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到1943年，在山东的日本侵略军凭借其优势兵力，对全省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不断的大规模“扫荡”。位于山东战略区中心的鲁中抗日根据地，是日军这一时期大“扫荡”的重点地区之一，形势空前严峻，斗争极其残酷。在鲁中区党委的领导下，我与淄河流域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一起度过了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三年。
一、领命组建中共益临工委
1941年8月，我从山东分局高级党校毕业后回到鲁中区党委。在分配工作时，区党委书记霍士廉同志亲自找我谈了话。他向我传达了区党委关于建立益临工委的决定，派我前去担任工委书记，赵西林任组织部长，冯毅之任工委委员兼四县边区联合办事处主任。工委所辖范围包括益都（胶济路以南部分）、临朐、淄川（张博路以东部分）。士廉同志还告诉我，这一带只有益（都）临（朐）淄（川）博（山）四县边区有我们四县联办领导的政权组织。因这一带大部地处淄河两岸，亦称淄河流域和淄河地区。
士廉同志在向我简单介绍了冯毅之、赵西林两同志的有关情况后，接着便着重向我谈了这一地区的斗争形势和坚持这一地区斗争的重要性。他说，淄河地区在军事上占有重要战略地位，既是我鲁中区对敌斗争的前沿，又是我鲁中与渤海、胶东根据地相联系的重要通道，是敌我必争之地。它北临横贯山东的胶济路，西面毗邻的淄博矿区，是敌以战养战的一个重要基地，其区内的张店是敌向我鲁中和渤海两根据地“扫荡”的指挥机关要地。但因南部沂蒙山区大部被顽固派所占，在敌与我进行反复的争夺过程中，构成了敌伪、顽与我在这一地区十分严峻的三角斗争形势。目前，我们在这一地区坚持斗争的地盘已经不多，并处在敌伪顽的分割包围之中。他还说，由于形势恶化，临朐、博山、淄川等地的党组织先后出了几个叛徒。其中，对这一地区党组织破坏和威胁较大的叛徒主要有临朐的郭奎三、冯少白和投靠淄博矿区日军的孙伏武。对益临工委的工作任务，士廉同志向我明确指示说：一是要以现有不多的地盘为立足点，保存和发展这个地区的抗日力量，决不让敌顽将我们挤出来；二是要争取尽快打通鲁中与渤海、胶东两根据地的联系；三是要采取果断措施遏止叛徒对党组织的破坏，并寻机将其铲除，使这一地区党的工作尽快恢复发展起来。说到这里，他将已刻制好的中共益临工委印章交给了我，还很谦和地对我说，至于具体情况，你去了后找一直坚持这一地区斗争的冯毅之同志和已先期去了几个月的赵西林同志再谈。
我领命后，从区党委所在的沂蒙区，徒步经沂山区、泰山区东部，乘夜穿过敌人封锁线，于10月24日一早到达益都的孙家岭村，益临淄博四县边区联合办事处就驻在这里。我与冯毅之、赵西林等同志相见后，坐下就谈工作，若不是通讯员来催吃午饭，还不知天已过中午。那时候，我们都是肩负着党交托的重任走到一起工作的，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高度的责任感和争分夺秒的紧迫感。
通过交谈，我进一步了解到了这一地区的形势。自1940年5月9日日军对淄河沿岸展开大“扫荡”起，这一地区的形势就开始恶化。那时，我正在担任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就驻在距此不远的博山县东部的池上、李家庄一带，在日军的那次大“扫荡”中，我们曾转移到博山西南部的博莱边区。日军就是在那次大“扫荡”后，乘势在淄河沿岸的一些重要村镇、交通要道关口和具有控制作用的山头等制高点安设了炮楼，对我们在这一带开辟创建的根据地实行了分割、“蚕食”、封锁。特别是我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支队撤出临朐县后，日军先后在五井、冶源一带安设了一些据点，国民党顽军新编第四师吴化文部也乘势抢占了临朐五井以西、博山东部池上、太河以南和以西的山区，使我们所在的益临淄博四县边区不仅完全陷入在敌伪顽的包围之中，并被分割“蚕食”得七零八落，处在了他们的夹缝之中。在这一地区与四县联办一起坚持斗争的武装，只有益都县大队。这个县大队是由原益都县大队和1940年下半年从临朐撤出的临朐县独立营一个中队合编组成的，共两个中队和一个通讯班，冯毅之任县大队长，安全任副大队长，高奋任教导员。
记得当天午饭后，为尽快展开工作，我与冯毅之、赵西林、高奋和益都县委宣传部长刘明训一起开了个会，我首先宣布了鲁中区党委关于建立益临工委的决定，传达了区党委关于开展这一地区斗争的部署要求。大家围绕区党委给我们提出的三项斗争任务目标，结合益临地区严峻的斗争实际，研究确定了依托现有根据地，深入敌区，依靠群众，坚决打击作恶多端的叛徒特务，逐步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重新打开这一地区局面的斗争方针。会议还决定高奋任工委委员，刘明训参加工委工作，负责宣传。益临工委建立后，鉴于敌人的分割封锁和泰山地委对我们不便直接领导等情况，鲁中区党委决定我们工委直属区党委领导，并接受泰山地委的指导，这更加便于我们同上级联系，及时请示汇报和更好地开展工作。这时，四县联办这一政权组织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地方，仅是散落在淄河流域被敌顽“蚕食”得七零八落的狭小地区：淄河以东，就是我们所在的孙家岭一带星星点点的几个村庄；淄河以西，只有口头一带几个山里小村，其他地方完全处于敌顽的分割包围之中，别无立足之地。在这种严峻的斗争形势下，由于几个叛徒充当了日军的特务走狗，给我们和在敌占区坚持工作的地下党组织造成了更严重的威胁，进一步加剧了坚持这一地区对敌斗争的困难和艰巨性。
