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底我调泰山地委工作后，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迅速发展和上级对战略行政区及各级领导班子的不断调整，我先后担任过中共泰山地委副书记兼泰山区支前委员主任、共青团泰山地委书记，中共泰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5月，泰山地委与泰西地委合并成立泰安地委，上级决定我改任泰安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50年8月担任泰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党委书记等职。
一、组织泰山区人民大力支前
我调泰山地委工作之时，正值国民党军对全国解放区疯狂展开全面进攻期间。为坚决粉碎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我山东、华中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要求，于1946年底和1947年初，相继胜利进行了宿北、鲁南两大战役，共歼国民党军队8个整编旅约8万人。这两次战役后，我军在临沂一带进行了休整。休整期间，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将华中分局并入华东局；山东军区与华中军区合并成
立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成立华东野战军，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这两个大战略区党政军的统一领导。
宿北、鲁南两大战役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不甘心失败，又调集30万重兵分别摆放到了徐州以东陇海线以北和横贯山东胶济线以南，企图在临沂附近与我华东野战军决战，进而完全占领我山东解放区。为实现这一战略目的，国民党军还以11个整编师（军）30个旅（师），组成南北两个兵团，以临沂、蒙阴为目标，实施南北对进夹击，妄图迫使我华东野战军与其决战。1947年1月31日，南线国民党军分兵三路北犯，北线国民党军分兵两路南下，气焰嚣张，特别是北线国民党军李仙洲兵团，竟然深入到我莱芜县山区一带，形成孤军冒进态势。
1947年2月，面对国民党重兵向我山东解放区纵深推进的严峻形势，我华东野战军采取了运动歼敌的战略战术，主动放弃我华东局和山东省政府等党政军驻地临沂，迅即以60个团秘密分兵挥师北上，将李仙洲部包围在莱芜地区，我军择机向敌发起攻击，经三昼夜激战，夺得了歼敌一个绥靖区指挥部、两个军七个师，计5.6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由于这次战役是在我泰山区莱芜县境内组织实施的，全区人民在地委、专署的组织领导下，开展了规模空前的支前运动，为这次战役的胜利和战后部队的休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此时，泰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是林乎加同志。战役前，乎加同志领导地委根据华东局和鲁中军区党委的指示，及时调整加强了泰山区的支前领导组织，组成了以我和专署副专员刘舜卿为正副主任的支前委员会。2月3日，泰山地委发出了《为粉碎反动派进攻，加强战争动员的指示》，要求各县区进一步加强支前委员会的力量，从思想、组织、物资等方面做好支援前线的充分准备。各县区根据地委的指示，都调整加强了支前委员会。各委员实行分工负责，采用多种形式，迅速传达布置和大力宣传，很快落实了地委的指示。在这段工作期间，我积极配合乎加同志工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泰山区是老解放区，经历了八年抗战的人民群众，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内战爆发后，一些地区的群众倍受蒋军和还乡团的蹂躏，对敌人怀有刻骨的仇恨，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动员组织下，全区人民备战支前的热情十分高涨，展开了多方面的支前运动。
一是组织民夫，编制担架队、运输队。地委对此提出了统一的要求，将民夫分成常备民夫和临时民夫，以区为单位，按中队、小队、班进行编制。各班都配备了党员骨干和武装民兵，中队、小队都有区、村干部掌握，县区派威信高、能力强的干部带队，从而加强了对民夫的管理和教育。与此同时，总结了过去在民夫使用中的经验和教训，调整、制定了一些具体政策，使群众出夫前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各种担架队、运输队迅速整齐地组织起来，当时那种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去支前的动人情景至今令人难忘。群众中流行的《送郎出夫歌》便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形：劝我的郎，快出夫，心里不要再糊涂；出夫不是为别人呀，为的是保住咱家土。劝我的郎，上前线，你要勇敢争模范；帮助主力打胜仗呀，才能保住咱家园。
