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在上海工作的九年(下)文/张敬焘

肖明 发表于2019-12-11 17:46:43

   三、在普陀区工作的三年多

    “三反”运动在沪西产业区转入第四阶段(即建设阶段)时,上海市委根据全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情况,为更好地管理城市,对部分行政区的区划和党政领导班子作了新的调整。沪西产业委员会所管辖的38家企业划入普陀区,我于1952年7月初被调任中共普陀区委书记,工作遂转入主管一个行政区的全面工作。在主持全区工作之初,我仍然着重抓了全区“三反”运动建设阶段的工作,以此入手,与区委一班人带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依靠全区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推进全区的各项工作。

    在“三反”运动的建设阶段中,我们中共普陀区委的一班人主要是按照中央和上海市委的部署要求,结合普陀区的实际,组织全区各级党政机关和国营的工商与教育、文化、卫生等行业,比较深入开展了思想、组织和制度等方面的建设。

    在思想建设上,主要是在开展“三反”运动的单位,组织大家学习中央与上海市委发出的有关文件,交代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中央明确指出,“三反”斗争,在本质上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思想斗争,是对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所举行的猖狂进攻的一个坚决反击,把这种反动的进攻压下去,并把资产阶级的这种反动的丑恶的思想和行为给予政治上的改造和法律上的制裁。对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目的,中央文件的要求主要是在于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阐明工人阶级思想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并正确认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克服在中国资产阶级问题上的一切不正确的观点。在这一学习中,我们全区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广大党员干部与群众进一步划清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提高了全心全意为党为国为人民贡献力量的思想觉悟。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不断注意改进工作方法,在各行业的共产党员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特别是各行业的工作人员和广大工人焕发出了空前的积极性,全区上下出现了一派新的风貌。大家不仅自觉加班加点工作,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一些工厂还创出了许多新的生产纪录。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钻研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在操作技术、管理制度等方面多有创新,为进一步促进全区各行业的生产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

    在组织建设上,结合整党有力推进了全区在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现在回想起来,  “三反”运动不仅是对全国人民的一次很深刻的教育运动,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都是一次严格的考验和洗礼。全区各基层党组织按照中央提出的要求,结合“三反”运动进行了思想整顿,组织开展了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教育,对广大党员进行了登记、审查处理。在组织开展思想整顿中,各机关部门和各行各业的党支部,都切实结合其各自实际,以不同的重点进行了思想整顿。在党政机关的党支部,着重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反对一部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贪污、浪费、腐化堕落、官僚主义等行为,划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在工厂、企业等生产经营单位的党支部,其整顿则是与“三反”、“五反”运动及民主改革、生产改革相结合,以批判旧的管理制度,建立新制度,批判旧思想,树立主人翁的思想为重点。在文教、卫生等行业的党支部,则主要是以整党与思想改造相结合,批判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划清敌我界限;批判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树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思想。通过思想整顿,全区的党员切实看到了自己存在的不足,对党员的标准有了比较系统、深刻的认识,明确了努力的方向,深刻认识到干好本职工作,就是为党为国为民贡献力量,增强了事业心、责任心和进取心;加强了组织观念,改善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推进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了党内的民主与团结。特别是通过党员登记和组织审查鉴定处理后,全区广大党员更深刻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不足,不仅进一步增强了相互间的团结和政治上的关心,也进一步增强了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

    在制度建设上,主要进行了定编、建章立制和精简机构等,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制度建设的中心是不断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其重点是建立党内外的民主生活与制度。在这方面,我们党有着优良的传统,在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中,这一优良传统又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发扬,通过组织建设和民主改革、生产改革等工作,不仅使党内的民主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建立起来,也使党外的民主制度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与党的方针政策要求开始逐步建立。也正是全区党内外民主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民主作风增强,大大推进了全区各行各业的制度建设。大约到1952年11月间,全区各级机关和各行各业都建立起了新的财务制度、基本建设制度、人事制度,工作、学习及监察和检查等制度,成为各级进行新的发展建设的重要遵循。

