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波传记:第二章 革命家庭

无梁店de 发表于2019-12-08 15:37:14

    1.父亲张传伦出生

    一百多年前,民国初立。封建势力还在怀其帝制,梦想复辟,重过原来的生活。各地军阀借机割据八方,称王称霸。华夏大地不时狼烟四起,战事不断,神州大地上仍旧民不聊生,百姓们饥寒交迫。此时此刻,张传伦出生的山东省泰安县,同样也与当时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20世纪初,鸦片战争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中华民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逐步解体,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威胁着中国的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封建统治者投靠帝国主义,实行腐朽的反动统治,广大人民过着极端贫穷、毫无民主权利的生活。

    从张传伦出生的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就跟当时旧中国亿万民众一样,被沉重的国难紧紧地牵动着。

    张传伦的父亲叫张学武,生于1861年(咸丰十一年),家住泰安县无梁店村。

    1882年,在张学武20多岁时,75岁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父亲去世后,家一日不如一日。此时,母亲也已经70多岁,单靠祖上留下的3亩多地维持家计已是无能为力了。后来,张学武的母亲听说宁家庄一带地多人少,耕地便宜,好混生活。无奈之下,1886年,只好一狠心将家里的田地和房子全部卖掉,领着张学武从无梁店搬到了宁家庄。

    来到宁家庄后,张学武母亲用变卖家产的钱,一下子买了16亩耕地。虽然宁家庄的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低,但由于耕地面积增加了10多亩,每年收获的粮食比在无梁店时多出了好几倍。因此,到了宁家庄后,张学武母子二人总算不再忍饥挨饿,可以勉强度日了。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在宁家庄定居下来后,张学武母子的生活很快有了好转。几年之后,家里不仅吃穿不愁,而且还有了积蓄,张学武终于娶上了媳妇。

    1896年,张学武在35岁时,生了大女儿张传英;两年后,即1898年,长子张传笃出生;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二子张传伦出生。

    1909年,即张传伦10岁时,开始上学,在宁家庄村东2华里的帝王堂庙小学读书。

    第二年,张传伦11岁时来到南寨小学读书,与南寨的高守忠成为非常要好的同学。在南寨小学读书半年后,与宁家庄小学的同学宁天才又到夏张小学读书,与夏张的曹龙骧(学名曹洪家)、曹洪斌、叶子真、董维新、刘丰源等人成为小学同学。

    1911年,12岁的张传伦与夏张的曹龙骧、王士店的王国璋、薛家岭的薛家骏、宁家庄的宁天才等人考入泰安城粮食市小学。

    粮食市小学是当时泰安县最优秀的小学,教师水平是泰安地区闻名。张传伦和曹龙骧在一个班,他们的语文老师是安驾庄马继孔的父亲马鹏九。马鹏九不仅学识渊博,又是一位著名书法家。

    张传伦在粮食小学读书两年,用文言文做小学作文120篇。每一篇都有语文老师马鹏九的批阅评语。作文有时候是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马鹏九老师的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像印刷字一样好看、清晰。马鹏九在批改学生作文时,每篇作文的批语都是草书批阅。这些批语的毛笔字草书,写得龙飞凤舞、弯弯曲曲,笔走龙蛇,张传伦和同学们羡慕极了。不仅如此,马鹏九老师给学生作文写的评语也与众不同,别具一格,大都是言简意赅,鼓励多,批评少,成为百年前名师高徒作文的一部佳作,已成历史文物。此作文2012年3月已存人泰安市档案馆。

