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张一波通过访问健在的东北军官兵，多方查找档案资料，挖掘历史，还原真相，终于彻底厘清了50年前北大营遭遇突然袭击后，王铁汉率部被迫抵抗和撤离的来龙去脉。
要想知道这段历史，首先必须了解北大营的来历及其重要的地理位置。
据史料记载，北大营始建于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这一年，清政府在东北正式设立行省，改盛京（今沈阳）将军为东三省总督。东三省总督成立后，在军阀混战时期曾出任过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被清政府任命为第一任东三省总督。
由于沈阳乃清朝发祥之地，且为控制和扼守东北之重地，聪明绝顶和具有军事战略眼光的徐世昌上任后，立刻决定修建北大营。
北大营选址距盛京古城北门外4公里，西距“中东南满支线”（后改名为“中长路”）最近处仅300米，南距“九一八”战争爆发地柳条湖村500米。北大营整个兵营大院接近正方形，四周各边均为2000米，营区内面积400万平方米。营区周边用土堆积成2米高的土墙作为围墙，土围墙顶上可并行两人，两侧各挖l米深3米宽的壕沟，夏季雨水流人沟内，形成天然护营河。土围墙每面均设l营门，称“卡子门”并设岗哨。南“卡子门”为当时主营门，设有卫兵室。门外大道经过喇嘛园子，后面的老瓜堡村与奉天古城的小北边门相迎。营区内，南部为大操场，东、西、北三面均建有兵营，按队、营、标（团）、协（旅）分别布设成方阵，圈圈相套，彼此相顾。中间的协（旅）统驭各标，地形有利，集中方便。整个兵营有平房71间，瓦房43间。
北大营建成后，立刻成为东北驻兵重地，成为保卫沈阳的北面藩篱。到20世纪初，张作霖的奉军和1929年后张学良的东北军独立第7旅驻扎于此。该旅是东北军的王牌旅，旅长王以哲，下属三个步兵团，即六一九团、六二O团、六二一团，总兵力9700多人，枪械477件，军马874匹。营区南门有1个排的兵力，昼夜站岗、巡逻。营内中间是个大操场，北面一列营房中间是旅司令部（旅部）。后面的一列营房是修械所、仓库、马厩、草垛和厕所。东、西营房外面到围墙边缘，除厕所外，都是菜地。大操场边缘和营舍前铺设一条马蹄型林荫路，路宽3米，可畅行4路纵队，旅司令部到南营门的路中间设在影壁墙。
“九一八”战争爆发的当天晚上，并非史学界说的那样，东北军一枪未发，没有抵抗。
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日军发动突然袭击时，驻守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和3个团长都不在营地。当天白天，旅长王以哲因外出参加水灾赈济，晚上没有回营房住宿。
其实，日军早已摸清了东北军的日常活动规律。当天是星期五，每逢周末北大营的防守都比平时松懈。这天上午，日本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长平田以拜访王以哲旅长为借口，特意到北大营探听虚实。恰巧，王以哲不在军营，由参谋长赵镇藩负责接待，平田轻而易举地获取了准确的军事情报。
日军中尉河本末守带人炸毁铁路后，日本关东军随后向北大营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此时，北大营内，绝大部分东北军官兵早巳就寝。日军偷袭时，营区内的官兵没有任何防御准备。不仅如此，日军进攻北大营时，东北军上级却不断下达这样的命令：“对进入营房的日军，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不准抵抗，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于是，一场没有抵抗的大屠杀开始了。北大营官兵做梦都没有想到，就是这个“不抵抗政策”把他们推向了死亡的地狱。
按北大营当时的作息时间规定：晚9时准时熄灯，除了部分站岗的哨兵和值班人员，绝大多数官兵都是到了就寝时间就熄灯睡觉。一开始，冲迸营区的日本兵将被窝里的中国兵当成活靶子，用刺刀又扎又刺。手无寸铁的中国兵根本没有反抗能力，眼睁睁地一个一个地被扎死。不少被堵在寝室里的士兵一看没有逃脱的机会，连忙钻到床底下躲了起来。结果，一个个全都被日本兵用机枪扫射身亡。就在东北军士兵惨遭日军杀戮的时候，住在沈阳城内的东北军六二O团团长王铁汉正在家里起草一份讲稿，这是前一天旅长王以哲交给他的一项临时授课任务。
