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泰安发展建设而努力工作
1949年10月1日，泰山地区广大群众与全国各地人民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近30年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终于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这一天，在地委的组织领导下，泰山地区的党政军在泰安隆重集会收听了在北京举行的开国大典的盛况广播，进行了泰山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大游行，热烈庆祝新中国的成立。在泰安城里，“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等这些发自广大人民群众心底的口号声，像大海的波涛，此起彼伏，声震山河。这使我深切感到，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和新生人民政权的无比信任与热切愿望，同时也使我深切感到，我们共产党人在今后的岁月中更是任重而道远，必须牢记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
参加完这次重大庆祝活动后，地直机关的广大干部久久沉浸在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之中，并转化为忘我工作的力量。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们欢欣鼓舞，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建设新家园的热情空前高涨。尽管长期战争的破坏，给我们即将开始的发展建设造成重重困难，百废待兴，但各级党组织、人民政府同广大人民群众拧成了一股绳，成为一支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的力量。我们泰山地委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好形势下，根据党中央提出的目标任务和山东分局的部署，积极组织领导泰山区的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为泰山区各项事业的恢复发展而奋斗。建国初期，我先后担任过泰山地委和泰安地委书记等职，主要组织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积极推进全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推动土改运动的完成和结束。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根据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指示和部署，为推进全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使获得翻身解放的广大人民群众切实当家作主，开展了一系列的基础性工作和活动。特别是在农村，为配合土地改革运动向纵深发展，我们召开了各种群众大会，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同时继续深入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各级农会，让翻身解放的农民当家作主处理自己的事情。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49年10月12日，我们地委根据省委的安排，发出了关于选举第一届省人民代表的指示，要求各县选出本县的省人民代表。全区各县接到指示后，随即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首先选举产生各界人民代表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从各县汇报的情况看，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广大代表们畅所欲言，踊跃提出议案，积极参政议政，切实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要求，向我们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作了积极的反映。在选举出席省人民代表会代表的过程中，各县均按照地委提出的原贝fJ要求，对30名候选人进行了充分酝酿讨论，最后进行表决。我和各县及妇女，少数民族代表共9人，成为泰山区选出的第一届省人民代表，参加了1950年3月举行的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进程。
这一系列民主政治建设工作的开展，有力配合了全区土地改革等工作的进行。就在全区各县组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选举省人民代表会代表期间，地委于10月14日做出了《关于老区、半老区结束土改与新恢复区大力发动组织群众处理地权农作物及新解放区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重点实行土改问题的决定》，要求老区、半老区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确定地权、结束土改，转入组织群众恢复发展生产；新恢复区在以生产为中心任务的前提下，发动组织群众处理地权、农作物，打下平分土地的基础，并适时有领导地转入结束土改；新解放区发动群众进行反恶霸、反地主阶级当权的斗争，要有领导、有准备、有重点地实行土改，以利恢复和发展生产。此后，地委针对各地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又及时发出指示，明确要求在结束老区土改、进行新区土改中，严禁乱打、乱押、乱封门、错划阶级成分及侵犯中农利益，坚决执行最近中央转发华北局重申关于正确完成新区土改和结束老区土改的几个政策问题的规定，纠正了工作中一些违反政策的倾向。但在泰山区一些新区的土改中，主要是泰安、章丘两县周围的部分农村和临近济南历城县的部分农村，也遇到了一些绝非我们地方上可以解决的新问题。这些地方均为新解放区，一些小土地经营者、小土地出租者和一些工商业者，在乡村的家属占有部分土地。这种情况在土改中应以什么样的政策对待？中央和上级党委尚未作出明确的政策规定，因而影响到这些地方土改的进程和深入开展。为此，我曾向鲁中南区党委和山东分局的有关领导作过汇报，从他们那里得知别的地方也有这样的反映，这时已是1950年初。不久，上级传来中央的指示，要求各地土改工作暂停。在推进全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上，我们地委还于1950年1月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将泰山区所属的县、区政府，均改称为人民政府，在全区初步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权力。他们不仅能按照自己意愿参加选举或罢免本地的政府基层工作人员，而且还可以选派所信任的代表参政议政，管理国家大事，切实使他们从政治上翻了身，成了国家的主人。
