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6年参加民先的。博山的民先组织和山东其它地区有所不同，是由博山在北京上大学的学生回乡在初中同学中发展起来的，并建立了民先博山县队部，由蒋方宇任县队长，直属北京民先总队部领导。1936年秋，民先总队部特派巡视员杨明章到博山巡视，我和蒋方宇向他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请求。他答复说他本人不是党员，但可以把我们的要求通过民先总队部党组织代转。1937年6月1日，省委派鹿省三同志到博山，发展了我和蒋方宇、乔同恩三人为中共 党员，组成了博山特支，指定乔同恩任特支书记，蒋方宇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鹿省三既是我们的介绍人，也是我们的上级领导。特支直属省委领导。
特支成立不久，七七事变就爆发了。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全国抗日浪潮高涨，特别是平型关大捷后，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更加扩大，为党的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时我们除在县城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外，就在小学教员中的抗日积极分子里发展党员和民先队员。1937年10月底，林浩同志到博山，向我们传达了中央北方局和省委“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指示，要求我们拉队伍，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省委并指定在我们部队组织起来以后，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或第六军的名义。这时我们已发展到19名党员和30多名民先队员。
我当时在短期小学任教员。全县共建有三十多所短期小学，分布在全县各地农村。因此特支在研究发动武装的分工问题时，即决定由我负责农村，蒋方宇负责县城，在博山沦陷时再率在城区发动的人员到农村汇合。对于乔同恩其人，我和蒋方宇都对他有怀疑，根据其一些言论和行动怀疑他是“托派”，并曾向鹿省三同志反映过他的问题，因此一直对他保持警惕，以他是书记要掌握全面工作为由，在发动武装时未让他担任具体职务。
11月，我和蒋方宇下乡，在小口头介绍发展了张福堂、董日升、张香圃三个农民入党，建立了博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我们原确定在小口头搞个拉武装的点，因基础太差，未搞起来。这样我们又确定和吴鼎章合作拉抗日游击队。吴鼎章是李家庄一带的“黄沙会’’会门首领，我发展的小口头的党员张子升和吴鼎章有关系，拜了把兄弟。1937年底博山县城沦陷前夕，我带口头一带发动的人员，乔同恩、蒋方宇带在县城发动的人员共约五六十人都到了吴鼎章这里，但当时我们没有搞到枪。我们这次很快搞到二三百人，枪也有了。就在我们搞部队的时候，省委派人传达省委决定，博山特支改为工委。我们这支部队番号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下面用大队的名义。吴鼎章是大队司令，蒋方宇和我分别任政治部正副主任。这时刘莱夫从蓬莱回莱芜找省委路过口头，省委交通王纪武给博山工委送文件也因日军占领了济南和博山不好回省委了，经我们挽留都愿意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拉队伍。王纪武当了吴鼎章的参谋长，刘莱夫到警卫中队当指导员，他俩干得都很好，就这样红火了一阵子。但是春节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过了春节，部队拉到夏庄，司令部住瓦峪，吴鼎章本性难移，与一谢姓大地主打得火热，又吃又喝又抽大烟，并和秦启荣勾搭上了，不大听我们的了。再加我们从城里带出来的一些小学教员等吃不了苦又跑回去了一部分；刘莱夫、王纪武听说省委到了莱芜就去找省委了，我们的力量有所削弱；乔同恩乔麻子还打死一个人，吴鼎章很恼火；此外我们都是做政治工作，未抓到军事指挥权。不久，吴鼎章正式接受了秦启荣的别动队十六梯队的番号，从瓦峪把部队拉走，与我们决裂了。我又设法通知我们带去的机枪班和宣传队拉了出来，蒋方宇、张子升等党员也陆续撤出。我们这次拉队伍就这样失败了。
