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东北抗联没有失败
自从“九一八”战争爆发，日本关东军正式入侵东北以来，正是因为东北抗日联军坚持了十四年抗日游击战争，正是因为东北抗日联军付出了巨大牺牲，才一直牵制日军始终无法撤出东北战场而增援其他抗日战场。
据张一波介绍，当时，日本关东军驻扎在东北的兵力号称百万。如果东北抗联对这部分侵华日军不进行殊死的抵抗，日本完全可以将这些兵力投放到中国的其他抗日战场去增援那里的日军。一旦那样，必然会对其他抗日战场的中国军队造成极大的压力。
因此说，东北抗联坚持的十四年抗日游击战争，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日军，减轻了其他抗日战场的压力，而且还为夺取全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赢得了宝贵时间。
墨写的谎言终究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真实的历史事件已成为铁的事实摆在世人面前，任何人都无法抹杀。
2008年，为论证东北抗联坚持的十四年抗日游击战争，张一波不辞辛苦，走遍东北三省和关内十几个省区市，访问了48名健在的抗联老战士，又找到了大量的证人证据，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东北抗联没有失败。
如今，这48名健在的抗联老战士均已八九十岁，大部分已经陆陆续续地离开人世，但他们当年抗击日寇的英勇事迹及本人照片，已被永久地保存在辽宁省“九一八”战争研究会，成为研究东北抗联抗战14年及我国抗战史极其罕见的珍贵历史资料。
下面是2008年张一波访问的《东北抗联健在老战士及其后代名录》：韩光、彭施鲁、林一、李在德、陈贵周、于忠友、李万新、姜海波、李敏、李东光、高玉林、冯淑艳、刘振峰、吴玉清、刘义权、申连玉、高吉良、李兴林、赵三声、张玉君、翟延龄、郑桂珍、杨振赢、刁占林、乔明宽、金海山、谭凤春、陈占峰、冯文礼、李静、董长义、姜焕周、胡贞一、卢连峰、张英、李森、庄风、孙萍、王铁环、蒋泽民、单立志、王明、阎继哲、潘守业、张正恩、孟宪德、周淑玲、李文阁。
【张一波注】此名录来源于马彦文编写的《东北抗日联军名录》（简称《图册名录》）和张一波、王小兵合编的《中共满洲省委、东北抗联老战士及其后代通讯录》（简称《抗联名单》）。
通过这48位抗联老战士的口述，更加证明，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有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在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他们十四年的艰苦斗争牵制了数十万日伪正规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他们可歌可泣、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宁死不屈精神的集中体现。他们在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艰苦斗争，牵制76万日军，消灭敌人18万之多，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精神，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据黑龙江省抗日战争研究会统计，东北抗联对日作战次数约10余万次。据日伪统计机关统计：1935年近3.91万次，1936年3617次，1938年13.11万次，1939年6547次，1940年3667次。日伪军伤亡人数，据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将军推算：1931至1937年抗联歼敌10.35万人，1937至1945年歼敌8.27万人，共计18.62万人。牵制日军兵力：1937年20万，1940年40万，1941年76万。7．二战还有东方战场
在张一波没有全面、深入、细致研究抗日战争史之前，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二战到底有几个主战场？中国算不算主战场？不仅如此，有些历史教科书只是对中国的抗战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抹杀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的巨大贡献。
张一波知道，这是他们不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同样，为了还历史本来真面目，以正视听，让世人全面了解抗战情况，经过全面、深入、细致的搜集历史资料和潜心研究，对于多年有争议的这个历史问题，张一波终于给出了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真实的答案——第二次世界大战共有6个战场。