二是筹备粮秣、物资。全区人民尤其是莱芜和泰安两县，推广了“家家储粮秣，随时供急用”的粮秣常备办法，即每家经常准备好20斤小米、5斤煎饼、2斤干菜、100斤柴草，两家一双鞋。部队一旦需要，立即集中起来，供给部队，接着再照样准备下一批，这个办法，既切实可行，又行之有效，在当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是准备开展对敌斗争。当时群众对敌斗争的主要形式除游击战、地雷战外，还有空舍清野、除奸反特、政治攻势等，尤其是地雷战是比较有效的手段，莱芜县就号召全县人民“家家打（造）雷，村村埋雷”，给进犯之敌准备了大量的“铁西瓜”。
与此同时，泰山地委带领全区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破袭运动，阻滞北线蒋军的进犯。1月16日，北线蒋军为配合鲁南作战而进犯莱芜，遭到泰山区人民的英勇打击，蒋军被迫于1月27日撤回到博山和章丘、明水一带。莱芜县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组织了10万人上阵，连续奋战七昼夜，破坏了长达数百里的章（丘）博（山）、泰（安）莱（芜）等公路。2月2日，蒋军再次南犯时，不得不自己动手修路，却又时常遭到我民兵的袭扰，致使蒋军每日前进不到20里。此时，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鲁南寻机歼敌，莱芜人民这一行动，既配合了我主力军在南线的作战，又为后方人民赢得了备战时间。2月4日，蒋军侵占莱芜城后，我们领导人民群众采取了多种方式开展对敌斗争。如在敌占区和公路两侧地区，加强民兵联防，破坏公路，阻敌前进。敌人白天修筑，我们夜间破坏，敌人修到那里，我们就破坏到那里，迫使敌人用四个团的兵力掩护抢修章莱公路，但始终未能畅通。在敌人未占领的地区，我们重点开展了支前、戒严等工作。在敌人可能出动抢掠的村庄，实行空舍清野、埋设地雷，开展反抢掠斗争。当时地雷发挥了重大作用，广大民兵机智地四处埋雷，敌人所到之处遍地是雷，动辄响雷，遭到重大杀伤。搞得敌人只能困守点线，不敢轻易出动。我们的民兵自豪地唱道：
铁西瓜，铁西瓜，圆圆肚子胆量大，庄里路口埋伏好，单等蒋军你来踏。铁西瓜来开红花，蒋家兵来地下爬，丢下枪支直叫妈，咱们民兵笑哈哈。
2月10日鲁南战役胜利后，主力从鲁南急速转兵北上，决心在莱芜地区歼灭李仙洲兵团。鲁中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地委全民动员，全力以赴，立即转入就地支前。提出按一百万人准备给养，按“一兵三夫”准备民工。我们立即意识到：这次战役，是在泰山区进行的一次事关全局的大仗，必须带领全区人民，竭尽全力做好支前工作，确保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12月13、14日，地委、专署召开了附近县区干部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对各县区的支前工作做了紧急部署。
为了更加主动地做好支前工作，地委、专署研究决定：地委书记林乎加深入莱西，组织战区人民搞好支前工作；我和地委宣传部长金韬在机关照顾日常工作，联系通报各县支前工作情况。各县区干部都做了具体分工，就地坚持领导人民开展支前斗争。
在当时，我20多万大军迅速集结莱芜地区，粮草供应确实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泰山区人民，宁愿自己挨饿，也把粮食献给部队，哪怕自己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也要赶做出充足的熟食，“保证解放军同志吃饱了打胜仗”，成为最流行的口号，人民群众用具体行动实践了他们的决心和誓言。当时真是家家户户办给养，男女老少不停闲，地委向章丘县布置每天向部队供应20万斤熟食给养，他们连夜就做出来一批，由妇女们用毛驴驮着送到我参战的华野第十纵队。莱芜县杨王前村正在紧急筹集给养之时，村妇救会长赵焕英娘家送信来说其父病故，村干部都劝她回娘家奔丧，她擦掉眼泪，抑制住内心的极度悲痛，果断地说： “现在支前要紧，等完成任务再去！”她一直坚持把任务分派下去才肯离开。经过全区人民几天几夜的艰苦奋战，准备了大量的白面、小米、馒头、窝窝头、煎饼等生熟给养，加上其他地区的努力，完全满足了部队需要。
2月15日，我军主力陆续汇集到莱芜周围地区。泰山区人民除向部队提供了大量生熟给养外，还努力从各个方面支援我军。部队行军需要向导，很多群众自报奋勇，为部队带路，仅莱芜一县就出向导八千余人。有些地方人手紧张，许多少年儿童和抱着孩子的年轻妇女，也充当向导带领部队向战区前进。部队需要民房作后方医院，广大群众宁肯自己冒着严寒睡在大门下、羊圈里，纷纷腾出住房给部队使用。战役前夕，担负攻打口镇的我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需要侦察镇内敌情，莱芜县方下区王家义村村长吴希昌，不顾生命危险，让化装成蒋军的我侦察班将自己捆绑起来， “押送”进镇，成功地侦察到敌军部署情况，为我军围攻口镇做出了贡献。2月20日，围歼李仙洲兵团的莱芜战役打响后，泰山区的支前工作随
之进入了最繁忙的阶段。在作战区，广大民夫担架队冒着枪林弹雨运送弹药、给养，抢救护送伤员，作出了重要贡献。
抢送伤员的民夫担架队非常关心爱护伤员，他们在途中遇到敌机轰炸，总是先给伤员伪装，然后自己再去伪装。仪封区的青年担架队，两昼夜不停地向20里以外的医院护送伤员十余次。为了尽快把伤员送进医院，他们从满是冰凌的河里趟过，当记者采访时，他们说，“受冷受累是蒋介石给的，打垮蒋介石，受冷受累就这一回了。”表达了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刻骨仇恨，对人民解放军的无限热爱。