    1914年,15岁的张传伦与曹龙骧、王国璋、董维新和泰安城南白峪村的米云楼、城东夏家店的夏振秋等许多同学升入泰安县省立三中读书。

    泰安县省立三中位于泰安城内,毗邻岱庙,占地200亩,房屋规整,操场宏大。学校景色优美,校园内有小溪流水,柳树成荫、花香鸟语,是一处学习的天堂。

    1912年,山东省相继成立6所省立中学,泰安县省立三中就是其中之一。当时,这所中学是山东省立中学中最优秀的中学,资金雄厚,师资力量强大。

    1924年,东北地区辛亥革命的许多参与者,如80年代中央纪委常务书记韩光、50年代大连市市长、朱新阳的中学老师等许多重要人物都是泰安县省立三中尚钺老师。

    新中国成立后,泰安县省立三中演变成为泰安师范学校。

    所以,张传伦考上泰安县省立三中后,在宁家庄顿时成了爆炸性新闻。村里几个七八十岁的老辈人掐指一算,自打他们记事时起,张传伦是宁家庄第一个考上中学的,而且还是这么好的中学。当时,村里的乡亲们尽管大多数人都没文化,但他们心里都明白,如果有谁能考进这所令人羡慕的学校读书,那简直就是一种天大的幸运和享受。张传伦不仅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泰安县省立三中,而且还一直是这所学校中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

    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骄入成绩,与其小时候打下的深厚功底有直接关系。

    2.大学者、抗日大英雄

    1910年,即张传伦10岁时,开始在村里的私塾馆读私塾。连他的父母都没有想到,张传伦进入私塾馆后,小小的年龄就显露出智力超群和记忆惊人的天赋。当时,张传伦在私塾馆不仅学习成绩一直拔尖,而且还能熟读《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和《增广贤文》等许多儿童启蒙课本。不仅如此,在其老师的影响和熏陶下,他的毛笔字也写得非常漂亮,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

    1914年,凭借自己多年的刻苦学习和拼搏,15岁的张传伦顺利地考入泰安省立第三中学读书。进人中学后,张传伦的思想立刻产生了一个飞跃。

    在学习《史记》中的《陈涉世家》时,他明白了“官逼民反”、“揭竿而起”、奋起反抗的道理,培养出了他“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英雄气概……

    在诵读《离骚》的千古绝唱时,他知道了屈原一颗拳拳赤子爱国之心,记下了“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人生信条……在背诵岳飞的“还我河山”、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名人名言时,他初涉人世的心胸已饱装了一代代爱国英雄忧国忧民、死而后已的悲壮情愫……

    有一次,张传伦在写作一篇《吾之志愿》作文时,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地写道:“小时候,不去读书,靠着老子做大官,骑马坐车,意气扬扬,这等人终究要被人民所唾弃。从现在起,吾则应为国做事,以求国强。吾虽一介弱小书生,农家子弟,无救世之大略,乏拯民之大才,却也贫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定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愿为社稷之大同、民众之大幸肝脑涂地,死而后已……”此时,一颗立志报国之心已在《吾之志愿》这篇作文中彰显明示。

    几天以后,张传伦和同学们在上语文课。班主任夏老师一进教室,异常兴奋,在未讲课之前,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一笔画出一个头像。面对这个光秃秃的头像,同学们个个都瞪大了眼睛,不知何意。其实,这是夏老师故意向同学们卖了一个关子,目的是想引起大家的学习兴趣。见同学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了这个头像上,急于知道是什么意思,夏老师清了清嗓子,大声提问:“同学们!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不知道!”全班同学异口同声地回答。“那好!现在我就告诉你们,他就是列宁。”“列宁?”“列宁是谁?”“没听说过呀。”同学们互相看了看,还是一脸茫然。

    见同学们对列宁一无所知,夏老师先是简要地介绍了列宁本人的情况,然后详细地讲述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最后又讲解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夏老师讲完,张传伦第一次知道了列宁是谁、什么是十月革命、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从这一天起,一粒革命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张传伦的心里,一颗救国拯民之心在张传伦的胸中怦然跳动。

    曹龙骧——张传伦的同乡,是张传伦高小到中学的同学。自从知道了列宁和十月革命后,也和张传伦一样,开始向往苏联,羡慕十月革命。当时,二人志趣相投,都怀有远大革命理想。

    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二人像往常一样,又到学校操场一边散步一边聊天。张传伦突然问曹龙骧:“你想不想去苏联?”“我做梦都想,可是没钱咋去?”“这好办!我们中学毕业后就去挣钱,等挣够了钱我们一起去苏联。”