第二，大力组织生产救灾，积极恢复发展生产，不断推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建设。
建国之初，从泰山区所属的各县情况来看，基本上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工商业很薄弱。在交通方面，虽有胶济和津浦两铁路穿过辖区的北部和西南部的边沿地带，但因区内公路交通不畅，两条铁路对辖区的辐射作用基本不大，工商业底子薄，基础差。加上长期战争的严重破坏，尽管建国前全区已经解放一年多，进行了一些恢复建设，有了一些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在全区的经济发展中，工商业所占比重仍然很少。就全区的农业来说，虽经过一年的努力恢复有一定的好转，但生产能力仍然很低下，旱涝等自然灾害不断，广大农村群众的生活还十分困苦。为了尽快扭转这种严峻局面，全区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都把生产救灾，安排群众生活作为工作的中心，以极大努力，通过认真贯彻华东局提出的“精耕细作，加大施肥”， “多上一车肥，多锄一遍地，多打一成粮”的口号和护牛、代耕、互助等政策，以及发贷救济粮款，以工代赈等措施，在连遭旱、涝、风、雹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仍使全区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恢复和提高。据1949年秋后统计，全区夺得了平均七成以上的收成，基本达到了在去年基础上增产一成粮的目标要求。为了夺取来年全区农业的更好收成，根据地委和专署的部署要求，于这年年底和下年年初相继召开了农业劳模大会，各县大张旗鼓地表彰奖励了一批劳动模范，交流了他们夺取粮食丰产的好经验。同时，各县委、县政府结合各县实际，部署了下一步的生产救灾工作和新的一年农业生产目标。
我们为什么要在各县召开劳模大会，为什么要在新的一年工作行将开始之际仍把生产救灾工作摆到重要位置？其主要考虑是，广大农民在长期战争的破坏和支援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早已无任何积蓄。虽上一年全区农业获得了平均七成的收成，但收成很不平衡，莱芜县受灾最为严重，其他县也有局部地区受灾较重。从1949年秋起全区各地就出现饥荒，导致1950年入春后约4万多户18万多人断粮，1万多户4万多人外出讨饭，灾情十分严重。正是预计到这一点，地委和专署决定仍要把生产救灾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来抓。1950年1月6日，地委适时召开了各县生产救灾委员会主任或民运部长联席会议，传达了鲁中南区党委召开的生产救灾会议精神，检查部署全区的生产救灾工作。会后，除莱芜县已建有生产救灾委员会外，其他各县均按照会议要求成立了生产救灾委员会，采取诸多有力措施组织领导群众展开生产救灾。地直机关工作人员和部队，还在会后开展了每日每人节约5元北海币支援灾区群众的活动。2月11日，地委和专署又专门召开了全区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及财政、实业科长会议，对切实抓好春季生产作了进一步部署安排。到了2月底，除泰宁县灾情还上升外，其他各县大部得到了扭转。鉴于距麦收还有两个多的月时间，为加强对生产救灾的组织领导，地委决定派宣传部长刘众前到灾情严重的泰宁县兼任县委书记。根据地委这一做法，历城、泰安、泰宁等县也派其县委的宣传部长到各自县里的重灾区兼任分区委书记。这些同志到生产救灾第一线后，都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扎实、深入的作风，忍着饥饿，起早贪黑走村串户，访贫问苦，与当地的干部，党员和群众打成一片，患难与共，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卓有成效地在这些重灾区组织开展了社会互济、以工代赈、合作发展副业生产等生产自救工作。记得从这年4月中旬到5月初，鲁中南行署拨给我们泰山区近90万斤救济粮，地委、专署立即组织全区各县进行紧急发放，很快全部发放到灾区的广大群众手中，使全区基本上做到了上级提出的“不荒一亩地，不饿死一口人”的要求。更重要是通过我们这些发放救济粮、贷款等救急工作，不仅解决了灾区广大群众生存上的燃眉之急，为他们打下了日后的生活基础，也使他们从中深切感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温暖，对建设新中国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在这期间、在这样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组织进行的几项建设和经济工作，都得到了全区广大群众满腔热情地拥护和支持。记得我们地委和专署决定修复泰安到莱芜、泰安到新泰这两条都在近百里长的公路时，正是1949年11月入冬时节。但为了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建设，全区广大群众响应号召，不顾天寒地冻，积极出工出力，在1950年元旦前就使这两条公路胜利竣工，仅用了鲁中南区行署公路管理局拨给的修路专项粮款的7万斤粮食。还有一件使我记忆尤深的事是发行胜利折实公债。1950年1月，政务院发出指示，为弥补国家财政赤字，减少现钞发行，有计划回笼货币，稳定物价，保证人民生活安定和工商业正常发展的需要，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胜利折实公债，全国共2万万份（每份折实物为大米6斤，面粉1.5斤）。政务院指示还明确指出，公债推销对象，主要放在大中小城市的工商业者、城乡殷实富户。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广为宣传、动员大家踊跃认购。同时要求必须贯彻民主精神，做到公平合理，反对强迫摊派。按照政务院指示和省与鲁中南区行署的部署要求，我们泰山区于3月中旬发出通知，全区各县广大人民群众在县和分区人民政府的大力宣传动员下，立即行动起来，踊跃参加认购。到4月初，仅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就顺利超额完成了全区的发行任务，共计10万余份。
