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1960年10月下旬，当时我在上海市委做副秘书长工作。一天，接到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从济南打来的电话，要我第二天乘火车速到济南，什么工作都不要交待赶快去。我当时也不知是什么事，所以没做任何准备，第二天就匆匆出发了。到济南后，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张子明去火车站把我接到老交际处（现华侨宾馆）安排住下。那时，华东局正在山东济南召开扩大会议，纠正山东省委领导工作中的“五风”错误，决定调整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并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决定从上海、江苏、浙江各调一名地、市委书记加强严重困难地区的领导。当时华东局领导指定上海调我，到青岛任市委第一书记。其它是江苏的孙加诺调昌潍地委任第一书记，浙江的杨心培调聊城地委任第一书记（1961年2月恢复德州地委时任德州地委第一书记），还从河北调了段毅任济南市委第一书记。就这样，我从上海又回到了山东。1960年10月24日，华东局扩大会议结束后，我即从济南赶赴青岛正式到任了。
一、生产救灾刻不容缓
上任伊始，摆在我面前最严峻的形势就是普遍的饥荒。那时青岛的灾情非常严重，粮食自1959年开始就大幅度减产，1960年全年粮食总产量只不过12.8亿斤，是建国以来最低的一年。严重缺粮使农村人口平均每人全年口粮不足190斤，即墨县年人均口粮仅有125斤，秋收未完就有20几万人靠统销粮度日。10多万人患上了浮肿病、干瘦病。我到农村看看，那些老头儿们饿得没有一点劲儿，就躺在墙根下晒太阳。外出逃荒要饭的农民是一批接着一批。城市居民的日子也很难啊！虽然成年居民每月有24斤粮食定量，可是副食品供应不上，没有肉，没有蛋，没有菜，光靠那点粮食怎么能填饱肚子。没有办法，老百姓就挖野菜，撸树叶子，掐地瓜蔓来充饥。那时候凡是能吃的树叶子都撸光了，榆钱、洋槐花、酒糟都是好东西，集市上的地瓜蔓都卖到1.6元1斤。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上百万人口吃不上饭，你想当领导的心里是啥滋味啊！所以我来青岛后，市委研究一定要把生产救灾这个中心工作抓好，各级领导都要把解决人民吃饭的问题，当成刻不容缓的首要大事，集中精力抓紧抓好。
为了帮助老百姓渡饥荒，市委抽调了一批机关干部到各公社蹲点，象崂山郊区的马戈庄、河套、棘洪滩，当时都有我们的机关干部。他们挨家挨户了解情况，动员社员开展互助活动，组织社员开展生产自救。政府也千方百计搞点鱼、海菜等等东西去帮帮。我那时天天跑点，沙子口、中韩、北宅等所有点都去过。有一次，大概是去的沙子口一个村，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田里的庄稼有的长的很茂盛，有的就稀稀拉拉的。我就很奇怪地问村干部怎么回事？他们支支吾吾地解释说是为了渡荒，把部分田分给了社员自己种自己收。所以凡是分给社员的地，庄稼都长得很好。这说明他们实际上已经实行了包产到户。我听了也没批评他们，只说让他们作为渡荒的临时措施，不能固定化。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机关干部表现很好。那时，市委号召机关干部不要到农村搞“小秋收”挖野菜，广大干部都非常约束自己，不去与农民争任何吃食。下去蹲点的干部更辛苦，他们每天跑东跑西，带领老百姓抢种瓜菜，回到宿舍还得自己做饭，不给老百姓增负担，粮食不够吃，就去弄些海菜、青牛毛菜来，搁上点苞米面捏吧捏吧，用干玉米皮卷一卷蒸着吃，那海菜、牛毛菜不容易消化，基本上是吃进去什么样，拉出来什么样，就这样他们也不叫一点儿苦。我们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当时，领导干部也有一个特供点，不定期的多供应一、两斤鸡蛋或鱼肉，但粮食定量与老百姓是一样的，家属孩子就没有任何的不同。记得当时我的一个舅舅在老家饿的不行，到青岛来找我，以为我这个市委第一书记家里不知道会有什么好日子，结果来了一看，也是玉米面、地瓜面、 “瓜菜代”，粮食很紧，大米白面很少，住了10几天就回去了。当时几个孩子还都比较小，搞来一些酒糟掺上点地瓜面做成饼子，大一点的孩子懂事勉强吃下去，小的就是不吃。我对特供点的工作人员一再讲，不是定量的东西一定不要送，送来也要拿回去，还要受批评。当时，广大干部这种与老百姓同甘共苦的精神起了很好的作用，尽管饿死了那么多人，可老百姓还是很听话，社会秩序也很好。老百姓对共产党的这份感情了不得啊！在城市里，渡荒就更加困难。我们广泛发动干部和群众，从市委到工厂、企业、商店、学校都成立了生产救灾领导小组，组织群众千方百计地搞代食品，象树叶子、野菜、茅草根、小鱼、小虾、海菜等等，只要是没有毒，能充饥的东西都收集起来，与粮食掺着吃。同时，号召大家把所有的荒地都开垦出来，把所有边边角角的空地、闲地都利用起来，种粮种菜，还大搞小球藻进行代食品加工。总的说，就是发动大家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想尽一切办法来熬荒渡灾。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尤其让我不能忘记的是山东省委和兄弟省、市特别是上海市党政军民对青岛的关怀和无私支持。1960年11月，华东局组织了五省一市（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省和上海市）党政军民慰问团慰问灾区，其中上海慰问团在团长王一平的率领下，带着粮食、棉衣等大批救灾物资深入即墨、胶县受灾地区进行慰问活动，大大鼓舞了灾区人民战胜灾害的信心和勇气。我们那时候有什么急需解决的困难只要到上海一说，市委领导就立即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当场解决。