    在开展“三反”运动期间,普陀区委还按照中央的指示和上海市委的部署,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我到普陀区工作时,这一运动已基本结束。由于普陀区的“三反”和“五反”运动开展的比较深入,不仅提高了全区干部的觉悟,纯洁了干部队伍,还使全区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了一次现实的教育,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

    在这年7月初,我到普陀区工作前,中共上海市委在全市“三反”和“五反”运动将基本结束时,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全市国营企业完成民主改革的基础上,又部署了在全市30人以上的私营企业进行民主改革的工作。市委《关于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补课工作队组训计划》明确指出:全市21个区由区委书记挂帅,分别组建一个民主改革工作大队;各工作大队人员以产业工人为主,并是经过“五反”运动考验,有一定政治水平、工作能力和熟悉工人情况的;要从各级党政机关和国营企业中抽调一定数量的党团员,到各民主改革工作队工作。市委还发出《关于“五反”运动后在私营工厂进行民主改革补课的指示》,提出了搞好这次民主改革补课的方针:进一步发动群众,提高政治觉悟,加强职工团结,改善干群关系,清理残余反革命分子和封建势力,纯洁工人阶级队伍,改革压迫工人束缚生产力的不合理的管理制度,整顿和健全基层组织,并执行“反封建、不反资本”的方针,团结资方一起搞民主改革。

    市委为了搞好全市私营工厂企业的民主改革工作,在7月中下旬又作了进一步的组织部署与准备。一是市委通过市、区两级劳资协商会议,以召集部分资本家进行座谈等方式,向厂方说明在私营企业开展民主改革的重要作用及其意义,争取他们的支持与配合。二是对各区抽调的工作队人员,由市委分期分批组织轮训。记得在轮训期间,先后有市总工会副主席钟民向工作队人员传达了市委关于在私营工厂企业进行民主改革的指示,华东东局副书记谭震林、市委副书记陈丕显分别作了关于民主改革的报告,杨士法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介绍了国营工厂进行民主改革的经验。三是市委制定了在私营工厂企业开展民主改革的7条纪律,以确保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四是市委在7月末,将在私营工厂企业进行民主改革的指示,向各有关党组织作了扩大印发,并成立了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办公室。就这样全市对私营工厂企业的民主改革运动逐步全面展开。

    7月底,我们普陀区委根据市委的指示要求,成立了由我兼任主任的区委民主改革补课委员会。在此前后,我们还按照市委的组训计划,从各正厂和区直各机关抽调了一批工人和党团员,组成了一支以产业工人为主的190余人工作队,先后派他们分期分批参加了市委组织的集中轮训。这批人员受训后,在市委和区委的领导下,不仅成为推动全区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的骨干力量,经其后的工作锻炼有许多同志走上了基层的领导岗位,使当时严重缺少基层干部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

    这次对私营工厂企业的民主改革之所以称之为补课,主要是全国解放后,党中央在组织领导农村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城市的厂矿企业和部门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上海市的私营工厂等企业,解放后的两年多来也掺加开展了各种运动,进行了许多方面的民主改革,广大工人群众受到了很多教育,各方面工作已有一定基础。但是,由于没有在这些私营工厂企业进行“三反”运动和清理等工作,所面临情况仍然比较复杂。一是一些反动党团骨干、逃亡人员、土匪、恶霸、特务以及反动道会门头子,还隐藏潜伏在这些私营工厂企业的工人与职员等人员中;二是职工之间,尤其工人与职员之间,长期存在着的隔阂未根本解决;三是工厂中某些不合理的制度尚未得到改革,许多私营工厂还保留着压在工人头上的“拿摩温”制度(即工头制度);四是在这些私营工厂中,党的工作基础很薄弱,在普陀区有党组织的企业不到四分之一;五是基层工会干部工作经验不足,有的还存在着组织不纯等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对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搞好企业生产、实施对私营业的监督等工作,形成了很大的障碍。为此,上海市委在“五反”运动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决定在全市私营工厂企业中进行一次民主改革补课。

