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转业地方
转眼一年多时间过去了，梁志超带领工作队把绥化联中办得有声有色，工作队的办学任务基本上可以告一段落了。
1947年10月，因革命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张一波又奉上级命令离开绥化联中，从部队转业到中共绥化县委工作。
到绥化县委后，张一波身兼多职，担任县委秘书、组织干事（区营级）、机关总支组织委员和机关总务主任兼会计。
由于当时东北地区仍然被国民党军队控制，共产党成立的绥化县委还不能公开开展工作。所以，那时的绥化县委对外只能叫“绥化民运工作团”，对内才叫绥化县委。为防止国民党军队和土匪搞破坏和偷袭，县委的每个人都配了枪。别人都配了一支枪，因为张一波是秘书，工作特殊，不仅给他配了一支三八大盖，还配了一把盒子枪和一把马牌撸子。小手枪张一波随身携带，连睡觉时都放在枕头底下。盒子枪张一波在开会时或陪同领导外出检查工作时携带，三八大盖在种地时或夜间站岗时带着。
当时，绥化县委机关没有现成的办公地点，是住在一户姓刘的农家大院。刘家大院一共有四趟平房，前院第一趟平房住着警卫班和县委机关食堂管理员、伙夫，车老板等勤杂人。第二趟平房是带有东西厢房的四合大院，正房是县委书记、副书记和各部部长的办公室；西院的厢房有几间是县委书记、副书记和各部部长的宿舍兼办公室，剩余的一个大空房子就是会议室；东院也是办公室。第三趟房子也是宿舍，所说的宿舍其实就是一个筒子房，一进屋是南北大通铺，就是东北大火炕，县委机关工作人员都住在那里。因为办公室不够用，这趟房子除了作为宿舍也有几间办公室安排在里面。第四趟房子是仓库、马圈和厕所。当时，县委机关没有汽车，养了六挂马车。一挂马车改装成平板车，上面带篷子，是专门到火车站接人送人用的；一挂马车是种地用的，主要是种小麦、玉米、高粱和大豆，解决县委机关人员的吃粮问题；另4挂马车常年在县城拉脚（拉货）挣钱，以解决县委机关收入问题。
此间，张一波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县委会开会时做记录，同时做县委的组织工作、机关的组织工作和管理县委机关总务工作。
县委机关由县委书记、副书记、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妇女委员、秘书、食堂管理员、伙夫、车老板等十五六个人组成。当时，就是这十五六个人管辖着全县的10个区。平时，除了县委书记和副书记留守县委机关，县委的其他干部都下到各区包片，包片时都是跟各区的干部一起吃住和工作。有时各区委书记到县里开会，一开就是三四天，这时张一波就更忙了。
首先是安排食宿，当时10个区的区委书记都是老八路。这些人当中大多数人都有伤病在身，张一波知道这个情况后，在安排食宿时格外用心。对年龄大的或是有伤病的书记尽量安排好一点儿的屋子住，对有病的书记还要给予特殊照顾。当时，县委机关的伙食是开大、中、小灶。（供给制）大灶是为县委一般干部开的食堂，中灶是为县委会支委委员一级干部开的食堂，小灶是为县委常委开的食堂。除了要办好这三个食堂，每次各区区委书记回来开会，还要改善伙食。那时候经济条件不好，钱不够花。为办好食堂，张一波可是费尽了心思，想尽了办法，除了对每月的伙食费精打细算，还要办好豆腐房、粉房，种地，千方百计地保证让大家吃好喝好。
当时，县委机关马车队拉脚挣的钱、种地卖粮挣的钱以及整个后勤经济收入的所有财务账及现金收支都经张一波一个人的手，从开始接手到最后离开绥化县委交账，张一波管理的所有账目和收支情况都清清如水，没贪没占一分钱。
1948年5月，张一波还参与接待了一个叫朱学范的国民党大官。当时，一听有个国民党大官要来参观考察，张一波很不理解。心想，国民党的人到我们共产党管辖的地盘来干啥？后来张一波才知道，这个人可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不仅是我国的民革先驱，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一直拥护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贡献。
朱学范，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6月12日（农历五月初十）出生于上海老北门城红桥附近的一户姓朱的职员家中。父亲叫朱寿山，朱学范排行第七，取乳名为“七官”，学名为朱屏安。
1911年，6岁的朱学范开始上学读书。之后就读于上海圣芳济书院、上海法学院，后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1924年进入上海邮政局。三年后曾任上海邮务工会执行委员、全国邮务总工会常务委员。1932年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1935年起任中国劳动协会常务理事、理事长。参加了第二十届至二十六届国际劳工大会，任国际劳工局理事、国际工会联合会理事、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