记得当时我们运菜没有汽车，就靠地排车来运。上海市领导听说后，马上支持了100辆三轮客车运菜。其它工业品也是这样，只要青岛求援绝不含糊。那时，全国各地都很困难，但只要青岛求援，都能慷慨解囊。全国人民的这些深情厚谊青岛市广大的干部和群众都不会忘记的。这期间，省委还根据青岛市委汇报的实际情况，为减轻青岛的负担，集中精力抓工业生产和城市建设，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农业生产的领导，解决几百万人口的吃饭问题，决定从1961年2月开始，将即墨、胶县、胶南3个县分别划归了烟台专区和昌潍专区。将即墨的城阳、棘洪滩、马戈庄、河套、阴岛5个公社划归崂山郊区领导。不久为了进一步加强农业的领导，又把崂山郊区改为崂山县，调整了县委、县政府的领导班子，更加集中的抓生产救灾和农业生产。在华东局和山东省委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兄弟省市的无私支持下，经过全市广大人民的艰苦奋斗，尤其是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以后，形势逐渐好转，终于战胜了灾荒这个恶魔。
这段历史虽然过去了，但作为教训我们是永远不应该忘记的。现在回过头去客观地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三年严重困难固然有自然灾害造成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指导方针、政策上的问题和严重的“五风”问题。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对实际生活中已经严重危害的浮夸和混乱现象，不仅没有作任何努力来加以纠正，反而正式加以支持。会上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鼓励各行各业大跃进，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决议还指出， “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说， “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次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那个时候全国上下到处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公共食堂，大办社会主义大院……。在各种各样的“大办”中，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农民自己用秫秸编个盖帘，用模子砸个顶针到集市上卖个零花钱，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这些实际上都是对农民的剥夺，使农民惊恐和不满，纷纷杀猪宰羊，砍树伐木，造成生产力的很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本来1958年农业是个丰收年，但由于“共产风”、浮夸风的影响，老百姓有些不当日子过了，路上一条小沟车子过不去，填点沙土就能过去，结果有些农民嫌麻烦随手就把些地瓜填了沟里。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还要地瓜干什么？说实话，当时如果不浮夸，不给老百姓造成一种错觉，认为粮食多得吃不了，大家一如既住地爱惜粮食颗粒还仓，即便后来遇上自然灾害，也不致于那么惨。所以说，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单凭良好的主观愿望不行，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自然规律来做好工作才行。
二、调整农村政策
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这之前，从10月开始，党中央已部署整风整社，以肃清“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1960年12月5日至25日，省委连续召开扩大会议和省五级干部会议。主要内容就是学习贯彻《紧急指示信>，总结检查自1958年以来领导农业生产的经验教训，部署整风整社。会上，原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和原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张新村作了检讨。各地、市委也针对本地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整风揭盖子。那时，青岛农村问题很严重，即墨又是全省20多个严重受灾县中最严重的一个，封冻前后，因冻饿而死和外出逃荒的近10万人，有的全家都死光了。当时南泉公社有一个大场盐场工人的家属因生活困难把两个孩子推到井里淹死，然后自杀了。七级公社还发生了两个儿子为争吃把父亲掐死的事件。这些问题的发生固然与自然灾害有关，但主要的还是市委领导在农村工作上的失误造成的。所以，省委对青岛的问题很重视。我一到济南，曾老（曾希圣）就找我问情况，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同志，裴孟飞、刘季平书记也都找我谈过，作了许多重要指示。裴书记还专门找了杨维屏同志去汇报了即墨的情况。省委会议之后，市委立即召开了全委扩大会，部署了以纠正“五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工作。确定整风首先从市委开始，领导干部带头整风，首先是第一书记和分管农业的书记。因为我那时来青岛的时间很短，情况了解得不多，而刘特夫同志病了以后，那一段时间是由王卓青同志主持工作，曲文同志则一直分管农业工作。这样，市委主要由他们俩人作了检讨。那时， “五风”不只是农村严重，城市也很严重，所以，当时常委研究，市委整风的同时，市委机关马上开展整风，主要是帮助市委整风。然后，才是各部门整自已的风。当然，这次整风的要求，主要是解决农村的“五风”问题。为此，市委抽调了近300名干部组成工作队，由市委5个书记，1个常委分片包干，帮助农村整风整社。