押送俘虏的民兵表现了高度的觉悟和智慧。泰安县山阳村民兵班长王保宽，带领五名民兵押送160名俘虏，他们机智地粉碎了俘虏策划逃跑阴谋，经过两天一夜，按时如数将俘虏送到长山县（今分属山东邹平、章丘两县），受到野战部队的表扬和奖励。莱芜方下镇基干民兵一团二营，在押送两千五百名俘虏的途中，有四、五个俘虏想用金戒指和银元等物品收买民兵，要求放其逃跑，遭到了他们的严词拒绝。对此，蒋军被俘官兵感叹地说：“咱们这边当官的光想升官发财，连解放区老百姓都不如，无怪共军天天打胜仗”。
战役即将结束时，泰山区的广大民兵、民夫又遵照鲁中军区的命令，开始了清理战场捕捉散兵的战斗。群众把这称作“扑蝗虫”。在战区，我民兵捉俘虏、群众抓散兵的情景到处可见。莱芜县址坊村的两个民兵，配合两名解放军战士，一次就捉俘蒋军37名，其中还有一名营长，缴获了30余支枪，1000余发子弹。这个县常庄区普通庄的两个老大爷，带着四个小孩，用两个手榴弹，机智地俘虏了13名蒋军逃兵，缴获了l挺轻机枪，9支大盖子枪。寨里区职工会长李光墨多次带领民兵参战，两次俘虏散兵40余人，一次他带一名民兵与敌逃兵搏斗，因众寡悬殊，英勇牺牲。
战役期间，泰山区人民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力以赴参加支前，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仅据莱芜、泰安、博山、章丘四县不完全统计，出动各种担架9160余副，小车10140辆，各种民工10万余人。博山县除出动大量人力物力外，还支援我军面粉23300余斤；面饼6300余斤；小米528300余斤；煎饼204900余斤；柴草774500余斤。章丘县支援粮食350000余斤；鞋子5000双；棺木50余口。泰安县向前线运送生熟给养422000余斤，做鞋子10600余双。地处战区的莱芜县贡献最大，他们出常备、临时担架5000余副，23600余人，小车8000余辆，挑夫19000余人，民夫255000余人。
莱芜战役结束后，泰山地委、专署的负责同志，除我和赵笃生、韩寓吾（专署秘书主任）等跟随部队到博山、淄川负责支前工作外，其余立即转入了打扫战场和救灾工作。
打扫战场开始之时，许多群众对深埋敌尸想不通，普遍认为：我们的房子被他们给烧了，糟踏得俺这样厉害，他们应当喂狗，为啥还要去埋，哪有那么多的工夫。结合当时这些实际情况，泰山地委和莱芜县委根据陈毅司令员和山东省府的指示，联合组成了打扫战场领导小组，组织人力、物力，对战场进行彻底清扫，针对群众思想问题做工作，着重让群众明白掩埋敌尸主要是为了避免瘟疫，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群众思想通了，掩埋尸体、打扫战场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折合用工，我们先后共用了2266个工作日，埋葬敌尸6450余具，彻底清除了战场周围的弹片、碎棉布等杂物。与此同时，泰山地委还号召全区人民开展了捐献、募助活动。历城、章丘等县人民积极募捐，携带粮食、现金等物资，亲到莱芜地区进行慰问。3月5日，鲁中行署司法处长李菊轩等同志又带急救款100万元，急救粮10万斤，代表鲁中区党委、行署，对莱芜灾区人民进行了慰问救济。经过这一系列紧张而有成效的工作，迅速恢复了战区的秩序。全区人民群情振奋，积极开展生产救灾等各项工作，决心继续做好支援我军的各项工作，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
莱芜战役后，我华东野战军又相继进行了泰蒙战役和著名的孟良崮战役。这些战役与全国其他战场我军的作战相呼应，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从而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我军作战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泰山区人民支前工作，也不断克服各种困难，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支前热潮。
1948年9月间，在我华东野战军组织发起的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序幕的济南战役中，由于泰山区紧邻济南，我们泰山地委把全区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普遍组建成支前和后方两套班子，全力组织了对战役的支前工作，使这一地区成为这一重大战役南部坚强的支前与供给的后方基地。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共组织了600副担架、976辆小车、2413个挑工的常备民工支前队，还组织了近17万人的临时民工支前队伍，在二线包运粮食。常备、临时两方面支前民工合计起来，约计近30万人，用工总数近90万个，按当时泰山区150万人口来算，平均每个整、半劳力出工3个。尤其在战役支前中，泰山区的广大妇女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她们在碾米磨面、做军鞋、慰劳部队和伤病员等工作中，几乎是不分昼夜地进行劳作。仅据莱芜县不完全统计，她们碾磨军粮80多万斤，为部队洗衣服、做蚊帐等不可计数。战役前，地里的谷子还尚未成熟，该县苗山区崔家庄党支部的党员们带领村上的妇女，一夜间将剪来的谷穗用锅烧火烘干、碾米两千多斤，及时送往了指定的部队，保证了部队的急需。
