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九一八”新说惊世界
为什么要提出“九一八”新论？这决不是张一波闲着没事儿，别出心裁，异想天开。
1980年，中共中央责成东北辽、吉、黑三省联合编写东北抗联史，辽宁省成立《抗联史》编写小组，张一波教授因其有着30多年的党史教龄及史学研究成就，随即被任命为辽宁省抗联史编写小组副组长。此次，张一波作为副组长，主要是参与领导辽宁省《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东北抗联后期史》、《东北义勇军斗争史》、《东北义勇军人物传》、《满洲省委烈士传>、《辽宁抗日烈士传》等专著的编写。早在20世纪50年代，张一波教授就参与中共中央东北局党校《中共党史讲义》、《中国近代史讲义》等历史书籍的编写。他编写的专著《反帝大同盟在哈尔滨陆军军医学校内外》、《北满省委留下的一颗火种》、《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九一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开始》、《九一八是战争不是事变》、《二论九一八战争》、《再论九一八战争》和《抗战是14年不是8年》等专题论文中，提出了许多创新观点，不仅令国内外许多史学界的专家、学者耳目一新，而且对研究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然而，在当时的史学界对抗战时间却是众说纷纭，各执己见，一直存在三种“二战说”：
其一，中国史学家认为“二战”起自1931年9月18日或1937年7月7日。照此说法推算，前者抗战时间是14年，后者抗战时间是8年。
其二，前苏联说“二战”从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开始，他们认为抗战时间是6年。
其三，美国则说“二战”从1942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开始，他们认为抗战时间是3年。
这次担任辽宁省《抗联史》编写小组副组长后，在编写抗联史过程中，张一波带领编写小组人员走遍了东北辽、吉、黑三省以及京、沪、滇、川、甘、粤、桂、湘、鄂、冀、鲁、豫等14个省区市，行程数万公里，走访了124位健在的抗联老战士、部分抗联烈属和抗联老战士后代。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张一波知道，在众多东北抗联将士当中，东北抗联总指挥周保中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于是，他先后数十次采访过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委员、周保中的夫人王一知，同时还多次访问曾在周保中身边工作过的知情人员乔树贵、张红旗等健在的抗联老战士，从这些人的口中了解了周保中领导的抗联部队与日军作战的很多鲜为人知的真实情况，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981年5月初，张一波前往北京找到了周保中的家人，读到了周保中留下来的40多册珍贵的“抗战日记”-《周保中日记》。周保中的家人介绍说，在与日本关东军作战时，虽然战事紧张，条件艰苦，但周保中几乎每天都写日记，晚上挑灯写，战斗间隙写，甚至一边打仗一边写。果然如此，张一波看到的周保中家人保存完好的一本本已经发黄的《周保中日记》，有的日记是周保中写在缴获日本鬼子的笔记本上，有的日记是周保中写在自己用白纸装订的记事册上。各种日记本大小不一，薄厚不等，从1931年一直写到1945年。可以准确无误地说，周保中的这些日记见证了14年的中华民族抗战史。
周保中的家人最后对张一波说：“‘九一八’明明是战争怎么变成了事变呢？中国的抗日战争严格地说应是14年！周保中的日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九一八’就是一场战争，而绝不是事变！中国抗战打了14年，绝不是8年！”
告别周保中的家人，张一波又马不停蹄地访问了东北军王铁汉及柴世荣、赵尚志、赵一曼、李兆麟等抗联烈士亲属及健在的抗联老战士，他们异口同声地提出了与周保中家人一样的观点和疑问：“自打‘九一八’那天晚上开始，我们就和小日本交战了。中国的抗战明明是14年，怎么变成了8年呢？”
在以后的访问中，张一波教授也常常听到那些健在的抗联老战士或抗联家属及后代对他讲述的相同的话语：
“‘九一八’之后我就参加了抗日。”
“从‘九一八’战争爆发那天算起，我和日军整整打了l4年。”“‘九一八’战争开始后，我参加了14年抗日战争。”等等。这些话语不仅给张一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也引起了他久久的思考一
“九一八”仅仅是一次偶然的“事变”吗？
大量事实和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偶然之说当然是否定的。
根据已经解密的日本关东军文件和1948年11月4日《国际远东军事法庭判决书》可以清楚地看到，“九一八”战争是日本对中国蓄谋已久的军事侵略，并非日本国联代表松冈洋右宣称的那样：“九一八事变”只是属于一般性地方偶然事件，请国际不必重视。而事实上明眼人一看便知，松冈洋右这个欲盖弥彰的说法，其真实目的是在为日本关东军制造的那场别有用心的“爆炸事件”进行狡辩。
既然如此，那么，“九一八”到底是战争还是所谓的“事变”呢？抗日战争是从“九一八”开始还是从“七七”开始呢？