1961年1月1日，中央批转了河南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夸大了敌情，混淆了敌我矛盾，把该地 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作法。中央批示肯定了信阳地委的这个报告，并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根据这个精神，市委提出：对三类社、队（当时好象是确定了67个队）的整风整社，主要是解决领导权的问题，由工作队领导解决；一、二类社队的整风，主要是纠正“五风”，特别是“共产”风、命令风和特殊风。力量主要靠他们自己，工作队帮助督促。
在整风整社的同时，对农村体制进行了调整，重申和落实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增加了生产队和社员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对过去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财产、物资进行了彻底退赔；对农产品的征购，从数量和价格上尽可能地对农民给予照顾；一些过去统得过多过死的问题也逐步得到了解决。这样一来，农村的生产关系得到了改善，广大农民的心情稳定了，生产救灾的积极性也高了。在工作队临撤走时，一些群众说： “同志，以后看我们的了，您明年回来吧，今年没有什么好东西给您吃，明年您来一定有好的给您吃。”这说明，广大农民经过贯彻《紧急指示信》和整风整社后，对克服当时的困难有充分的信心。正因为如此，在生活和生产条件都很困难的情况下，还是争取了粮食产量的回升和农村经济状况的好转。通过开展整风整社，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党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有所恢复，“五风”错误基本得到纠正。这些都为贯彻落实党的“八字方针”打下了基础。记得当时市委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八届九中全会及其它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强调的要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一再强调干部下基层参加劳动，在劳动中进行调查研究。市委从书记、常委到各部门党委负责同志都要结合整风和自己的工作，深入调查一个公社、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医院、一个部门或一个车间。我那时就带了一个调查组到青岛三钢作了3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后来“四清”运动的时候，我还到国棉二厂和崂山县后桃林大队蹲点，和工人、农民一起干活，同时作些调查研究。由于和工人、农民们朝夕相处，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所以，“文化大革命”时，学生们斗我，那些工人、农民就反对，千方百计地保护我。
但是，由于历史、认识上的局限，在整风整社中， “左”的作法也很严重，教训也是很深刻的。那时候，即墨和胶县是整风重点县。即墨是省、市整风重点县，省委派干部组成工作组，裴孟飞书记亲自挂帅深入即墨县基层参加县委整风会议。市委由书记处书记杨维屏同志参加。胶县县委也是问题严重的县份之一，也作为重点进行整风，由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干同志带工作团帮助整风。由于机械地搬用了信阳经验，把农村饿死人等问题都归到了县委负责人身上，认为他们实行的是封建统治，这些地方的民主革命不彻底。因此，对这两个县的县委书记都作为民主革命补课的对象进行了批判斗争隔离审查，县委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即墨当时还定性为“恶霸反党集团”，县委书记徐华被关起来了。现在看，这些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实际上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结果把工作上的错误作为敌我问题处理了，把同志当成了敌人。这些人后来也都平反了。但作为教训，我们是不能忘记的。
三、贯彻“八字方针”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使我国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挫折，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又加重了这种困难。党中央从1960年下半年起，逐步认识到国民经济困难的严重性，开始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国内经济问题上来。1960年秋，李富春副总理主持拟定1961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提出应该按“调整、巩固、提高”六字精神来安排，经过周恩来总理的补充修改，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从1961年起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是党战胜经济困难的重大决策。