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正当我国胜利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克服了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在这场浩劫中，青岛是动乱较早、受灾较重的地区之一，我与青岛市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一起，度过了一段惊心动魄的难忘日子。
一、 “八二五事件”
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以及随后对一些文艺作品和学术观点的批判，直到1966年春天批判“三家村”浪潮的掀起，一步步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随后，市委对“五一六通知”集中进行了学习，并先后召开各级党员干部会议，层层传达“五一六通知”和中央、省委会议的有关精神，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6月14日，市委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由我担任，徐雷健（书记处书记），李克（市委秘书长）、李镇（市委宣传部部长）为副组长，当时还确定了全市运动开展的步骤。
然而，后来运动的发展完全出乎意料，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等社论后，青岛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和文化、科技界的一些人首先响应，纷纷起来“造反”，斗争锋芒由批判“三家村”迅速转向揪批本单位的“重点人物”，在全市掀起了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浪潮。几天中，山东海洋学院和青岛医学院就贴出2万多张大字报，市区中学约有30%的教师被学生大字报点名，个别学校被点名的教师达100%。一些学生还自发成立了名目繁多的造反组织，提出要“取消团委、学生会”“由学生自己领导运动”。青岛木器一厂甚至还发生了部分职工拿出武装部的枪支保卫“大字报”的事件。为了制止这种混乱局面，市委参照中央向北京大学等单位派工作组的做法，从6月19日开始陆续向市文化局、青岛日报社、青岛医学院、青岛二中、木器一厂等大中学校和工交财贸单位派出了92个工作组。经过整顿，一些比较混乱的单位，工作秩序有了好转，乱揪、乱斗的混乱现象有所收敛。
6月25日，青岛市立医院发生了群众辩论的事件。几个在医院实习的青岛医学院的学生，效仿北京大学聂元梓给学校党委贴大字报的形式，给院党委贴了大字报。一些医院职工认为大字报所述与事实不符，与学生展开辩论。当时主持医院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张秀文出面做工作，暂时平息了事件。这件事，后来成为引发“青岛事件”的导火索。
此后的一个月，青岛大中学校的“大字报”运动愈演愈烈，批斗老师、批判学校领导，学生与工作组的矛盾、冲突也越来越激烈。我的儿子当时才是二中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回家与我愤愤地说“市委的工作组有问题”，让我很吃惊，一个15岁的孩子懂什么！当时，我真没有思想准备、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究竟该怎么搞，但我有了“暴风雨前夜”的不详感觉。7月28日，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关于工作组“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的意见，作出了撤销各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根据省委的部署精神，青岛市委也于8月4日决定撤回派出的一切工作组，并要求工作组在撤离前主动检查“错误”，接受群众的“批评、帮助”。虽然工作组的许多同志对中央的决定不理解，但仍按市委要求，向群众作了“检查”后，陆续脱身，但有的后来又被揪回去批斗。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8日，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确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我是省委常委，参加了省委贯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的会议，基调是跟上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积极领导群众开展文化大革命。回青岛后，市委在汇泉广场组织了10万人参加的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胜利召开的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拥护十六条”、“贯彻十六条”等大幅标语铺天盖地。从当时自己的思想看，是想跟上党中央、毛主席的部署，依靠青岛市各级党组织，领导好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但从未想过自己和各级领导会成为运动的对象。
这之后，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青岛的大中学校也开始成立了红卫兵，成为青岛破“四旧”的“先锋”。他们到处撤传单，贴标语，以“封、资、修”的罪名拆除商店老字号，修改路名，冲砸寺院教堂，焚烧文物书画。青岛德县路天主教堂上的两个数十吨重的十字架被拆除，神父修女被关起来。许多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被当作“牛鬼蛇神”而遭查抄遣返。我记得当时党外知名人士、副省长苗海南住在青岛他岳父家。他这个人爱好古董、字画，家里存有很多真迹名字画、印章，还有一些唐宋时期的工艺品，结果红卫兵抄家时把他的字画都弄到前海沿儿烧了，印章也都被扔到海里去了，古董也被砸光了，苗海南为此心疼之极而不久过世。