为了尽快扭转这一地区的斗争局面，我们益临工委的全体同志率领益都县大队，分头在敌顽的夹缝中，依靠群众，采取昼伏夜出的斗争方式，深入到敌区与敌特展开了殊死搏斗。现在回想起来，我在益临工委那一时期的斗争，大致可分为打开工作局面、在敌占区坚持斗争、展开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二、打开工作局面
从1941年10月至1942年7月，是我在益临工委工作的第一阶段，主要致力于打开工作局面。
在这一阶段，我们首先实行了敌进我进的方针，从敌顽夹缝中钻出，带精干武装人员打入已变为敌占区的村镇，在坚决打击作恶多端的叛徒和特务同时，对原有的党组织进行了联系和工作上的指导。记得在我到达临益工委的第二天上午，我们地下党组织人员来报告，前淄川县抗日民主政府的秘书、一个区的指导员和一个区中队长又叛变投敌了。为了弄明情况，对这些地方的党组织进行整顿，对干部作些调整加强，我和冯毅之等带着近20名县大队精干人员，当夜便深入到了淄川境内的千峪、佛村一带。抗战初期，这些地方是我们的根据地，1938年春夏之交我送霍士廉同志来任清河特委书记时，这里的干部群众精神振奋，工作积极主动，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但现在这些地方变为了敌占区，情况已经全然不是以往那个样子了。群众见了我们不仅不那么热情了，还常用怀疑、警惕的眼光扫视我们。当我们找到一位村党支部书记时，他无奈地对我们说， “现在工作很难干，经叛徒这么一闹腾，群众特别是庄里乡亲们对我们也不敢信任了，见了就躲得远远的。你生他们的气，责备他们几句，他们就很不客气地说，你们今天是共产党、八路军，又是动员我们起来抗战，又是组织我们去打鬼子汉奸；可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们披上日本人的黄皮，就领着鬼子汉奸来抓人、放火，反骂我们是共匪、私通八路，闹不好还把你一枪毙了，你说我们怎么办？”这位支部书记说到这，不禁深深叹了一口气说，“我被庄里乡亲们问得张口结舌，没话答人家。”他又接着说，“不但群众不信任我们干部，我们干部之间也相互不信任，都各有戒心。真是人心隔肚皮，神仙也难知。昨天有的干部和党员还表示坚决抗战到底，大骂叛徒无耻，今天却找不着人了，你们说这工作我该咋干？”
我们听了这位村支部书记的诉说，不仅了解了群众对我们的冷漠、怀疑的原因，也深深感到在环境越来越险恶的情况下，基层工作也就越来越艰难险恶。更重要的是，我深刻认识到影响最坏、危害工作最严重的是干部的叛变投敌。为了鼓励基层的党员干部经受住这严峻的斗争考验，我们决定以该村为起点，逐村对基层党员干部进行细致的说服教育和工作上的指导，使其冷静下来，消除顾虑，放下包袱。鉴于不宜开大会，我们连夜在该村以秘密召开小会的方式，展开了这项工作。
在深入敌区开展斗争中召开的每个党员干部小会上，我主要向基层的干部党员指明：目前的斗争环境确实很复杂险恶，工作也确实很难开展。但大家要看到困难是暂时的，我们要坚信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战，跟着共产党坚定不移抗战到底，以顽强的意志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艰难险阻，就一定能够夺取胜利。大家要放开眼光向前看，光明的前程就在前面，只要我们咬紧牙关，与敌坚持不懈的英勇斗争，就能消除叛徒给我们造成的恶劣影响，就能重新赢得群众的信任，就能更坚决有力地打击叛徒特务对党组织的破坏和威胁，就能尽快地粉碎敌人对我们根据地的“蚕食”和封锁。若在这暂时的困难和挫折面前发生动摇，就会一失足成为千古恨。对参加会的党员干部，我还特别要求他们，在这复杂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大家提高警惕、以防万一是对的，但要相互信任，加强团结，相互勉励，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同心同德开展工作，坚持斗争，使敌特和叛徒无孔可钻，不断发展壮大我们的党组织和抗战力量，将敌人抢占的村庄一个一个地夺回来，不断巩固扩大我们的抗日根据地。
就这样，我们在淄川境内的敌占区采取昼伏夜出的斗争方式，第一次就连续活动了三个晚上。在这次活动中，我们根据几个村党组织和群众提供的情况，对这一带罪大恶极的几个叛徒、特务和汉奸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和镇压。虽对孙伏武、孙化清等几个危害较大叛徒有些打草惊蛇，但对鼓舞、振奋这一带群众起了很好的作用。当时，鉴于叛徒特务活动比较疯狂，敌人的耳目又多，为防万一，工作告一段落，就返回了淄河以东的山区根据地。
这次深入敌区的行动，尽管时间短，活动范围也不大，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是使我们所到之处的党员干部受到了很大的鼓舞。由于一些地方的个别党员或干部的叛变，使我们这些地方的党组织遭到了抗战以来最严重的破坏。幸免遇难的同志不仅常遭到叛徒特务的追捕，一些叛徒特务还利用其社会关系，采取造谣、诬蔑、离间和反动宣传等手段，闹得同志间不信任、群众对他们也不信任，难于开展工作，再加缺乏上级的帮助指导，使他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苦恼境地。我们这次深入行动，不仅打破了叛徒特务的谣言，也给了敌占区党员干部开展工作的指导，使他们又感受到了上级党组织对他们的关怀，看到了上级党组织依然带领着精干武装在这一带坚持斗争，信心和积极性一下就起来了。二是使敌占区的群众又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前景。由于日伪军占领这些地方后，加紧了对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活动的镇压，特别是一些叛徒对党组织的疯狂破坏和对抗日群众的残酷杀害，白色恐怖一下子笼罩在了群众的心头，使他们长时间生活在这种从未有过的血腥威胁下，其苦痛可想而知。