根据中央和省委的部署，青岛也进入了国民经济的调整阶段。实际上农村的调整早在1960年秋冬季节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就开始了。那时候，正是严重饥荒笼罩全市。为了尽快恢复农业，除了调整一些农村政策外，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减少城镇人口和国家职工，增加农业人口和农村劳动力，使他们从粮食的单纯消费者变为粮食生产者，增加粮食产量。道理很简单，能够拿出多少人来搞工业建设，决定于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商品粮食，没有饭吃就不能办工业。而1958年“大跃进”以来由于大办水利、大办钢铁，大办各种事业，不少农村劳动力集中到水利工地，更有成千上万的农民涌向城市当了工人。1960年以后又由于农业连年减产、灾荒，不少企业纷纷下马，造成了城市大量劳力过剩，而农村又劳力不足。所以，中央三令五申压缩城镇非农业人口参加农业生产。1960年11月，市委、市人委根据中央精神，提出了压缩城镇非农业人口的方案，计划压缩有劳动能力的职工家属、流散人员及城镇社办企业、事业人员6.5万人左右，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这项工作真是不易啊！压缩精简对象涉及千家万户，政策性强，情况极其复杂，稍有疏忽，便会发生严重后果。所以，市委对这项工作非常谨慎，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做动员时，一定要根据党的政策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尽可能地对返乡人员妥善安排。那时候，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很好，他们非常体谅国家的困难，不少党员干部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动员符合条件的亲属返乡务农。人民给予政府的也不仅仅是谅解和支持，可以说许许多多的人为此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至今仍有不少同志留在了农村。正是由于这些好同志顾全大局自觉为国家分忧，才使这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为扭转被动局面作出了贡献，所以，毛泽东在谈起这项克服困难的根本性措施时，也曾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1961年初，根据省委部署，围绕适应和服务于农业调整这一中心，市委开始了对工业、基建、财贸、文教等部门的全方位调整，主要是解决高指标、大计划和重重工业，轻农业和轻工业，以及基建规模过大等问题。对工业的调整，开始时步子迈得不大，1961年各项工业指标都还大体上与1960年持平或略高一点。结果由于我们对当时困难的经济形势估计不足，对“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执行得不够果断坚决，下不了降低工业指标和缩短工业战线的决心，加上农业的减产，因而工业生产出现了不稳定，l、2月份生产大幅度下降，4、5月份通过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劳动竞赛，生产稍有回升，但由于指标过高，轻、重工业比例失调，所以从6月份起生产又开始逐月下降。像青岛这种状况当时在全国比较普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9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在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下制定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强调指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坚决退下来，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在今后三年内，执行八字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然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能下，我们的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党中央为了坚决扭转这种严重局面，1962年1月11日在北京召开了规模空前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会议对待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使我们与会者很受鼓舞。那次会议开得很好，毛主席曾在大会期间就会议宽松浓厚的民主气氛高兴地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为了叫大家畅所欲言，根据毛主席建议会期延长，大家在北京过的春节。大会的后一阶段，主要是地方来的同志向中央特别是向省、市、自治区党委提意见，朱德当时参加了我们山东组的全体会并讲了话，重点是讲党内民主生活。七千人大会结束回来以后，市委认真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了对当时形势的认识，决心动员全市党政军民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为战胜困难而奋斗。