说起机枪班，这里还有段故事。蒋方宇带人从博山城撤出时，在八陡碰上了日军。当时其他人慌忙跑散隐蔽，只有李镇没乱跑，他那时才16岁，真是大胆沉着。他就趴在路边，等日军过去后爬起来，正好遇到韩复榘三路军的一个溃兵，叫王先禄，牵着一匹马，马上驮着一挺轻机枪。李镇上前喊住他：“你不要命了？鬼子刚过去，你这不是送死吗？“经李镇做工作，王先禄同意参加我们队伍。他俩把机枪埋好，把马放了，回到李家庄向我报告。我立即派人和他们一起取回机枪，又派蒋亭等几个可靠的同志和他俩组成了机枪班，由县委直接掌握。
还在春节前，我们已看出吴鼎章的部队不可靠，准备另起炉灶，决定我到徐化鲁处去发动部队。徐化鲁是冯玉祥原西北军的少校营长，抗战前在博山任县“联庄会”训练大队长，就是为韩复榘的地方保安武装训练壮丁的。我们在博山城搞抗日宣传时，国民党县长王阴桂曾下令让徐化鲁把我们抓起来。这时我党曾在西北军中做兵运工作的崔介同志恰好在博山，徐化鲁曾是西北军军官，是崔介的工作对象，同情共产党，有强烈的爱国抗战热情。徐化鲁即把王阴桂要抓我们的消息告诉了崔介。崔介对他说，我们几个是共产党，不但不能抓，还要保护。于是徐化鲁没抓我们，还派了人暗中保护我们。日军占领博山城后，徐化鲁回到家乡博山四区南部五福峪，酝酿拉抗日游击队。这里有一处短期小学，一个教员孙振是我发展的民先队员，学校停课了，徐化鲁就住在学校里。这个村我去过，与村长也熟悉，就重点靠上做徐化鲁的工作，吴鼎章那边就很少去了。
活动一段时间后，刚过春节，部队开始正式集合。集合地点先是在常庄小学，几天后又移到响水湾的完小三官庙内。这时谭克平和李志美来了。谭克平是早期党员，被捕后自首脱党当了国民党反省院的教员。抗战爆发后，被关押的党员获释，他也找到省委，表示悔悟并坚决要求参加党领导的抗日工作，省委即介绍他到博山来。负责接头的是乔同恩，他给我们介绍时只讲了是省委派来的，我们即认为他是党员，即让他任政治部主任，我任副主任。部队发展很快，不长时问就发展到了三百多人。因为我们原来拉的吴鼎章那一部分曾用的第五军番号，不能再用了，我们即研究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的名义，下设大队部，徐化鲁任大队长，郑汉卿任参谋长。
部队主要来源可分为四部分。其中主要的部分是徐化鲁搞“联庄会”的基础。徐化鲁搞“联庄会”每期都有留期班长做骨干，这时也都成了扩军拉队伍的骨干，如岳俊、张敬宗、刘浩明等。以这一部分为主编为两个连，王玉玺、刘浩明任连长。
池上有个绅士叫鹿墨林，他儿子叫鹿清津，也是徐化鲁的联庄会员，经徐化鲁联络，他和儿子在池上一带组织起三十多人，编成一个排。鹿清津表现很好，后来当了八路军山纵四科科长。
第三部分即是郑汉卿（郑兴）组织的一部分。郑汉卿是五福峪五个村子的郑家庄人，曾在东北干过抗日联军的军官。抗日联军失败后，他即回到家乡。他对抗战有认识，有热情，因此博山失陷后他也拉队伍，主要依靠赵东坡组织了几十人，后来扩大到一百六七十人，编成一个连，赵东坡当连长。
第四部分即是我们从小口头带出的党员和短期小学教员，共十几人，编为一个班。虽然人数不多，却都是工委掌握的骨干。
这时乔同恩也转到这里来了。原来他被吴鼎章赶走后又在七区下册一带和党员闰康侯等组织起厂二十多人，住源泉对过的郑家崖。这时吴鼎章在郭庄，距郑家崖十几里，听说乔麻子到了就要派部队去消灭他们。内部的张子升给我写信告诉了这一情况，我即派党员黄文山去给乔送信让他向我们靠拢。可乔不但不向西靠我们，反而拉起人向了东，在博山七区余粮村被反共顽固派王葆团包围缴了械，枪扣下，人放回。他这才又来找到我们。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恐怕留下他不起好作用，即说服徐化鲁，送他们三人到省委去分配工作。
部队在常庄休整一段时间。这时李兴堂从蒙阴拉了二百多人靠近了我们。李兴堂原来是国民党博山县大队副，干过土匪头子，日军来后他跑回蒙阴拉起了队伍。他住在邢家庄，来和我们联系。我和徐化鲁看出他不怀好意，是想吃掉我们，我们即把队伍拉到了沙井、盆泉一带。他又提出与我们和吴鼎章共同组织博山抗日联军，一块攻打博山城。对于这样一个重大行动，我们自己不好决定，正好这时省委率四支队到了石马，我即同徐化鲁一起到了石马，向林浩同志汇报了情况。林浩同志向我们作了指示，认为联络抗日友军打博山日军，可以扩大影响，是个好事情，可以搞，但要注意保持独立性，对李兴堂要有所警惕。我们提出，我们这支队伍战斗力还不强，省委能否派四支队支援我们一下。林浩同志同意了我们的请求，派出人枪都很整齐的一中队配合我们行动。