如果继续说从1937年“七七”开始算抗战的起点，那么东北三省还算不算是中国的国土呢？王铁汉在“九一八”当晚，率部血战北大营，打响了反击日军的第一枪，算不算抗战呢？“九一八”之后，辽吉黑三省揭竿而起的百万“东北义勇军”与日军进行殊死决战，算不算抗战呢？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坚持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算不算抗战呢？
张一波说，“九一八”战争爆发后第九天，辽宁新民高鹏振的义勇军就开始抗击日寇，一直血战到1937年。不仅如此，从《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源头在辽宁这个历史事实，足以证明中国的抗战也是从“九一八”战争开始的。
著名党史专家张一波、王建学、张洁等人认为，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与辽宁抗日义勇军军歌有直接关系，辽宁是《义勇军进行曲》国歌创作的源头。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战争爆发后沈阳沦陷的当天，中共满洲省委连夜召开会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中共中央也连续发表宣言并作出决议，号召东北人民和军队起来救国。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影响下，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及热河各地抗日义勇军纷纷建立，一时间人数达到百万。
1931年9月27日，辽宁新民的高鹏振（老梯子）率众竖起“镇北军”大旗，开宗明义抗日救国。从lo月10日起，高鹏振率领刚刚组建的4000余人的抗日义勇军马队，公开对日寇宣战，与日本关东军进行过多次殊死拼杀。不久，中共地下党员张永兴（化名王立川），得知这一情况，欣喜万分，在高鹏振老师金某的推荐下，秘密地参加了高鹏振的抗日义勇军并担任政治部主任。
1932年冬，张永兴因事回到上海。这时，张永兴在闲暇时间，突然萌生了创作灵感，根据自己在辽宁与日寇的亲身血战经历，写出一篇抗战檄文《血战归来》（副标题为《关外义勇军抗日纪实》）。在<血战归来》这篇抗战檄文中，张永兴饱含深情地写道：“起来！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河（破）碎，家园（被）毁，爹娘当炮灰，留着（我们）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一二三四！”
1933年6月10日，张永兴撰写的这篇文章在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新中华》杂志第一卷连载三期（第9、10、11期），顿时在上海引起很大反响。不久，张永兴写的这段歌词就成了高鹏振抗日义勇军的军歌。
还有这样的证据：1931年10月，辽宁抚顺清原县成立抗日武装“血盟救国军”，爱国志士孙铭武、张显铭等人举起抗日大旗，成为辽东地区抗日劲旅，这支队伍高唱《血盟救国军军歌》：“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斗！战斗！”
1931年至1933年，是辽宁抗日义勇军全面抵御日寇侵略的时期，这也正是电影《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积累素材的阶段。可以说，辽宁抗日义勇军为《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精神源泉。
专家认为，辽宁新民“老梯子”（高鹏振）抗日义勇军的军歌和《血盟救国军军歌》是《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基础，虽然当时田汉身在上海，但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非常熟悉义勇军的军歌。因为，在1934年，辽东地区著名的抗日义勇军将领唐聚五将军，专程到武汉向张学良汇报工作，并接受了《抗战日报》主编田汉的采访。此时，田汉正在收集各种关于抗日义勇军内容的创作素材，抗日义勇军军歌自然会被他掌握。
在此之前，1932年夏，著名作曲家聂耳曾专程奔赴北京向党组织恳求去东北参加抗日义勇军，他游览了长城并在北京参加了“纪念‘九一八’一周年演出会”，还在会上激情地演奏。
后来，田汉、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很多感受都来自当年赴锦州请愿回上海的学生们的演讲及他们的亲身经历，还有当时从锦州流亡到上海的爱国人士的救亡宣传活动。
1933年2月，聂耳来到热河，他一边慰劳义勇军，一边做抗日宣传工作。可以说，聂耳在热河亲眼看见辽宁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场面，对义勇军军歌有所了解，这些为他后来谱曲《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了感性认识。
这年冬天，田汉完成了以古北口保卫战为背景的《凤凰涅檠》故事梗概，并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初，田汉为电影《风云儿女》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来追捕，仓促间，他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后，就被敌人抓进了监狱。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发现了里面夹着的那张写着歌词的烟盒包装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