    不久,就在张传伦满怀一腔热情,刚刚与曹龙骧商量好如何筹钱去苏联的计划时,张传伦突然辍学了。

    张传伦辍学的原因,主要是父亲张学武再也无力为他交学费了。当时,张传伦的母亲张李氏双腿残疾,不能走路,体弱多病,每年治病不仅要花费一大笔医疗费,而且还常年需要人侍候。父亲既要养活全家5口人、侍候妻子,还要供张传伦读书,仅靠几亩田地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实在是力不从心了。在这种情况下,张传伦在泰安县省立三中只读了不到3年书,由于家境贫寒,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所重点学校。

    张传伦辍学后,因为没有落脚之处,只好暂时借住在曹龙骧在泰安城里的学校宿舍。

    自从离开泰安省立第三中学,从这一时刻起,张传伦长大了,知道应该独立生活了。那几天,他好几个晚上都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在苦苦地思考一个困扰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未来应该向何处去?

    在临时栖身在曹龙骧宿舍的那几天,张传伦一直在泰安城内寻找挣钱的机会,试图继续读书求学,将来能够干一番大事业。

    有一天,张传伦与曹龙骧结伴去岱庙游玩。刚走到岱庙南门大门口,突然被一个热闹的场面吸引住了。自古以来,岱庙南门东墙就是一个广告墙,一群人不知为啥,都围在广告墙跟前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什么。出于好奇,张传伦和曹龙骧也凑了过去,想看个究竟。原来,广告上写的内容是一所学校在招学兵。

    这所学校就是上海学兵队,是一所不收学费的学校,管吃管住,还能学习。但有一个条件,毕业后必须去当兵。张传伦看完后,未加思索,自言自语地脱口说道:“当兵就当兵,只要能学习就行。”曹龙骧瞪大眼睛,不解地看着张传伦,认真地问了一句:“你真想去这个学校?”“嗯!”张传伦坚定地点了点头。

    当时,凡是当学兵的人一般都是家庭不富裕的学生。张传伦决定当学兵之后,自愧不如别人,生怕同学和乡亲们瞧不起自己,连父母都没敢告诉,只好羞愧地私自决定,离家出走,奔往上海。

    几天后,张传伦与曹龙骧在泰安恋恋不舍地分手后,从青岛乘坐轮船去了上海。

    1917年11月7日,18岁的张传伦来到上海,此时已是囊中羞涩,兜里分文皆无。这时,他突然想起自己有一个叫宁天才的老乡就在上海。宁天才不仅跟张传伦同住宁家庄村,而且还是小学时最要好的同学。

    宁天才得知张传伦来上海当学兵的意图主要是为了学习,十分赞同,随口说道:“你不就是想继续读书吗?这好办,不用去当学兵了,我帮你。”第二天,宁天才立刻与一家印刷厂联系,帮助张传伦找了一份工作。张传伦在这家印刷厂一边打工挣钱,一边学习文化。

    从此以后,进入上海大都市学习的张传伦,眼界豁然开阔,思想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毅然决然地参加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不仅对张传伦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接受新文化、新思想、新思潮教育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已在他的灵魂深处牢牢扎根,从而奠定了他坚定的马列主义世界观。至此,张传伦已成为一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这时的上海,知识界、学界,受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影响,在陈独秀《新青年》的推动下,新思潮、新学潮、社会主义大辩论如火如茶。张传伦作为山东的一个落魄青年,来到上海后,很快顺其自然地融入了上海的新思潮、新学潮和社会主义大辩论之中。在上海勤工俭学期间,张传伦接触了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

    《新青年》杂志于1915年9月15日创刊,由陈独秀创办并担任主编。“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时局变化使陈独秀深受刺激。他认为,在中刚搞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而欲“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经过努力,上海群益书社应允发行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并刊发了陈独秀撰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

    《新青年》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

代文学及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在五四运动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科学、民主和新文学。

    《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敬告青年》发刊词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1919年1月,《新青年》刊登了李大钊的演说稿《庶民的胜利》。李大钊针对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和北洋军阀政府,公开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他指出:“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全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为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