前不久，东北保安总司令部军需、军医训练班刚招收200余名新兵，王以哲第七旅刚选拔200余名军士和上等兵，由这400余人组成的军士队将于次日上午9时举行开学典礼，这是例行的半年培训教育。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在19日下午2时至4时，安排王铁汉团长主讲《战争论之一：军士的素养与操守》。
当晚，时针已指向10时15分。王铁汉写完讲稿，生怕第二天早晨起来晚了误事，随手将闹表的响铃调到了次日早6时。然后，走进卧室准备休息。突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从北大营方向响起，王铁汉心想，北大营是不是出事儿了？他急忙穿上军装，翻身上马，直奔军营。
在王铁汉骑马急奔营区的途中，北大营军士队队长李树桂被落人营房里的一发炮弹的巨大爆炸声震醒，从床上震到地下。在灰尘弥漫的黑暗中，李树桂连忙爬了起来，摸着衣服穿上，拿起手枪刚要出门，又一声巨响，一发炮弹落在了外屋会议室的西北角。顿时，整个营房的屋顶全都坍塌下来。
几乎在同一时间，正在王以哲第七旅旅部值班的旅参谋长赵镇藩也接到了日军攻击北大营的报告。然而，赵镇藩此时却不知所措，毫无办法，干着急，不敢下令还击。因为，军事管理有明文规定：“参谋长只负责军队作战计划的拟订和军事培训及日常工作的处理，没有直接指挥作战的权力。”
日军的炮弹不断落人营区，炮火迅速蔓延，北大营一片混乱。
晚10时40分许，王铁汉火速赶到旅部。见王铁汉到来，赵镇藩像见了救星一样，急忙问： “王团长！日军向我们发起进攻，怎么办？”“旅长有什么命令？”王铁汉反问。“我正在联系旅长，荣参谋长指示‘不要轻举妄动’。”赵镇藩回答。“好，我回团部集合队伍。”王铁汉说完，翻身上马，向自己的驻地跑去。这时，北大营军士队李树桂队长也已经组织好了一部分官兵，焦急地等待命令，随时准备参加战斗。
而这时，王铁汉还不知道，在他回到军营之前，赵镇藩就已接到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命令：“不准抵抗，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赵镇藩接到命令后，不敢违抗，只好让北大营官兵在营房中待命。
日军见东北军没有还击，又大胆地向北大营发起了几次试探性的进攻，见仍无抵抗，便从炸塌的营房缺口冲了进去。
时任北大营守军独立第七旅第六二O团三营九连上尉连长的姜明文在《“九一八”事变亲历记》中写道：“日军是从西边攻人北大营的，六二一团住在最西边，最先遭到鬼子偷袭。当日本兵很快冲进六二一团各营连的兵营时，许多官兵都已入睡。听到炮声，仓促中他们一个个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就被堵在了屋子里。日本兵一开始都是用刺刀扎，我们的士兵赤手空拳，有的夺门而走，有的越窗而逃，剩下来不及逃脱的钻到床下，这样被扎死的很多。尤其可怜的是钻到床下的士兵都被日本兵用机关枪扫射而死。”
就在李树桂组织好一部分官兵等待还击命令时，一个刚去旅部请示的军士回来汇报说：“李队长！旅长刚从城里打来电话，总部荣臻参谋长指示‘对进入营房的日军，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士兵们听后，非常愤慨，纷纷质问：“咱们就眼看着弟兄们活活被打死吗？”“为什么让日本人这样欺负我们呢？”李树桂被问得哑口无言。
这时，派出侦察的军士跑回来向李树桂报告说：“李队长！旅部和六二一团的士兵有少数人已撤出来了，其余大部分仍没有消息和动静。据撤出来的弟兄们讲，日本兵闯人营房，因为没有遇到还击，见人就杀，有的人原地待命，仍躺着不动，竞被日军活活刺杀在床上。”士兵们一听弟兄们在白白等死，又都喊嚷起来：“中队长，我们难道不是人吗？咱们跟日本兵拼了吧！”“这简直是欺人太甚！我们也有枪，怕什么？跟他们拼了！”听了士兵们请战的呼声，李树桂紧紧地握着手枪，瞪着愤怒的眼睛，义愤填膺，焦急地在原地来回踱着步子，还是不敢下达还击命令。
在六二一团士兵惨遭杀戮的时候，王铁汉已经回到六二O团驻地。见到王铁汉，早已准备好的营长和连长们个个摩拳擦掌，等待应战的命令。“各连集合队伍，听候我的命令。朱（芝荣）团副！你组织重机关枪连、追击炮连、平射炮连，准备进入阵地。”王铁汉一声令下，六=O团各连队开始集合队伍。
谁知就在王铁汉组织六二O团官兵准备反击时，一盆冷水泼在了他的头上。