朱学范是近代中国劳工运动的领袖，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为中国工会的团结、统一和走向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他积极创建民革，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上海参加工人武装起义，后历任上海邮务工会常务委员、上海总工会主席、全国邮务总工会常务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区工会代表在汉口发起组织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委员会，任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
1944年被选为国际劳工局理事。第二年9月出席世界工会大会，在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上被选为世界工联副主席。1948年到解放区参加第六次劳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在组织劳动群众进行合法斗争的同时，他还与协会内代表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工贼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自1925年起就投身劳工运动，先后参加了爱国反帝的五卅运动、上海邮局的罢工斗争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期间，他组织邮工救护队，深入火线抢救伤员。在1937年“八一三”上海淞沪保卫战中，他率领上海工人武装别动队参加抗战。1935年中国劳动协会成立，朱学范作为劳协领导人之一，自觉自愿地接近中国共产党。他坚持国共合作的工人运动方向，促成了1938年有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代表参加的中国劳协第二届年会，奠定了国统区工会同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会团结抗日的初步基础。1939年当选为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1947年，朱学范与刘宁一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
1948年初，到东北解放区工作，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国统区工作委员会主任。
作为中国劳工运动的青年领袖，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烈火燃到上海后，只有15岁的朱学范和同学们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演讲和抵制日货运动。1921年他在敬业小学高小部毕业后，进虹口南浔路圣芳济学堂读了一年零三个月的英文。
朱学范从小就感受到上海工人的苦难生活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欺压，在心坎里埋下了对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中国劳工的憎恨。在他17岁那年，由于父亲朱寿山已失业，家中经济状况越来越困难，他不得不辍学当了一名工人。仅仅干了一年多，就累得吐血，结果被外国老板解雇。
1924年，他参加了上海邮局招工考试，被录取，成为一名邮务生。朱学范虽然捧上了“铁饭碗”，但在邮政系统，他进一步看到了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横行无忌。他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工人谋求福利，争取权益。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朱学范积极参与和组织邮务工人的罢工斗争。在这一过程中他结识了指挥这场斗争的工人运动领导人李立三。从此，朱学范开始了从事工人运动的生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从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先后发动三次武装起义。