命吧！”
老人仔细地打量着我们这一身打扮：乱糟糟的长发，垂在两腮；长久不洗的瘦脸，黑糊糊的一片，连鼻子、眼睛都模糊不清了；身上穿的麻袋，烂棉袄，一块块的用小绳拴着；脚上包着一层层的破布、烂棉花，外面又缠了几道绳子，成了松松的两个大圆疙瘩；要饭的布袋挂在腰间，手里拄着棍子……总之，说是叫花子也像，说是刚出狱的囚犯也像。
老人打量了我们一番之后，一声没吭，便带我们进了屋子。看来像我们这样“赔了本钱的生意人”，他老人家已经见过不止一次了。老人肯定知道我们的来历，并不问长问短，待弄好了饭，就让我们吃，还给我们讲了一个“恶有恶报”的故事。末了，老人用手擦了擦他那昏花的眼睛，补充说：“自古道：‘恶有恶报’。这话果真不假，好人迟早会有个出头之日啊！”
老人的这一席话，使我们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光明的未来。我把红军的故事一一讲给老人听，相互越说话越多，直至夜深方罢。那晚没有上路，我们在这里美美地睡了一大觉。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我们就赶忙收拾动身。
刚一出门，一队马匪骑兵径直走来。只听一位老乡连喊两声：“快！快！”示意要我们迅速隐蔽，我们混在老乡们一起，装作在村头干活的模样。敌人走过去了，他们没有认出我们。这时，我心中暗想，如果刚才在场的老乡们只要有一个人努一努嘴，我们五个人就全完了。
离开这里的时候，我回头仔细地看了看指挥我们隐蔽的那位老乡，原来他并不是昨天夜里给我们讲故事的那位老人。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离开了他们。
一天晚上，我们遇见一个煤窑，便走进一所窝棚，向工人弟兄讨食。饭后，主人留我们在这里休息，看情况倒也安全可靠，我们就住下了。他们四个，躺倒便呼呼地睡熟了，只我一人直瞪着眼睛出神。
主人问：“兄弟，你怎么不睡呢？”
“睡不着啊！”
“要不就是有什么心事？”
“这里离黄河还有多少路？”我问。
“还远着哪，要你们走，至少还得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并不算长，自出祁连山以后，我们不是已经胜利地走了四十多天吗？……要是现在躺的这个窝棚就在黄河岸上，那该有多好呢？……夜已经深了，但主人也毫无倦意，一会儿仰面深思，一会儿又低头长叹。看来，他也是一个有“心事”的人。
“你告诉我，革命什么时候能成功？”沉默了半天以后，他突然这样问我，这说明他其实知道了我们的身份。还没等我回答，他又接着说：“我们窑人没法活了！我们吃的是些啥东西，你已经知道了，你还不知道，我们家里的人就连这样的东西也吃不上，老婆还光着屁股呢！……”
我难过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咱们都是穷苦人，你能不能帮我们一下？”他两只眼睛直瞪瞪地望着我，等待着回答。
我一边坐起，一边说道：“只要是办得到的，都行！”
他用力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了声：“够兄弟！”接着便道，“这南边有一家大财主，满仓的粮食就是不借给我们。要动手抢吧，又苦于手里没家伙。你们几位都有枪，今晚只求你们跟我们去一趟，抢点粮食，就算是救了我们几家子老小的性命，我们至死不忘！”
我说了声：“行！”主人便一跃而起，钻出门外。不一会儿，便领来了七八个结实的小伙子。队伍在茫茫的黑夜里出发了。事情办得顺利而且成功：我们一枪未发，他们满载而归。当夜，他们便将“战利品”分好收藏，一个个莫不兴高采烈。第二天一早，他们就把我们藏进了煤窑。马匪搜捕时，他们近前搪塞，我们安然无事。
晚上，我们要上路了，工人们一个个恋恋不舍，一直送了我们好远。
