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因为安东距离沈阳很近，为防止战火殃及沈阳，上级决定：在沈阳的党政机关全部搬家。随即，一部分机关干部家属迅速撤离了沈阳。当时，人心惶惶，张一波和留下来的20名同学都以为东北分院不能办了，心里非常懊丧。正在这时，东北局理论宣传处副处长陈放来到党校给大家开会。会上，陈放处长说：“同学们！请大家放心，眼下，抗美援朝战争打得很激烈，但是我们的马列学院决不会停办。就是这场战争打到沈阳，我们搬到山沟里也会继续办。我们在延安时，马列学院不就是在山沟里办的吗？”
“哗——”一阵长时间的鼓掌。同学们听了陈放处长的讲话，心情特别激动，一边互相祝贺，一边使劲儿地鼓掌……
不久，张一波和120名学员正式进入马列学院东北分院学习。
后来，马列学院东北分院更名中共中央东北局马列主义高级研究部。就这样，张一波一头扎进社会科学领域，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
1951年10月，东北局马列主义高级研究部与东北局党校合并，之前，1950年10月，东北局马列主义高级研究部成立了一个马列主义教研室。马列主义教研室共设有三个组：党史组、联共党史组（专门研究苏联党史）、政治经济学组。三个组共有12名研究员，每个组4个高级研究员。张一波、金春明、黄金堂和马云被分配在党史组，组长由马云担任。
2．从事理论工作
在东北局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党史组期间，张一波虽然已晋升为高级研究员，但每天还是和其他组的研究员一起听课。这时，他们主要是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具体研究方式是，研究室给这12名研究员每人发一套《资本论》（一套5本，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每天以自学为主，老师辅导。有不懂的地方，由本人提出来，老师再给解答。这时，负责辅导和解答的老师还是原来教授政治经济学的林立夫老师。
12名研究员每天担负着三项工作：一是自己研究学习《资本论》，二是给党校新来的学员讲课，三是给党校编写教材。张一波编写的教材共有3本：《太平天国的文化思想》、《太平天国的经济思想》和《红军长征》。然后将编写完的教材打印成书，作为党校高级研究部新学员的教材。
在编写教材期间，张一波和其他研究员一样，兢兢业业，费尽心血，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就拿查资料来说，当时党校的图书馆资料不全，有些资料根本查不着，张一波只好乘坐火车跑到北京，去北京图书馆和各大学图书馆查阅。有时，在大学和图书馆查不到，就只好花钱去北京的东单、西单书摊儿买资料。因为，在各大学和图书馆查不着的资料，在那里的书摊儿就有可能找到。东单、西单的书摊儿几乎什么报刊和书籍都有，民国时期、日伪时期、国民党时期出版的报纸、杂志应有尽有，非常齐全。
从1951年开始到2001年10月，张一波从事政治理论教学科研事业50余年，在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特别对东北抗联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填补了许多历史研究中的空白，并提出了许多创新的观点。然而，可惜的是，张一波在党校工作期间，因为受到迫害被停止工作而没能及时将这些理论研究成果拿出来，而是在他离休之后才将其全部展现于世。正是因为他有了这50余年的理论研究的深厚基础和扎实功底，所以离休之后，他的理论研究成果才像汩汩的泉水喷涌而出。虽然这一天来得迟了一点儿，但他的心血并
没有白费，有些研究成果已经得到中央党史部门的认可，并被写进了胡锦涛主席的讲话稿。正是因为这些研究成果，才使张一波成为一位大器晚成的名人。著名史学家、东方之子这两项桂冠都是在他离休之后，中外史学界和中国中央电视台赐予他的封号。
关于他的理论研究成果在第十章作专门介绍。
3．写信替父母申冤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行土改。张一波一家再次遭到宁家庄两个汉奸的迫害。