    1926年3月25日,瞿秋白在《新青年》第3号上发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之分析》。文章揭露了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共同的反动目的,即“消灭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破坏共产党的政治势力,以民族或国家的笼统名词欺蒙无产阶级,使为己用而专擅国民革命的指导权”。瞿秋白明确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应当努力实行国民革命,引导一切平民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中国的国民革命当然就是世界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的进行和胜利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民族”。

    《新青年》刊行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末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它以激进的态度,投入了五四运动前后反对封建文化思想和传统的革命潮流,成为“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重要阵地,向青年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项希望,已经包含了以“民主”和“科学”两大思想为武器反对封建思想主张的萌芽。

    自从接触了《新青年》杂志,张传伦的思想再一次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不仅如此,在上海,张传伦还深入地了解了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写成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的一句名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是指俄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俄罗斯彼得格勒宫殿广场的冬宫(俄国沙皇的皇宫)轰击的炮声,这一声炮响宣告了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开始。

    “阿芙乐尔”原是罗马神话中司晨女神。俄国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建造于1901年,1916年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战中受到重创,被送到彼得格勒造船厂修理。舰上水兵与造船厂工人深受革命影响,建立了革命组织。

    1917年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下午,“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到莫斯科市区尼古拉大桥边停泊。傍晚,舰上刚被任命为政治委员的水雷放射手亚•别里什夫接到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要求“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在看到彼得保罗要塞发出红色信号时,立即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的冬宫开炮。

    晚9时40分,亚•别里什夫看到彼得格勒要塞准时亮起了红色信号灯,当即发出了攻打冬宫的第一炮。随后,事先早已准备好的革命工人和士兵们,手持武器,高声呐喊“乌拉”,争先恐后,勇猛冲锋,攻进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官员。

    准确地说,俄国十月革命是随着“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开始的。“阿芙乐尔”是俄文音译,意为曙光、朝霞。“阿芙乐尔”的炮声像是放射出黎明的曙光和绚丽的朝霞,开始把社会主义的太阳送到久困在黑夜中的苦难人间。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无疑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中国,中国的社会结构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其中主要的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但都相继失败了。例如,1851年爆发的、历经14年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失败了;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标榜“自强”和“求富”的洋务运动破产了;1898年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戊戌变法失败了;1911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没能最终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

    历史证明,中国农民阶级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其自身的软弱性而导致革命的不彻底性,也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重任。

    实践证明,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只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产生了无产阶级,而且在不断发展壮大,到1919年产业工人已经发展到200万人左右。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9年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1920年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

    1920年4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等一行来华,了解中国情况,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谈讨论了建党问题,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从5月开始,陈独秀邀约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的问题。

    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

    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共产主义组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开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动。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泰安地区的革命运动自然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息息相关。

    1925年8月,马守愚受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派遣,秘密回到泰安,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

    同年秋,王仲修、于赞之也受中共党组织派遣,秘密来到泰安开展工人运动。不久,马守愚、王仲修、于赞之在泰安火车站发展了部分党员。1926年春,中共泰安支部成立,马守愚任书记,隶属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是年4月,在卫驾庄发展长卿等4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中共大汶口特别支部,王卿任书记,直属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

    随着中共党组织日渐壮大,泰安地区的革命运动也不断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天生就具有扶危济困、乐善好施和正义之心的张传伦,深深地被共产党领导的让穷人翻身得解放的革命运动所吸引。为追求革命真理、让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张传伦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从此,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

    从1917年到1924年的8年间,张传伦在上海谋生期间,干了两件事:打小工、上军校(在上海学兵队学习)。所以,张传伦这8年既是工人又是学生。上海的新思潮运动、新文化运动,上海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恰好与这位敢于冒险、追求新生活的青年人产生了共鸣。尤其是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成了张传伦最爱阅读的杂志。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他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参与上海的新思潮运动。