中国战场
张一波说：“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中国抗战，揭开了世界大规模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抗日。
中国的抗日战争经过艰苦的战略防御和相持阶段后，1944年，中国抗日战场转入全面大反攻。
1945年8月，中国抗日军民举行全国大反攻之后，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围歼日本主力关东军。中国战场是亚洲太平洋战场中的主战场，共消灭日军150万，受降128万。
欧洲西线战场
1939年9月1日，德国出动62个师、160万人进攻波兰，二战全面爆发。此后，德军接连向欧洲西、北和东南大规模进攻。
从1940年4月到次年6月，德国攻陷丹麦、挪威；占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迫使英法联军40个师33万人从敦刻尔克跨海退守英伦三岛，之后德国和意大利南北合击，迫使法国败降。同时，德国还对英国发动大规模空袭战役，不久又占领了南斯拉夫和希腊。
1943年7月，英美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9月意大利投降。1944年6月，盟军成功进行了法国诺曼底登陆战役，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并在西欧各国抗德武装配合下，于1944年秋冬两季完全解放了德国占领的西欧国家。
欧洲东线战场
德军进攻西欧期间，苏联通过扩大自己的版图，建立起一条所谓的“东方防线”。
1941年6月22日，德国投入190个师共550余万人，分3路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半个月推进了300至600公里。苏联经过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防御战等战役，粉碎了德军的闪电进攻。
自1942年7月始，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与德军激战200天，歼敌150万。
1944年，苏军又组织了10次战略性反攻德军战役，一举把德军赶出了苏联。尔后苏军继续西进，与东欧各国反法西斯武装配合，解放了东欧。
太平洋战场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军基地珍珠港。在此后的半年中，日军和美军在珊瑚岛、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进行激烈的海空战役，日军遭遇接连失败。
1944年，美军转入进攻，大规模空袭日本本土，对日占岛屿实施海陆空联合作战。
1945年8月，美军又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此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已损失125万兵力。
东南亚战场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进攻东南亚，半年内占领了东南亚广大地区。
1944年，中美英联军在印缅战场上接连打击日军，并在当地抗日武装积极配合下发起缅甸战役，消灭日军7万余人。北非战场
1940年7月，意大利进犯驻扎在东非的英军。
1941年1月，英军收复东非失地。同年2月，德非洲军团进入北非，德国和意大利两国军队重新发动进攻。
1942年，英军经过阿莱曼战役，粉碎了德意两国军队的进攻。同年11月，盟军分三路从摩洛哥和阿尔及尔登陆。
1943年4月，盟军又在突尼斯战役中获胜。同年5月，北非的25万德意两国军队投降。
二战三巨头评中国抗战：东方战场中付出代价最大
抗击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大、牵制和消灭日军最多——对于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为欧洲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位二战中的风云人物，都曾有过高度的评价。
斯大林对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评价是：“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凋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如果罗斯福的这种假设真的变成了现实，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世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阶段，中国战场始终牵制和消耗着日本陆军的绝对主力。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在其所著《日本近现代史》中写道：“在对英美开战后，日本陆军主要战场在客观上仍然是中国大陆。”这一点，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看得十分清楚。