此时，鞠焕安、章元都还是贼心不死，继续陷害王风云母子。还是采用以前的老办法，撺弄、鼓动和威逼村里几户不明真相的村民，诬告和陷害王风云一家。并声称：“谁不去跟着打官司，那么，打这场官司的钱就由这家承担。”在他们的拉拢、威逼、利诱下，几户少数村民只好跟着他们一起捏造事实，违心地罗列了张传伦妻子王风云剥削农民、放高利贷和张传伦后期叛变革命当过汉奸等罪状，然后写了13个假呈子送到了泰安县法院，要求把王风云一家定成地主，取消烈属称号。
这边，鞠焕安、章元都在告状，硬说张传伦不是烈士，是叛徒，要把王风云打成地主；那边，王风云也在告状，据理力争，用有力的事实在为自己辩解，揭穿两个汉奸编造的假证词。
其实，在泰西县，张传伦是一位抗日英雄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在1946年就被抗日县政府定为了革命烈士这也是全县人人皆知的事实。可是，10多年过去了，此时两个汉奸到县里诬告张传伦一家，许多人都不知道张传伦是中共地下党员、泰西抗日县政府八路军科长以及张传伦被汉奸告密让日本宪兵活埋这些历史真相。还有，当时与张传伦一起参加地下党的老干部，在解放战争期间大多数人都已南下，有的已调离泰安地区，当时张传伦留在泰安地区的战友只剩下几个人，而且也都不在一起工作。所以，没有人能够替张传伦妻子王风云说话，公开站出来反驳两个汉奸的诬告和陷害。
在这种情况下，好在还有一线希望和一个最为有利的条件，当时石俊峰恰好担任泰安县法院院长。原来，石俊峰不仅是张传伦的战友，而且还是张一波的同学，他对张传伦参加革命的经过和被汉奸告密让日本宪兵活埋的情况十分了解。在抗战时期，两人不仅都是夏张抗日游击队队员，还是先后秘密加入的中国共产党。所以，对张传伦牺牲前的情况石俊峰是非常清楚的，自己的战友绝不会当汉奸，只是对张传伦家里能不能定为地主成分不太了解。但石俊峰深信，就凭张传伦的为人，他的妻子王风云作为八路军家属也绝不会剥削穷人，更不会放高利贷。
石俊峰看过鞠焕安、章元都威逼利诱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递交的假呈子，心里暗自好笑。因为，这13个假呈子写得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稍有法律常识的人一看便知，这些证词完全是编造出来的。怎么办？石俊峰暗暗在想，自己是张传伦的同学和战友，从法律角度讲，是应该回避的，不能公开替张传伦去打这场官司，更不能直接给张传伦当辩护人。
为慎重起见，经过深思熟虑，石俊峰终于想出了一个绝佳的办法——用事实说话，让领导出面，为张传伦的妻子王风云伸张正义。石俊峰知道，这些写假呈子控告王风云一家的老百姓不知道自己是张传伦的学生和战友。所以，他先是不露声色地稳住了告状的鞠焕安、章元都和那几名受蒙蔽的假证人。然后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和对案件的审理意见，原原本本地向泰安县委书记张海涛作了汇报。
张海涛虽然是后调到泰安工作的，但对张传伦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也早有耳闻。根据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他也觉得，这样一位遭受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和用生命保住党组织机密的烈士，怎么会在死后叛变革命突然成了汉奸呢？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随即，立刻明确指示石俊峰，马上成立“张传伦案件工作团”，立即查明此案，给烈士家属一个明确的说法。
在泰安县委的直接领导下，一个由泰安县各乡镇100多名干部组成的“张传伦案件工作团”，立刻开始深入到泰西地区了解当时与张传伦一起做地下工作的知情人，同时又派专人远赴南方等外地走访张传伦的战友和同学，彻底查清张传伦在泰西地区从事革命工作的那段历史。
在母亲王凤云回山东老家与两个汉奸打官司期间，张一波因为党校工作太忙，不能回山东老家帮助母亲打官司，更不能回家替父母申冤。无奈之下，他只好给泰安县委书记张海涛和法院院长石俊峰写信，用事实申明父亲张传伦的真实历史情况。与此同时，就在张一波的母亲王风云遭受诬陷和迫害的时候，这个冤案被时任西南建工局副局长兼重庆市建设局党委书记崔子明知道了。
得知此事，崔子明格外关注，义愤填膺，拍案而起。心想，当年与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蒙受冤屈，被莫名其妙地说成了叛徒，自己岂能坐视不管，决意要为张传伦的妻子王风云洗清冤案。