第三，精简整编，合并机构，加强干部队伍的组织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发展建设需要，中共山东分局根据华东局的部署要求，结合山东党政军各级组织领导机构比较庞杂等情况，于1949年11月初作出了《关于执行华东局整编节约方案的决定》。提出：一是紧缩编制，将那些重叠机关分别加以合并裁撤；精减一般机关，充实生产组织；精减庞杂机关，加强薄弱部门，对多余人员要作妥善安置；二是彻底清理资财，凡属山东地区特别是城市的工矿企业、交通、财贸、邮电等部门所接收的一切物资，均在清查之列；三是节约财政开支，为发展经济和社会各项建设积累资金，创造条件。由于这一工作关系到许多同志的切身利益，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上级还提出了必须自上而下、先党内后党外深入进行思想动员与政治动员，造成广泛的群众运动的要求。我们地委一班人结合泰山区的情况，于11月中旬提出了贯彻执行意见，并决定成立了整编、清理资财和生产合作三个委员会。我兼任整编委员会主任，地委组织部长王翰卿、军分区副政委傅敦吾兼任副主任；清理资财委员会分别由王翰卿和军分区副司令员王炜之兼任正、副主任；生产合作委员会分别由专员刘舜卿、地委委员李德民兼任正、副主任。这三项工作在地委的统一领导下，很快相继展开。特别是整编工作，尽管是相对比较复杂，但由于广大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比较高，经过自上而下，党内党外深入细致的思想与政治动员等工作，地直机关的整编工作很顺利。许多干部和党员纷纷表示，到那里都是为党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会一如继往兢兢业业地干好工作。他们根据组织的要求，根据所在部门情况和各自的特点，积极向组织提出到生产第一线或力量比较薄弱的部门与单位工作的要求。组织上也尽量根据这些干部的情况和要求，作出了或留、或调动、或下派等方面的适度安排，基本做到了走者愉快、留者安心的要求。在这次整编中，地区妇联、工会和共青团等组织及其它部门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在军队方面，主要是停止了动员参军和进行了精减县区武装等方面的工作。此外，全区各县也根据地委的部署要求，相继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整编节约工作。全区通过这次整编节约工作，不仅精干了各级党政军机关干部队伍，增强了基层的领导和骨干力量，减轻了群众的负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而且还有力转变了各级党政军机关干部队伍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使适应战时的组织机构在向适应新中国建设的组织机构转变方面又迈进了一大步。也就是在这期间，我与于波同志结为夫妻。在这次整编之后，中共山东分局为了更好地适应建国后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建设，不断推进全省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再次进一步减少机构层次和精简各级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于1950年5月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区划调整和机构整编工作。主要是撤销了胶东，渤海和鲁中南三个行政区，把全省调整为十一个专区，并对部分县的行政区划作了调整。泰山专区与泰西专区就是在这次调整中合并为泰安专区，下辖泰安、莱芜、历城、泰宁、宁阳、肥城、东平、汶上、长清、平阴、泗水等12个县。原属泰山区的章丘县一度划归淄博专区，泰西区的河西县撤销，其辖区并入长清县，原尼山区的泗水县划入泰安专区。对新的泰安地区党政领导班子组成，山东分局作出了两地区主要领导成员实行交叉任职和新的地直机关驻泰安县城的决定。泰安地委书记由原泰西地委书记秦和珍担任，我任地委副书记；地区专署专员由原泰山区专署专员刘舜卿担任，原泰西区专署专员张耀南担任副专员；两区人民武装部合并为泰安地委人民武装
部，暂实行联合办公，分头领导原则，部领导和各科科长由双方共同担任，部长为李一民、李化源。原两区党政军干部共6715人，合并后定编为5294人，共精简1421人。泰山、泰西两区的合并，是泰安革命和建设史上的一次历史性的转折，不仅切实减少了机构，精简了机关人员，更重要是使这两个地区连为一片，进一步显示出了泰安在这一广大地区的重要地位，使历史悠久的泰安古城从此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掀开了发展建设的崭新一页，更好发挥了对这一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1951年7月，秦和珍调山东分局组织部工作。8月，山东分局决定由我接任地委书记工作。时值全区广大人民群众在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等运动的教育与影响下，进一步激发了克服困难、加倍努力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不懈奋斗的精神。特别是全区农村已有76%的地方结束了土改，农业生产已得到恢复发展，农村购买力显著提高，农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对党和人民政府更加信赖与支持。为了进一步推进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加快恢复发展全区经济的步子，地委于这年的立秋时节，在一年一度秋收秋种将到之际，召开了一次地委扩大会议，总结了全区大部分农村结束土地改革的工作，提出了全区在结束土地改革后以农业为主的发展方向和下一步的努力目标。会议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全区的实际，一是提出了劳动发家，爱国增产，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的方向；二是提出了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政策，调动社会上各方面的积极性发展生产与经营；三是决定新泰、长清等未结束土改的县，以土改为中心组织开展工作，灾区则以生产救灾为中心。会议还根据提出的发展生产方向，要求与会的同志回去后组织发动干部、党员和群众，争取当年冬天在全区每个集镇组织建立一处农业合作社，带动广大农民团结起来走合作化发展生产的道路。这次会议精神很快在全区各县得以贯彻执行，有的地方在秋收秋种期间就建立起了互助合作组织，并在开展的爱国丰产运动中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为推动全区的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就在我与泰安地委一班人为继续推进全区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大力恢复农业生产，组织开展“三反”，“五反”等工作时，中共华东局为加强上海工业方面的领导，指定从山东调两名有工业领导工作经验的地委书记。经山东分局研究决定，我于这年11月奉命调离山东前往上海，去华东局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