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波传记: 第八章 十年党校(上)

无梁店de 发表于2019-12-08 16:56:56

    1.东北局党校深造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张一波被正式调入中共中央东北局党校学习。

    入学之后,张一波才知道,原来东北局党校是军级单位,校长叫李梦龄,此人是一个46岁的老八路,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曾经担任过东北军学兵队政治教官、八路军冀中军区组织部部长和晋绥军区分区副政委。他们这批学员总共有2000人,来自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和内蒙古地区,是到东北局党校学习的第一批学员,都是县团级和区营级干部。

    当时,这2000人的学员被分成9个班,每个班成立一个党支部。张一波所在的班和党支部是第九班、第九支部。班主任是一个老红军,叫肖一平;支部书记是来自大连的工会干部,是一名地下党,叫白全武。张一波是第九支部第九党小组组长。

    到了班里,张一波结识了一个叫布赫的蒙古族同学。原来,布赫是乌兰夫的长子,和自己一样,也是13岁就参加了革命。1939年,13岁的布赫就去了延安,先后在延安陕北公学、延安民族学院和延安大学民族学院学习。1946年,20岁回到家乡,至1954年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组织部干事,内蒙古自治学院中学部副主任兼政治部教员,内蒙古文工团副团长、党支部书记、团长。

    自从认识了布赫,张一波才知道乌兰夫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原来,中共七大代表名单中的云泽就是布赫的父亲乌兰夫。

    早在青少年时代,乌兰夫就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

    民国十二年(1923)夏,乌兰夫从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土默特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北平蒙藏学校学习,在李大钊、赵世炎、邓中夏等共产党人的影响和引导下,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同年十二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民国十三年(1924)4月,与多松年、奎璧等人主持创办了内蒙古地区第一个蒙古族革命刊物《内蒙古农民》。第二年六月,同吉雅泰一起领导了归绥地区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的反帝爱国运动。同年九月,经多松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十月,以驻京蒙古族学生代表资格,赴张家口参加内蒙古国民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被中共北方区委选派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民国十七年(1928)初,毕业后留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进行教学翻译。同年6月,参与中共六大会议文件的翻译工作。

    民国十八年(1929)6月,在他坚决要求回国工作的请求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办公大楼会见他和佛鼎、朋斯克、特木尔巴根等人,并作了派遣回国的指示,随后,他与佛鼎、朋斯克、特木尔巴根等人秘密回国。7月,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受培训的奎璧等人与之会合后一同回国。回国途中,他参加组建了中共西蒙工作委员会,先后担任工委组织委员、书记,并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组织农民协会,发动群众,开展地下革命斗争。

    民国二十年(1931)秋,在中共西北特委书记王若飞的领导下,继续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从事党务、军运、情报和民族工作,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

    民国二十五年(1936)2月21日,通过云继先等人秘密策动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保安队举行“百灵庙暴动”,打响了蒙古民族武装抗日的第一枪。

    民国二十六年(1937)初,他利用傅作义组建蒙旗保安总队的机会,在保安总队内建立共产党地下委员会,担任党委书记,秘密开展工作,以保证这支蒙古族武装执行团结抗日的政治路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蒙旗总队改编为蒙旗独立旅,他担任该旅的政治部代理副主任,并担任共产党地下党委书记,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这支军队成为当时蒙古族中最大的抗日武装起到重要作用。

    民国二十七年(1938)初,蒙旗独立旅开赴伊克昭盟。5月,蒙旗独立旅改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他担任政治部代理主任,共产党地下党委书记,并按八路军建制在部队建立了一整套政治工作系统,开展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地方群众工作,使这支部队在极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鄂尔多斯高原的抗日斗争。

    民国二十八年(1939)春至民国三十年(1941)夏,配合第三师师长白海风指挥部队,多次击退日伪军对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的进攻,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

    民国三十年(1941年)8月,按照中共中央决定,调赴延安工作,先后担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各民族团结抗战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