1948年底与1949年初，在我军进行的著名淮海战役期间，泰山区为支援淮海战役又做出了巨大贡献。自11月6日起至12月18日，我们首先动员了大批民工，用小车将700万斤粮食分别运往泰安和党家庄火车站，由铁路运送到充州再转往淮海战役前线。由于这700万斤粮食数目很大，而在泰安当地只存有210万斤，其余分别储备在莱芜、历城和远距泰安的渤海区根据地，需要进行转运。尽管这次任务时间很紧，我们还是依靠群众和有效的战时运转机制，提前完成了任务。11月25日，正当这次任务的筹粮工作刚刚完成之时，华东支前委员会又命令我们再补充100万斤粮食。虽说这次任务不算很重，但在泰安当地已很难筹集这么多粮食，因为当地群众手上的确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在这种情况下，泰安县当地群众还是坚决响应地委号召，打扫了自家的囤底，凑了36万多斤，其余由章丘县征集了66万多斤。至12月底，我们又提前完成了这一任务。这两次任务的完成，我们共用工20多万个。在这期间，我们还为修桥筑路、为后方医院运送伤病员及机械设备、枕木等支前工作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到11月底用工已近80万个。除此之外，我们泰山区还先后组织了四批常备支前民夫，共计组织担架2100副，小车5000辆，挑工3000人。这部分人员有的
的跟随我解放大军服务了2至3个月，有的一直跟我大军参加了渡江、解放上海等重大战役。
总之，我泰山区广大人民群众与全省其他解放区的人民群众一样，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二、推进党的工作重心在全区转移
淮海战役胜利后，华东局根据中央的部署要求，为准备配合我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接管新的解放区，不仅抽调了大批地方基层干部，也从各地委以上领导班子中抽调了许多重要的高级领导干部。1949年3月，我泰山地委书记林乎加奉命调离南下，上级决定由我接任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并兼任地委组织部长。同时，上级也对我们泰山地委党政军其他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调整充实。
我接任中共泰山地委书记工作时，山东除青岛等个别地方外均已获得解放。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特别是老解放区，工作重心已开始由武装斗争转向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和恢复发展各项事业。这时，泰山地委和专署机关还驻在莱芜县农村的寨里镇。为了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我们地委和专署根据上级的部署要求与泰山区的实际情况，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先后通过加强纪律等教育，进一步整顿了全区的党组织。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针对各地发生的一些无纪律和无政府现象，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分区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毛主席提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我们泰山地委在检讨了地委与各县存在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情况后，于1949年2月25日作出了《关于克服党内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向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认真贯彻中央和华东局扩大会议的决议精神，深入进行传达教育，定期组织检查，切实展开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思想斗争；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党委书记亲自动手向上级写报告和审阅报纸清样；切实建立健全党委集体领导制；检查与纠正一切违犯党章的行为，认真学习党章并有计划地整理改造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克服目前的严重混乱现象；加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通过这次加强纪律教育，专署党组和所属莱芜、泰安、章丘、历城各县委分别于2月底和4月中旬作出了《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在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中贯彻执行。