    8月初,我们普陀区委按照市委的部署要求,决定在全区30人以上的206家私营工厂,分四批展开民主改革运动。首先选定申新九厂、统益纱厂、阜丰面粉厂、天一印染厂、环球铁工厂等厂,作为第一批试点单位进行,约4500名工人参加。抽调的190余人工作队队员,经市委集中轮训后派往第一批试点厂工作。每批的民主改革补课,基本上均参照国营企业的经验,大致分发动准备、全面交代、民主建设三个阶段进行。

    在发动准备阶段,记得主要有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搞好各单位的有关政治材料。就是在这之前开展的反动党团登记、镇反、“五反”等运动中反映或揭露的一些政治问题的材料,将其集中起来,通过内查外调,进一步弄清并分类进行整理,以便运动中区别对待。二是抓好在群众中的宣传工作。主要是向广大工人讲明民主改革的目的要求,纠正改革就是“调改工资”、“斗职员”等错误偏面的认识,明确告诉大家不搞人人过关。三是通过劳资双方协商会议,把政策向资本家公开,消除他们怕影响工厂生产等顾虑。四是吸收资本家或他们的代理人在基层民主改革委员会担任委员,共同讨论,决定工厂民主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如工作组进工厂均是在协商并征得资方同意后,才进驻工厂正式开展民主改革运动。

    在全面交待阶段,其目的就是彻底清查出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纯洁工人阶级队伍。主要分三步组织进行。第一步,深入发动广大工人群众,组织召开苦大仇深的工人诉苦大会,然后分小组开展群众性诉苦与控诉活动,提高大家觉悟,划清敌我界限。第二步,在广大工人觉悟普遍提高的基础上,转入有政治历史问题人员进行全面交代。市委在这方面作出了严格的范围限制,一是要求把个人的思想、作风、习惯、态度等问题与反革命政治问题严格区别开来,把某些个别、偶然过失与一贯的错误行为严格区别开来;二是除现行犯经过市委批准必须逮捕者外,一般不捕、不降职、不调职、不开除出厂;三是提出“忠诚老实、自觉交代、互相了解、加强团结”的口号。在普陀区第一批试点的私营厂中交待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员,除按政策进行批评教育外,无一人逮捕或变动工作,使他们放下了思想包袱。第三步,对这几个工厂中的职员(管理人员),主要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积极教育,并加以保护,消除了他们与工人之间的隔阂。对于“拿摩温”则区别对待,除个别民愤较大的进行说理斗争外,其余均以坚持教育、改造为主来对待。

    在民主建设阶段,主要是进行改革不合理的生产管理制度,发展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等建设性工作。在普陀区第一批试点的私营工厂中,有的还保留了“拿摩温”和“保单、搜身、监工”等不合理的旧制度。工作队在这一阶段按照市委作出的规定,通过劳资商议,取得资方同意后,召开工人大会由资方正式宣布废除了“拿摩温”等旧制度。对承担这一工作的旧管理人员,则根据他们的技术、身体等条件分配了适当的工作。在生产管理上,除统一实行8小时工作制外,经与劳资双方协商,建立了生产小组制度。其组长一般由工人群众讨论提出候选名单,工会再征取各方面意见后向厂方推荐,在征得资方同意后进行正式选举,最后由厂方将选出的小组长张榜公布。在改革不合理旧制度期间,还组织召开工人代表会议,改选工会基层委员会;选举劳资协商会议代表,加强劳资双方的协商等组织制度的建设。9月中旬,市委发出《关于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补课建设阶段以建党为中心工作的指示》,普陀区第一批试点的各单位在工作队的组织领导下,按照市委这一指示的要求,对广大工人特别是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共产党、青年团组织等方面的系统政治教育,使党团组织在这些试点单位有了新的发展,共发展新党员61名,团员119名。