朱学范和其他邮务工人一起，积极投入了起义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大革命失败后，工人运动遭到极大的摧残，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朱学范躲过了风声之后，仍留在邮局工作。在白色恐怖下，为了更好地组织工会、保护工人利益，他于1928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32年，他参与发起组织全国邮务总工会，被推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筹委会原定于7月15日，在上海召开全国邮务总工会成立大会。因国民政府的阻挠，改为于7月25日在南京举行全国各地邮务工会联席谈话会。他作为上海邮务工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执委会常务委员。全国邮务工会为维护邮工的利益曾进行罢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朱学范组织上海邮局工人支援抗战，并组建了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邮工童子军战地服务团，还组织了上海邮工救护队，自任队长，直属中国红十字会领导。东北地区被日军占领后，当地邮工纷纷迁到关内，得到了各地邮局的安置。朱学范还代表全国邮务总工会对他们进行了慰问。1933年，朱学范同赵树声、易礼容在上海工人、店员中开始组织一个抗日救国的团体“勇进队”。他自己担任勇进队队长。同时创建了勇进半月刊杂志。勇进队的主要活动，除了平时进行教育和军事训练外，还积极参加、支持了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
淞沪抗战结束后，朱学范担任了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并创办大公通讯社，专门采访罢工消息、工会活动，每日发布关于工人运动的通讯稿。1936年元旦，他在《申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劳工运动之前途》，认为“我们劳动阶级，在国家无事之秋，是站在民族工业的前线，以与资本主义者奋斗，而为发展国民经济之前锋；一到了国家非常时间，我们又站在民族的前线，以与帝国主义者奋斗，而为复兴民族之大众集团”。
后成为国际劳工大会的中国代表。1936年6月，朱学范参加了第二十届国际劳工大会。随后应邀在莫斯科进行了访问参观。这次参观，苏联工人阶级的生活情况和劳动热情，给了他深刻的印象。
1937年4月，国际劳工组织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纺织工业会议（即第二十二届国际劳工大会）。6月，在日内瓦召开第二十三届国际劳工大会，国民党政府派朱学范出席这两个会议。由于朱学范在1936年第二十届国际劳工大会上的活动，在国际上受到好评，国民党政府认为让朱学范再度出席大会，人地两熟，还可不再派充当翻译的人，省掉一笔外汇。为了出席纺织工业会议，朱学范在会前对中国的纺织工人的处境做了细致的调查研究。
1937年3月18日，朱学范从上海乘轮船前往美国。4月2日，他出席了国际纺织工业会议，在大会上发了言，着重指出阻碍中国纺织工人改善劳动条件的原因。他的发言，使国际劳工界初步了解到中国纺织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微薄的工资收入的情况。
在国际纺织工业会议结束后，朱学范在美国进行了参观访问。在华盛顿，他访问了美国煤矿工会主席格林和产联主席菲立浦•莫莱。这两个工会是美国工会中的台柱，有很大权力。在纽约，朱学范访问了妇女成衣工会主席勃伦倍，她陪朱学范参观了工人诊疗所和休养所。还访问了海员工会主席柯伦。在费城，朱学范访问了纺织工会主席弥尔莱•维，参观了一些工人的福利事业。在参观访问中，给朱学范一个较深的印象，就是美国组织工会的自由和它在社会上有着很高的地位。朱学范由此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中国工人必须有组织工会的自由，要组织全国性的产业工会、职业工会和工会联合会，使工会成为社会上的一股强大的力量。在美国，朱学范还拜访了美国共产党主席白劳德等人，并向他介绍了中国劳工运动和中国抗战的情况。同年6月，朱学范从美国到日内瓦出席第二十三届国际劳工大会。在这届大会上，朱学范认识了法国总工会副书记弗拉商、丹麦总工会主席詹森、瑞典总工会主席安德森、美国马萨诸塞州劳工联合会司库瓦特等新朋友。国际劳工大会在正常情况下是每年举行一次，朱学范连续出席1936年和1937年的大会，得到了各国劳工代表的支持，在第二十三届大会上被选为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候补理事，成为中国第一个被选举进理事会的劳方代表。