此后，市委根据中央拉长农业战线，缩短工业战线；拉长轻工业和手工业战线，缩短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战线的精神，对工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首先，采取关、停、并、转的原则和方法，裁减了大批企业。这项工作涉及到各行各业，牵扯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不少单位的干部、职工思想不通，不忍心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企业撤并下马。个别领导干部担心“乌纱帽”丢了或者权力小了，也借故迟迟不行动。因此，工作得十分艰难。但是，市委决心已下，绝不动摇，在大量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之后，对哪些厂子要关停并转，哪些要保留、发展，各行各业撤多少厂，裁多少人，都作了统筹安排。那时候，青岛大大小小的钢铁厂有十好几个，有些已具有相当规模了，并在全省介绍过经验。经过调整，只保留了一个，就是现在的青岛钢厂，那时叫三钢。其它那些工业企业也根据“五好”原则（即原材燃料消耗少、成本低、产品质量好、品种多、劳动生产率高）和生产任务进行摸底排队，有生产任务，具备“五好”条件的就保留；否则，就忍痛调整，该关的关，该并的并，该缩的缩，该改的改。1961年底，全民所有制企业共有296个，到1962年上半年就调整为246个，减少了50个。与此同时，市委对工业生产的各项指标进行了调减，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起了变化，1962年8月我去中央汇报时，总产值中轻工业已由1961年的43.7%上升至50.5%。与此同时，再次大幅度精减职工，当时精减最多的是下马钢铁厂的农村工，其它那些关、并企业中也减了不少。至1962年上半年，全市共精减压缩企业职工、城镇人口、吃商品粮的三项合计11万余人。完成全部任务的60%，年底，精减任务基本完成。经过调整，从工业指导思想、生产布局和工作措施上逐步转上了以农业为基础和为农业服务的轨道。至1962年底，青岛市工业支援农业取得了显著成绩。当时，国家安排的33种主要农机具和配件的生产计划，全部提前或超额完成。受农民欢迎的3.5马力汽油机、农用水泵等，分别比计划超额了1-2倍。全年生产的主要农机具多达几十万台（个）。通过厂社挂钩对农村支持的技术力量多达5000多个工作日。在抓工业支援农业的同时，市委还专门成立了日用品工业部，针对当时市场供应奇缺，连肥皂、火柴、鞋钉、发卡这类小商品都没有的现象，突出抓了日用品工业和小商品生产，缓解了市场被动局面。通过贯彻执行“工业七十条”，使工厂、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状况也出现了明显的改善，生产责任制逐步建立健全，劳动生产率提高，成木降低，扭亏增盈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在工业企业调整的同时，基建、财贸、科教文化等方面也都根据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基建方面的调整主要是压缩投资和基建规模，遏止了乱上项目、乱铺摊子的混乱现象。财贸方面的调整，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市委及财贸口的领导为此想了很多办法，下了很大力气。记得那时青岛的市场供应非常紧张。大约是1961年，有时粮食紧张到只有3天库存，而且都摆在粮店里。煤炭也就是10几天库存，一天不进车皮，煤炭就发生紧张。老百姓为了买点煤都半夜起来排队。蔬菜产地只有一个崂山县，虽然计划安排了6万亩地生产蔬菜，应说不算少，但是产量低、质量差，满足不了当时低标准的“瓜菜代”要求。至于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布匹纸张等，市场上都紧缺。为了扭转市场的被动局面，尽快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市委、市人委围绕搞活流通，丰富市场供应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和变通的措施。责成市财办抓粮、煤、菜，后来，由于当时副食品主要靠菜，而菜又供应不上，所以财办成了“菜办”，就是抓菜。比如说，市场上没有菜，就做豆腐、生豆芽。联系周边县区支持青岛蔬菜。这一点，省委谭启龙书记很重视，指示安排在青岛召开了胶县、诸城、莱西、平度、胶南5个县的会议，让他们供应青岛蔬菜，青岛供应他们化肥。这样，青岛的菜就基本上解决了。再就是开放市内集市贸易，组织城市货栈，开办少量高价商店、饭店，增加货币回笼，用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办法增加农副产品的收购量，通过工业品与农产品的换购，扩大市场商品货源。再加上财贸口的领导积极到全国各地求援，解决了不少当时市场上的紧俏商品。这样一来，市场形势逐步趋向好转，吃穿用的商品都有增加。为了保证居民基本需要，还增加了票证供应，稳定了物价，市场供应情况也有所缓和。这在当时起了很好的鼓舞人心的作用，增强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感，也使老百姓对战胜困难有了信心。总之，通过贯彻“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初步调整，大约到1962年年底，工农业生产衰退的局面得到了扭转，全市经济开始出现了回升的势头，可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调整工作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经济形势还没有根本性好转。