    民国三十四年(1945)4月,在中共七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7月,担任新成立的绥蒙政府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中共晋察冀边区中央局委员、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兼军事部长、内蒙古军政学院院长、内蒙古自治学院院长等职,主要致力于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工作。

    民国三十四年(1945) 10月,带领工作组赴苏尼特右旗,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民族自治政策,揭露少数人企图搞分裂的阴谋,团结广大爱国青年,迅速解决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问题。民国三十五年(1946)初,亲率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代表团与东蒙古自治政府代表团谈判解决内蒙古地区东西部统一问题,成功地召开了在内蒙古革命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四•三”会议,撤销了东蒙古自治政府,为建立统一的内蒙古自治区奠定了基础。

    民国三十六年(1947)4月至5月,成功地召开“五一”大会,胜利地宣告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内蒙古自治政府诞生。他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坚持国家的统一,经过艰苦的工作,使内蒙古出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统一的新局面。

    民国三十六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7 -1949),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书记、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领导了内蒙古自治区的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党组织建设、经济文化建设,完成了农村的土地改革和牧区的民主改革任务。在对牧区的民主改革中,提出了符合牧区特点的“三不两利”(即“对蒙古族一般大牧主的牲畜、财产一律不斗不分,中农财产坚决不动;牧区实行保护牧民群众、保护牧场,放牧自由,在牧民与牧主两利的情况下,有步骤地改善牧民生活,发展畜牧业”)政策,广泛地团结了各民族和蒙古族各阶层,使牧区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在此期间,他组织各民族群众努力生产、踊跃支前,还指挥内蒙古解放军部队消灭了内蒙古地区的土匪和反动地方武装,参加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民国三十八年(1949)9月21日至30日,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作了《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发言,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几天后,党校在大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大会。会上,东北局副书记张秀山和李梦龄校长分别作了讲话。听了两位领导的讲话,张一波才明白,原来东北局党校举办这期学员班的目的是提高干部素质、培养高级干部。这批学员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文化知识。

    张秀山和李梦龄讲完后,学员开始表态发言。前面一名学员发言后刚走下主席台,张一波就上台发言。

    张一波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会场,更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过话。也许是太紧张太激动了,在上主席台的台阶时跌了一个跟头,全场顿时哄堂大笑。在笑声中,张一波走到主席台前刚站稳,台下立刻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掌声过后,张一波朝主席台下面看了一眼,整个会场鸦雀无声。第一次在几千人面前发言,张一波生怕说错了话,尽量控制自己紧张的情绪,然后大声说:“我叫张一坡,第一次进党校学习,非常高兴。那天,县委通知我来党校学习时,高兴得我一夜没睡好觉。”没等张一波说完,台下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张一波接着说:“我这一辈子就是爱学习,先是在山东老家上高小和抗日中学,来到东北又到东北大学学习,但没学够。这次还要学,一定学好,认真听课,做笔记。最后,感谢党的培养,我一定不辜负党的希望!”

    开学典礼大会结束后,开始正式上课。

    党校为第一批学员开设了4门课程:政治经济学,由著名经济学家林立夫讲授;党建课,由李梦龄讲授;中国近现代史(又叫社会科学概论),由著名理论家刘芝明讲授;时事政策,由东北局领导主讲。进入东北局党校之后,张一波可是大开眼界,大长见识。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思想是怎么形成的?遵义会议之后才确定了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地位;张国焘还分裂过党中央;王明路线导致红军遭受巨大损失;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等等,这些以前他闻所未闻的事情真是太新鲜了。尤其是听了王明推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导致一大批革命干部蒙冤受屈,甚至有人没有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却屈死在自己同志的手中;红军长征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原来在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还受过排挤等等,听了这一个个历史大事件和红军经历的一次次危险,更是让他感到无比震惊,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张一波除了对学习中共党史特别投入,其他老师讲授的课程他也是专心致志地学习。在张一波看来,党校的所有课程都是新知识,这些新知识自己必须学会学好,将来用于指导革命工作。否则,就对不起党组织的培养。