这样我们和李兴堂、炅鼎章就组成了抗日联军，由李兴堂任联军司令。李兴堂为笼络郑汉卿，让郑汉卿任联军参谋长。打博山城时，李兴堂让我们打西围子，他打东围子。城内只有几个伪军和维持会，所以一打就攻进去了。我们在西围子，正好对着日军据点四十亩地，日军搞不清我们的虚实，未敢轻举妄动。四支队一中队就驻在西围子的西寨一个篮球场上。
我们在博山城活动了一整天。黄昏时，徐化鲁说日军可能要出动，我们得撤，让我掌握部队走杏黄天、岭西到姚家峪，他挑选了二二三十个精干人员担任掩护，从西山皮上撤走r o吴鼎章驻在玉皇宫，他一点军事常识也没有，连岗哨也未放就睡了大觉。结果日军果然出动了，一下子打到玉皇宫，吴鼎章的部队吃了亏，他本人也受了伤。李兴堂也撤到姚家峪。李兴堂一直想吃掉我们，这次又借题发挥，声称这次吴鼎章受伤是徐化鲁“临阵脱逃”所致，要谭克平任军事法官，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徐化鲁。李兴堂即通知徐化鲁到联军司令部开会。徐化鲁听到风声，估计此去凶多吉少，即把其他人员派回部队，他自己只带一个警卫员隐蔽在西马石张敬宗家不露面。谭克平看到事态不好收拾，即以向省委汇报情况的名义到淄川马棚找省委去了。我不能走，因为我是县工委分工负责这支部队的，何况我们的基干力量还在部队。我就想设法摆脱李兴堂他们的纠缠，把部队带到四支队去。
这时李兴堂驻邢家庄，我们和郑汉卿都驻盆泉。我先找我们那部分党员、民先队员等骨干开了个会，又连夜去找徐化鲁。徐化鲁同意把部队拉到四支队。在谈到郑汉卿那部分人时，我们认为郑对干李兴堂的联军参谋长很热心，连长赵东坡干过土匪，双手能使匣枪，他那部分人成份也较复杂，为防不测，我们决定不通知他们而单独行动。
我和徐化鲁商定了行动计划，我即赶回了部队，把意见传达给了连排干部和骨干，大家都赞成，于是部队连夜拉出来了。我们先拉到西石马，徐化鲁已走了，我们又拉到下洼，才和徐化鲁联系上。然后又拉到博山西部山区的虎牢关，这里离博山城二十余里。我让部队先在虎牢关待命，我带一个人先去与省委联系。到马棚找到省委已是半夜十二点多了，谭克平、蒋方宇听说我去了，都高兴得不得了，出来欢迎我，都为我们工委终于成功地拉起一支部队加入四支队而感到欣慰。他们又把林浩同志叫了起来，林浩同志听取汇报后指示我立即先回去巩固部队，四支队正准备去莱芜，明天就行军，当路过虎牢关时我们就跟进在四支队后面。
第二天，我们就跟进在四支队后面到了莱芜。由于我们是在四支队最后面，我又是在我们这支部队的最后面，而再后面即是廖容标、姚仲明同志率领的黑铁山起义的部队，廖容标、姚仲明都行进在部队前面，由此我认识了他们。
我们这次基本上把两个连全拉出来了，共二百来人。到莱芜时，省委和四支队领导先是把我们编为教导队，徐化鲁仍任大队长，谭克平和我仍任政治部正副主任。这时，郑汉卿的那一部分也到了。原来我们拉走以后，他们听说我们是拉到了八路军四支队，在战士们的要求下，就酝酿也投奔八路军，但不愿和我们在一起，就拉到了廖容标、姚仲明率领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时称抗日联军独立二师）。在莱芜整编时，省委和两个支队的领导原拟我们博山这两部分仍合在一起，组成独立一师第四团，由徐化鲁当团长，郑汉卿当参谋长，但郑汉卿坚持他要干团长，因而未谈成。经廖容标同志做工作，决定他们仍留在五军，安排郑汉卿任五军参谋长。原定我们编教导队，实际上也未编，一部分同志分配去宣传队等做其它工作，余下一百五六十人编为四支队一团五连。全团共五个连，一连连长是张耀辉，指导员是李伯秋；二连连长是朱国平，指导员是董超；三连连长是武中奇，指导员记不清了；四连连长是徐杰三，指导员是王建青；五连连长是刘浩明，指导员是我。不久徐化鲁当了一团团长。
莱芜城会师不久，我们从莱芜城撤到鲁西，后与顽固派秦启荣发生磨擦，打了巩山子战斗，我连牺牲了一个同志。这时乔麻子在警卫连任政治战士，在追悼会上跳出来煽动分裂部队，被保卫队的同志逮捕经审讯后处决了。1938年5月下旬，郭洪涛率一批干部从延安到泰安南上庄与省委和四支队会合后，省委决定抽调干部加强地方建党工作，派我回博山负责县委工作，从此我就离开了四支队。
（刊登于《徂徕山起义》199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