子夜时分，王以哲旅长再次打来电话，明确告知王铁汉：“张司令长官叫我们不要打，必要时可以退出北大营，留待政府向日本交涉，军人讲的是服从，希望大家忍耐一下……”王铁汉撂下电话，仰天长叹，无奈地瘫坐在坐椅上。
9月19日凌晨1时许，六二O团团部的电话再次晌起。王铁汉以为这个电话应该是反击的命令，急忙拿起听筒。可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是撤离的命令。此时，王铁汉彻底绝望了，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召开了营连长紧急会议传达上级命令。最终，会议决定：“服从命令，全体官兵撤离北大营。”
正在撤离中，一发炮弹在距离王铁汉40米的地方爆炸。随即，六二O团团部的电话又响了起来。王铁汉立即返身跑回团部。这次，电话那端传来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声音。
下面是《东北军事史略》中记载的这段对话，是当时王铁汉作的电话记录——
荣臻：“六二O团吗，你那里什么情况？”
王铁汉： “我是六二O团团长王铁汉，日军正在向我团发起进攻……”
荣臻：“不许抵抗！”
王铁汉：“敌人侵吾国土，攻吾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士兵不能持枪待毙。”
荣臻：“将弹药缴库。”
王铁汉：“在敌人炮攻之下，实在无法遵命，我也不忍这样执行命令。”
荣臻：“你为什么不撤出？”
王铁汉：“只奉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荣臻：“那么，你就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
电话随即中断。
王铁汉曾回忆说，“我们正在准备撤退的时候，已有400多个鬼子向本团第二营开始攻击，我即刻下令还击！”
王铁汉下令道：“我们面前就是凶恶的敌人，各部集中火力射击，用火力压住敌人的进攻，开火！”随着王铁汉一声令下，追击炮、平射炮、机关枪同时开火，日军的火力渐弱下来。
经过激战，从当晚11点40分开始，六二O团与日军的战斗一直持续到早晨4点多钟。这时，王铁汉见第七旅的官兵们已全部撤出北大营，这才让姜明文连长留下，带领九连断后，担任掩护任务。自己率领六二O团北路编队的三营十连、十一连、十二连、迫击炮连、平射炮连等官兵突出营区，爬出战壕向北撤离。
当时，王铁汉回忆，北大营一战，他们大约打死打伤敌人40余名，六二O团第五连连长陈显瑞负伤，全团士兵伤亡19人，东北军伤亡和失踪总计483人。
事后，当提起“九一八”突围战时，有人问王铁汉：“你咋那么傻？上头有命令了不让抵抗，就你敢抗命敢打，不怕杀头吗？”王铁汉气愤地说：“那时候气急眼了，不管是死是活了。小日本太欺负人，就跟他们拼了。如果我们旅1万多人都有武器豁出去打，那几百个鬼子肯定被我们全歼！”所以，后来有人评价，王铁汉率部向日军发起的这场反击战，实际上是“不抵抗中的抵抗”，是一场“撤退战役”。六-O团撤出北大营后，9月19日早晨，北大营沦陷。
日军占领北大营后，到处纵火，疯狂破坏。转眼之间，东北军花费10年心血苦心构筑的唯一一个防守坚固的兵营瞬间化为灰烬……此外，“九一八”战争爆发后，也并非像社会上传言的那样，东北民众也一直没有反抗，甘心当了十四年亡国奴。事实上，在当天晚上，王铁汉率部向侵华日军打响中国抗战第一枪之后，不久，黄显声就举起抗日大旗，组织起一支抗日义勇军与日寇进行了殊死的决战。接着，在当时的辽宁、吉林、热河、黑龙江和内蒙古五省，几乎同时自发地涌现出一支支抗日队伍。最初，这些抗日队伍在没有任何官方指挥、没有任何后方支援和外援部队配合的情况下，与日本关东军进行了殊死的决战。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这些抗日义勇军和各地抗日武装被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关东军进行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王铁汉带领东北军撤离北大营后，让日军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攻击沈阳城时，黄显声率领勇敢的警察又与他们展开了殊死的决战。黄显声，1896年出生，1949年逝世，辽宁凤城人。东北义勇军的缔造者，“九一八”战争爆发时担任辽宁警务处长。