1948年初，朱学范到东北解放区工作，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国统区工作委员会主任。
当时，朱学范是从南京国统区绕道香港来到东北进行访问的。东北局专门做了安排。朱学范听说绥化地区东北民主根据地工作做得好，所以特意到绥化来参观视察。
朱学范来到绥化后，县委书记陈化争、县长何克、县委副书记姚少诗、组织部长肖杰和宣传部副部长何振东等人都不在家，他们在很早以前就都下乡到各村屯蹲点儿去了。因为宣传部长李超刚生完孩子，为照顾她，就没有安排她下乡蹲点儿，由县委秘书张一波和几名后勤人员陪同李超留守机关。因此，接待朱学范的任务就由李超和张一波两人全权负责。
张一波将朱学范等人安排在县委机关西院领导住的宿舍，随后，李超向朱学范介绍了绥化县的土改、合作化、公开建党、公开建政等项工作。接着，李超和张一波开始领着朱学范参观考察绥化县的城关区、永安区、双河区等地方。
在参观考察期间，朱学范不仅对东北的土改、合作化、公开建党、公开建政工作十分赞同，而且对绥化县委机关创办的合作社也十分感兴趣。
其实，绥化县委机关当时创办这个合作社，是从延安合作社学来的经验，是一种无奈之举。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事业是边区政府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实际，从发展经济、巩固政权出发，开创的适合发展经济、满足广大人民利益的一个伟大工程。在边区，以帮助社员解决生产、生活上的问题为主，合作社事业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公营到民营、再到公助民办，从消费为主到生产为主的三次转变，并在体制模式、管理方式、依靠力量、服务对象等方面实现了自身的创新，适应并推动了边区生产力的发展，开创了战争年代农村经济繁荣发展的局面。
1943年，毛主席对延安南区合作社曾做过全面的调查研究，后来在《财政问题与经济问题》-文中详尽地介绍了南区合作社的产生、发展和它在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指出：“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事业的道路；发展南区合作社式的合作运动，就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
当时，绥化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三方面人员全部是实行供给制，公家只管吃、管穿、管住，所有人员都不挣工资。因为没有钱花，这些人的兜里连买一包烟的零花钱都没有。
为解决这个问题，县委几个领导经过研究，就模仿和借鉴延安办合作社的经验，号召这些人自愿入股，把钱存入到合作社，合作社再用这笔钱去做买卖，主要是买进卖出，从中挣个差价钱，然后大伙儿定期分红。办了这个合作社，大家就有了零花钱。有些会抽烟的干部，每月的买烟钱就是从合作社里分红得来的。
朱学范来到合作社，详细打听了合作社是怎么赚钱的，合作社负责人都一一做了回答。
通过参观视察绥化县的工作，朱学范亲眼看到，县委书记不坐机关，下到村屯亲手扶犁帮助农民种地，对共产党的干部吃苦耐劳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极为钦佩，不住地夸赞：“共产党的干部真是一心一意地为老百姓办实事。”几天后，《东北日报》发表文章，报道了朱学范对共产党建立的东北根据地给予的高度评价。
接待完朱学范，两天以后，县委就召开了全县区委书记会议。像往常一样，每次开会，张一波就忙得不可开交。开会时，各位区委书记汇报工作和县委书记讲话张一波都要不停地做记录。然后，还要将各区委书记的发言分类整理成材料，及时送交到县委书记、副书记、各部部长和每个县委会常委支委委员的手中。
在做好秘书工作的同时，每年县委还要办几期党训班，就是现在的培训班。因为张一波还兼任县委党训班主任，所以在办党训班时他就更忙了。每次参加党训班的人员都是各区的区委书记和区直机关干部，每期培训的人员都有三四十人。
办党训班，安排这些人的食宿可是一件大事儿。因为每次在办党训班时县委书记对张一波都有特殊指示：“各区的干部在下面工作都挺辛苦，虽然我们县委机关财政紧张，但也要保证大家吃饱吃好。”其实，就是领导不作特殊指示，张一波心里也非常清楚，各区干部一天到头在基层工作确实不容易。相比之下，县委机关的干部再苦再累，但在吃的、住的方面总要比他们好一些。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不说，还要天天爬山越岭下到各村屯去面对面地做群众工作。张一波知道，刚开始，由于东北的老百姓对八路军共产党不了解，他们做工作时不知要碰多少次钉子。
