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愈来愈坏，生长在温暖南方的指战员，穿着破破烂烂的单衣，忍受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与风雪的袭击，手脚冻裂了，有的同志冻掉了手指和脚趾，但是红军的行列毕竟还是艰难地向西移动着，最终我们忍着饥饿寒冷到达了新疆东面的星星峡。星星峡只有几户人家，部队吃住仍很困难，除了少部分人住在老乡家里，部队仍住在沙漠上。我到星星峡之后就当了警卫班长。
这天清早，我们排长忽然把我叫了去，交给我一个简直可以说是新奇的任务。排长嘴唇抖动着，没法掩饰他的激动，慢慢地说：“你们八点三十分后，到村子南面两里路的地方去，布置好警戒，十点钟后有苏联飞机来给我们送吃的!听见了吗?送吃的来……”“苏联的吗?飞机……”“是啊!同志，想想吧!这么困难，苏联帮助我们……”我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但是，这一刻却是即到的现实啊!接到这个任务，我的心就不能安静下来，越想越是高兴。在这万分难忍的饥饿中，想到在遥远的地方有苏联同志关心我们，帮助我们，我除了用感激这两个字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再也找不到更确切的字眼。
村南两里路的地方，说是飞机场，实际上只是一片比较平坦的沙漠。四面看看什么也没有，除了星星峡以外，大地全被厚厚的沙子覆盖着。这个地方飞机怎能认得出来呢?要是找不着我们怎么办?我把全班同志分散开，就坐在沙漠上等着，看看天，晴朗的空中连一点云彩也没有。太阳好像比往日升得慢，心里只盼着它快到当头，那时就会有从苏联飞来的飞机，就会有吃的了。“注意点，好好听着，别睡着了。我们是来接飞机的，别让飞机叫醒咱们，那就太不礼貌了。”我一再叮嘱战士们。我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看看西北方向的天边。总想在飞机还没飞到头顶时就提前发现它，好眼看着它一点点飞过来，但是又总怕自己听不到飞机声。好容易把太阳盼到了当头，还是看不见飞机，连声音也听不见。难道不来了吗?还是改变了时间?唉，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等待更让人着急的了，何况又是等待苏联飞机，我真是恨自己的眼睛看得太近，耳朵也听不远。
正当我纳闷的时候，突然听到徐英文同志喊：“班长，来了!来了!”我们都急忙站起来，沿着徐英文指着的方向看去，可还是什么也看不见。但是细听听，真的听到北方有一种轻微的“轰隆”声，同志们都喊着：“来了!来了!”这时候，大家都是又高兴，又着急，不知不觉地喊了起来，跳了起来，跳动的身体中还有一颗火热的心也在剧烈地跳动着!马达声愈来愈大了。
飞机上的苏联同志，也许看到我们这十几个连蹦带跳的人了吧，他们直奔我们这个方向飞来。飞机飞得很矮，马达声却响彻了天空。四架飞机低低地飞过我们的头顶，我抬头看着这四架银色的双翼飞机，高喊着，一点也不害怕。过去我见到飞机就躲，因为那是国民党轰炸扫射人民的飞机，这是苏联的飞机，它给我们带来了友谊和吃的!我一直在喊，不知喊了些什么，只觉得自己的心都快被喊出来了!飞机绕了两圈，大约有两三百米高，这时我们模糊地看到飞机上的驾驶员还都笑着向我们招手哩，我们更高地跳着招手，更大声地喊。