1918年，黄显声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补习班，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五四运动以后，投笔从戎，于1921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炮科。次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服务于东北军。他治军严谨，胆识过人，深受张学良的赏识和信任，一再提升，委以重任。
1928年，黄显声担任张学良第一旅（即卫队旅）旅长，负责沈阳的警卫，保护张学良的安全。在同亲日派的斗争中，他始终坚守自己的爱国信念，坚定地站在张学良一边，以旗帜鲜明的态度坚持抗日，对张学良产生过一定影响。
两年后，黄显声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从此以后，他更加勤奋工作，雷厉风行地整顿社会秩序，一直开展严厉的禁烟、禁赌活动。
1931年“九一八”战争爆发前夕，黄显声努力搜集情报，向上反映，请示对策。但由于蒋介石下达不可抵抗的密令，使他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关东军在沈阳蠢蠢欲动，心急如焚，不能有所作为。
北大营沦陷后，日军开始攻城时，他愤然起事，率领公安局各分局、队，孤军作战，对日军进行了顽强抗击，直到确实无力继续抵抗，才下令退出沈阳。随后，他以全省的警察队伍为骨干，组织义勇军，对日抗战，转战于辽南、辽西一带，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1931年秋冬，黄显声率领警察队伍撤到锦州后，成为实际的前敌总指挥。当时东北边防军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公署都搬到锦州重建，但张学良和张作相都未到锦州，军政事务由黄显声代理执行。黄显声立即联系驻防在义县的十二旅旅长张廷枢向大凌河布防，以巩固对日军的作战防线。
当时，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也率领长官公署迁移到锦州办公，协助张作相处理东北军政事务。
荣臻，是个旧式军人，有鸦片瘾，又知道张学良信任黄显声，所以到达锦州后一切事务都托付给黄显声办理。后来，国联派人来东北调查“九一八”事件，找荣臻交谈。偏巧，荣臻刚抽完大烟还没来得及收拾烟具。国联调查人员见此情景，惊讶地对翻译说：“这样的将军怎么能抵抗日本军队呢？”接着，又问荣臻：“‘九一八’当晚你们为何不抵抗？”荣臻回答：“没有上级命令。”国联调查人员走后，荣臻悔恨交加，当即砸毁烟具，向张学良发出一封急电，要求带一个旅到前线和日军拼命。12月份之后，荣臻在军事指挥上逐渐发挥正常作用。
此时，就在黄显声代理张学良和张作相在辽西主持军政事务时，日军土肥原贤二勾结大汉奸汪精卫，派出日本炮兵军官、高级特务仓岗繁太郎等10人到辽西和凌印青汇合，在盘山组建伪军“东北民众自治军”。
凌印青，海城人，是一个早期国民党人，与杨宇霆交情深厚，日本占领东北后也当了汉奸。
黄显声得知凌印青组建伪军“东北民众自治军”后，立刻针锋相对，他利用该伪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单廷秀是熊飞（八路军将领）的学生的关系，通过单廷秀策反该军第一师师长项青山和第二师师长张海天。10月27日，项青山和张海天两人率部起义，东北军十九旅派兵参战，大汉奸凌印青和日本特务仓岗繁太郎等人被当场击毙。
不久，日军又鼓动张学成于10月29日接手“东北民众自治军”残部，发给奉天兵工厂武器，试图作为日军前驱进占锦州。
张学成是张学良的堂弟，一贯认为自己怀才不遇，与堂兄张学良一直分庭抗礼，1931年初曾参加过石友三的叛乱。这一次见日本人如此看重自己，则欣然接受日军指挥，马上携四名日本顾问上任，号称“东北民众自治军”已有18个旅，要与东北军决一死战。
黄显声请示张学良后，派公安骑兵第二总队进攻张学成接管的“东北民众自治军”残部。由于东北地区当时抗日情绪强烈，张学成的“东北民众自治军”残部也十分惧怕，军心动摇，失去斗志，与黄显声的公安骑兵第二总队交火后不久就开始溃散。这一战，四名日本顾问和张学成都被乱枪打死，伪旅长荣庭当场被俘。