来到河东，已是五月天气。一天中午，走得又热又乏，我们就在一棵老大的杨柳树下坐了下来。老杨柳紧挨着大池塘，许是刚下过雨的缘故，塘里的水是土黄色的。一个留着女人一样头发的壮年男子，手擎钓杆，蹲在树下，正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水面，以至我们这几位看客的到来，他都毫不在意。钓钩几次提起，全无半点收获，但他并不因此而烦恼，看他那身穿戴，显然不是以钓鱼为生，只不过消遣而已。见到我们，他主动搭讪，我也正好想向他探路，就聊了起来。扯东拉西谈了好半天，我问道：“你知道延安离这里还有多远？”话一出口，觉得失言，但已无法挽回，我的心情有点紧张了。
那人反问道：“各位是到延安的？”
“不，那里是共产党，我们怎么去得了呢？听说国军逃跑的弟兄常有到延安去的，所以打听一下。”
他把去延安的路线详细地说了一遍。最后又道：“天不早了，各位也走累了，今晚先到我家住一宿，明天我亲自送各位一程，你看怎么样？”
“晴天白日，四处有人，我们边问边走，不敢劳驾。”说着，我们转身便要上路。
那人突然一声大喊：“红匪，交枪！”遂即一手抓住我的衣领，一手夺我藏在衣内的驳壳枪，两只血红的眼睛，瞪得铃铛一样大。他们三人见此情景，一齐掏出枪来，喊了声：“招打！”那人撒腿便跑，女人一样的长发在脑后飘舞着。我们赶忙离开了这里，一路上不住地思量，若不是早有提防，险些上了圈套，不过这位民团的头目也太鲁莽了。
天黑了，我们进了村，找到一户人家便住下了。主人见我们这身打扮，自然要问长问短。我们接受了白天的教训，只说是抓逃兵的，别的一字不漏，不过，光是看，也可以把我们认出个八九分来。主人不冷不热，饭后，主人自去安歇，并不同我们攀谈。一夜无事。第二天清早，我们尚未起身，主人就走来对我们说：“昨晚招待不周，各位弟兄多多包涵。今早又备了些饭菜，请用过再走。”
我们执意要走，他却三番五次地挽留，我越发地疑惑了：为什么昨晚对我们那样冷淡，一夜的工夫就变得这样的殷勤呢？难道这又是圈套？看来这个家庭虽不贫苦，但也远不像是有钱人家。不管怎样，还是马上离开这里才是，于是我们穿好了衣裳就告辞出门了。
一出门，迎面便碰上了昨天那个“钓鱼人”。只听他厉声喝道：“小子们，哪里走！”“砰”地就是一枪！子弹从头顶掠过。一见事情不妙，我们径直奔村外跑去。刚刚跑了几步，只见一群人，各执刀枪，迎面而来，并齐声喊道：“活捉红匪！”
我们举起枪，“突突……”打了几个连发，民团闪出一条路来，这才冲了出去。
我们前面跑，他们后面追，子弹不住在耳旁嗖嗖响，眼看追上了，回头便给他们一个反击。就这样边跑边打，等到太阳偏西的时候，两条腿实在拖不动了，子弹也打光了。万般无奈，只好停住，等他们近前来再作道理。不大一会儿的工夫，只听四面山上都在喊：“红匪，投降吧！”我们被包围了。
大风大浪都过来了，这回竟让一条小河沟给拦住了！我越想越气：“你们这些坏蛋，有朝一日到了我的手，我非一个个地宰了你们不可！”
半天，下来一个人，说是要跟我们谈判。
我说：“你们说怎么办吧！”
他说：“把枪交出来，可以留你们活命，不然，一个也活不成！”
“去你娘的！我们会把枪给你？”一枪便结果了他。不料，我射出的竟是最后的一发子弹，而其余的枪早已经空了膛，我们几乎绝望了。说也凑巧，正在这时，阴云密布，山野昏暗，顷刻雷电交加，大雨如注。在风雨和黑暗的掩护下，我们再次冲出绝境！当时我想：天哪！这是马克思的神灵吧？！
一天中午，要吃饭的时候了，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所不小的村落，因为看来这不像是个偏僻的山村，所以不敢轻易走进，我派报务员先头打探，我们三人在郊外等候。
这样的等候虽然经历过不知多少次，但心里头的滋味，那是完全不能比较的：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地方，离延安只有几百里路了！我躺在一条不深也不算宽的沟沟里，屈指计算着行程，大约再有半个多月的光景，就可以到达了，一边想着一边就睡着了。
“跟我们走吧。”
不知从哪里传来这样一句冷酷而陌生的话语。刹那间，我的脑子就像一张白纸一样终止了一切活动，紧接着，一股恐惧的寒流便“刷”地一下窜遍了全身，脑子里闪动着可怕的预感。