1942年1月6日，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说：“千百万中国人民在漫长的4年半里顶住了轰炸和饥荒，在日本武装和装备占优势的情况下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侵略者。”一个多月后，他在一次“炉边谈话”中又说：“我们必须帮助中国进行现在的卓越抵抗和以后必然来到的反攻——因为这是打败日本的一个重要因素。”
早在1940年，希特勒横扫西欧时，日本也制订了包括东亚、东南亚、南太平洋各岛国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与德、意结成三国军事同盟，积极准备“南进”。
然而，当日本海军耀武扬威于印度洋时，由于中国战场牵制了大量的日军，日本陆军却无法抽调足够的兵力与之配合。正因为如此，太平洋战场上的美英盟军才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军事科学院著名军史专家彭训厚说：“中国军队从1939年冬开始发起的冬季攻势，给日军以惨重的杀伤，使日军非但未能为‘南进’抽出力量，反而被迫向中国战场增派了两个师团。日军攻打澳大利亚、锡兰（今斯里兰卡）的计划被迫放弃，与德军会师印度洋，击溃英、苏，控制世界的狂妄目的就这样破灭了。”
正因如此，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他们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丘吉尔说：“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
1942年1月，8万日军大举进攻缅甸，英国守军告急。
1月21日，丘吉尔在转致参谋长委员会的电报中指出：“缅甸如丧失，那就惨了。这样会使我们同中国人隔绝，在同日本人交战的军队中，中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
日军进攻缅甸，既可以一举切断美英援华战略物资而孤立中国，又可以占领美英在缅甸的军事基地，伺机进攻印度，西进与德军会师中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良志说：“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中国的抗战就开始了。这比欧洲反法西斯战争整整早了8年。”
开国上将吕正操就是健在的最早投入抗战的志士之一。在地道战、雁翎队的故乡，人们至今仍津津乐道着威震敌胆的“吕司令”和他的队伍所创造的传奇故事。谈起60年前的烽火岁月，这位百岁老人动情地说：“是广大军民的浴血奋战，使不可一世的日军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汪洋大海。”
直到抗战末期，日本陆军还有64%的兵力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上。参加过南京受降仪式的王楚英老人说：“日本投降时在华兵力约128万人，仅这一数字，就超过太平洋东南亚各战场上日军的总和。日军曾扬言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可仅在上海我们就与他们血战了3个月。在武汉会战的4个半月里，我们又让日军付出了10余万人死伤的沉重代价。”
亲历过淞沪抗战和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的王楚英，曾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忠勇勋章。他说：“中国军队虽然装备、训练均不及日军，但在民族危亡关头，官兵拼死作战，以血肉之躯对抗机械化的敌人，常常是整师整团地与敌人血战到底，令日军付出了惨重代价。”
从1931年至1945年，中国战场歼敌150万余人，占日军二战期间伤亡人数的70%。在这样一组数字的背后，中国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一伤亡4000余万人。
正如有人赞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是抗击日军付出代价最大的国家。
8．组建对日索赔辽宁分会
1993年3月12日，张一波在北京参加了全国157名专家、学者、教授联名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提交的提案——要求“两会”对民间受害人索赔立案。从此，国内外报端常见中国民间受害人对日索赔的消息。
1994年6月15日，张一波发起成立中国民间受害人对日索赔筹备委员会辽宁分会。