在锦州期间，黄显声励精图治，大力组织和扩充地方武装。而张学良由于年轻和患病，此时正处于刘伯承所说的“五行不定”状态。张学良一面调动一部分东北军到锦州前线，做出似有抵抗日军之意，另一方面支持黄显声将锦州一带设为隔离区的方案，随时准备撤离。在军事上，张学良显得十分消极。黄显声有一次提出建议：“既然锦州前线工事构筑不易，不如以攻为守。”张学良当即拒绝。在日军进攻马占山的时候，张学良坐拥重兵，毫无策应。后来，日军进攻锦州时，极端困难的马占山不计恩怨则反攻齐齐哈尔，试图调动日军北上，以解锦州之急。
对于黄显声招募的部队和反正伪军，张学良也拒绝给予正规番号。他一方面希望借助这些部队抵抗日军，另一方面怕因此形成中国正规军与日军交战的口实。
在这种掩耳盗铃的思维支配下，张学良甚至下令给马占山和丁超等吉林、黑龙江的将领，让他们的部下原东北军的正规部队一律不得使用正规军番号，只能自称“自卫军”、“救国军”等名义。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不但不能减少日军对中国军队的进攻，相反，使日军进攻更加理直气壮和肆无忌惮。日军认为，既然对手不是正规军，就只能是“土匪”、“胡子”和“草寇”了，可以名正言顺地消灭。就这样，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堂堂正规军，一夜之间竟然连自己的番号都不能使用。面对如此的尴尬和境遇，黄显声只能委曲求全，毫无办法。当时，不单是黄显声的部队，东北地区的各路抗战部队也因此而气馁消沉，不敢以中国正规军的名义大张旗鼓地与日军交战。在这种情况下，黄显声急中生智，将新编部队改称为“辽宁抗日义勇军”，委任项青山为第一路司令，委任张海天（外号老北风）为第二路司令，委任盖中华为第三路司令。以后又陆续委任多达20余路“抗日义勇军”司令，自己担任总司令，这就是“抗日义勇军”的最初来历。
为扩大抗日武装，壮大抗日力量，联合东北民众共同奋起抗日，黄显声还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特别制订了编委方案。这个编委方案规定：凡举义抗日率武装百人者授上尉衔，领来骑兵250人或步兵500人者担任少校营长，领来500骑兵或步兵1000人以上者担任上校团长等等。
此讯传出之后，东北各地爱国志士纷纷投奔锦州，找到辽宁省警务处，请缨抗战。黄显声授意邓铁梅等人，在辽东等地创建新的抗日义勇军，并给予经费资助。不久，几支新的抗日义勇军很快组建起来。从此，抗日义勇军与日军开始了声势浩大的面对面的武装斗争。一次，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拼死阻击日军进攻辽西，给日军第四混成旅很大打击，日军不得不退出辽西。在打击日军时，黄显声还根据敌情下令破坏桥梁和路段，阻挡进犯的日军。
1931年12月15日，张学良依靠的后台蒋介石第二次下野。至此，张学良的抵抗意志更加消沉，在日军大举进攻的压力下，张学良最终下令东北军主力于1931年的最后一天撤离锦州。
当时，在回复新闻媒体记者访谈时，东北军方面表示，他们在锦州周围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斗，最后因战斗力不支撤退，损失5000余人。然而，根据当地的外国人和中国民间团体人士回忆，驻扎在锦州的东北军各部，除步兵十九旅、骑兵二十旅部分部队和装甲列车队以外，其他部队基本与日军没有任何接触就开始撤离，撤离时日军还在锦州的百里之外。而真正在锦州外围跟日军进行血战的抗日武装部队，却是黄显声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和警察队伍。他们与日军在白旗堡、田庄台、盘山和大虎山等各地辗转血战，还曾经反攻过营口，给日军造成重大的打击。
不仅如此，在东北军大部队撤退时，黄显声还率领三个骑兵公安总队断后掩护。并以第一、第二骑兵总队掩护机关人员撤退，自己亲自带领第三骑兵总队埋伏在大凌河畔杨官屯一带，拼死阻击日军追击东北军大部队。
1932年1月1日，日军向锦州发起总攻。
1月2日，日军第八师团西义一部在锦州展开三面围攻之势。黄显声率部与强渡大凌河的日军展开激战，双方战斗到凌晨2时30分，黄显声下令炸毁女儿河铁桥阻挡日军追击，部队随即撤向关内。
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辽宁抗日义勇军部队，一部分跟随黄显声撤人关内，另一部分留在当地继续与日军作战。