    在组织第一批试点中,为了抓典型,我带着几个人的一个工作小组到了荣毅仁的申新九厂蹲点。这个厂时有6000多名工人,不仅在上海、在全国棉纺行业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大型棉纺厂,也是荣老板最大的一个纺织厂。我们进厂后,根据上海市委陈丕显副书记的指示,请荣毅仁参加了该厂的民主改革委员会,由我任主任,荣毅仁任副主任,我们一起进行了这三个阶段的主要工作。在第二阶段开展的工人诉苦中,工人们对1948年2月2日国民党上海社会局调用装甲车和大批军警镇压工人罢工,血腥捕杀大批工人的“四八二二”事件进行了悲愤控诉,并向资方提出了很多意见,强烈要求逮捕其代理人。解放前夕,不少资本家受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宣传影响,在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的情况下,纷纷抽逃资金和拆卸设备去了海外,而荣毅仁及其家人反对逃资迁厂,为保护民族工业做出了贡献,被毛主席称赞为“爱国的红色资本家”,在“五反”运动中定为基本守法户。考虑到荣老板的特殊地位,我在工作中坚持了既要支持工人民主改革,又要保护好荣老板。经我与荣老板交谈,他同意向工人表个态,让其代理人向工人检讨所犯的错误和罪行,得到了工人们的谅解,荣老板也很满意,全厂民主改革得到了顺利开展。

    到9月下旬,我们普陀区第一批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结束,区委对这批试点工作作了认真总结,认为比较好地达到了市委提出的目标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运动中,通过组织发动广大工人诉苦、控诉、清理思想,划清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二是理清了职工内部的政治情况,纯洁了工人阶级队伍,加强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三是改善了党群和干群关系,发扬了民主,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四是对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通过考察和培养教育,发展了一批党团员,进一步壮大了党团组织的力量;五是改选了基层工会,选拔了一批优秀的工人到工会任职,有力地充实了工会组织;六是在棉纺厂废除了“拿摩温”等旧制度,建立了协税小组、政治保卫委员会,制订了治安保卫制度;七是通过不断与资方等人员的民主协商等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基层的统战工作;八是民主改革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提高了生产,做到了民主改革与生产两不误。

    我们普陀区第一批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结束后,区委即于9月末、11月、12月,分别安排了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于1953年初完成全区30人以上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并于同年春完成全区30人以下的私营企业的民主改革。到这时,全区通过对私营工厂民主改革,不仅加强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纯洁了工人阶级队伍,也有力发展了党的组织,计发展新党员近1400名,还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干部,使全区工业企业在政治和生产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生产与经营获得迅速发展。

    全区民主改革的胜利完成后,我们又按照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海市委的部署要求,在学习、宣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推动下,逐步展开对全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改造大致分为宣传教育、试点、分批推进和高潮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0月初至11月下旬。通过学习、宣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组织展开广泛深入的社会教育。1953年下半年,党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了要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的一些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上海市委组织全市上下,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展开广泛宣传和深入学习教育。10月初,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与上海市委统战部邀请全市工商界与民主党派代表人士举行座谈会,由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盛丕华、胡厥文、荣毅仁等传达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政协会上的重要讲话与报告,并分组讨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11月间全市掀起宣传学习总路线的高潮,先后举行全市性宣传总路线的报告会约有20次,分别由陈毅、谭震林、潘汉年等市委主要领导来宣讲,各阶层约有上百万人听了这些报告。这些报告着重阐述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明确向全市人民指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目的是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和平改造的方针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包括收买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等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些报告会还比较系统具体讲了社会主义的改造方针步骤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前途,指出资本家只要尽职尽力,不是唯利是图,政府和工人阶级就会使资本家有职有权,有利可得。这种过渡,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自11月开始,市委还组织了资产阶级中部分代表人物,参加了比较长期的系统学习。

    在这期间,我们普陀区委主要按照市委的指示要求,组织广大群众与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等各方面人员,参加市委组织召开的报告会、座谈会、学习班等活动。到11月下旬,全区已有10万余人参加了关于学习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会、座谈会等学习宣传教育活动,其中有近6万人是产业工人。随着不断参加市委组织开展的这些学习宣传教育活动,不仅进一步增强了全区干部的工作信心,也有力鼓舞了全区广大工人和各阶层人员的生产工作热情,使全区近1000家工业户和2900多家商业户的生产经营情况,都比1952年有了显著的转变,被上海的资本家们称为“难忘的1953年”。