在全区各级党组织上下加强纪律性之后，我们地委遂按照上级的部署要求，又有步骤组织全区各级党组织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对于毛主席向全党提出的促进革命发展，迅速夺取全国胜利等各项方针；对中国革命重心进行战略转移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的说明；对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国内外的基本矛盾和党在各方面政策的阐述；特别是提醒全党在革命胜利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作风，强调加强全党理论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的重大意义，以及党内斗争和注意做好党务工作等问题的指示，都逐一进行了认真学习。全区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干部从学习全会的文件精神中，看到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和建设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迎接全国胜利的迅速到来，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我们陆续调整充实了全区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由于大批干部调赴南下，使各级领导班子出现了人手少、任务重、忙不过来的现象。我接任地委书记后，先后调刘众前、王翰卿等人分别担任了地委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等职务；其后，鲁中南军区根据我们泰山地委反映的情况和意见要求，又相继调派王炜之和傅敦吾分别担任了泰山军分区副令员、副政委。在这期间，全区的四个县也根据地委的要求和他们的实际情况，对县和分区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充实，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从组织领导上作了积极准备。
第二，根据上级的部署要求，不断加强了对全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发展建设。这项工作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早在1947年9月，我任泰山地委书记时，各地根据中央提出试办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提议，地委要我兼任了青年团泰山地委书记。记得在这期间，我一方面按照鲁中区党委对团的工作部署，积极抽调干部相继把全区团的各县组织建立了起来；一方面在鲁中区党委派来的青联干部帮助下，分别在党的群众工作特别是青年工作比较好的莱芜县运粮石和博山县源泉两个村镇，组织开展了在基层建团的试点工作。在这两项工作的基础上，尤其是在试点经验指导下，有组织有领导地展开全区各县青年团的工作，使全区团组织迈出了新的一步，开始了新的局面。其中，莱芜县团的组织发展比较快，主要是他们以这一年春天试验建立的“毛泽东主义青年团”为基础，根据地委提出的建团要求，迅即在全县各分区展开建团工作。到1947年底，莱芜县团委不仅配齐了5名委员，还在全县16个区中有12个区配备了专职团委书记，在另外4个区配备了团的专职干部，全县团的干部共计38人。我们还在12个区的223个村中，建立了122个团支部，共发展团员1863人。这是第一个发展阶段，主要是在试点取得经验基础上，在有条件的地方积极开展团的工作。大约是1947年11月下旬，在泰山区团的第一阶段工作进入后期时，中共泰山地委根据上级部署，决定我到中央华东局高级党校参加“三查三整”骨干培训班学习，团地委书记便由地委宣传部长兼任。1948年初，我学习结束后，华东局一度调我去筹建山东省建国学院（简称山东建大），大约在6月间，又调我回泰山地委任副书记。在我离开泰山区期间，特别是1948年的3月与4月间，胶济线上周村、张店、青州、潍坊等重镇解放后，华东局于6月迁到青州，并开始筹备恢复青委，把分散在各地的青年工作领导骨干陆续集中起来。在这期间，党组织还相继从胶东、渤海、鲁中、滨海等区调了一批干部，送往中央团校培训。同时，华东局青委也在青州开办了一期团的干部培训班。我回到泰山地委后，7月，华东局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为进一步统一鲁中、鲁南和滨海区的领导，为解放济南和更大战略行动作准备，决定将这三个区党委合并为鲁中南区党委。这期间，泰山区的行政区划也作了调整，将淄川、博山两县划出，与张店、周村组建为新的淄博特区，泰山地委时辖泰安、莱芜、历城、章丘四县。尽管这时参军、支前、土改等工作仍然十分紧张繁重，泰山地委还是根据上级对团的工作部署要求，结合泰山区工作的实际，于9月毅然作出加强青年团工作领导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团的工作领导，抓紧在结束和完成土改中注意培养青年团干部，积极开展工作发展团员，进一步建立健全全区各级团的组织。