1932年8月，黄显声以义勇军总指挥身份参加了北平“救国会重要议事”，向北平民众作了锦州失守和辽北一带的作战报告。张学良下令将黄显声带进关内的部队编入骑兵第二旅。不久，又扩编为骑兵第二师，驻扎北平西苑。
1933年，长城抗战不久，黄显声毅然率领骑兵第二师出关抗战，与日军在隆化一带周旋作战。以后不久，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盟军，黄显声派熊飞与冯玉祥联系，要参加打击日军行动。冯玉祥的部队打击了伪军李守信部，收复了多伦，但很快就被蒋介石密谋分化瓦解了。
黄显声的抗战热情屡屡受挫，一直处于苦闷之中。此时此刻，他见日军大有侵吞华北之势，收复东北已无希望，东北军更是指望不上。为此，他决定暗中联系真诚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不久，通过原辽宁省政府秘书、共产党员刘澜波的沟通，黄显声和中共北方局有了联系。共产党北方局派孙致远、康少艺等17人参加黄显声的队伍，对部队进行改造工作。柯庆施等中共北方局领导都曾到过黄显声的骑兵第二师与他探讨联合抗战问题。黄显声是最早与共产党接触并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国民党东北军高级将领，也是最早在国民党东北军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一支抗战队伍。
在共产党的影响下，黄显声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他接受共产党对军队的改造工作，使这支部队有了很大变化。蒋介石很快就了解到黄显声和共产党的密切关系，对他恨之入骨，立刻派刘克俭到骑二师任政训处长，暗中监视黄显声。由于在黄显声的部队里共产党的势力很大，刘克俭不敢轻举妄动，只好借故离开。
蒋介石借张学良出国之机企图分化瓦解东北军，在北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要将东北军调到南方进行“剿共”。何应钦宣布命令后，黄显声当众抗命，大声说道：“要想调动东北军，除非张将军回国，否则谁也休想调动东北军。”接着，怒目环视左右，拍拍腰间的手枪继续说：“谁敢接受命令，谁就先接受这个。”东北军将领都齐声拥护黄显声的正义主张，一致反对去南方“剿共”，蒋介石和何应钦只好作罢。
在当时，黄显声的这个正义之举无意间起到了“一石三鸟”的作用。一是保护了东北军，避免了无谓的流血牺牲；二是在很大程度上对活动在南方的中共红军减少了武力进攻，使红军赢得了不断发展壮大的宝贵时间；三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全力“剿共”的反动战略政策进行了公开抵制和对抗，避免了中国人自相残杀。
1935年7月，张学良回国就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将东北军骑兵集中成立一个军，欲委任黄显声为军长，但遭到蒋介石的极力反对。无奈之下，张学良只好任命黄显声为副军长。
黄显声带领部队驻扎在陕西和甘肃一带之后，多次劝谏张学良，要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与共产党联合抗战，收复东北，打回老家去。
张学良迫于蒋介石的压力，还是违心地进行军事“剿共”。至此，黄显声愤然离开骑兵军，留居北平。
此时，蒋介石乘机要以重金要职收买黄显声，遭到黄显声的严词拒绝。不久，张学良听到报告，担心在外部队五十三军万福麟部有所变故，立刻决定派黄显声去担任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以牵制万福麟。
黄显声到达五十三军后，致力于改造部队，实现抗日愿望。后来在抗日战场上威震冀中的吕正操司令员，当时就是他的部下，也是他的亲密战友。
在担任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期间，黄显声大量吸收进步青年和流亡学生到部队中来，并让冀南的共产党员到部队任职。不仅如此，西安事变爆发后，黄显声在石家庄马上表示拥护，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人迫蒋抗日的军事行动。
张学良送蒋介石到南京被囚禁后，黄显声会同张学思等人为营救释放张学良而奔走呼号，但毫无结果。周恩来通过刘澜波，在武汉与黄显声见面，鼓励他坚持信念，要抗战到底。