之所以要成立“中国民间受害人对日索赔筹备委员会辽宁分会”，因为“九一八”战争问题的主要一方在于日本。而在20世纪80年代，此时的日本经过战后追随美国的发展方式，在经济、工业、军事上都日渐强大，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否定侵略战争的气焰也在不断高涨。于是，国内民间也出现了一些批判日军右翼势力的声音。
有鉴于此，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张一波教授联合全国著名的国际法律专家童增硕士、美国大历史学家吴天威教授、北京 著名的史学专家白竟凡女士（吴天威东北中山中学同学）和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陈志凌教授等157人，在北京共同发起了中国民间受害人对日索赔“两会”提案。之后，以童增为首在香港注册了“中国民间受害人对日索赔联合会”，在北京设立了“联合会办事处”，以联合会的名义对中国民间受害者广泛联系。从此，我国许多当年的慰安妇，被抓日本劳工，被抓中国劳工，“七三一”、南京大屠杀、重庆狂轰滥炸等民间受害者开始纷纷对日本提起诉讼。
日本支援中国民间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律师团团长尾山宏、副团长小野寺利孝、秘书吉原雅子等300多人组成了支援“中国民间受害者索赔律师团”，为中国民间受害者无偿代理诉讼案。最著名的诉讼有山东劳工刘连仁对日索赔案、河南劳工耿淳花冈诉讼案、南京大屠杀诉讼案、重庆大轰炸诉讼案、“七三一”王亦兵诉讼案和平顶山杨宝山诉讼案等近百起诉讼案。中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各类民间受害对日索赔民间组织，北京成立“中国民间受害人对日索赔联合会”，代表二战期间我国各种民间的受害者状
告日本政府，要求其道歉、谢罪并给予经济赔偿。
除了“中国民间受害者索赔律师团”支持张一波，日本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日本律师新美隆、田中宏，日本作家野添宪治，《朝日新闻》记者古谷浩一，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会长熊谷伸一郎，秘书金子美晴，日本谢罪战犯东史郎，秘书山内小夜子，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伊藤敬一，纷纷写文章、开会，声援支持张一波。张一波工作和活动的东北，是日本侵略的最前沿，因此，这儿有众多的被日本做活体解剖、鼠疫、细菌战、毒气弹、平顶山大屠杀惨案、劳工等受害者，他们在二战日本侵华期间都受到了日军的侵害，有的付出了生命，有的带着痛苦活了下来，他们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这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不公平！
为了能为这些无辜的民间受害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1995年张一波教授从北京回到沈阳后不久，团结起一些社会名人、史学专家、律师、社会活动家、民间爱国者等于1995年6月3日成立了“中国民间受害者对日索赔筹备委员会辽宁分会”，张一波教授任筹备委员会主任。省里的离退休老领导也有人加入到了这个民间团体当中，担任一些名誉职务，为中国民间受害者对日索赔奔走呼吁。在与日本尾山宏、小野寺利孝律师团联系中，主要是支持刘连仁等被抓日本劳工对日索赔案；“七三一”李佩珍状告日本对日索赔案、平顶山大屠杀惨案杨宝山等对日索赔案；冯庸大学对日索赔案及南京大屠杀、细菌战、毒气弹等受害者对日索赔案。
张一波教授极力推广国际法规定的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的区别论：战争赔偿是政府对政府的赔偿；受害赔偿是战败国政府对战胜国民间受害者本人和遗属的赔偿。毛泽东、周恩来放弃的是战争赔偿（国家对国家，政府对政府），民间受害赔偿，毛泽东、周恩来从来没有放弃过。而且，江泽民、钱其琛、吴学谦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都讲过“对民间受害索赔中国政府不加限制”的话，并说“日本政府要妥善处理”。正是这句“对民间受害索赔中国政府不加限制”的话，给了张一波教授及他带领的“中国民间受害对日索赔筹备委员会辽宁分会”团队一条铁的信念：坚持真理，一定要把中国民间受害对日索赔的官司打下去，直到日本政府及其使用被抓劳工日本企业道歉、谢罪、赔偿。
李佩珍老人生前是辽沈地区平顶山受害者诉讼团团长，从1997年起，她与其他的幸存者们就开始了对日本政府的诉讼，他们要求日本政府进行道义上和经济上的双重赔偿。可是让他们失望的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却以“国家无答责”为由驳回了受害者李佩珍等人的起诉。最后，98岁的李佩珍老人含冤离开人世。在她的追悼会上，张一波教授两次泣不成声地念出写给她的挽联：“三千血案，苦等花甲犹未雪；十亿神州，忍看耄耋共余悲！”张一波念完，追悼会全场顿时陷入了无限的静默、悲痛和哀叹之中。