    张传伦在上海从事革命运动期间,老家泰安宁家庄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1923年,父亲张学武和母亲张李氏一心想让儿子张传伦娶妻生子。为此,按照当时的农村婚俗,私自做主为二儿子张传伦娶亲并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

    儿媳妇王凤云,1899年3月25日出生,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此时,王风云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后来还成为中共地下党的一员,而且不在家里,正在上海参加革命运动。尽管如此,公公张学武和婆婆张李氏还是按照约定,为张传伦和王风云举行了婚礼。举行婚礼就要拜堂,拜堂时当然要由新郎新娘亲自去拜。可此时儿子张传伦正在上海不在家咋办?有人出了个主意,让张传伦的姐姐张传英穿上新郎的衣服,披上盖头,怀里抱着个大公鸡,代替二弟张传伦与弟媳王风云拜堂….

    1924年秋,已经25岁的张传伦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按照党组织指派,张传伦秘密地返回山东老家担任泰安县农民协会副主席,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当时,因革命工作需要,为防止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张传伦从此改名为张彝轩、张足践,化名叫一杆车。

    张传伦回到泰安后,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马上去东向镇找到了他的一个亲戚。这个亲戚叫李鹤年,李鹤年的父亲李晋洪是张传伦岳父王兰楷的把兄弟。后来,李鹤年的父亲成了张传伦妻子王风云的干爹,李鹤年自然就变成了王风云的干哥哥。

    李鹤年,1915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10万华工中的一员从山东蓬莱金矿矿工当劳工到的法国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流落到巴黎某工厂当工人。1920年李鹤年与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邓颖超、赵世炎、陈延年等留法学生交往密切,用他挣的钱支持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与勤工俭学的学生一起参与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参与周恩来、赵世炎在法国发起组建共产党的活动。1922年,李鹤年由赵世炎和另一名女党员介绍入党,不久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正式入党。同年,回到唐山矿山与王尽美开展工人运动。罢工失败后李鹤年被捕入狱。党组织营救他出狱后,1924年赵世炎派他回山东泰安东向镇秘密创建党组织。于是东向镇成了泰安县第一个发展党组织的地区。1926年7月,第一个中共泰安县委会建成,书记先是马守愚,后是武冠英。

    从此,张传伦与李鹤年一起,开始在东向镇一边秘密地发展共产党员,一边开展农民协会运动。

    张传伦回到老家后,按照父母的意思,很快,在六年多的时间里,就和妻子王风云一连生了4个子女。

    1925年,大女儿张正英出生,不幸3岁时得病夭折。1926年,长子张正庭出生。

    1928年8月14日,二子张正堂出生(后改名为张一波)。1930年,三子张正中出生。

    张传伦在泰安期间,与李鹤年、武冠英、崔子明、张克明、詹洼紫、赵高禹等人,一直在泰安县农民协会从事革命活动。这一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进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山东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泰安县农民协会的主要任务有12项:发展党组织、建立农民武装、减租减息、成立合作社、帮助农民进行生活生产互助、办农民夜校、移风易俗、剪辫子、放脚、赈灾、修路和推广新农具(用毛驴拉水车,从水井里一斗一斗地往上提水;用毛驴拉耘锄铲地,又快又好。这些新农具省时、省事、省力,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和体力劳动)。当时,长期剥削农民的地主、富农和恶霸,过惯了作威作福的生活,对农民协会开展的减租减息极力抵制;同时,深受封建主义统治的许多农民还热衷于留辫子、裹脚和封建迷信等陋习,对剪辫子、放脚不甚理解,需要反复宣传,进行教育,做思想动员工作。

    为使工作尽快打开局面,张传伦先从家乡宁家庄做起,让自己家裹脚的一个女儿和两个侄女带头扔掉裹脚布放脚,让张正庭、张正堂、张正中3个儿子带头剪掉了辫子,动员和组织宁家庄的乡亲开展减租减息群众运动。不久,在宁家庄的带领和影响下,很快,张传伦的家乡夏张镇放脚、剪辫子和减租减息等项工作迅速开展起来……1925年,农民运动在泰西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第二年,泰安县成立了农民协会。这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泰安县农民协会主席是国民党的张经五,张传伦代表共产党任泰安县农民协会副主席。此时,泰安早期革命领导人崔子明已是泰安县县农民协会县干。