黄显声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积极协助共产党进行抗日统战工作，并提出要去延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周恩来对黄显声提出的请求给予支持，欣然允诺他到延安后先介绍他到抗大工作，并让他先将从香港运来的一批物资运往延安。黄显声立刻安排属下，秘密地将这批物资安全地运到了延安。
几天后，黄显声召集了一些旧部和学生100多人，准备开赴延安，组成由共产党领导的新东北军，参加抗日。然而，就在黄显声秘密准备要去延安时，不料被国民党特务张毕天侦知。
1937年2月2日，黄显声在汉口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
当时，黄显声被捕，与东北军内部斗争也有很大关系。原因是，黄显声是张学良最为信任的少壮派军官，一直深受张学良的赏识。长城抗战后，张学良深感老东北军将领各顾家眷，腐化老朽，已经不堪改造，因此大力提拔少壮派军官，黄显声就是其中最优秀的少壮派军官。然而，这种做法明显侵犯了那些占据高位的老东北军将领的切身利益。
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以后，东北军上层并非都是铁板一块，全力主张营救，而是在蒋介石的拉拢打压之下，四分五裂，自相残杀。此时，失去了张学良支持的黄显声，也成为这些老牌将领的眼中钉和肉中刺。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蒋介石才毫不顾忌地扣留了张学良这位著名的抗日将领，确信这不会影响他对于东北军的调动和使用。
其实，在黄显声被捕之前，周恩来事前已经获得情报，明确指示黄显声马上转移。但遗憾的是，黄显声觉得自己光明磊落，抗战没错，一生没有做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错误地认为蒋介石不敢对他下手，所以没有立即离开。而事实与他想的恰恰相反，蒋介石早就对他恨之入骨，一直想除掉他。
黄显声先是被秘密关押在国民党武汉稽查处，不久又秘密移押到湖南益阳，最后被押送到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看守所监禁。在重庆被关押期间，黄显声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了极大摧残。但他宁死不屈，意志坚定，态度不改，经常对狱中的难友说：“咱们要虎人笼中威不倒。”在狱中，他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一定会胜利。所以，不管条件如何艰苦，他始终尽自己的努力，为狱中的难友们提供奶粉、糖果和药品。除此之外，他还义务教授狱中难友文化知识。
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绮云被捕后，和妻子徐林侠、儿子宋振中（小萝卜头）一同被关押在重庆。根据一位难友记载：小萝卜头聪明好学，七岁以后其母徐林侠向狱方争取到让他在狱中“上学”的权利。小萝卜头的老师就是黄显声将军。黄显声不但教小萝J、头语文、算数、俄语和美术等文化课，还教他武术。
因为黄显声的威望和军中旧友的影响，也因为特务认为他一旦出狱就会再做高官，所以对黄显声给予了一些特殊待遇，如渎书、看报，甚至拥有防身的佩刀。
中共党组织对黄显声也一直非常信任，白公馆地下党组织曾指示陈然与他联系，从他那里获取报纸上的消息，以此为信息来源，办起了白公馆版的《挺进报》。
黄显声不仅会讲俄语，而且还精通诗词，擅长篆刻。在今天保留下来的黄显声将军自制的一方石印上，侧面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一行小字——“骑富士山头展铁蹄，倭奴灭，践踏樱花归”。
黄显声是因力主抗日而闻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但在抗战期间，爱国热情却得不到释放，他报国无望，万分愤慨，常常以诗明志。当读到陆游写的“报国欲死无战场”这句诗句时，这个铁骨铮铮的将军竟然失声痛哭，大骂蒋介石是“秦桧当权，岳飞被害”。一次，当谈到“九一八”事变时，黄显声毫不掩饰地说：“我是主张联共抗日的，如果汉卿能听我的话，国家何至于此？汉卿何至于此？奸贼误国啊。”抗战期间，共产党曾多次组织营救黄显声但都没有成功。