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青年团的干部，按照地委这一指示，纷纷进行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全区各地均进一步组织调动了青年对革命斗争的积极性。这不仅有力推了全区土改工作的结束和完成，还在其后积极组织参军、支前、互助生产及救灾度荒，组织群众学文化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带头作用，为我军成功进行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恢复发展全区的各项事业，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到1949年4月，当我们地委根据中共中央1月1日发出的《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对建团工作进行总结时，全区已发展团员9157名，建立基层支部461个。全区青年团组织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根据党中央提出的目标任务和要求更富有朝气地开展起工作来，也从此步入一个发展建设的新时期。
第三，为了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对泰山区行政区划进行了新的调整。1949年6月，我们泰山地委和专署根据鲁中南区党委的决定，对全区的行政区划进行了一些新的调整。一是鲁中南区党委将泰宁、新泰两县由沂蒙区划归我们泰山区。泰宁县时辖东庄、南驿、尧山、磁窑、徂阳（后改为良庄）、天宝等8个区和楼德、大汶口两个镇，县委、县政府机关驻楼德镇，县委、县政府领导主要有县委副书记韩枕山，县长朱靖宇；新泰县时辖岙山、翟镇、羊流、果都、高平、围山、岔河、青龙、石放、城关等10个区，县委、县政府机关就驻新泰城，领导主要有县委副书记马佃[友，县长朱琳。二是同时撤销了沂蒙区所辖的泰西县，将该县所辖的边家院、安驾庄、高淤等3个区划归泰西地委所辖的肥城县，龙山、夏张、黄山、临汶划归我们泰山区的泰安县，时值李正一接任泰安县委书记，谷乾任县委副书记兼任县长。调整后的泰山区，由原来4个县扩大为6个县，共69个区，近280万人口。这次行政区划调整，不仅使全区几个历史上的老县在地域上得到了进一步恢复，也使这几个县在历史上形成的区域经济、地域风俗文化，群众的生产、生活等传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为全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作了重要的准备与基础性工作。我们泰山地委与专署机关，也于本月由莱芜县寨里镇迁驻到泰安城。
第四，为巩固全区的新生人民政权，维护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大力组织了对匪特的清剿。进入1949年以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看到他们在全国彻底失败的日子已为期不远，在匆匆部署撤逃台湾的同时，也大大加强了在全国各地的特务潜伏工作。这些特务分子潜伏各地后，勾结恶霸地主和反动道会门，网罗反动军官，纠集国民党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和惯匪，组成匪特武装，以残余封建势力、帮会团体为靠山，欺骗和胁迫部分落后群众，组成多股匪特武装，以土匪活动方式啸聚山林，袭击我基层党政机关，打家劫舍，杀害我干部群众，与我新生人民政府相对抗。在泰山地区，匪特武装主要集聚在徂徕山、莲花山、东岭山等几处深山密林中。这些地方的匪特武装，仅在1949年4月和5月间就残害我们干部和群众13人，表现十分猖狂。这些匪特武装就像不散的阴云压在群众的头上，造成这些地方的群众难发动，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难推行，生产和经济工作难恢复，社会秩序相当混乱。因此，这些地方的群众强烈要求我们党和人民政府派出部队，消灭这些匪特武装，早日根除匪患。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全国各地特别对南方的匪情十分重视，并适时作出了坚决剿灭匪特的决策。1949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注意防止敌人破坏加强肃反和剿匪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加强肃反和剿匪工作，并作出具体部署。6月25日，新华社发表了两篇短评，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新解放区的广大乡村，派遣大批特务，勾结当地反革命和地主恶霸分子，利用封建道会门，组织匪特，烧杀掳掠，祸害人民，甚至袭击区、村政府机关和地方人民武装等罪恶事实。指出： “不彻底肃清这些特务匪徒，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将无法安定，各项革命工作将很难推进。”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采取坚决的而又谨慎的步骤，进行周密细致的组织工作，来镇压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捣乱。”