抬头一看，上面整整齐齐地站着四五个手执长枪的国民党士兵，枪口指向我们；先头进村打探的报务员呆呆地站在一边。我这才明白地知道：我们被捕了。我心里想：“一切都完了……”
原来这里是秦安城的西关，国民党毛炳文部驻扎在这里，包围着陕北的红军。先头打探的报务员，一进街便被他们捕获。由于报务员年幼无知，听他们说“红军和中央军现在一样了”的鬼话以后，就老老实实地领着他们将我们一网打尽了。多亏大家都没有暴露我的身份—只说都是红军战士—算是给我留下了一条活命；但又被强制充当了新兵，把我编进了二排六班。这虽是不幸中的幸事，但也是天大的不幸。
自这以后，我便不会说，不会笑，不会愁，也不会哭，只是呆呆地瞪着两只眼睛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直到天明，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
“七·七”抗战爆发了，毛炳文的这支部队奉命开赴上海，补充正在前线作战的三十六师，这本来是一个逃跑的好时机，但我把它错过了。去上海要先到宝鸡，由宝鸡乘车东去而后南下，长官们为了便于把部队带走，就扬言到宝鸡发饷。当时我想，逃走虽是有十分把握，等领了饷，有了路费再走岂不更好？结果呢，到了宝鸡，马上就被装上了火车，哪里还发什么饷！就这样，一直到了上海。
到上海，编进三十六师，紧接着就投入了对日寇的战斗。幸好在战斗中负了伤，进了中山医院，这才摆脱了监督，可以自由行动了—我心里又觉得有了一线希望。
有一天，一位好心的医生告诉我说：“你既然还能动弹，何不赶快到后方去？上海马上就要沦陷了！”于是，我就拼着性命挤上了火车，就这样，我又到了江西。
一到江西，我就开始一面攒钱，一面想办法了解八路军的情况，做逃走的准备。过了几个月，伤渐渐地好了，路费也多少积蓄了点；同时，从报纸上知道了西安有八路军的办事处，这时所缺的只是一张通行证。没有合法的证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通过这途经四五个省的长途。可是通行证怎么能弄到手呢？这可不是一件普通的东西！说也凑巧，在那所医院里，有这么一位事务长：他是一个极喜欢奉承，且又好吃好喝的老兵痞，谁如果能在这两方面满足了他，那他就可以为你做一些事情，否则，他是冷酷无情的。我用那点可怜的准备作路费用的积蓄，常常请他吃酒。心想，只要弄到通行证，我情愿路上挨饿或者要饭（当时江西地方政府发给了所有的伤兵每人一枚“八·一三”抗战纪念章，凭着它，车费可以不用为难）。有一次，正当酒喝到八九分的时候，我说：“我要回家，求你给我弄一张通行证，你多做些好事，到后来一定会有个好运气，譬如当连长、营长……说不定还能当司令哪！”
这样一说，美得他飘飘然地前仰后合大笑不止。忽然，将手向桌上一拍，瞪着两只醉得血红的眼睛对我说：“小兄弟，放心吧，老子没有办不成的事！”
这样，我终于弄到了通行证。
列车徐徐地开进了西安车站。一年多艰难而危险的行程，也随着列车到达了它的终点。我怀着一颗由于难以抑制的兴奋而剧烈跳动着的心，走向亲人的怀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在办事处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位白发银须的老人—林伯渠同志，接见了我。看着林老那慈祥的面孔，倾听着他一句句充满着爱怜和鼓励的话语，千头万绪一齐涌上心头，但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觉浑身上下像火烤得一样热辣，心似乎带着通通的声响在跳动着……我沉浸在从未有过的幸福和温暖之中，正像一个流落多年的孤儿找到了他的亲生父母那样。
我用手抹去了激动的热泪，向林老诉说着一年来苦难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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