聂耳看到这首歌词后特别兴奋，根据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间便谱写出了初稿。为了使《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调和节奏更加有力和鼓舞人心，聂耳和孙师毅商量，对歌词作了三处修改。第一处，是在歌词开头将“起来”与“不愿……”分开，又在句末加上了休止符以作强调；第二处，是将原歌词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并在句尾也加上了休止符；第三处，是在原歌词第七句“前进！前进！前进！”后面再增加了一个“进！”《义勇军进行曲》最后的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将<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代国歌。
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义勇军进行曲》部分歌词作了修改，确定为国歌。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恢复原来的歌词，确定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002年8月15日，张永兴最小的女儿张阿丽和其丈夫刘颖编写了一本纪念张永兴烈士牺牲75周年文集，书名就采用了其父亲这篇文章的标题“血战归来”。
时至今日，一些健在的辽宁义勇军老战士还清楚地记得当年这两首催人奋进的抗日义勇军军歌。现在，这些八九十岁的耄耋抗联老战士虽然年事已高，记忆减退，但还能哼唱出这两首抗战歌曲。
这一连串的疑问在张一波的脑海中反反复复思考了多年，久久无法释怀。
1934年，著名剧作家田汉在创作剧本《风云儿女》时，正是看了张永兴写的《血战归来》这篇动人心弦、激励爱国主义情感的文章，才产生了灵感，写出了著名的歌词《义勇军进行曲》。那么，张永兴说的东北义勇军与日军的“血战”算不算抗战呢？
“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八年抗战”，在此之前，这些耳熟能详的政治名词，张一波本人在省委党校给学生讲课也照本宣科地讲了几十年。这么多年来，他自己不仅给学生讲课都是这么讲的，而且在编写教科书、党史专著和现代史讲义也都是这么写的。这些约定俗成的提法已经讲了几十年了，人们已经习惯了。现在要一下子推翻和改正这些提法，13亿中国人能接受吗？尤其是在史学界能得到认可吗？但是，如果不改过来就不符合历史事实。
为了对自己提出的这个学术观点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为了对后人负责，为了说明“九一八”是战争，不是“事变”，为了说明抗战是14年，不是8年，为了说明历史真相，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张一波就顶着巨大压力，冲破种种阻力，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理论研究工作。
张一波在采访完健在的经历者之后，再一次钻进了书堆里，开始认真查阅历史档案、文献、专著、经历者日记和回忆文章等各种史料，同时也搜集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各国学者的观点和专著。最后，终于总结出了10条重要的理论依据一
第一条：毛泽东曾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
第二条：周恩来在“九一八”战争爆发3天后的1931年9月21日，以伍豪的笔名发表的《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的当前任务》声明中曾说，二次世界大战的祸害，“首先是落在中国的民众身上”。
第三条：邓小平1989年在接待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来访时曾说，“九一八”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开始抗战。
第四条：我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聂耳，在他的1931年9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9月20日，最值得注意的一件大事是报纸上的大字‘日军占据沈阳城……日本侵略中国，是在意料之中的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必然会来的动机和导火线’。”聂耳所讲的“动机”是指日本1927年出笼的“大陆政策”和日本早就计划、准备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谋。
第五条：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在《斯诺眼中的中国》一书中说：“1931年的满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开始。”
第六条：东北抗日联军领导者、总指挥周保中日记中记载的是“十四年抗日战争”。