    第二阶段:从1953年11月下旬到1954年2月下旬。通过组织抓试点和加强党的组织领导、制定计划方案、继续深入教育等工作步骤、方法与措施,为不断推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创条件。自这年11月下旬,我们普陀区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和上海市委的部署要求,开始着手对全区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了更加稳妥有力推进这一社会重大改造,区委讨论决定还是采取先试点后再逐步推广到面上的工作策略,首先选取了统益纱厂、新裕二厂、崇信纱厂、江南造纸厂、中华书局印刷厂等5个私营工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公私合营的试点工作。

    事实上,在总路线公布以前,市委、市政府对全市私营金融业和65个私营工业企业已经实行了公私合营。这主要是1952年末,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根据全市经济恢复发展的需要,对全市所有私营银行(除三家侨资银行外)实行集中管理,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实行了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65个公私合营企业,多数是国家没收了这些企业中的官僚资本和敌伪产业,保存了民族资本的私有股份,而成为公私合营企业;另一部分则是因企业经营困难,负债过多,要求国家投资而成为公私合营企业;其中也有个别企业由于产品重要,国家需要发展而投资成为公私合营的企业。这些公私合营企业的每年利润,也采用了按国家所得税金、企业公积金、职正福利奖金和资方的股息红利的“四马分肥”的原则进行分配。这些先期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为全市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正义改造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总路线公布后,经过广泛深入学习和宣传贯彻,全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开展起来。许多私营工厂主表面上虽积极于搞公私合营,思想上却顾虑重重。市委根据上述情况提出了“积极创造条件,有步骤推进”的方针。12月中旬,市委副书记兼市委工业生产工作委员会主任谷牧,在召开的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专门报告。他指出,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要由点到面进行,除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外,还要考虑其他形式,由低到高。政府要派监督员,对大厂派“特派员”,对中小厂派“驻厂员”或“辅导员”。他还特别指出,要加强政府产业主管局对行业的管理,厂内由资方或其代理人、党工团代表和职工群众代表组成增产节约委员会,协商处理生产经营和职工工资福利等问题。这些办法,当即受到与会工商界等方面代表的一致赞同。

    12月25日,我们普陀区委召开会议,首先传达了市委副书记谷牧在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上所作报告的精神;其次听取了对统益纱厂、江南造纸厂等4个私营厂近一个月来公私合营的试点情况;再是会议根据谷牧副书记的报告精神和先期实行公私合营单位提供的经验,结合着试点情况和普陀区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情况与特点,研究确定分行业制定方案、试点等措施,抓典型,树榜样,为今后不断推进对全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做好准备。

    为了创造条件和做好准备,我们普陀区委根据党中央和上海市委不断作出的新指示与部署,在抓好试点同时,还重点抓了党对全区工商业的组织领导,以及对广大党员和工人、职员的继续教育。在加强私营工商业党的领导与组织建设方面,我们普陀区委一班人随着对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深入学习宣传,以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试点工作的推进,深刻认识到党的总路线给私营工商业中的党组织提出了重大的任务,认为加强对私营工商业中党组织的领导与建设,从内部促进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与意义。根据这年9月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及这次会议后中央发出的有关加强党组织的文件,提出了进一步加强私营工商业中党组织的领导与建设的意见要求。进入1954年后,全区私营工商业中的党组织有了新的发展。这年4月中旬,我们普陀区按照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和上海市委对1954年度党的组织工作纲要的指示,提出1954年全区党的组织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必须保证对私营工商业改造任务的顺利进行;保证和监督国家生产计划和加工订货任务的完成;坚决贯彻统一调整,重点配备,大胆提拔的原则,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继续大胆大量提拔干部,做好干部的调配、提拔、培养、审查工作;坚持“积极慎重”的方针,继续巩固地在产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的密切结合中心任务不断推进建党工作,计划全年发展2300至2700名新党员。在这一计划目标的要求下,全区各级党组织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工作。他们按照中央和上海市委的有关文件的精神与原则要求,在大力加强全区私营工商业党的领导和组织建设中,重点抓了空白厂党的组织建设,其工作经验受到市委的重视与肯定,并在全市作了推广。1954年5月20日,上海市委组织部批转了我们普陀区委组织部关于《空白厂建党总结》,文件中指出,如何在没有党员的私营工厂进行发展新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工作,是当前建党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也是今后在这些厂中搞好生产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重要关键。普陀区开辟空白单位的经验,是比较好的。