为了给大家改善伙食，张一波只好又采用在绥化联中办伙食的办法，起早贪黑地帮助豆腐房和粉房的人多做豆腐、多漏粉条。这样，尽管不能让大伙顿顿吃到鱼、肉，但在当时，能够天天吃到豆腐和粉条那就是最好的饭菜了。
张一波虽然在县委机关当秘书，不能直接深入到各村屯直接参与土改工作，但还是时刻关注各区土改工作的进展情况。除了做好其他本职工作，还承担一项特别重要的宣传指导工作，每月都要编印出版一期石印小报-《绥化土改通讯》。这份小报主要是刊登县委领导指示、工作安排、县委会会议精神及各区土改工作进展情况。与此同时，他还经常跟随县委书记和副书记下乡，深入各区积极参与互助合作化、扩军参战、公开建党、公开建政以及为东北野战军筹粮、筹款和动员地方民众参军等后方工作。
当时的土地改革，正如毛泽东所言：“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奸清算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中共中央根据农民的要求，决定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逐步向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转变。
为贯彻中央精神，北满分局召开所属各省委书记联席会议。会议结合北满的实际情况决定：组织工作队，下乡发动群众，进行清算斗争。根据北满分局的指示，党的各级干部走出城市，脱下皮鞋，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计资格，人人都是工作队员，都深入到农村。东北局动员军队的指战员、党的干部、工作人员和学生全部到农村去。为贯彻执行北满分局的指示，绥化县委决定，县委机关干部要定期轮流下到各村屯，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可是在下乡之前，究竟穿什么衣服可让张一波犯了难。
张一波自从到了东北，没有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夏天穿的一直是从山东老家带去的那套蓝色衣服；冬天穿的还是在绥化联中做的灰布棉袄棉裤。唯一像样的穿戴就是那件日本军大衣、军用狐狸皮棉帽子和那双已穿得半新不旧的皮鞋。可是，他知道，在老百姓面前要是穿日本军大衣、戴日本狐狸皮棉帽子，搞不好自己得让老百姓当成汉奸。
穿什么好呢？张一波是个很有心计的人，连忙去问第一批下乡的同志。这时他才明白，要想和群众打成一片，在穿戴上就不能搞特殊化。于是，他特意和先下乡的一个同志借了一顶狗皮帽子，一双胶皮乌拉。所说的胶皮乌拉，就是鞋底用胶底做的，鞋帮是棉布毡子里，在鞋帮中间开两排鞋眼儿系带，袜子外面包上乌拉草，不冻脚。
一切准备停当，下乡那天，张一波穿上那身灰布棉袄棉裤，脚蹬胶皮乌拉，头戴狗皮帽子，还真像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农民。后来，到了村里，张一波才明白，就是因为他的这身农民打扮，各村屯的老百姓真把他当成了亲兄弟一样对待。
土改工作队刚开始进入村屯时，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农民难发动。当地老百姓对八路军和共产党根本没有印象，都不敢靠前，不敢说话。要想让他们说心里话是办不到的，他们见了工作队就躲着走，不肯和工作队透露村里的真实情况和自己的遭遇。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以前他们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根本不了解。在抗战时期，虽然共产党在开展地下活动，但是都是秘密的，所以知道的人很少。尤其是在东北，受国民党、日伪残余势力的反动宣传影响和长期统治，农民对共产党派来的工作队抱怀疑态度。当时，一些敌对势力还造谣惑众，在群众中大肆散布谣言，说共产党搞“共产共妻”。把个人的财产分给大伙儿；说工作队是杀人队，把男人杀光，不管是谁家的女人，大伙可以共同去睡。听了这些反动宣传和无中生有的谣言，致使东北农民对工作队存有戒心，避而远之。
这种情况和张一波在绥化联中遇到的情况一模一样。怎样才能消除他们的疑虑和戒心呢？怎样才能把农民真正地发动起来开展土改工作呢？
张一波和工作队的同志，还是采用绥化联中教育转化老师的那套办法，不厌其烦地反复宣传，做思想动员工作。不仅如此，工作队还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与他们同甘共苦，帮他们做农活儿，想办法让他们知道土改工作队是他们真正的朋友，是代表八路军共产党来帮助他们的，是来给他们做好事儿的。
后来，工作队与老百姓接触时间久了，各村屯的农民终于明白了，工作队发动老百姓搞土改，分田地，是为他们好，为他们争利益。并不像国民党和日伪残余势力说的那样，根本不是“共产共妻”，更没有杀人。后来，他们都敢靠近工作队了，都敢说实话了。