    泰安县农民协会成立后,在其坚强领导下,泰安地区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轰轰烈烈。可是,好景不长,到了大革命后期,由于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共产党的政变,随即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

    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当日抓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

    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

    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从容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

    7月,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开始全面破裂。

    数月后,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在南昌发动八一南昌起义,开始组建自己的军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随后,国民党调集大批军队对工农红军进行“围剿”。从此,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山东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开始抓捕中共地下党员和农民协会干部。为躲避国民党的抓捕,按照党组织指示,张传伦及时撤出了泰安县,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漂泊生活。

    1930年,张传伦离开泰西县农民协会后,按照党组织指示,秘密地转移到了泰西县农村小学。从此以后,他以在学校教书当老师为名,继续坚持做党的地下工作。

    1935年,张传伦正在外地聚精会神地投身革命运动时,父亲张学武因病突然去世。对此,张传伦全然不知,仍在外地一心一意地发展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十四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即八年抗战阶段。

    同年10月,已经担任泰安县抗敌动员委员会委员的张传伦,立刻与从济南韩复渠监狱释放出来的张北华、远静沧、程重远、崔子明等人发动了“夏张起义”。

    从1924年至1928年,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泰安县西部具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工作基础的3个区(安驾庄第一区、东向第九区、夏张第二区)及肥城县各地已经蓬勃开展。这4个地区的农民协会骨干与张传伦、崔子明都是老朋友或熟人,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迁到泰安城城东关夏家店。此时,山东省委决定在山东发动数十个县区起义,在泰安县发动两处起义,即徂徕山起义、夏张起义。10月,省委篦子店会议,泰西县委书记夏振秋、泰安动员委员会委员张传伦及边家院张魁三等参加会议。之后,相继出狱的张北华(1932年前山东省委临时书记)、程重远(中共章丘县县委书记)、夏振秋(1934年中共泰安县委书记)、崔子明(1934年泰安夏张中共区委书记)等人,经夏家店山东省委审查、恢复党的关系,先后被派遣到夏张参加组织发动夏张起义。出狱成员与泰安夏张当地原党组织党员汇合在一起,团结奋斗,发动起义的热情很高,加之原农民运动和农民协会坚强的工作基础,各地农民一呼百应。

    1937年10月至12月,夏张小学作为夏张起义总指挥部,已经聚集了60多人。当时,起义总指挥部决定:夏张起义定于1938年1月1日举行。但由于农历春节将近,起义人员有人忙着过春节,有人没接到通知,所以1月1日凌晨,只聚集了10人、11条枪,他们从夏张小学出发,进军到距离夏张30里外的馍馍山的鹋鸽崖山洞,之后从鹋鸽崖到馍馍山庄安营扎寨。经过紧张工作,60多名起义人员相继赶到了馍馍山,在馍馍山度过了农历春节。随后,起义人员急剧增加到数百人。随后决定大队人马转移到空杏寺,按省委规定的名称正式成立“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由夏振秋在白布床单上大笔挥写了队旗“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

    “夏张起义”后,按照党组织安排,张传伦被调到山东西区人民抗击自卫团夏张办事处供给部担任副主任,崔子明为主任。

    1938年2月,党组织成立了夏张二区第一个抗日区政府,区长崔子明、张传伦任夏张区政府实业助理。

    1938年,夏张抗日区政府成立。崔子明担任区长,曹龙骧担任夏张抗日区政府民政助理。而此时张传伦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党组织出于对他的信任,崔子明区长让他担任夏张抗日区政府粮秣助理,主要负责为抗日游击队筹集粮食、经费、药品、布匹、军鞋和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