1963年9月，中央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_工业结构不平衡，产品质量差，生产效率低等问题尚未很好解决，企业在经营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因此确定从1963年起，再用3年的时间，继续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的过渡阶段，第三个五年计划推迟到1966年再开始。这一阶段根据省委的部署，在农业生产方面贯彻执行了以粮为纲，粮食和经济作物并举的方针，同时，力争林业、畜牧业、副业和渔业都有相应的发展。在生产关系方面，按照《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的规定，坚决维护集体所有制；切实保护社员的自留地、开荒地和家庭副业；因地制宜地进行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多种经营，积极开展副业生产，努力增加社员实际收入；建立健全农业生产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强化了支农工业的生产。这样，经过广大农民的艰苦奋斗和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至1965年底，青岛的农业形势已经基本好转，粮食产量达到18.4亿斤，接近1957年的粮食生产水平。
工业方面的继续调整，从指导思想到实际工作都以做好企业的基础工作为重点。1963年上半年，以降低成本，扭转亏损为重点，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下半年起，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提出的“8个月内改变质次价高局面”的要求，又把增产节约运动引向了以解决质次价高问题为重点的群众性学上海、赶先进的比学赶帮运动。1964-1965年，这期间，工交战线的调整和整顿工作，突出强调了政治的作用和精神的力量，普遍开展了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大寨经验和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现在看起来，这些运动的开展有些形式主义的倾向，但在当时为战胜严重困难，还是有力调动了群众努力生产的积极性。特别是向雷锋焦裕禄等先进人物和模范集体学习活动的开展，给了社会极大影响，形成了那时良好的社会风尚。加之各项管理制度的完善和加强，因此，工交生产的恢复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就。196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完成29.9亿元，比1962年增长79.62%。列入国家计划的几十种主要产品，也都超额完成计划。全员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
1964年5月以后，在美、苏两国加紧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的情况下，中央决定开始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这期间，青岛抽调了大批技术人员支援三线。同时，由国棉一厂、国棉二厂、国棉四厂、国棉六厂、国棉七厂、印染厂、电镀表厂、电子元件厂等在平阴、汶上、临沂、临清、济宁、荷泽、枣庄、滨州等地建立分厂，搞小三线，那个时候叫下蛋，一个厂下了一个蛋。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精神，当时省委是想把青岛的工业力量疏散一下，支持兄弟地区，从而达到促进内地产业发展的目的。这实际上是国民经济的又一次大调整。这一时期，青岛对山东工业的发展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财贸方面，通过后三年的继续调整，商品收购量大幅度增长，零售物价指数逐年下降，市场供应情况越来越好，城乡居民生活明显得到改善。
至此，经过五年调整，青岛也和全省全国一样，各行各业都走上了比较正常的发展轨道，全市人民满怀信心地迎接新的发展时期的到来。1964年，我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到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这也是我一生中最感荣誉的事情。
四、平反冤假错案
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同时，党中央在政治关系方面也进行了调整。1961年6月，中央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并规定以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不再开展反右反“左”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根据中央和省委的要求，市委11月底发出了执行省委《关于甄别和处理近几年来党内斗争案件，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重点对1958年以后“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进行平反。尽管进度慢了点，但七千人大会以后，市委根据中央精神迅速召开大会，宣布给在“拔白旗”之后的几次运动中被错批判和错处分的农村基层干部一律平反，解除了这部分人的思想负担。同时，也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平反冤假错案工作，难就难在有些重要案件上。那些年由于党内生活的不正常，使不少同志挨了整。