当他们看到我们又带着队伍深入到敌占区时，特别是得悉我们接连铲除了几个曾抓捕杀害过他们亲人的叛徒、特务和汉奸，清除了压在他们的心头之患，无不暗自欣喜，悄悄奔走相告“八路军游击队又来了！”。有位老人颤抖着胡子对我说： “幸亏你们来了，要不俺不知啥时候才能看到晴天！”我们这次行动与对敌特的坚决打击切实鼓舞了群众。三是这次行动最重要的是改变了我们对敌斗争的认识，并使我们由被动坚持改为积极深入敌区的斗争策略与方式。面对敌顽对我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蚕食”、封锁，在无主力部队帮助的情况下，在根据地被敌一天天“蚕食”缩小的情况下，由于我们没有及时贯彻上级的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方针，深入到敌区进行斗争，致使根据地被敌“蚕食”的七零八落，把我们逼到了敌顽的夹缝中，对敌斗争越来越被动。通过这次行动，不仅有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振奋了敌区党员干部和群众坚持抗战的信心，也在我们扭转被动局面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第一次深入敌区活动取得良好效果后，我们又接二连三深入敌控制最严密的淄川、博山两县境内的敌占区活动，基本上与这些地方原有的基层党组织又取得了联系，对他们今后的工作开展给予了指导，并铲除了几个作恶多端的叛徒特务。与此同时，我们还派工委成员刘明训等人前往临朐、昌乐、安丘、潍县，联系那里的党组织并开展工作。然而，那些地方的斗争形势更加险恶，不仅敌伪顽控制得比较严，一些反动道会门也乘机兴风作浪。就在这年11月，刘明训独自一人前往益都县东部联系开展工作，夜经牟家庄时，被那里的反动道会门抓去杀害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我们工委与所辖各地的党组织大多取得了联系。为便于在敌顽夹缝中展开工作，我们对已取得联系的各地党组织进行了重新区划和调整加强，设立了党政领导机构。在益都与淄川边界，以淄川蓼坞为中心，加上长秋这一带（包括老三区、四区），建立蓼河区，何子健任区委书记、冯敏任区长。在淄川建立了洪山区和蟠龙区，洪山区由邵春光任区委书记，11月邵被叛徒孙伏武逮捕后叛变，工委派赵志恒继任，接着赵又被捕，工委又派董子仪继任；蟠龙区由岳衡任区委书记，刘振东任区长。他们经常活动的中心是东西官庄、南北韩、千峪等村庄。蟠龙区北面原为龙泉区，孙仲鲁任区委书记，耿骏任区长，由于离胶济铁路较近，不能开展活动，将其撤消，合并于潘龙区，耿骏调抗大学习。博山七区划为两个区，即口头区和淄河区。口头区由孟杰代理区委书记，后派张福堂去任区委书记；淄河区由王冲任区委书记，孙仲鲁任区长。潍县主要在铁路以南的二区建立了区委，区委书记是张立武。张立武工作的地方，驻着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潍县专员厉文礼的一个大队，他和这个大队的关系较好，利用这个大队力量，保存了党的组织。工委与张立武取得联系后，他用传教的方式进行活动，并到工委联系、汇报过若干次工作。1941年底，为了在敌人控制森严的淄博矿区开展工人运动，鲁中区党委决定建立淄博矿区工委，直属鲁中区党委领导，书记是许光明，委员有梁振环。矿区工委以益临工委辖区为依托，专搞矿区工人运动，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地下工会。为了配合开展工作，鲁中区党委决定，许光明担任益临工委委员。
在不断恢复、发展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中，我们还在益都县大队这支武装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武装力量。抗战以来，一些打着抗日旗号的游杂土匪队伍一直活动在淄河流域。我们在开展对敌斗争中，发现有的游杂土匪队伍的人员尤其是他们的首领，也是出身于极贫苦的农民家庭，因受不了当地恶霸地主的欺压，才上山当了土匪。尽管这一地区斗争形势严重恶化，但他们仍不失民族气节，一直独往独来，不接受敌伪顽的引诱笼络。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工委派冯毅之等同志，先后争取了两支土匪队伍。第一支是杨敬坤部，经冯毅之一段时间的工作就接受了我们的收编，被编为益都县大队第二大队，由杨敬坤任大队长，我们派党员崔子申担任指导员。这支队伍被我们收编不久，就于1942年1月在刘征遭到敌伪的突然袭击，杨敬坤和崔子申率部激战，终因敌众我寡，队伍被打散，杨敬坤在作战中牺牲。第二支是我们在口头区收编的以赵明堂为首的土匪队伍。经工作，赵很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再加他打仗很勇敢，我们工委就将其部队编为口头区中队，由他担任中队长，我们派党员李竹田任指导员。为了从敌顽的夹缝中打开我们工委与泰山地委联系的通道，我们派赵明堂、李竹田率这个中队驻到了地处博山境内的鹿角山上，使这座山成为我们益临地区与泰山区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支撑点。正是有了这个支撑点，使我们在最困难时期保持了与泰山地委的联系，为打破敌伪顽对我们这一地区的封锁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42年2月23日，就在我们各项工作颇有成效地展开之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就是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旅二团二营营长侯志林率部叛变投敌未遂事件。