    第二年,夏张抗日区政府撤销,泰西抗日县政府成立,张传伦在泰西抗日县政府继续担任粮秣科长(四科科长)。

    泰西抗日县政府成立后不久,抗日战争也进入更激烈阶段。此时,国共合作加强了中国军队的实力,全国抗日战火四起,日寇不遗余力地调兵遣将,到处进行毁灭性的“扫荡”。

    1938年春,日军的军用列车不停地奔跑在津浦铁路上,一节节车厢里满载着日本兵和军用物资,昼夜不停地向南运送,准备与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决一死战。

    台儿庄隶属于山东枣庄市。参战的中国军队由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所辖,要对付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

    为配合这次大战,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要在津浦铁路沿线北集坡南的黑虎泉、万德等地破袭铁路,断敌交通,拖延日军增援时间,全力支援台儿庄战役。按照这次破袭铁路的战斗计划,具体任务落在了崔子明、张北华、远静沧、张传伦肩上。为确保圆满完成任务,崔子明先是亲自带李正华、马鸣岐、张传伦前去黑虎泉侦察。崔子明乔装成石匠,身背装了凿、斧、锤、钎等工具的麻搭子,李正华、马鸣岐、张传伦分别装扮成小商贩和乡村教师,徜徉于津浦路北集坡车站南、北一段,作了详细的侦察,对地形、客车的车次、日军军用列车的运行规律等情况,全部掌握得一清二楚。返回夏张后,崔子明立刻召开紧急会议,会同县政府人员集思广益,制定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在黑虎泉丘陵地带的一段凹路上爆破铁道,颠覆日军军车。行动方案制定后,崔子明带着大队人马,携带了扳手、铁钳、铁锤、手榴弹和炸药等器材,午夜时分赶到了泰安城南30里处的黑虎泉。

    黑虎泉路段,地处丘陵,地势复杂,野草丛生,乱石遍布,一片荒凉。崔子明等人选择爆破的一段铁路,是从人工开凿的峡道中穿过的,两边都是高陡的石壁,易于伏击。

    崔子明将主力部队埋伏在石壁上方,南北峡口各设一名岗哨监视敌情,然后指派精于战斗队员,有的卸铁轨螺丝、拔掉道钉,有的抽除垫板埋好炸药…. 

    拂晓时分,日军的军用列车从泰安方向疾驰而来,毫无防备地冲人了峡道地段。只听轰的一声响,车头猛地撞在了石壁上,后面的一节节车厢接连撞在了一起,后车厢爬上了前车厢,整个列车一下子脱轨瘫痪了。

    崔子明见时机已到,挥手大喊:“打!”顿时,爆炸声、枪声、日军的嚎叫声响作一团。按照崔子明的事先分工,一部分战斗队员立即将炸药包扔进一节节车厢,另一部分战斗队员冲进一节节车厢把弹药、粮食等物品点燃。眨眼之间,铁路上火光冲天,照亮了半个天际。列车上的日军有的被撞死,有的被炸死,有的被挤死。

    此时,泰安城里的日军发现列车被炸后,马上向其他的日军部队求救。随后,从南方飞来两架敌机、从泰安城内派出铁甲车赶来救援。救援的日军到达现场后,只见到了一堆燃烧后的废铜烂铁和30多个死伤的日本兵,整个一列车的军用物资全部被销毁了。而崔子明他们却无一伤亡,早已离开铁路,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次炸毁日军铁路行动,使得津浦铁路运输停滞了10多天,阻止日军一个师团2万多兵力前去台儿庄增援。不仅沉重地破坏了敌人的运输线,更为重要的是有力地支援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台儿庄大战,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次著名战役。它是一场重创日寇的浴血奋战。这场著名战役的最终胜利,再次打破了日本侵略者不可战胜的神话,狠狠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为此,台儿庄大战胜利后,李宗仁将军专门向八路军发来电报,对崔子明他们的这次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台儿庄战役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表示十分感激。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秘书程思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听到这个喜讯后,为赞扬崔子明率领八路军游击队炸毁敌人列车和铁路,特意写了一个小令:

    奇谋劫兵车,北集坡前。

    滂河桥头,工兵笑飞天,万簇齐发。巨蟒变瘫痪,英雄伟绩。

    降龙伏虎灿诗篇,台庄战史应重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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