正喊时，飞机打开了门低低地抛下一个个箱子，接着又绕了一圈，驾驶员再一次向我们挥挥手，就又向北飞去了。这时候，我们才好像从梦中醒来一样，也在这时才发觉胳膊酸了，嗓子也哑了。我们立刻朝箱子跑去，几十个箱子东一个西一个深深地陷在沙子里，有的是完整的牛皮包着的大木箱；有的已经摔碎了，露出了一包包的面包、饼干或是芝麻饼。我们围着这一大堆吃的，不由得想到这都是从社会主义的国家刚运来的啊，都是幸福的人做成的呵!面包的香味扑鼻，我真恨不得马上吃口尝尝，但是我们还是抑制住了自己，很快地把这批珍贵的礼物运到了驻地。星星峡这个小村落，立刻像过年似的热闹起来，每个红军战士都抱着一大包东西高高兴兴地回去了。我手里拿着这些东西，心里感激着苏联人民雪中送炭般的援助。分给自己的面包饼干的香味，使我想到很多东西。我似乎握到了苏联人民温暖的手，看到了他们的幸福生活。这些东西，不仅使我们有了为革命继续工作的能力，而且使我们更加向往将来一将来我们也能有这样一个幸福的国家。一连三天，我们忙着把飞机接来送走，又忙着把一箱箱的吃的运回来。我们驻地附近，粮食已堆成小山，我们再不愁没吃的了。
第四天早晨，首长告诉我：“今天飞机要给我们送棉衣来，要我们好好警戒，并帮助苏联同志卸东西，因为飞机这次不再是空投了，而是要降落在沙漠上。”我听了这个消息更加高兴起来：这些苏联人真好，给我们送吃的又送穿的!我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趁今天飞机降落的好机会，好好和那几位苏联同志亲热亲热，再看看飞机是个什么样子。我本来有一点担心人家看我这身破烂衣服笑话，又一想，我们都是无产阶级，哪能会笑话呢?苏联同志决不是那样的人。
和往日一样，四架飞机在中午到达了，他们盘旋了一周，贴着沙漠向下飞来。落地的时候，飞机在沙漠上一跳一跳，带起一阵阵黄沙，马达震天地响着，飞机头上的螺旋桨转动得愈来愈慢，最后终于成了一根棍棍，飞机停在距我们二百米远的沙漠上。
不知怎的，我看到飞机着陆反倒呆住了，忘记了跑过去和他们亲热了，只是愣愣地站在那里，直到看见每架飞机出来两个人直向我们奔来，才想起来跑过去，我们像老朋友见面似的热烈握手，两个红脸的苏联同志走到我面前，他们都穿着黑皮衣服，皮靴，身材高大，我要抬起头来才能看到他们的蓝眼睛，其中一个拍拍我的肩膀，又伸出大拇指向我比来比去，然后他们两个又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我正在挑起大拇指称赞他们的时候，没有防备地就被他们抱了起来，一下把我扔到半空中，我笑着摇手，但是他们不说话，只是一边喊着一边笑，连扔了我好几次。我们和苏联同志一起将棉衣卸下以后，我用手比划着表示要看看飞机，他们就拉着我向飞机跑去。我爬到飞机里去坐坐，虽然座位很舒适，可是那一个个怪里怪气的表，和一条条的电线却弄得我眼花缭乱。苏联同志笑着把我扶下飞机以后，就请我们全班站好，拿出相机给我们照了一张相，又要我们和他们合照一张。
临走的时候，他们把身上所有的扁盒烟卷全送给了我们，又和我们拥抱告别。苏联同志是多么真挚地爱着我们，多么支持我们所干的事业，又是多么热烈地祝福着我们啊!当天，我们每人领到一套灰色的新棉衣，一顶皮帽，一双棉鞋，还有两套衬衣(据说这些棉鞋衬衣是用汽车运来的)。脱掉我那一身破烂棉衣，穿上了新棉衣身上暖和起来了，再也不怕西北的坏气候了。
不久，陈云同志从迪化来接我们，我们分乘四十八辆汽车，向迪化开进。其中一辆汽车载着我们的破烂衣服和劣等武器，据说是要运到莫斯科去展览的。在迪化的苏联医院里，医生们为我们检查了身体，有病的得到了治疗，就是没病的也要连吃三天白色药片，据说这是一种“保健药”，在苏联也只有高级干部和大学教授才能吃到，而他们对我们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都看得这样珍重。一个苏联老医生向我们说：“你们是中国革命的种子，比黄金还宝贵。”这些虽然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但回忆起来仍然犹如昨日，一切一切都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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