这个营主要活动在博山、莱芜边区，在我的印象中，侯志林这个人作战勇敢，曾多次立功受过表彰，本来也算是在博莱与淄河流域有点名气的人。但随着斗争环境的不断恶化，生活越来越困难，部队纪律也越来越严，侯志林经受不住严酷斗争的考验，就开始了寻机率部叛变的阴谋活动。就在这天晚上，他乘教导员和副营长不在，组织亲信与同伙，以上级命令攻打某据点须组织侦察队的名义，将各连指导员的匣子枪借来，其实是为了控制这些政治干部对他罪恶行动的阻止。结果，在部队行进中引起了许多同志的怀疑，当他们进入我益临地区的敌占区时，三个连在党员干部们的组织下，先后乘夜相机率部队摆脱侯志林的控制，最后剩下侯志林本人和一个连长、两个排长、一个司务长、一个警卫员和司号员共7人。当他们这几个人窜到距我们工委驻地不远的葫芦台村时，被我们在该村的情报员发现报告，由冯毅之率县大队部分人将其包围并大部俘获，唯侯志林在反抗时被击毙。
在这前后，我们还开展了对伪政权和伪军的争取工作。由于敌伪对我根据地的不断“蚕食”、封锁和抢占，不少乡和村的政权都已伪化。这不仅使我们工委和县大队的给养越来越困难，也使我们的活动受到很多限制。我们工委指示各区委派员打入敌人内部开展对伪政权和伪军工作，我们工委的同志也乘深入敌区活动之时，对一些乡与村的伪政权进行了争取工作。在这些伪政权组织中，有些人员是被迫出来干的。这些人对曰军也是仇恨的，只是因家在敌区，为了一家老小的身家性命，不得已而为之。对这些人只要申明大义，理解其难处，他们均能接受我们所提出的要求，后来这些人也确实尽其所能给我们做了不少的事，尤其在对伪军的工作方面，帮了我们很多忙。因这些人大多在乡村中都有着一定的地位和影响，敌伪逼他们做伪政权的事，就是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加强对所占区的控制。经我们工作，这些人就以他们的影响和各种社会关系，代我们在一些伪军及其家属中进行工作，使一些伪军很快成为我们在敌人心脏的耳目。在这项工作中，各区委和许多村党支部，都根据工委的指示要求，通过种种社会关系，把我们的党员和可靠的骨干分子，逐步打入到一些乡的伪政权和一些敌伪据点中。这些工作的有效开展，为我们在敌顽夹缝中生存下来，开展反“蚕食”、反封锁，初步打开益临地区的工作局面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在我们的工作刚有起色之时，敌人也加紧了对我们的攻击。在这期间，日伪顽曾数次勾结对我们依托的根据地孙家岭一带进行过围袭，但都被我们凭借着吉吉顶、封山顶等地理优势，将其击溃。1942年6月29日，日军秘密调集千余重兵，分两路于天明前突然包围了吉吉顶和封山顶，这是能否守住孙家岭一带根据地最重要的两个制高点。敌人吸取往次进攻这里失败的教训，以封山顶为攻击重点，企图突破一点，动摇全局。这次攻击以日军督战，以伪军为主攻力量，我们守卫封山顶的县大队打得非常英勇顽强，激战终日，未失一个阵地。但出人意料的是，这次敌人在氏黑下来时仍不撤走，在原地封锁包围着我们。情况表明，敌人这次是非攻取孙家岭不可。我们工委的几个同志即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继续守下去很可能造成更大的伤亡，为保存革命的力量，决定乘夜迅速转移。敌人最终占领了他们久想占取的孙家岭一带，并很快在吉吉顶和封山顶安睃了炮楼。
我们失去了孙家岭这个比较安全的可立足安身的村庄后，工委就率县大队完全深入到淄川县境内千峪、佛村一带敌占区，继续实行敌进我进的斗争方针，在更加险恶的环境中开展艰苦的对敌斗争。
三、在敌占区坚持斗争
从1942年7月至1943年7月，是我们在益临敌占地区坚持对敌斗争的第二阶段。这是山东抗日战争中最为艰难的一年，也是我们淄河流域形势最为严峻、斗争最为艰苦的一个时期。
由于日本侵略军调集兵力、勾结顽军对我们实施围攻，将我们从弹丸大的根据地中挤了出来，从此我们开始了在敌区宿无定处、食无定时、昼伏夜出的艰险斗争生活。千峪村在环境恶化前曾是我们的根据地，党在这里有着比较深厚的群众工作基础。伪化后，经我们前段时间的深入工作，这里已成为我们在敌区的一个隐蔽根据地。千峪与佛村之间，有一道山岭相隔，岭北山下就是千峪村，岭南是佛村，敌人在岭上设了据点，在其炮楼上，不仅千峪、佛村等周围村庄尽在敌人眼下，而且这个据点也是岭北通向佛村一个关卡，行人路过都盘查。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深入到这里后，白天潜伏在千峪村南山岭下梯田间的地堰屋子里。这种地堰屋子，是村上的农民修建梯田时，借着垒的石堰筑起的土石小屋，类似窑洞、但比较窄小简陋，一般可容五、六个人。这些堰屋子的门口很小，一般都是拱腰伏身爬进去后，再用堆在门里的石块与石堰对齐把门口堵死，从外面很难看出有什么洞穴口的痕迹。我们就是这样在敌人眼皮底下，昼伏夜出地坚持斗争，有时也住到千峪村的群众家。我们还在此做了佛村村长的工作，其村长接受了我们要求，成为两面政权。因此，尽管佛村设有敌据点，但我们有时也到佛村去住。