听说战友家属王风云被诬陷、迫害，崔子明为啥会如此动情？通过回望崔子明不平凡的革命生涯，自然就会找到答案。
因为，崔子明和张传伦不仅是战友，而且都是泰西地区早期中共地下党。从1924年至1928年，在泰安县西部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时，他和张传伦始终在一起，都是泰西县农民协会的骨干。之后，二人又同时成为泰西抗日县政府的八路军干部。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张传伦不幸被汉奸告密，壮烈牺牲。失去自己亲密的战友张传伦后，为完成众多革命烈士的未竟事业，崔子明擦干了眼泪，掩埋了战友的尸骨，继续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
1933年3月，崔子明被中共泰安县委任命为二区区委书记。重任在肩，他走街串巷，翻山越岭，发动群众，组织暴动。半年后，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大堂上，他义正词严，使韩复榘无可奈何，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判刑十五年，投进山东省第一监狱。在监狱里，他向狱友学习革命理论，与先后被押进同一狱号的三位共产党员组成了党小组，领导了全狱的多次绝食斗争。当他知道所住的“育”字号牢房曾是当年关押第一次党代会代表邓恩铭的牢房时，他再一次发出“为党的事业死而后已”的誓言。
1937年8月，党组织营救崔子明出狱。同年9月，崔子明与山东省委取得了联系，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山东抗日自卫团，任副主席。在津浦铁路以西的夏张一带组织抗日武装自卫队，开展抗日斗争。
1937年12月31日，日军侵占泰城。1938年1月1日凌晨，崔子明带领10余人，在夏张镇小学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当夜他把起义队伍拉到盘龙山的鹁鸽崖山洞，点燃起泰西抗日斗争的星星之火。起义的第4天，抗日武装就发展到了40余人、30多支枪，并转移到香水寺一带。他多次到肥城、宁阳、泰安等地四处奔走，发展抗日武装力量，1938年1月11日，各抗日游击队汇集在肥城空杏寺，成立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
1938年1月16日夜，他率部袭击肥城，俘虏了日伪“维持会”全部人员，处决汉奸维持会长范维新。攻打肥城胜利后，他挑选60名精干队员，夜袭界首车站，用大刀砍死七八名日军，缴获两只日本三八式手枪，一只德国造马枪。庆功会上，崔子明用舌头舔着杀死鬼子的大刀上的鲜血，慷慨激昂地说：“这就ⅡL{作‘饮血解恨’，饮民族之敌的血，解亡国亡家之恨！我崔子明一天不死，就用它去砍日本侵略者！”同年4月，中共在夏张镇建立了抗敌自卫团驻夏张办事处，任命崔子明为主任，指挥驻夏张镇周围的自卫团的几个大队，开展对敌斗争。这时正值日军在台儿庄地区与中国军队决战，他率队星夜奔赴泰安城南黑虎泉，炸毁日军的列车，切断津浦铁路达一个星期，支援了台儿庄会战。
1939年5月，崔子明带领泰西独立营参加了陆房战斗。
崔子明出色地完成了特委部署的各项重要工作。他刀劈宋继昌，枪杀杨正武，严惩曹其焕，铲锄白龙河，处决毕克波，智取扇子崖，巧拔警察所，策反敌炮楼，砒霜破据点，巧杀苏春秀，日寇对崔子明闻风丧胆，人民群众拍手称好。
这期间，崔子明在特委领导下，对统一战线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风险，去做国民党二区区长和“光复军”、红枪会首领的工作。他亲率大队，在夏张、东向一带，数次痛击反共不抗日的国民党反动武装“荣别队”。他的部队三次编入主力部队，不断为八路军输送新的兵员，泰西干部群众称他是“抗日的英雄”、“扩军的模范”，罗荣桓风趣地称他是革命的“兵贩子”。
1940年冬，他任中共泰西地委委员兼敌工部部长，泰西抗日根据地进入最艰苦的时期。
1942年初，中共泰西县委书记被捕叛变，全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他和泰西各县委一起英勇战斗，杀敌除奸，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沉重打击敌人，为巩固和发展泰西抗日根据地做出突出贡献，多次受到地委专署的通报表扬。