张一波和工作队的同志们每到一个村，首先就是访贫问苦。哪家最穷就进哪家访问，调查情况。在和贫苦农民接触时，张一波第一句话总是这么问：“这个穷是哪来的？你家为什么穷？”一开始，这些贫苦农民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受穷。张一波和工作队的同志耐心细致地向他们讲解：“是地主、富农剥削你们，是日伪反动政权压迫你们。在黑暗的旧社会，过去的反动政府是为地主、富农服务的，不是为你们服务的，所以贫苦百姓才受穷。”
在做群众工作时，张一波和土改工作队员们一样，首先和贫苦的农民建立阶级感情，他们不住地主的瓦房，不吃地主的宴席。而是钻进农民的坯草房，把自己的口粮分给穷苦农民。他们放下官架子，不怕脏，不嫌臭，与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了解他们的疾苦，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
当时，土改工作队进村后没有柴火烧，从来不向农民要。都是自己白天上地里捡苞米秆、豆秸，就是乱七八糟的能烧的东西都捡。白天捡多少晚间就烧多少。有时候捡的少，晚上就少烧点儿。烧完炕之后，每天晚上火炕的温度就是当时热乎一会儿。刚躺下时炕还不凉，等睡到后半夜炕就凉了，再也睡不着了。睡不着咋办？张一波和同志们只好穿上衣服，戴着帽子，盖上棉被，在被窝里猫着，一直盼着天亮。
刚开始，为了和农民交上朋友，使农民能接受工作队，张一波和同志们进到农民家里先不讲革命大道理，先不说怎么搞土改工作。先替老百姓干活，挑水、扫院子、劈袢子。有孩子的人家，张一波就和同志们帮这家大嫂抱孩子，做家务活儿，唠闲嗑儿；有学生的人家，张一波就和同志们辅导学生做功课；没有小孩儿的人家，张一波和同志们就跟他们一起坐在炕头上抽着关东烟，掰着玉米棒子，无拘无束地唠家常，帮他们打场脱粒，推碾子碾米、碾面。用这样的办法，使老百姓逐渐地感觉共产党八路军真是好人，不是坏人，是在真心实意地帮他们。
就这样，贫苦的农民慢慢地接受土改工作了，工作队的住处也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来串门儿。
通过访贫问苦的办法，发动贫雇农忆苦思甜，培养这些人做土改积极分子。很快，各村屯的土改工作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49年4月，此时，东北地区的土改工作已经结束两年了。因工作需要，张一波离开工作3年的绥化县县委会，又被调入黑龙江省兴福区，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兴福区委代理书记，继续在东北组织农民成立互助组、公开建党、公开建政，在乡政府和村政府组建人民政权。
兴福区是绥化县的一个城郊区，城南、城东占城郊的两面，方圆面积直径大约有100华里，人口有5万多人。
张一波来到兴福区后，急于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组织农民开展生产互助。开展生产互助，首先要成立互助组。
互助组，是中国劳动农民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组成的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集体劳动组织。
当时，东北土改工作结束后，互助组得到了广泛发展。
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前提下，互换人工或畜力，共同劳动。有农忙临时互助和常年互助之分。在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中，后来互助组发展成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当时，张一波所在的兴福区和东北其他地方一样，还没有拖拉机，不能进行机械化种地，农民种地全都靠马拉犁。农民分到土地、车马、农具后，都是一家一户单干。有的农户只有农具没有牲畜，有的农户只有牲畜没有农具，这样一来，谁家都无法种地。
农民成立了互助组，各家各户的车马农具可以互相使用，通过生产互助这种方式，及时解决了农民分田到户单干遇到的实际困难。很快，农业生产就迅速开展起来了。
公开建党，就是由过去的秘密建党转为大张旗鼓地组建党组织，发展党员。过去在抗战时期，是国民党和日本鬼子的天下，敌人一直在抓捕共产党员，破坏党的组织。所以，在那个特殊时期，为保存革命力量，共产党都是秘密建党，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的身份都不公开。
1946年4月28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