为了尽快遏止敌人的疯狂“扫荡”、“蚕食”，我利用昼伏的空当召开工委会议，对这一段在益临地区特别是对淄河流域开展的对敌斗争情况进行了总结。大家认为：我们这次能完全执行敌进我进的斗争方针，并不是对这一斗争方针有着正确认识的结果，而是被迫而为的。但正是这次被迫打入敌区坚持对敌斗争，使大家深刻认识到，上级制定的敌进我进这一斗争方针的英明、正确。有的同志说，在工委成立之前，在我们面对敌顽的“扫荡”、“蚕食”、封锁、抢占和攻击的初期，上级就要求我们贯彻执行敌进我进的斗争方针，可那时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方针的重要性，一直与敌人周旋在根据地内，结果根据地被敌人“蚕食”、分割的七零八落，把我们逼到了敌顽的夹缝之中。有的同志说，幸好工委成立后，我们立即按照敌进我进这一斗争方针，积极深入敌区恢复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几个区建立了区中队，才使我们这次打入敌占区有了坚强的依靠。但我认为，工委成立后，我们虽不断深入敌占区开展积极的工作，可在思想上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敌进我进这一斗争方针的重要战略意义。因此，我们在深入敌区活动中，没有给敌人特别有力的打击，致使敌人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我们已很狭小的根据地进攻。这次被迫打入敌占区坚持斗争，虽使我们更加艰难，却使我们对敌进我进这一斗争方针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彻底转变了依赖根据地，固守山头的对敌斗争思想与方式，更加坚定了战胜敌顽的信心与决心。总结中，大家还对今后对敌斗争的开展进行了讨论，并议定今后必须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抓紧发展壮大各区中队的武装力量。大家认为，要有效地打击敌人，没有自己有力的武装力量是不可能的。大家提出，各区委要在开展对敌斗争中，把发展扩大区中队的力量放在第一位，发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动员所辖区的可靠青年参加区中队，青壮年党员要积极带头，争取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能有一个新的发展。
第二，抓好各方面的政权工作与建设。讨论中，鉴于公开的抗日乡村政权已几乎没有的情况，我们提出可根据不同的人员情况建立和发展为我们工作办事的各种政权。一是建立属于我们领导的隐蔽乡村政权。大家认为，分散在各区的30多个偏僻小村的党员和村干部还在坚持工作， 以他们为主，首先在这些村庄建立起我们秘密的村政权，既可为我们重新打开局面打基础，也可作为我们现在开展工作的立足点。二是建立属于我们领导的两面政权。大家提出，凡是可通过种种社会关系，能使我们的党员或比较可靠的人员打入敌人政权内部的地方，就要积极的活动，力争把我们的人员打入进去，使其成为红色的两面政权，使我们在敌区活动有可靠的依托。三是争取将一些地方的伪政权改造成既为我也为敌做事的两面政权（也称为灰色政权）。这些政权组织内的人员，大多是当地的一些封建地主士绅，并与日伪军有着各种联系，但大家认为，对这些人先晓以民族大义、讲明利害关系，再指明其出路。凡能接受我们要求，并切实为我们做事的，均与其建立起良好关系；凡是不听我们劝告并卖身投靠敌人的，就进行坚决打击。
第三，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力量。大家一致认为，我们这个地区特别是淄河流域一带，自抗战以来党的基础一直比较好，经前一段的工作，大部分党组织已得到恢复调整，并加强了对他们的领导。今后在我们再进一步领导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中，要组织指导各区委注意大力培养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使更多的优秀的新生力量不断充实到我们党的队伍中来。大家还提出，我们工委同志每到一地，在检查指导工作中，也要与区委或基层党组织的同志一起，深入实际抓好这方面的工作。
第四，更加广泛深入发动和组织起群众。对这一问题，大家都有着深刻的体会。有的同志说，在敌人疯狂向我们根据地“扫荡”、“蚕食”和分割封锁时，由于我们没有执行敌进我进的斗争方针，失去了与广大群众的联系，也就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帮助，以致使我们最后连几个山头也没有守住。有的同志说，在这之前，我们长期坚持了几个山头，却没有按照敌进我进的方针深入敌区坚持联系群众，实际上是我们长期脱离了群众，使我们的对敌斗争越来越被动，以致最终被敌人把我们从山头上挤下来。回顾这些，大家一致认为，要在今后尽快扩大我们的地方武装，搞好政权方面的各项工作，大力发展好我们的党组织，广泛深入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是根本、是关键。我们工委在今后组织开展各种工作中，要始终坚持抓好群众工作。大家还结合我们所处的斗争环境等实际，提出了抓好群众工作的具体意见： （一）要抓紧做好对群众的教育。特别是原为我们根据地的一些地方，随着敌人占领与伪化加剧，我们又长时间与这些地方的群众失去联系，再加上敌人的反动宣传与叛徒特务的破坏威胁，这些地方的群众思想有顾虑，甚至对我们产生怀疑。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到群众中做耐心细致的说明教育等工作。 （二）要以不断寻机打击敌人来鼓舞群众。大家认为，深入到群众中开展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要让群众信服我们的宣传教育，必须积极寻机，以不断打击敌人的胜利，使群众身心受到鼓舞，这样我们的宣传教育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三）我们工委要组织领导各区委恢复建立工农青妇各级抗日群众组织，把群众秘密组织起来。这不仅便于我们依靠他们在敌区开展活动，更有力打击敌人，也使更多的群众亲身参加到对敌斗争中来，切身感受到我们党对抗日斗争的领导，受到教育和鼓舞，成为我们在敌区坚持斗争的真正靠山。