1943年9月，他率领泰西军区一团编人晋冀鲁豫野战军二纵队四旅，任旅副政委。在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的指挥下，参加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之后，又调任泰西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独立一旅政委。
1947年10月，肥城布山战斗中，中共泰西地委、专署机关遭受严重损失，还乡团趁机疯狂地向群众反攻倒算，捕杀干部群众，形势严峻。崔子明奉命率领部队重返泰西扭转局面，他亲自指挥部队攻打石横据点，经过两天的激战全歼还乡团600多人，取得胜利，解救了大批干部和积极分子。同年10月，国民党部队十五旅、七十七旅向泰西地区进攻，冀鲁豫军区决定发起东进战役。在军区司令员赵健民指挥下，他率一、二团参加战斗，经过数日激战，取得歼敌4000余人的重大胜利。
1948年11月，崔子明奉命率部队参加淮海战役。
1949年2月，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十七军五十一师政委，同师长闵学胜奉命率部队渡过长江，进军赣浙两省，追歼逃敌至福建省南平地区，并担任建瓯市军管会主任。之后，五十一师从福建经江西向贵州进军，解放贵阳。
新中国成立后，崔子明任中共贵州省贵阳地委书记和遵义地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委。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带领官兵和人民群众完成贵阳地区的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发展生产等工作。
1952年10月后，崔子明投身到大西南的经济建设行列，历任西南建工局副局长兼重庆市建设局党委书记、西南地质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云南省地质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等职。为西南工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此后，崔子明任云南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并兼任省委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他正确贯彻党的干部路线，实事求是地平反、甄别了一批整风“反右”被错误处理的党员干部，并恢复了他们的工作。
原来，抗日战争胜利后，张传伦的许多战友都已南下参加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张传伦的这些战友大部分都留在了当地担任党政机关干部。崔子明虽然也留在了外地，但却始终想着自己的故乡，一直写信在和家乡泰安的其他战友联系。所以，张传伦妻子王凤云在和汉奸打官司的事儿他是最先知道的。
崔子明听说自己的战友张传伦被诬陷为叛徒之后，非常气愤。立即给张一波母亲王风云写信，表示坚决支持她打赢这场官司。随后，又给泰安县委书记张海涛和战友石俊峰写信，为自己的战友张传伦作证，义正词严地申明张传伦绝不是叛徒，而是坚贞不屈的革命烈士。同时证明，张传伦牺牲后，王风云一家被定为烈属，当时他就在泰西抗日县政府工作，这件事儿他最清楚。不仅如此，崔子明还给其他战友写信，让他们也出证明，立刻邮寄到泰安县人民法院，为战友张传伦及其家属洗刷不白之冤。
张一波一连写了10多封信，在信中写明父亲是何时参加革命的，同学是谁，战友是谁，在土改时家里没有被定为地主，是按八路军家属对待的。总之，向泰安法院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和证人，把父亲的情况和家里的事情说得清清楚楚。尤其是崔子明和各地战友向泰安县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信，为彻底澄清张传伦和王风云的冤案提供了无可辩驳的有力证据。
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捏造的谎言一一被揭穿。