    李梦龄校长讲课很有特点,高兴时慷慨激昂,大声大气;气愤时怒目圆睁,直拍桌子。他的课讲得特别有激情,学员们非常爱听。刘芝明老师不但口才好,而且知识渊博,讲课时很少看讲义,像是说评书似的,每次讲课都把学员们讲得哈哈大笑。比如他在讲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旁征博引,借古喻今。把统一战线比喻成“纵横”,把分化国民党内部的进步人士和顽固分子比喻成“捭阖”。

    听了刘芝明老师的课,张一波才知道范文澜、黄炎培等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尤其是听了刘芝明老师讲完《论人民民主专政》,张一波才知道这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性政权即将建立的时刻,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写的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结合中国实际,论述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等。毛泽东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理论,驳斥了在国家政权问题上的各种错误思想和反动观点。

    文章指出,人民“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自己的国家,对人民内部实行人民民主制度,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实行专政。二者结合,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文章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之后说:“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学习了“两个务必”论断,才知道这是毛泽东主席对全党干部提出来的警示性忠告。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会}义并作了重要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阐明在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由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基本途径。报告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指出在全国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必须警惕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林立夫老师讲课更是让人着迷,他拿着德文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给学生讲课。听了林立夫老师讲《资本论》,张一波才知道《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的心血写成的一部光辉灿烂的科学巨著,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为指导,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时也使唯物史观得到了科学的验证和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资本论》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将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将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从而证明了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这部巨著第一次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以数学般的准确性证明这一发展的方向必然引导到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资本论》武装了无产阶级,成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是马克思“整个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它凝聚着马克思的全部心血和智慧,是他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最重要的科学文献。它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成为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强大思想武器。

    通过学习《资本论》,这时的张一波才了解什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流通——消费是怎么回事。总之,这一大堆的新名词对张一波来说,都是第一次知道。每次听课张一波都是瞪大了眼睛,听得十分入迷。

    在党校学习期间,张一波结识了三四十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像辽阳的地下党员康起,满洲省委的地下党员关慈,大连的地下党员李曼秋、孙炎、崔英、于乐和于明等人,后来都成了他的终身好朋友。特别是孙杰同学,跟张一波用一个课桌。孙杰来党校之前就是一个画家,喜欢画素描。林立夫、李梦龄、刘芝明几位老师来上课时,孙杰都给他们画像。每次上课时,孙杰给这几位老师画的人物素描像都非常逼真,每次张一波都要几张作为纪念。后来,这几位老师知道了,还特意让孙杰给自己画了人物素描像。

    在这些好同学中,李曼秋更让张一波崇拜不已。当时,为调节学员的业余文化生活,党校每天晚上都要在大礼堂举办舞会。可是,许多学员都不会跳舞。在这些人当中,男学员占一多半,有的原来是地下党,根本没机会学跳舞;有的人不是老红军就是老八路,一直在战场上拼杀,根本就没看见过跳舞。

    针对这种情况,李曼秋并没有灰心,而是给大家当老师,耐心地手把手教大家跳舞。没过多久,跳舞的人越来越多,党校的舞会办得红红火火,深受学员们欢迎。后来,党校的不少老师和领导也来参加舞会,跟同学们一起跳舞。

    白全武同学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同学,不仅口才好,文章写得好,字也写得漂亮。因为张一波的文章也写得漂亮,两人情趣相投,惺惺相惜,来到党校不久,白全武和张一波就成了好朋友。每次党校出墙报,都是张一波和白全武负责。不仅如此,在支部组织学员进行大讨论时,白全武都把讨论会组织得井井有条、有声有色。因为在每次讨论之前,白全武都给大家出讨论题目,让大家有充分的准备。所以,在讨论会上,同学们对老师讲的课程内容理解得十分深刻,记得非常扎实,每个人在发言时都讲得滔滔不绝,头头是道。后来,因为工作需要,白全武被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了播音员。