第五，请求上级派一支主力部队来帮助我们打开这一地区的工作局面。大家在讨论中深深感到，仅靠我们工委和各区委领导的地方武装，对付十几倍于我的敌人，在短时间内不仅很难打开局面，也很可能使我们的对敌斗争越来越艰难。为了尽快使群众受到鼓舞和进一步振奋起我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斗志，应请求上级尽快派一支主力部队，在我们的配合下打几个漂亮仗，为重新打开这一地区的局面创造基础条件。
1942年7月上旬，我根据工委对前段工作总结讨论中提出意见，在会后连夜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赶往鲁中区党委向霍士廉书记作了汇报，并特别提出请上级尽快派一支主力部队前往淄河流域，帮助重新打开这一区域的对敌斗争局面，为推动整个益临地区的工作创造条件。士廉书记对益临地区的工作一直很重视，他听了我的汇报后，当即应允我们提出的要求，并很快指示泰山军分区，调集力量给予我们帮助。
很快，在7月中旬，泰山军分区司令员廖容标便亲率主力一部东来。他首先听取了我们的意见要求，然后与我们一起针对益临地区特别是淄河流域的敌顽兵力分部情况，进行了多次研究，把作战目标选到了控制淄河流域的马鞍山。当时，马鞍山上及其周围的大口头、太河等村镇，敌人都已设置了据点，而马鞍山的山峰四周尽是悬崖峭壁，通往山顶的唯一道路，是一条人工凿出的有130多级的石级路，陡峻窄峡，山顶的入口处设有两道寨门，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廖容标司令员说，马鞍山就像一颗钉子一样，谁控制了它谁就掌握了淄河流域的主动权。
随即，廖容标司令员派人对马鞍山的地形、山上及周围敌人兵力的驻防情况，进行了反复侦察与研究，决定派尖兵突击队于夜间攀崖偷袭马鞍山上的敌人。为使尖兵队能在夜间顺利行动，我们根据廖司令员提出的要求，指示小口头村党组织找一位向导。这位向导是一个年仅14岁的少年，当时村支书看到我与廖司令员有点疑惑，便向我们具体介绍道，他叫董占津，别看他年纪小，马鞍山和远近周围的大小山头，不管有多陡多险多高，他都爬上去摸过鹁鸽，是俺这一片出了名爬山攀崖高手。我们很高兴，特别是尖兵突击队的7名干部战士听了后，个个都很振奋。那天夜深之时，按廖容标司令员的部署，尖兵突击队每人配带三大件：匣子枪、大刀、手榴弹，另外带了两根攀岩用的粗麻绳，便开始行动了。为防意外，廖司令员还派一个连长带着两个排并配有两挺轻机枪，在突击队出发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潜伏到马鞍山的高峰下，准备掩护或必要时配合突击队对山上之敌发起强攻。尖兵突击队的7位勇士在小董向导的帮助下，很快攀上了马鞍山顶，未放一枪就将驻守山顶的一个伪分队全部活捉，并在山顶燃起一堆火向山下报告了胜利的消息。
奇袭马鞍山成功后，廖容标司令员又率部乘胜继续扩大战果，于当月末拔除了在淄川县境内的田庄伪军据点，为我们开展淄河以西的对敌斗争打出了新的空间。同年10月，廖司令员又率部东进淄河以东的益都、临朐两县边区，先后解放了益都的杨集、博山的峨庄等20个村庄。我们工委即前往开展工作，建立了峨庄和仰田两个区委，从而使我们工委的工作环境有了大的改观，也打通了我们工委与泰山地委的联系。依托这一带新的工作条件和主力部队作战屡战屡胜的有利形势，我们工委对淄河流域的各级政权和群众组织进行了积极的恢复建设，特别是注重建设村级政权、群众组织及民兵组织，从而使我们在益临地区对敌斗争的形势开始有了新的转机。
时间不长，益临边区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1942年11月9日，“扫荡”我沂蒙山区根据地后向北回撤的千余日军路经淄河流域，得悉马鞍山上有八路军的重要干部，即令部队发起强攻。此时，驻守马鞍山上有40多名伤病员和干部家属，其中有在此养伤的我鲁中军区副团长王凤麟，还有几名重要干部，干部家属里面有我们四县联办主任冯毅之的父亲、我们原益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参议长冯旭臣老先生，还有冯毅之的妹妹、妻子和他的3个年幼的女儿。这些人在我们夺取马鞍山后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益临地区在泰山军分区主力一部的帮助支持下，重新打开了对敌斗争的新局面，各方面都认为可凭马鞍山的天险，使之成为伤病员养伤治病的安全之地，有些伤病员和干部家属也就在组织的安排下相继转到这里。不料这时因汉奸告密，遭到了日军重兵的攻击。王风麟同志率领这40余名干部、战士、伤病员及干部家属，凭险据守，与敌人展开了顽强抗击。战至第二天，敌兵增至3000余人，并用飞机、大炮进行轰击。在王凤麟同志的带领下，守山人员拼死奋战，子弹打光，就用石头砸向敌人。战至黄昏，他们消灭百余敌人，除少数人乘夜攀跳悬崖侥幸脱险外，王凤麟等30余人壮烈牺牲，其中冯毅之的父亲、爱人、妹妹和他的三个孩子全都殉难。壮烈的马鞍山保卫战，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篇章。
敌人占领马鞍山后，虽对我们活动仍有很大影响，但其作用已不再如过去，因为山下周围的大部村庄已属我们的工作范围，盘踞在马鞍山上的敌人反受到我们许多牵制。我们益临地区在廖容标司令员率领部队的帮助下，对敌斗争形势在逐步好转。然而天公不作美，在这一年，淄河流域遭受了几十年不遇的严重旱灾，庄稼几乎颗粒不收，再加上曰军的“扫荡”、封锁，群众手里几乎都没有粮食。入冬后，许多群众都拖家带口踏上了逃荒的路，部队和工委工作人员的生活都陷入了困境。进入1943年，我们工委所处的淄河流域，不仅将所能吃的树叶、树皮、野菜、草根都吃光了，就连一些陈年积下的糟糠也挖出来充了饥。更为严重的是，在临朐及与博山毗邻的李家、池上、峨庄一带，由于长期受到盘踞于此的国民党顽军的洗劫，加上饥荒，造成了惨不忍睹的“无人区”。当时，益临工委与泰山地区已打通了联系，鲁中区党委为便于加强对益临地区的领导，于1943年3月初决定我们益临工委划归泰山地委领导。于此前后，为了帮助群众度过灾荒，搞好春耕生产，以利重建家园，我们在鲁中区党委和泰山地委的领导下，按照山东分局、省战工会发出的指示和政策，在根据地内进行了减租减息斗争，给群众减轻了部分负担。鲁中区党委还千方百计筹集了部分粮食，支援了我们，救济了群众，完成了春耕生产。