为教育全县干部，还张传伦烈士及其家属一个清白，泰安县委、县政府立即决定，召开全县各乡村干部参加的万人干部大会，公审两个汉奸和那几名假证人。结果，在这场官司中，出现了戏剧性的结局——原告变成被告，被告变成原告。因为，在铁的事实面前，原告鞠焕安、章元都和那几名假证人写呈子对被告王凤云的控告纯属诬告和陷害，按照法律规定，诬告必须反坐。
1952年，泰安县法院以诬告、陷害罪对两个汉奸当中的一个罪大恶极的汉奸鞠焕安判了刑。至此，张一波一家的冤案终于被彻底平反昭雪。
可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时隔6年，又一个灾难再次降临到张一波的头上。
4．飞来横祸
1955年秋天，全国开始审干。当时审干的目的是为了纯洁干部队伍。在革命战争时期，确实有一批国民党特务、汉奸混进了革命队伍，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一直隐藏在党和政府的各个部门。所以，通过对干部审查，可以将这批特务、汉奸清除出革命队伍。
此时，在审干期间，张一波正在东北局党校（全称为东北局中共中央第一中级党校）工作。
在审查张一波的历史情况时，东北局党校专门指派了两个工作人员，到泰安县宁家庄去调查张一波在山东老家的历史。这两个人到了宁家庄后，偏巧找到了诬告、陷害张一波一家的另一个汉奸章元都。可想而知，陷害张一波的机会又来了。
这次，章元都又撺弄一伙人，继续说张一波一家的坏话，再次诬陷张传伦一家，硬说张传伦不是地下党和八路干部，而是地主、汉奸、恶霸，张传伦的妻子王风云官报私仇，前几年，让泰安县法院把村里控告张传伦一家的那个乡亲鞠焕安判刑打人了监狱。然后信誓旦旦地说，当年他们村老百姓写的13个呈子都在泰安县法院存档了，让沈阳来的这两个外调干部上法院亲自去看。
辽宁省委党校派出的这两个外调干部信以为真，立刻前往泰安县监狱查阅被判刑的那个老百姓的档案，果然发现了那几名假证人写的13个控告张传伦一家的呈子。就是这样，这两个外调干部偏听偏信一面之词，并没有全面详细地调查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而是草率地将张传伦一家这些所谓的“罪状”带回了沈阳，如实地向东北局党校领导作了汇报。据此依据，很快，东北局党校就给张一波定了4个罪名：冒充烈士子弟；长期隐瞒地主成分；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
其实，把张一波打成右派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此之前，张一波无意之间得罪了东北局党校的某些领导。
张一波之所以会得罪这几个领导，这是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因为张一波不仅生性忠厚实在，为人处世不藏半点心眼儿，而且说话办事心直口快，不计后果。他的这种为人处世的方式在部队时还能吃得开，可是到了地方就必然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在全国审干之前，中国发生了“高岗事件”。
高岗，生于1905年，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人。原名高崇德，字硕卿。贫苦农民家庭出身。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因同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受到揭发和批判。1954年8月17日自杀身亡。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954年，“高岗事件”之后，东北局党校教研室召开的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民主生活会上，别人都是避重就轻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可张一波是个实在人，每次给领导提意见时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一点儿不给人留面子。正因为此，张一波不经意间为自己日后挨整埋下了祸根。
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整风决定，在全国开展整风运动。东北局党校在整风时，同样是互相提意见，张一波再次卷入这场整风的旋涡之中。