    1950年7月,张一波和2000名学员在东北局党校学习了11个月之后正式毕业。

    第一批毕业后,有的回到原单位被提拔重用,由原来的部长当了县长;有的由县长提拔为县委书记。按照组织安排,这次选送张一波到东北局党校学习深造后,回到绥化县马上提拔张一波担任县长,继续做地方工作。可是,这时党中央开始筹备成立马列学院东北分院。张一波听说后,眼前一亮,又兴奋异常。心里暗暗在想,自己学习的机会又来了。特别是有人说范文澜要出任东北分院院长,张一波更是高兴极了。心想,能够亲耳聆听范文澜老师讲课更是自己一生中的幸事,我可不能错过这次难得的好机会。

    张一波之所以对范文澜这么崇拜,完全是听刘芝明老师讲的。

    范文澜,浙江绍兴人。1893年11月15日生。他出生于世代读书的家庭。5岁至13岁人私塾并受教于父,14岁人县高等小学堂,1909年人上海浦东中学堂(今浦东中学新建教学楼命名为“文澜楼”以示纪念),一年后转杭州安定中学堂至1912年毕业。

    1913年进北京大学文预科,次年考入文本科国学门,受业于著名学者黄侃(季刚)、陈汉章和刘师培;从黄侃学《文心雕龙》。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

    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日本留学,曾任蔡元培私人秘书。1918年,经许寿裳介绍,到沈阳高等师范学堂任教。

    从1920年到1925年先后在河南省卫辉一中,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任教。

    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兴起,范文澜参加了天津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等活动。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失掉联系。

    1927年,在北京会见李大钊。范文澜常在课堂上讲共产主义,天津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他,经校长张伯苓协助,于是年5月离开天津到北京。下半年起,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最忙时每周上课30小时以上。这时,范文澜与个别党员以及党所领导的团体——教联、左联、互救会发生联系。

    1930年9月,阎锡山派兵查抄范文澜住宅,搜出《红旗》等书报文件,指为共产党而逮捕,经人营救获释。暑假后,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11月,周树人(鲁迅)至北京,在范文澜家中与左联等团体的代表会谈。1933年暑假后,为女子文理学院院长。1934年暑假后,又被反动派逮捕,经蔡元培等人营救获释。

    张一波说:“七七战争后,在党的领导下,范文澜创办抗战讲习班,亲自上课,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6月,开封沦陷,随河南大学转移到鸡公山一带。不久,与党取得联系,在遂平创办抗日训练班,又随新四军在信阳一带开辟游击区,又在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做统战工作,长期奔波于桐柏山中。1939年9月,在竹沟镇加人中国共产党。

    1940年1月,到达延安,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第二年,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3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文澜因工作调动,于1946年4月到达晋冀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第二年,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8年7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为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1949年,随华北大学迁至北京。

    范文澜在延安期间,开始撰写中国通史,以“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当时拟定“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作为准绳。上册(上古到五代)于1941年出版,中册(宋辽到清中叶)于1942年出版,下册只完成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题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于1946年出版。而上、中册合称《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现,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革命性的前进。该书一问世,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禁,这正好说明它的战斗作用。

    《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通史的著作。范文澜既懂得马克思主义,又熟谙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形成他的著作的独特风格。两书虽都大醇小疵,但功绩是首要的。

    《中国通史简编》出版后,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对范文澜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此外,范文澜对中国的经学也很有研究,1933年就曾出版过《群经概论》一书。他初到延安不久,即1940年夏,曾以《中国经学史演变》为题,在中央党校给学员讲课,毛泽东闻知,也来听讲。连听了两次,第三次因病未到,但他给范文澜写了一封信,云:

    文澜同志: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第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致以

    敬礼!

    毛泽东 

    后来,范文澜照毛泽东所说,将提纲整理出来,连续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上,以后便形成《中国近代史》一书。

    毛泽东对范文澜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曾一读再读,并每每赞赏该书的资料丰富,曾说:“他的《中国通史》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

    就是因为要去马列学院东北分院学习,并且要亲耳聆听范文澜讲课,所以张一波在党校毕业后和其他19名学员一样,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从政,选择了继续留在党校学习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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