在这最艰苦、最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工委还按照党中央和山东分局的部署进行了党内整风学习，先后认真学习了《整顿党的作风》、 《改造我们的学习》、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重要的文件。这次学习，比较深入地结合了当时的思想和工作的实际，使干部和党员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进一步密切了党政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增强了我们工委和各级组织战胜严重困难的信心和力量。
四、展开战略反攻
从1943年7月至1944年7月，我在淄河流域领导的对敌斗争进入了第三阶段。在党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正确领导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战胜了日军大规模“扫荡”、“蚕食”和封锁造成的严重困难，战胜了天灾，形势开始好转。我们坚持斗争的益临广大地区随着鲁中军区发起的三次“讨吴战役”，取得了节节胜利，加上山东分局对敌占城市及铁路沿线工作的展开，这一地区的斗争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
1943年1月18日，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在济南通过广播正式宣布投靠日军，驻防毗邻沂鲁一带的吴化文所部，给我们益临地区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威胁。也就在这时，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第二十八集团军李仙洲部入鲁，命令驻防沂鲁山区和诸日莒山区的国民党于学忠部撤离山东。一时间，于学忠部在鲁中地区的驻地，成为吴化文部及周边各日伪军和土顽武装的抢占目标。为了不使这些地方落入敌伪顽之手，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于1943年7月间，先后命令鲁中和滨海两军区部队分别挺进鲁山和诸日莒两地区。鲁中军区部队与沂蒙、泰南等军分区部队先后控制了莒县、沂水、安丘等县边区，便继续由鲁山以北的淄河向南发展，很快打通了沂山与鲁山两山区的联系。与此同时，鲁中军区另一部与泰山军分区部队，在莱芜、蒙阴边界的鲁村发起了第一次“讨吴战役”，共歼灭吴化文部1000余人，夺回了益临淄博四县边区的部分地方，进一步改变了我们的工作环境，扭转了益临地区的对敌斗争的形势。
1943年春夏之交，在战略反攻即将到来之时，鲁中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精神，针对全区开展敌区秘密工作的情况，进一步加强了对益临周边敌占区工作的领导，并决定在过去零星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有组织、有领导的敌占区秘密工作，对敌占大城市的秘密工作由区党委直接领导，对小城市和集镇、工矿区，由地、县委领导。区党委还要求各地和各级党组织积极恢复矿区工作，在城镇、工矿区和交通沿线尽快恢复、巩固和建立党的组织，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累力量，利用各种“合法组织”开展“合法”斗争。7月，区党委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又进一步加大了对敌占区工作的力度，要求各地党委投入更大的力量开展敌占城镇、工矿区和交通要道的工作。在我们益临地区，鲁中区党委先后成立了坊（子）青（州）工委、淄博矿区工委，进一步加强了对敌人占据的淄博工矿区和胶济路益临地区段的组织领导。
坊青工委成立后，即带着一支精干的武工队在胶济铁路坊子至青州段沿线的重要城镇展开工作，主要是进行争取伪军，改造伪政权，镇压屡向敌人告密的汉奸和一些罪恶严重的特务等坏分子。他们还在一些沿线的农村发展了党员，建立了组织，很快站住了脚、扎下了根。
淄博矿区工委成立后，下设了办事处、敌工部和组建了武工队，并作了明确分工：办事处主要对伪政权人员、包工头、领班把头等人员进行争取教育和分化瓦解工作；敌工部主要对伪军及其亲属进行宣传教育和争取工作；武工队则是根据上述两方面工作提供的情况，经常深入敌区，对作恶多端的叛徒、特务、汉奸等坏分子进行坚决打击，并借机向敌占区的工人和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抗战的形势，有力鼓舞了长期在敌人压迫下的各界民众。矿区工委在这些工作中积极发展了党的组织，使有着光荣斗争传统的淄博矿区广大工人，很快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向矿区的包工把头展开了反剥削、反饥饿的斗争。特别是矿区的工人们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以怠工、破坏生产机械设备，有意损毁生产材料等斗争方式，有力破坏和迟滞了敌人的生产，打击了敌人以战养战的阴谋。矿区工委在组织领导矿区工人开展斗争中，还在矿区和邻近的农村相继建立了党的秘密联络点和工作关系20多处，发展党员40多人，使党在矿区的地下工作有了坚实的基础。更值得称道的是，广大矿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利用上下工的机会，带出了大批的炸药、雷管和导火线，最多时每月能搞到1000余斤。