正当整风运动向纵深发展的时候，全国开始了反右派斗争。当时，在整风“反右”期间，辽师大学生之间进行大辩论。张一波所在的党校教研室的全体人员都去参加了这次辩论会。
辽师大的两名学生张柏生和黄振旅带头提意见，对中国的教育现状不满。同时提出，反官僚主义，合作化办快了，导致农民不好好种地，粮食不够吃，市场商品供应不足，连豆腐都买不到，统购统销不合理等等，总之，提了一大堆意见。
张一波和党校教研室的人参加辽师大的这次辩论会并没有参与辩论，而是抱着学习、观察和调研的态度去的。张一波和党校教研室的人只是站在辽师大的楼道里，隔着窗户向室外的操场上观看学生与学生之间进行大辩论。
回到党校后，大家进行座谈讨论，党校有没有右派？实际上，那次去辽师大，只有张一波自己蒙在鼓里，党校的个别领导之所以让张一波跟着去辽师大观看学生辩论，是蓄意安排的，就是为了把张一波打成右派做准备。
突然有一天，党校内的走廊里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和漫画。大字报上写的内容是：张一波的父亲不是八路，是地主、汉奸、恶霸；张一波冒充烈士子弟；张一波隐瞒地主成分；张一波母亲勾结还乡团迫害村干部和老百姓等等。一时间，不单是张一波被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就是党校的其他老师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大字报搞得目瞪口呆，真假难辨。
接着，无休止地开大会，让张一波交代问题。
“张一波！你家里是怎么剥削穷人的？”“张一波！你母亲是怎么放高利贷的？”“张一波！你父亲是怎么当汉奸的？”等等，质问声接连不断，响彻会场。面对突如其来的诬陷和打击，张一波有口难辩，只有气愤，只有用不说话和假装记录这种方式进行无声的抗议。
1957年5月至8月，在这3个月的时间内，党校个别人对张一波进行反反复复的批判。尽管如此，在每次批判时，张一波还是只采取不吱声、光记录的方式进行无声的抗议。
批判、检查；再批判，再检查。见张一波一直不承认罪状，一伙人只好对张一波进行无休止的折腾。实在是受不了了，张一波为了尽快摆脱这种折磨，尽快解脱这种痛苦，只好违心地全部承认了。
不久，张一波很快被打成右派。随后和党校先前被打成右派的八九个人，被停止了工作。张一波和这八九个右派被停止工作后，被强制劳动改造，整天扫厕所、扫院子，打扫党校的教室、礼堂和走廊的卫生。
1957年11月2日，党校正式宣布对张一波的处理结果：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用察看，连降六级，从十四级降到二十级。当时，张一波每月工资140元。取消十四级干部待遇之后，每月只发给生活费20多元，只够维持全家人的生活。至此，按照在党校的定右派比例，党校这次被打成右派的连同张一波在内，一共有10多个人。遭遇如此荒唐的打击和不公正待遇，一直到1958年5月。一天，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党校校长李荒说：“党校的右派问题再审查一下，是不是有这么多右派？”接着又说：“不要把张一波两口子都打成右派吧？”
李荒说完，党校200多人再次进行全校大辩论。
张一波夫妻到底是不是右派？有人主张为张一波夫妻平反摘帽；有人继续坚持不能给张一波夫妻摘帽。双方意见不一，针锋相对。最后，党校领导班子决定，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张一波的妻子袁鲁毅不是右派，是右倾，马上摘掉了右派帽子。张一波按“三类”处理，推倒对张一波父亲的一切不实之词，肯定张一波的父亲是八路，是地下党，不是地主、汉奸和恶霸；承认张一波是烈士子弟，是知识分子和教授。总之，对张一波不能一撸到底，给予保留公职，只降六级，从十四级降到二十级，工资从140元降到77元，正处级降为科级。1958年5月8日，党校决定：将张一波等5名右派下放到昌图农场劳动改造。当时，也让袁鲁毅去劳动改造。袁鲁毅坚持说：“我不是右派，坚决不去！”最终，只好让她留在党校，张一波一个人去了昌图劳改农场。
党校党总支书记李杰夫找张一波、王景春、赵海英、季生良等5名右派分子谈话，告知将他们下放到昌图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由张一波带队，党校派了一个叫丁再喜的组织科长拿着介绍信前往昌图护送交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