自从李佩珍老人突然离世后，一个特殊的问题在张一波的脑海里立刻突显出来——大多数幸存者目前都已八旬开外，尽管此前他们都已将自己的证言公证，但诉讼的胜利并不代表着一切！于是，张一波大声疾呼：“我们现在急需成立一个‘平顶山惨案继承会’，来继承、发扬、光大他们的精神！”在张一波的呼吁下，不久，“平顶山惨案继承会”很快就成立起来。
据资料显示，日军自1943年起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强掳大批青壮年和战俘押运回国，送到35家日本公司的135个作业场，强迫从事建筑、采矿等繁重体力劳动，很多劳工最后都惨死他乡。
日本这35家公司当年惨无人道的暴行昭然于世后，都白纸黑字地写在了这些原告的起诉书中。仅在中国，就有5万名劳工被强行带到日本。在日本三井矿业公司里面，就有大约2400名中国人被强征服苦役，其中有7000多名劳工已经永远地躺在了异乡冰冷的土地上。至今，这些幸存下来的劳工已不足50人。但是，尽管如此，人们坚信，这段历史决不能因时间的流逝而被中国人淡忘。
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张一波在想，曾有中国劳工向日本索赔，都是在日本国内起诉的模式，最后都未获得成功。日本政府与其企业“沆瀣一气”：既不明确承认所犯下的种种暴行，更不愿对受害人提出赔偿，还故意设置各种程序性障碍逃避罪责。因此，中国劳工要在日本国内向日本公司索赔，其成功的概率非常低，甚至不可能。
看着中国民间受害人对日索赔一次次败诉，张一波教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决定另辟蹊径，再想办法。为此，他多次赴山东去找被抓日本劳工刘连仁及其儿子刘焕新，约请日本劳工受害者王子安、耿淳和王亦兵等人恳谈，寻求处理索赔问题的新途径。与此同时，张一波教授向海牙国际法庭驻中国代理机构进行了法律咨询。最后，决定建立一个跨国律师团，在第三国承办对日本民间索赔的诉讼案件。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通过州议员海登和霍恩达的SB1245提案并使之成为新通过的法律，其有效期到2010年12月。这样一来，可以让许多受害人向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生意往来的这些日本公司索赔。在得到这个消息后，张一波教授又增强了信心，看到了希望，马上与各方面的人员交换意见，决定在美国起诉日本。此间，张一波教授有缘认识了辽宁省籍的旅美律师杨立。他正要在中国发起民间受害对日索赔寻找合作伙伴，两人见面后，马上商定在美国杨立律师事务所，全权代理中国民间索赔机构，并在中国国内设立工作室。杨立律师给了张一波教授委托书，聘请张一波教授作为杨立律师所代理人，在国内为他代理收集劳工资料等工作。
为了在对日本索赔案中取得日本友人的支持，张一波教授特意前往北京，找到了日本支持“中国民间受害者索赔律师团”总干事长小野寺利孝，与小野寺利孝会晤数次，并说服日本律师团与美国律师团合作办理此案。同年，张一波教授又组织了沈阳地区“二战受害者、新闻界、专家学者声援中国劳工在美国起诉日本的座谈会”，并向外界宣布中、日、美三国律师合作在美国起诉的协议。不久，日本律师团表示赞同与美国杨立律师合作，并派尾山宏团长等人赴美国与杨立律师会面商谈。不久，日、美两国律师团正式开始合作，就工作顺序、方法等技术问题达成了合作共识。2000年9月6日，杨立律师与美国律师团在美国正式实施第三国诉讼第一案——受理两名二战期间中国被抓日本劳工叶永才、苏爱珠并代表8200名难友，向美国加州高等法院对日本三菱、三井公司提起索赔诉讼。
美国杨立律师曾对张一波教授语重心长地说：“美国联邦国会参众两院以及加州都有支持受害劳工要求赔偿的法案，这为中国民间受害者对日索赔的诉讼提供了法律基础。”
中国劳工在美国控告日本公司是解决对日诉讼的新途径，张一波教授的发起并促成，为中国民间受害者对日索赔注入了新的活力，找到了新的方向和新的希望。正如被抓日本劳工后代所说的那样：“我们民间受害者索赔由于日本的不公正对待，几乎快走到了死胡同的时候，张一波教授为我们找到了又一条新途径，可以说是对我们民间受害者索赔做出了重大贡献。”
对于发起并促成在第三国诉讼日本企业索赔这条新途径，张一波教授在接受《辽沈晚报》的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近年来中国民间受害者跨国诉讼一直不断，但都是在日本国内进行，日本法院或一拖再拖不予宣判，或以中国人败诉告终。如果我们在美国诉讼成功，将会开辟一个对日跨国诉讼的新渠道，或许我们现在民间受害对日索赔诉讼案面临的困境将会迎刃而解。”
在寻求诉讼新途径的同时，张一波教授没有忘记保护民间受害者这些活证据。当时，在二战期间被抓日本劳工健在者已不足30人，而在辽宁省能找到下落的只有8人。他们是：王松林（1944年被抓往日本崎户岛当劳工）、杨同庆（1944被抓到日本福冈当劳工）、王鹏飞（1943年被抓到日本九州当劳工）、董玉森（1943年被抓到日本富士铁矿当劳工）、许同友（1944年被抓到日本富士铁矿当劳工）、刘凡（1944年被抓到日本北海道当劳工）、秦小申（1944年被抓到日本北海道三井铁矿）、许德明（1944年被抓到日本群马县秀水发电工程当劳工）。