1943年11月上旬，曰伪军1万多人再次进行大“扫荡”，矛头主要指向我鲁中根据地北沂蒙地区。在我鲁中军区与各地方部队集中力量粉碎日军这次大“扫荡”之时，吴化文部出动两个旅抢占了我根据地大崮山一带。12月初，粉碎日伪军“扫荡”之后，鲁中军区部队在滨海军区部队的策应下，调集兵力分南北两路对占据大崮山地区的吴化文部发起攻击，展开了第二次“讨吴战役”。经过四昼夜激战，我军收复了大崮山地区，迫使吴部兵力收缩至悦庄、鲁村、郑王庄一线，沉重打击了吴化文部的嚣张气焰。
根据淄河流域和临朐大部地区已被夺回，为巩固和发展益临地区的形势，鲁中区党委先后建立了淄河县委和临朐县委及县政府。在不断加强和改善党对这一地区对敌斗争的领导同时，我们工委还带领各级党政组织领导群众重建家园，使益临地区的“无人区”又升起袅袅炊烟，成为我们向敌占区实施战略反攻的前沿阵地。
抗日战争进入到1944年春，在我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英勇顽强打击下，日军的占领区逐步缩小，抗日根据地得以不断扩大。为进一步扩大抗战的胜利成果，山东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作出了向日伪军发动春、夏、秋、冬的攻势作战部署，并决定春季攻势作战的序幕从滨海军区拉开，以鲁中军区为重点，于是发起了第三次讨伐吴化文部的战役，时吴部总兵力共有1万余人。记得这次“讨吴战役”前后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3月下旬，历时四五天。鲁中军区领导针对吴部防区大、空隙多、兵力分散等特点，决定集中军区主力部队深入吴部防区中心，选择弱点，中心开花，迫其一线部队向内收缩，求得在运动中歼灭其有生力量。3月25日夜，八路军参战部队在鲁山周围300里战线上同时发起突然攻击，主力第一、第二、第四团和滨海军区第六团一个营为右路梯队，担任主要突击任务，向石桥、西大崮、大泉庄、辉村方向展开攻击；第二（沂蒙）军分区第十一团配属蒙阴独立营为左路梯队，向上下高村、田庄方向进行攻击；第四（沂山）军分区第十二团为北路梯队，占领松山后向三岔店逼近，以阻击临朐之敌增援；第一（泰山）军分区第十团为西路梯队，负责夺取黄家庄、芦芽店等地，断敌补给线。在我军全线的突然攻击下，吴化文部大乱。八路军主力右路梯队消灭其一个师部、两个团，打乱了敌东线指挥，迫敌收缩至以鲁村和悦庄两点为中心的狭小地带，固守待援。29日，日军拼凑了3000余人前来增援。鲁中军区立即命参战部队主动撤出战斗，只留下小部队不断进行分散的袭击活动。增援日军处处扑空，疲于应付，只得草草收兵。
4月15至20日，在日军撤出后，鲁中军区指挥各部队又发起对吴化文部的第二阶段进攻，目的是歼敌留驻悦庄之一部，迫敌撤退，以便我军完全控制南麻、悦庄一带。为配合作战，敌工部门展开强大政治攻势，以瓦解、削弱敌人的战斗力。15日夜，主力部队发起总攻。至16日，先后攻克青龙山、黄山庄、陈家庄、崔家庄等据点，歼敌四个连。之后，我军开始围攻张家庄敌指挥部。吴化文见东线八路军进攻猛烈，所守部队大乱，并连连告急，便率四个主力团增援悦庄、张家庄。吴化文率部东进后，鲁中军区抓住敌后方空虚之机，除留第12团仍在悦庄地区迷惑敌人外，集中五个团的兵力奔袭西线之敌。18日夜，我军突袭了驻郑王庄的伪吴总部和小张庄之敌，一举歼灭敌总部机关大部，俘敌800余人，其中有少将三人，缴获大批作战物资。20日，吴化文被迫放弃悦庄、鲁村一带，率残部西逃至莱芜县东部，靠拢日军，战役至此结束。
第三次“讨吴战役”共毙、伤敌1300余人，俘少将以下官兵5100余人，连同被击溃、逃跑、反正的伪军在内，共歼灭伪吴化文部有生力量7000余人，占其总兵力的60%以上；攻克重要据点49处，碉堡、炮楼100多个，山寨52处；解放鲁村、南麻、悦庄等村镇1000多个，人口30多万，完全控制了战略要地鲁山山区，打通了沂、鲁、泰、蒙各山区的联系，大大改善了鲁中抗日根据地的形势。
这次战役的胜利也使我们益临地区形势得到了空前的重大转变。我们益临工委根据山东军区、省行政委员会向全省各根据地发出的为克服困难、进一步大力发展生产的训令指示，乘第三次“讨吴战役”巨大胜利之势，领导全区广大群众开展了春季生产运动。针对益临地区受灾特别严重的情况，我们工委决定组织领导全区党政军民，不误农时，掀起春季生产救灾运动，力争在年内使农业有一个好的收成，基本上解决全区群众的缺粮问题。歼灭吴化文部有生力量之后，外出逃荒的群众闻讯家乡解放，纷纷回乡，特别是在吴化文部制造的临朐、博山两县边区的“无人区”，劫后余生的人们，在各级党组织和政权的领导与帮助下，在荒芜的家园废墟上重新盖起了新房，将耕地上积年的荒草烧尽，全力投入了春耕生产运动，使“无人区”又呈现出了勃勃生机。
此后，随着1944年夏季到来和大规模夏季攻势作战的展开，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委罗舜初率军区第一、第四和第十二团，在临朐、安丘等地方武装配合下，以益临新解放的地区为依托，向胶济铁路东段逼近，向沿线敌伪据点发起攻击，不仅有力打击了敌人，保卫了麦收，也使益临解放区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这年7月，鲁中区党委决定撤消益临工委，建立鲁山地委（亦称五地委）、专署和军分区，下辖益都、博山和沂源三个县，地委书记李伯秋、专署专员徐化鲁、军分区司令员陈奇兼任，我被调任鲁山地委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