尤其是滕景禄在市委当领导的时候，排斥异己、整了很多人。如“孙汉卿、矫枫右派反党集团”案等，很多人被整得很惨，上上下下无辜株连了许多人。其中有些人甚至被关押入狱，个别人被刑讯逼供折磨死了。所以，当时青岛老同志中很多人向中央反映滕景禄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派一些调查组来山东、青岛做调查了解。省委谭启龙、刘季平等领导同志也曾为这些案子找滕景禄谈话。可滕阳奉阴违，表面上说相信中央、相信省委会实事求是解决问题，背地里却开密会，研究对策，竭力阻挠对那些冤假错案的甄别平反。用他自己的话说，“孙汉卿甄别了，我们不就成了右派了吗？”由于他们处处设置障碍，所以青岛问题的盖子迟迟揭不开。1960年11月，中央批准我任青岛市委第一书记。滕景禄那时已调省委，但他以养病为名，一直住在青岛不去济南上班，暗地里操纵原市委部分领导对我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有的称病不上班，有的公开对付我。特别是我一去省委开会，他们就在家开密会，千方百计想把我挤走。1961年3月，华东局罗毅、黄庆熙到青岛考察干部情况，回去向领导做了汇报。华东局领导决定从上海调部分骨干到青岛加强领导力量。其中有陈友群、张宣、王稔五、屠天侠、r-'n同科、宋岩、梁柯平、李光伟、于世馨等，后来又调上海检察院副检察长侯季五来青岛任公安局长。滕景禄等人借此又在干部中散布“上海帮”、“张敬焘是来接管青岛的”等流言蜚语，有意在干部中分帮分派，实际上是在青岛操纵少数人分裂市委领导集体，继续把青岛搞成他们的独立王国。滕景禄作为省委书记处书记搞这样的非法活动，是很错误的，对我在青岛工作之初造成了很多困难。1962年1月，滕在去上海治病前，还扬言“如果孙汉卿平反了，我就把青岛的所有右派都翻过来”。1962年4月，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6月，中组部副部长张启龙来山东帮助甄别冤假错案工作。8月，中央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后，省委确定继续甄别孙汉卿的案子。当时，少数参与滕景禄活动的人，一边趁我去省委开会之机，背着我通过了一个不再甄别的决定；一边向在上海养病的滕景禄通风报信。这时，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主要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会议结束后，华东局将有关八届十中全会内容的文件送给了同在上海华东医院养病的青岛市委领导穆林同志看，而没有给滕景禄看，滕预感中央可能要解决山东、青岛的问题，预感自己整了那么多人、问题严重，心虚、害怕了，于1962年10月在上海华东医院跳楼自杀。这以后，排除了主要阻力，山东、青岛问题的盖子才被揭开，滕景禄的恶劣行径逐渐被揭露，在省委主要领导谭启龙同志的亲自部署下，孙汉卿、矫枫和王少庸等人多年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与此同时，省委对滕景禄等人的问题也进行了揭发和批判，并报请中央、华东局对他们的问题进行处理。1963年12月11日，中央监委批示同意省委对滕景禄等的处理意见：给予滕景禄开除党籍的处分，还处分了几个同志。那时在滕景禄问题的处理上，柯老（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曾有过指示，一个就是不定集团，以免打击面太大；另一个就是对参与滕景禄活动的，多数不做组织结论，不给处分，但要调离青岛。这样，那些与滕景禄活动有牵连的多数人都未做组织结论，也没给什么处分，只是调出了青岛另外分配了工作。
这些事已过去多少年了，现在回过头去看看，当时对参与滕景禄活动有些同志的处理不太合适，主要是牵连面过大，调动工作的人也过多，其中有些人都是市一级的领导干部，当时可以不调走，让他们在原岗位上继续工作，相信他们会自己总结教训，分清是非的。而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教育干部，有利于党的事业发展。80年代，省委、省纪委对滕景禄案件进行了复议，并报告了中纪委。中纪委于1987年7月作了批复，除维持开除滕景禄党籍的处分不变外，明确了当时作为反党活动案件，定性不当，同意取消对另外几个同志所作的参与滕反党活动的结论，撤消原来分别给予他们的处分。调出青岛的同志，一些人离、退休后也重回青岛定居了。但是，作为我们共产党人，应该从这些反反复复的党内斗争中很好地吸取教训，对那些“左”的思想影响和做法很好地进行清算，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和压制不同意见的家长制作风，因为这些思想作风不利于党的团结，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回过头来看，我们在党内倡导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五、从“社教”到“四清”
八届十中全会后，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步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决定在农村进行以“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之后，山东省委确定省直单位和济南、青岛、淄博、枣庄等四个市地为全省第一批运动单位。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青岛市委先在卷烟厂、火柴厂、蔬菜公司、市立医院等9个单位进行了试点，并于1963年4月作出开展“五反”运动的决定。同时确定运动分两批进行，第一批359个单位16万多人，运动于当月开始。