因为，国民党特务多次将黄显声秘密转移，外界对他的情况也知道得极少。其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对他记恨所致，下令对他的消息严密封锁，不准向任何人透露。
黄显声的旧部官兵也曾要秘密救他出狱，但都遭到他拒绝。他说：“我是被他们暗中抓来的，是无罪的；是蒋介石他们卑鄙无耻，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我要光明正大地出去。”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下达了对黄显声的密杀令。
11月27日下午，特务杨进兴带人走进黄显声的囚室，假惺惺地说：“周主任请黄先生去谈话。”黄显声不知是特务对他进行暗杀，看了几个特务一眼，没有多想，从容地穿上衣服，暗中带上一把短刀，走出了囚室。当走到距白公馆半里路的步云桥近处山坳时，杨进兴悄悄地从黄显声背后打响了罪恶的冷枪。黄显声中弹后，抽出短刀，转身回头怒视着特务们，慢慢地倒了下去。
12月15日，重庆市各界人士举行隆重追悼大会，沉痛悼念杨虎城、黄显声、罗世文、车耀先、陈然和江竹筠等死难烈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及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参加了追悼大会。
黄显声将军之死还有一点传奇的色彩。在息烽监狱关押期间，黄显声将军曾经凭借精湛的医术，救活了一名被指控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捕入狱的福建女大学生黄彤光。随着此后的接触，黄彤光爱上了这位气宇轩昂、儒雅不屈的抗日将军。
1944年，黄彤光出狱后，一面全力寻找关系营救黄显声出狱，一面通过看守中的内线与黄显声鸿雁传书，甚至寻机相会。后来，两人终于定下终身，黄显声将军向黄彤光承诺：“只要能够出狱，愿与你结为连理。”至此，两人成为极其特殊的“狱中恋人”。一次，在定情时，黄彤光交给黄显声一张红纸，请黄显声将来用它包结婚戒指来娶自己。
不久，闻知黄显声将军遇害，黄彤光和夏在汶等人含着眼泪，连续5天到红岩山上寻找黄显声的遗体。然而，尽管随行的解放军官兵也帮助仔细搜寻，都没有找到。就在大家绝望之时，突然，在一堆新土中露出一小片红纸。黄彤光一眼认出，这正是她给黄显声将军的那张包戒指用的红纸。黄彤光立刻跪了下来，大声说：“黄将军的遗体就在这片新土的下面。”
几十年后，白发苍苍的黄彤光女士回忆起与黄显声将军的这段恋情时，用这样的词句描述了将军的埋骨之地：“那片红纸在风中痛苦地摇着头，很鲜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显声的遗体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如今，东北人民十四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已经清清楚楚地公布于世。
张一波和他的“九一八”战争研究会的同仁们，经过几十年的苦苦寻访、搜集、挖掘和整理，终于占有了大量真实可靠和翔实的历史资料，以此作为有力的证据，终于还原了东北军打响了中国抗战第一枪、“二战”始于“九一八”、义勇军奋起抗日和东北人并未甘心当亡国奴的那段历史真相。
张一波寻访了众多“九一八”侵华战争受害者的家属，他们控诉日本鬼子的侵华暴行，无不怒火中烧，声泪俱下！此情此景更加坚定了张一波给“九一八”事变正名的决心。
经过寻访和查证，张一波记录了“九一八”战争亲历者、众多健在抗联老战士及其家属、后代亲口讲述的大量事实。通过查证文件、史料、文献、专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东北抗战亲历者日记和回忆文章等各种资料，很快搜集了数百盘证人证言录音磁带及100多卷文字资料，然后开始埋头整理、研究和写作。最后，拿出大量有根有据的理论论据和事实论据，大胆证实：“九一八”不仅是战争，而且是“二战”的开始；中国抗战是14年而不是8年等观点是正确的。为此，他果断地决定：立刻将被叫错了50多年的“九一八事变”这一称谓改正过来，还原其历史本来面目。
于是，张一波开始正式对外宣讲自己研究的这些抗战史学新观点，并大张旗鼓地公开宣传和展示这些抗战史学新观点产生的原因、经过及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