第七条：日本著名大史学家井上清等人在1959年出版的5卷集《太平洋战争史》第一卷中，对“九一八”战争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他写道：“9月18日夜里十点，在沈阳北郊柳条湖发生了一连串的低微的爆炸声。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这种音响，注意到的人也认为是日本关东军连日进行的军事演习而已。然而，这次枪声竟成了后来持续1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第八条：美、韩等国一些学者也使用“‘九一八’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自‘九一八’起发动了十五年侵略世界的战争”等观点。
第九条：日本关东军自己也毫不掩饰地承认，“九一八”爆炸事件是他们故意制造的假象。当年参与策划柳条湖爆炸事件的日军3个核心人物之一花谷正，在《文献昭和史》中是这样描述的：“18日夜，月近半圆，高梁地黑沉沉的一片；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铁路线为名，带领数名部下向柳条沟走去。一面从旁边观察北大营的兵营，一面选了个离兵营约8QO米往南去的地点，河本末守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装在铁轨下，并点了火，时间是10点过了，轰的一声炸响，铁轨和枕木都炸飞了。”
第十条：最重要的一个理论根据是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全文有23处明确判决“九一八”是战争，是日本蓄谋已久的而并非偶然的突发事件。
下面是张一波摘抄的群众出版社1986年2月出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的部分章节：
“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到战争结束为止，日本历代内阁都不承认在中国的敌对行为是战争。他们坚持地称它为‘事变’。以此为借口，日军当局主张战争法规不能适用于这一敌对行为的实行。”(479页)
“日军的首脑者认为这个战争是‘膺惩战’，因为中国人民不承认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领导地位，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所以为惩罚中国人民而作战。由于这个战争所引起的一切后果，都是非常残酷和野蛮的，日军首脑者的意图是要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479页)
“起诉书中的第一项罪状是控告全体被告与其他人等，参加了这一共同计划或阴谋的拟定或执行。并认为这一共同计划的目的，系欲为日本取得对东南亚、太平洋及印度洋，以及该地区内与其接壤的国家或岛屿之军事、政治、经济的控制地位。为达到此目的，日本单独或与其他具有同样目的之国家，发动侵略战争，以对付反对此侵略目的的国家。”(563页)
“当阴谋者认为他们已有充分的力量足以压倒国内的反对，以及之后当他们终于压倒了一切这类的反对的时候，于是阴谋者逐步实行了为达到他们的日本统治远东这一最后目标所需要的攻击。在一九三一年，他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占领了满洲和热河。到一九三四年，他们已经开始侵入了华北，在华北驻兵，并树立了专为他们的目的而服务而组织的各种傀儡政府。自一九三七年以后，对中国继续进行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侵略了和占领了许多中国领土，设立了仿效上述形式的各种傀儡政府，并且开发中国的经济和天然资源以供应日本之军事的和一般人的需要。”（565页）
除了上述一部分理论论据外，张一波教授还找到了更为有力的事实论据。
当时张一波在寻找事实论据时，恰巧找到了辽宁省黑山县金岗子乡金岗子村一位健在的抗日义勇军老战士王玉楼。
张一波来到金岗子村后，村里上年纪的老人说起王玉楼个个都赞不绝口，说王玉楼如何如何勇敢，如何如何传奇，是一个了不起的抗日英雄。
王玉楼见了史学家张一波也十分激动。那一年王玉楼虽然已是88岁高龄，可一提起打日本鬼子的战斗往事，依然是兴奋异常，慷慨激昂，滔滔不绝。王玉楼对张一波说，他是1931年“九一八”战争爆发之后数日就参加了新民县高鹏振的义勇军，参加过彰武战斗、康平战斗、新民战斗等，打死打伤不少日本鬼子。
在康平那次与日军的战斗中，王玉楼不幸身负重伤，肠子都流了出来。为了不当鬼子的俘虏，他宁死不下战场，忍着剧痛，把肠子塞了回去，继续挥动双枪向鬼子射击。后来，他渐渐支撑不住了，身边的战友不忍心看着他遭罪，想给他补上几枪，早点结束他的痛苦。王玉楼急了，大声喊：“我能挺住，不准给我补枪，谁给我补枪我就打死谁！”此时，率领3000多人的抗日义勇军司令高鹏振看见了这一幕，也大声怒吼：“王玉楼能挺住！谁也不许给他补枪！”随即，高鹏振命令部下抬着王玉楼撤离了前沿阵地。
老人说到这儿撩开衣服，露出肚皮让张一波等人看伤口，并坚决地说：“‘九一八’就是你死我活的战争，绝不是‘事变’！我们跟小日本打得那么激烈，甚至一天经历数战，死了那么多战友，怎么能把这场战争说成是‘事变’呢？”
除了健在的抗日义勇军老战士王玉楼是一个有力的事实论据，王铁汉率部打响中国抗战第一枪和黄显声组建抗日义勇军，更能证明“二战”为什么始于“九一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