    在对全区广大党员和工人、职员的继续教育方面,主要以深入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主要内容进行宣传教育。特别是进入1954年后,我们普陀区委在组织领导全区各级党组织大力加强私营工商业党的领导和组织建设、搞好生产经营等工作中,还根据市委的指示要求,结合全区工作的开展进一步加强了对党内外的思想政治教育。在这年1月上旬,我们普陀区委按照上海市委发出的《关于深入贯彻总路线宣传教育指示》,制定了宣传教育计划,指出深入贯彻总路线的宣传教育是推动各项工作的动力,是全党的中心任务。在区委的组织领导下,按照计划的目标要求,以教育干部、党员和工人群众为重点分两步展开。第一步,从1月上旬开始,对1800多名机关干部和150多名基层脱产干部分两批进行教育,于月底结束。第二步,从2月开始对56000多名产业工人和7000多名店职员分两批展开教育,于4月底结束。在开展的干部和工人、店职员的教育中,有党员3500余名。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开展了以党的基础知识为主的教育,于5月底结束。通过教育,使全区私营工商业中的党组织逐步建立起了经常性的比较系统的支部教育工作制度,为全区不断推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失时机地从思想政治上和党的组织领导上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加强党的组织领导工作,有力促进了我们对统益纱厂等5个私营工厂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试点工作。特别是江南造纸厂的试点工作,区委虽只派了一个3人工作小组,但他们进厂后与党支部配合,很快制定了具体的工作方案,开展了积极有效的工作:

    第一,工作小组和厂党支部首先组织工会、团支部的班子成员,一同认真学习中央和上海市委对资方改造的方针政策及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在学习中,联系工厂的历史、工人的结构等情况认识到:一是该厂建厂比较早,在全国造纸行业中属大厂之一。全厂500多名工人,基本上是解放前进厂的,其中大部分工人是抗战期间进厂的。这些老工人都亲身经历过日军和国民党占领与统治上海时的黑暗与苦难,他们对解放后翻身做主人的生活感受最深,打心眼里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愿意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通过解放后的几次政治运动和对总路线的不断深入学习贯彻,使工人的政治觉悟和资方人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不断提高。该厂造纸的技术力量比较雄厚,解放前生产的毛边纸、连史纸、海月纸等产品,名扬海内外。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的帮助下,该厂不仅克服了资金短缺、生产困难的局面,还通过“三反”、“五反”、“民主改革”和对总路线的学习,在工人的团结与监督下,解决了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消除了不法行为等现象,使工人和资方人员都看到了只有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工厂才有不断发展前途。三是通过对党的总路线和对资改造的方针政策的学习,以及对工人和资方人员、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入分析,使厂党支部和工会、团支部的领导成员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和统一,为做好对该厂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公私合营,从组织领导上建立起了根本的保证。

    第二,加强全厂工人对总路线和对资改造方针政策的学习。为了使全体工人提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意义认识,该厂工作小组和党支部、工会,首先召开了全厂职工动员大会,进行广泛发动,用不断创造好工作成绩的实际行动迎接公私合营。其次是在组织各班组对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对资改造的方针政策学习中,工作小组和厂党支部、工会、团支部,注意引导工人结合本厂资方经营中长期存在的管理混乱、浪费大,成本高、产品质量不稳定等问题,认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资本主义改造的重要意义、作用,认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启发全厂工人以主人翁的思想积极搞好生产、迎接公私合营的早曰到来。