“五反”运动大致经历了这么几步：第一步是学文件，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揭发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第二步是领导干部“洗手洗澡”，一般干部“查上当、放包袱”；第三步是清查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人。运动中，中央相继制定了“前十条”和“后十条”，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但在当时，谁也没有认识到这一错误，而是百分之百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办。前后两个“十条”的文件下达后，市委集中进行了一次宣传贯彻，着重强调了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干部群众大多数，揭露和孤立阶级敌人的问题。
1964年9月，中央发出《（后十条）修正草案》，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升级了，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强调有些地区还要“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在组织领导上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放手发动群众，采取大兵团作战和秘密扎根串联的方法，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根据这个精神，省委对全省的社教运动又作了重新部署。省委确定农村为运动的重点，以曲阜、海阳、齐河3个县组织了3个大的工作团，由省委直接领导，谭启龙、刘秉琳、秦和珍分别在曲阜、海阳、齐河蹲点。11月，又确定城市以青岛为第一批社教重点，成立了以省监委书记王子文为团长、青岛市委书记处书记徐雷健和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宋一民为副团长的省委城市社会主义教育青岛工作团，进驻青岛重新开展社教运动。济南、淄博、枣庄三市由三个市委书记参加青岛的社教运动。这个工作团规模庞大有近7000人，其中省直机关与各地抽调干部5000多人，本市干部不到2000人。工作团下设7个分团、81个工作队，分别进驻工交、财贸、文教系统的155个单位。这一段的社教运动，已经从清理党内党外的经济犯罪问题和严重败坏党风党纪的分子，开始上升到解决领导权的问题，要通过运动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所谓“根子”。所以，那会儿第一书记不能当工作团的团长，都随分团下去蹲点。当时，省委书记处书记苏毅然在国棉八厂蹲点，济南市委第一书记段毅在国棉九厂蹲点，我在国棉二厂蹲点，淄博市委第一书记王士超在印染厂蹲点，枣庄市委第一书记刘维理也随分团在一个厂蹲点。工作队进点前，对队员都进行了专门培训，集中学习《（后十条）修正草案》、“双十条”以及中央批转的“桃园经验”等有关文件，明确方针政策和工作队的任务、要求。11月9日，工作队全部进点，一进点，就把所在单位领导干部撇在一边，进行秘密扎根串联，查出身，看表现，与职工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搞得很神秘。在扎根串联的同时，工作队采取各种形式向职工群众宣讲“双十条”、“后十条修正案”等有关文件，发动群众鸣放辩论，揭开本单位的“阶级斗争盖子”。这一段，由于政策指导上的错误，有些工作队工作方法简单粗暴，随意对干部群众进行批斗，有的甚至搞逼供信，致使运动单位有10几人因生追硬逼而自杀。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1965年1月，中央发布这次会议讨论的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虽然对纠正1964年下半年以来的社教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向和缩小打击面起了一定作用，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左”的错误观点。同时还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并把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青岛市的“四清”运动共搞了3批。前两批是在省委工作团领导下进行的。1965年8月，省委工作团进行了调整，我任团长兼党委书记。省委决定崂山县作为农村第二批“四清”的重点单位，当时谭启龙同志还在崂山小寨子大队蹲过点，我在后桃林大队蹲的点。1966年4月，省委城市社教青岛工作团撤销，成立了青岛市委城市“四清”工作团。运动由市委直接领导。第三批“四清”运动于1966年5月开始，不久就因“文化大革命”而停顿。所以，青岛的“四清”运动，实际上只搞完了前两批。
历时三年多的城乡社教运动，对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许多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混淆了两类矛盾，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特别是“二十三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观点，在随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发展和强化，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这些教训都是非常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