6月26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和前线委员会、省区党委和解放军军师团党委、地方地县委及各政府部门、各群众组织中的党组，转发了新华社发表的两篇短评，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针对社论所指出的问题，检讨自己的工作，作出简明决议，指示全党实行。”并特别指出，“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的警惕性并拿出具体解决的办法，千万不可采取轻视态度，是为至盼。”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在决定开展大规模剿匪斗争同时，也确定了剿匪的方针和政策。新华社6月25日发表两篇短评中明确指出：“对于所查获特务匪徒，应按情节轻重采取分别对待的办法，对那些被胁迫参加，真心悔过的分子，可宽大处理，给以自新之路；对那些作恶多端，不知改悔的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应该发扬人民政权，严加罚办，为民除害。”新华社在8月6日发的社论中，对剿匪的方针政策问题又进一步指出：“必须军政结合，剿抚兼施，确实掌握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原则，打击和瓦解土匪，最后达到消灭土匪的目的”。社论还特别指出：对武装土匪在予以军事上沉重打击同时，还必须展开政治攻势，宣传人民政府处理土匪问题的政策，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自新土匪和土匪家属，利用各种形式对土匪进行瓦解工作。对于土匪分子，必须区分首从，采取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办法，对于作恶多端，死不改悔分子，予以坚决镇压；但对那些作恶不多的胁从分子，应予自新的机会，而对那些立功自赎的分子，则予以宽大待遇。
我们泰山地委为了切实根除区内的匪患，于这年6月末召开了会议，根据中央5月27日发出的加强肃反与剿匪工作指示，及其前后山东分局和鲁中区党委作出的剿匪部署，结合区内匪特力量近来猖狂活动的规律及隐藏地区的特点等情况，进行了认真深入研究。地委在会议后，迅即下发通知连夜召开了全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向他们作了剿匪任务的部署，一是确定以徂徕山、莲花山、东岭山为全区剿匪重点，各县必须密切配合，相互支持，使这些地方的土匪无机可乘，无隙可钻；二是各县的地方武装和参加剿匪的民兵必须服从军分区的统一部署和调遣；三是对这三处剿匪重点形成军事上的包围清剿之势后，展开政治攻势，利用喊话，散发传单，张贴布告等形式，直接向其宣传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对处理土匪问题的政策；四是各县不仅组织好武装力量积极配合军分区剿匪的军事行动，待对三处剿匪重点形成军事包围后，还要通过各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广大党员和群众骨干积极分子，大力宣传我们党和政府处理土匪问题的政策，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认真做到对作恶多端，死不悔改分子，予以坚决镇压，以平民愤；对作恶不多的胁从分子，予以自新悔改的机会；对立功自赎的分子，可予以宽大待遇。
泰山军分区根据地委作出的剿匪部署要求，立即组织侦察人员对徂徕山、莲花山、东岭山三地的匪情、地形等情况进行了秘密侦察，很快制定了这三地的剿匪作战方案。并于7月初召开了全区地方武装会议，我在会上作了政治动员，军分区副司令王炜之作了这次剿匪的军事部署。决定兵分三路，以军分区主力一部组成第一路，围剿徂徕山中的匪特武装；以泰安县地方武装，民兵与莱芜县地方武装和大部民兵组成第二路，围剿莲花山中的匪特武装；以军分区主力一部，同章丘、历城两县的地方武装和民兵组成第三路，围剿东岭山中的匪特武装。
会后，各县地方武装与民兵，奉命连夜迅速进入指定围剿匪特武装的作战地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徂徕山、莲花山、东岭山三处分别包围起来，随即展开强大政治攻势。与此同时，各县也相继大力展开清剿匪特武装的宣传活动，或组织游行集会、张贴布告，或组织专门工作队及小组，宣传我们党处理土匪问题的政策。在强大的军事与政治的攻势下，特别是利用一些匪属及亲朋好友等关系，通过我们的具体工作，引导、教育他们接受政府的要求，采取各种方式对其匪特亲友进行劝说，很快产生效力，除极少数匪首与国民党特务拒不投降外，相继约有2000余人被我们瓦解过来，缴枪240余支。其中历城县最多，约有1800余人。此后，根据瓦解过来的人员供述的线索，我们在7月和8月两个月间，分别对包围起来的三处山区进行了6次清剿，先后捕获匪特26名。尽管时值盛夏雨季，参战的地方部队与民兵，不畏酷暑炎热，风雨连连，蚊叮虫咬，一直以顽强的意志和不惧牺牲的勇敢精神，坚持进行着清剿匪特武装的战斗。这三处剿匪战斗打响后，震慑了活动在泰山区其它地方的几股匪特，约有400余人带着100多支枪闻讯逃匿。由此，全区基本上清除了匪患，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迎接新中国成立后为全区各项事业的恢复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