    第三,该厂的工作小组和厂党支部、工会、团支部,组织该厂的资方财务、计划、生产等方面的管理人员召开座谈会。通过座谈会,向这部分人员讲党的总路线和对资改造的方针政策,消除了他们的种种顾虑,促进了他们的思想转变,认识到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光明大道,比较积极主动配合党工团的组织领导工作,使全厂的生产和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特别是该厂资方的主要人员,多是思想进步,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人士。如该厂总经理戴焕堂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成员,在上海造纸工业同业会中有着一定的地位和社会影响。由于他认识到公私合营是必然趋势,不仅积极带头提出该厂实行公私合营,还主动做好另一资方主要成员刘孟靖的思想工作,在行业里成为首家向政府提出公私合营申请的厂家。再如该厂另一资方主要成员詹守成,平时生活简朴,热心公益事业,对该厂在行业里首家提出合营的申请不仅积极拥护,还主动向该厂党支部提出,将他的另一个造纸厂益中造纸厂并入该厂一起实行公私合营。

    经过上述几个方面的工作,我们认为江南造纸厂实行公私合营的条件已经成熟。1954年2月初,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江南造纸厂实行公私合营。同时进行试点的其他4个工厂,也在此后相继经市政府批准实行公私合营,试点工作即告结束。

    第三阶段,从1954年2月到10月底。我们普陀区委根据中央制定的方针和上海市委的部署,在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有计划的分批推进公私合营。1954年1月初,在我们对统益纱厂等5个工厂试点工作将要结束时,中共中央批转了《中财委关于1954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报告》和《中财委关于有步骤地将10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础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其中指出:1954年是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第一年,应以“巩固阵地、重点扩展、作出榜样、加强准备”为工作方针,有计划地展开公私合营。我们普陀区委坚决贯彻了“积极慎重,稳步前进,以稳为主”,下决心搞好的指示精神,结合统益纱厂、江南造纸厂等5个厂的试点经验和做法,于2月下旬制定了普陀区1954年第一批对私营工厂的公私合营计划。为了更好地推进对全区私营工厂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第一批对私营工厂展开社会主义改造后,区委还于3月2日提出了《关于区委加强工厂基层领导的初步意见》,针对本区是上海私营工厂比较多的地方(当时共有私营工厂1150多家,职工近6万人),把不断深入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保证党对私营工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列为本区头等重大任务,决定撤消各行业工作委员会,扩大区委工业部,加强对全区各私营工厂的领导。3月4日,我们区委根据上海市委关于派员加强私营厂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领导的指示,又决定以中华珐琅厂、天一印染厂为派员试点厂。其后,区委又相继组织了180多名干部,分两批派到350多家私营工厂。在不断加强党对全区私营工业的领导中,也有力促进了第一批5家私营厂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这些厂的党组织和工会、共青团,通过组织工人学习,做资方人员的工作,于7月中旬顺利完成改造工作。

    第一批私营工厂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们区委又安排了第二批13家私营工厂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由于已实行合营的工厂在生产和产品质量上得到了不断的提高,给正在合营和尚未合营的厂家做出了榜样。特别是第二批正在实行合营的工厂,由于对工人和资方的思想政治工作做的比较慢、比较细、比较稳,再加组织领导生产的措施得当有力,生产与产品质量也得到了不断提升,这些厂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于10月底基本结束。第四阶段,从1954年11月至1956年1月。许多工商业者通过学习这期间中央发出的文件、指示和学习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看到了参加社会主义改造的光明前途,公私合营掀起高潮。我们普陀区委根据党中央不断推进的部署,按照上海市委1955年公私合营计划和“提高质量,缩短时间”的要求,在前一段按行业分批推进的经验基础上,于3月中旬制定计划4月初展开工作,对本区荣毅仁的申新九厂等39家私营工厂展开改造合营工作,于11月底完成。在对这39家私营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为进一步打好全区各私营工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础,区委针对这些工厂生产中存在的浪费和产品质量不稳定等问题,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作出了《关于改善私营厂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决定》,制定了先进可靠的全面节约指标,克服了过去工作任务不明确、包办工会工作和生产上一些具体工作不落实等现象,并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这年年底,在完成对39家私营厂改造后,区委还组织1880名党员干部分两批学习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和陈毅等领导同志的报告,提高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采用“和平改造”方针政策的认识,进一步加强了党员在改造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为调动全区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我们还在普陀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传达贯彻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对私营工商业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决议》。