为抓紧抢救这些活证据，张一波教授领导的“中国民间受害人对日索赔筹备委员会辽宁分会”还与《辽沈晚报》合作，为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录音、录像，并将这些音频和视频资料全部刻录成光盘，交给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做永久保留。
张一波教授曾向身边的人解释为什么要抢救劳工的录音、录像时说：“日本的右翼势力就是在等待这些耄耋索赔者的故去，然后死无对证。在世劳工都已是风烛残年，已经受不住到日本索赔遭到败诉的打击，也受不了舟车劳顿之苦。这些劳工生活都不宽裕，根本无力承受到日本法院起诉的费用和律师费、交通费等。如果将这些劳工个人的经历、陈述等容易消失的证据通过录音、录像这样有效地保存下来，这些证据就永远不会毁灭。”
正是考虑到这些劳工生活并不宽裕，甚至很困难，张一波教授几次找到辽宁省公证处，与主管领导人李恩政处长几次长谈，希望省公证处能为这些劳工及其他各种二战期间中国民间受害者免费公证。张一波教授的行为让李恩政处长十分感动，最后答应为辽宁省内二战期间所有的民间受害者及时、上门并为他们进行无偿公证，这为受害者个人节约一笔费用；同时，主动上门无偿公证也为年老体弱、卧床不起的受害者解决了后顾之忧。
辽宁电视台和沈阳电视台曾为张一波教授组织的民间受害者对日索赔活动，制作了《民间受害者对日索赔在辽宁》、《见证》等专题片，在电视中反复播放。同时，报界也不断报道张一波教授为“二战”死难同胞讨公道，为告慰二战死难同胞而殚精竭虑的工作情况。在新世纪之初，《辽宁老年报》对张一波教授做了这样一则报道：“为了搜集证据和资料，组织有关二战中国民间受害报告会，他拖着年迈带病的身躯，四处奔波，辛勤操劳。每天他从早晨四五点钟就起床开始工作，一直忙到晚上9点多钟。由于老人家从事的是纯民间活动，缺乏经费，张老就自掏腰包，每月近2000元的退休金几乎全部投入了这项神圣的事业中。”
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分社社长、犹太人罗林，专程采访张一波后，在《纽约时报》发表整版文章时，高度赞扬了张一波发起的中国民间受害者对日索赔行动和“九一八”史学观点。罗林在这篇报道中写道：“辽宁省委党校教授张一波拄着龙头拐杖说，九一八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始于沈阳的九一八。”
1996年，张一波发起了对日民间受害索赔《状告日本国》编纂委员会，并出版了《状告日本国》-书，引起世界轰动。
《状告日本国》出版发行后，中国民间骤然兴起二战日军侵华期间的民间受害者状告日本国对日索赔浪潮。一时间，对日民间受害跨国诉讼、讨还公道的义举，风起云涌，遍及全国。20世纪90年代初，60多起跨国诉讼案状告日本轰动全球。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被迫开庭50余次，中国老百姓把日本政府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中国民间受害对日索赔是战后战争遗留问题的重大课题，是史学领域和法学领域的创新学科。
张一波教授为推动中国民间受害索赔，加强与日本和美国为中国民间受害索赔的律师团的联系。在日本主要是联系尾山宏、小野寺利孝律师团，尾山宏律师曾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4年十大感动中国人物”之一，是历年来中国评选出的感动中国人物栏目中唯一的外国人。
从1994年6月15日这一天起，张一波开始组织辽宁的民间受害者对日索赔。随后出版了《状告日本国》一书，还曾组织欢送“七三一”受害者王亦兵赴日本状告日本国开庭作证，又与辽宁电视台合作编辑一期<民间受害者对日索赔在辽宁》节目。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能够开庭审理60多起跨国诉讼案，这本身就是中国人的一种胜利。
9．发起二战遗留问题国际学术研究会
从1992年至2008年，在这16年间，张一波与香港的钟惠民、简兆平、张学煌，美国的吴天威、熊玮、朱永德、李兢芬、李碚德、张碚、丁元、高华蔼、王恭立、周筑华、蔡德梁、邹金泰、陈嘉定、熊园杰、朱永德、栩福辉、王马克、杨立、兆钟芬等，日本的尾山宏律师、小野寺利孝律师等300多人的律师团，以及日本民主党政策
委员会清野顺子、中归联，还有“抚顺奇迹继承会”会长熊谷伸一郎、东史郎等国内外专家、学者数百人，共同发起了彻底清算日本二战战争遗留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16年来，这个学术研讨会开展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同样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