    在我们区委不断加强对全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迎来1956年。新年伊始,传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喜讯。1月10日下午刚上班不久,我正在一家工厂蹲点了解情况,突然接到市委陈丕显书记电话,说毛主席很快要去申新九厂视察,要我马上赶去迎候。我即穿着工作服赶到了申新九厂,不一会毛主席就在陈毅、陈丕显等市委领导陪同下来了,受到了全厂工人最热烈的欢迎。荣毅仁在此之前去北京开会期间,曾几次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这次毛主席来一下车,向热烈欢迎他的全厂工人亲切致意后,就与迎候他的荣毅仁握手交谈。当毛主席走到我身边时,陈丕显介绍了一下我的情况,毛主席听后高兴地握着我的手,上下打量着我,看到我由于衣着有些不整、胡子拉碴而有些不好意思,就说:“不要介意,领导干部的工作下到工厂,深入生产第一线抓情况,领导工作就扎实。”在视察中,毛主席每到一处都看得很细,并不时提出问题。紧随毛主席身旁的荣毅仁,就边走边回答毛主席提出的问题。毛主席在视察中还到纺织女工中间,同她们亲切握手致意。我也在这期间,多次回答了毛主席提出的问题。毛主席在申新九厂视察结束后,对我们陪同人员说,我这次到上海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一是你们厂民主改革做得好,二是你们荣老板去年10月在北京开会时要我来看看。接着他又对我们讲,对资本家,苏联是下命令实行剥夺的,我们采取的原则是逐步改造的办法,这是根据我国的国情,不宜实行硬性政策拿过来。现在的问题是公私合营后,我们怎样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巩固发展?在我看来,要把工厂办好,还要发挥资方代理人懂管理的作用,做好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认识到做社会主义的经理是光荣的,过去是为资本家办事,现在是为工人阶级办事。说到这里,毛主席还提醒我们,要教育工人学习和掌握政策,像荣毅仁这样的大老板,愿意把工厂交出来,是进步的,要处理好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一定要把工厂管理好。

    毛主席这次到上海,还视察了江南造船厂,接见了部分文化、教育和工商各界的代表人士并进行了座谈,使全市人民受到了极大鼓舞。这时,北京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消息传到上海,引起强烈反响。全市各行业的广大工人和许多资本家,要求像北京一样进行,说“万事俱备,只缺一‘批’  (批准)”。1月14日上午,上海市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讨论北京的公私合营经验,决定采用北京办法,在10天内完成全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上海市委的组织与号召下,全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即掀起高潮。我们普陀区委于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后的1月14日下午即召开区委扩大会议,传达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学习北京的先进经验,决定加速对资改造,准备按行业一次批准全区行业的公私合营,6天完成。会上还决定成立了以我为组长,由11人组成的区委对私营工商业改造领导小组。下设工业、商业两个组,并很快抽调3468名干部参加这一工作。1月15日,区委组织召开本区资本家座谈会,我在会上向他们介绍了北京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和全国学习这一新经验的情况,到会资本家听后,一致要求加快公私合营。

    这次会后,我们区委根据市委的决定和全区的情况,于1月18日在统益纱厂礼堂召开了普陀区手工业劳动者大会,到会者2000多人。副区长杭惠兰作了合作化政策教育的报告后,当场批准全区手工业劳动者为区手工业劳动者合作社社员。全区时有手工业427个行业,1913户,3548名手工业劳动者。这次大会后,他们在区委派出的干部组织领导下,开始分批分行业建立合作社,于4月上旬完成全区建社工作。对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上海市委则采取北京市的做法,于1月20日由市委统一批准实行公私合营。其中,我们普陀区工业813户,职工23444人;商业3969户,从业人员8691人。至此,普陀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全市的统一行动全部结束。

    这一工作完成后,我于这年2月被调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在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先后主要参与了1957年的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化、反右倾等运动。在这期间,我都是按照市委的部署要求积极工作,对这些运动中所出现的“左”倾错误,我也是积极执行者。现在回想起来,教训是深刻的。1960年10月下旬,奉华东局之命,我又调回山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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