“十六条”发布以后，一个突出的变化是运动的矛头从各个部门和单位内部伸向了社会，一部分青年学生开始把斗争矛头指向市委，青岛的局势越来越乱。8月中旬，青岛医学院的部分学生在《给全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中认为，“市委有很多严重的问题，要想把本单位的革命搞到底，必须首先搞清市委的问题”。一些学生还在大字报中说，市委“怕”字当头，使“青岛市的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一些在前段带头起来“造反”，遭到学校和工作组批评的学生，也纷纷到市委要求弄清事情真相，追查所谓“后台”。由于“十六条”明确提出学生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中央又有“不要限制学生”的指示，因而面对学生相互串联，步步紧逼的形势，市委束手无策。参加革命工作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真是有些措手不及。
8月24日，青岛医学院的百余名学生到市立医院贴大字报，当晚，又联合山东海洋学院、山东化工学院等校的400多名学生到市委静坐示威，要求撤销市立医院党委副书记张秀文同志的一切职务。市委常委连夜开会，为了稳定形势，作出了撤销张秀文同志一切职务的决定。学生们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返回市立医院，在没有找到张秀文的情况下，武斗了9名医务员工。25日，他们一方面继续到市立医院揪斗张秀文。另一方面又在全市到处散发《坚决造青岛市委的反》的传单，还宣称当晚要召开万人大会，并冲击市委。
面对当时即将失控的严峻形势，25日下午，市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认为当时的问题主要是“十六条”没有深入人心。我那时刚从济南开会回来，就建议学习济南上街宣传“十六条”的作法，号召广大干部群众深入领会“十六条”的精神，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稳妥地进行“文化大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于是，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在全市迅速掀起一个学习宣传“十六条”的高潮，并分别向各个系统的党组织作了部署，组织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和群众上街宣传。各单位对执行市委部署非常积极，很快就组织起队伍，打着横幅上街宣传“十六条”。这些宣传队伍与青岛医学院、海洋学院、化工学院等学校上街“造反”的学生相遇，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双方观点严重对立。由于游行的干部群众对学生多日来的“造反”行为早就不满，辩论中气势很盛，严厉批驳造反学生们一些幼稚、无理的说法；而学生数量相对少，在众多的群众面前显得非常孤立，辩论中处于明显弱势。情急中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是可能的，但冲突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人受伤和伤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这就是所谓的“八二五事件”。
8月26日，青岛三大院校“造反”的学生向全国各高校发出了“紧急呼吁”，说他们遭到了“武装警察和工人、群众的围困”，“140余名师生被打伤”等等。之后，山东大学、北京大学等全国20多所院校的学生纷纷来声援。29日晚，青岛三大院校和各中学学生联合来青的外地学生，要在市第二体育场召开所谓“革命造反誓师大会”，勒令我准时到场参加。接到勒令以后，市委在兰山路3号开会研究去不去，分析情况后，我提出，“大家在家注意动向，我去。”那时，省委已发觉苗头不对，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亲自打电话忠告我：“市委出席会议要集体参加，不要个人参加。”当时，我对形势可能的发展估计不足，想亲自去摸摸情况，与学生面对面做做工作，认为市里出了这样大的事，自己作为一把手不能回避。当然，我也知道有一定风险，情急之中顾不得那许多了。这样，我就带了公安局警卫处干部张庆成同志、当时是我的秘书身份，还有司机，开车到了第二体育场门口。当时体育场内外已经是人山人海，自称“造反派”的学生们不让张庆成和司机进会场，只让我一人进。我原想进去上主席台与学生头头们对话，可他们不让我上主席台，会议一宣布开始就是以“斗争张敬焘”为主题。我说，“我是中央管的干部，你们斗我应该通过中央、省委。”他们不听，扭着我的胳膊要给我“坐飞机”，我抗议他们的这种做法，他们就火了，几个人摁着我跪下，用大头针别在报纸上做了个很大的纸帽子戴我的头上，还给我脖子上挂上了大木牌子。听说牌子上写着“镇压学生运动的反革命分子”，斗的时候他们摁着我低头，我一要抬头就拳打脚踢。当时，也有一些学生和群众站出来反对“造反派”这种“武斗”的做法，但也遭到他们的轰打。就这样，我那天晚上在花岗石条子上跪了大约3个多小时，裤子和腿都破了，报纸上的大头针掉到脖子里，后来“保守派”的小报说斗争我时向我的脖子上摁大头针，我分析可能是推搡之中掉到脖子里大头针扎破了脖子，被人看到了。在那天晚上斗争过程中，我还觉得不时有“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冲突发生，因为始终低着头，也不清楚具体情况。后来，也不知道是张庆成他们报告了市委，还是一部分保我的学生群众自发地把我抢了出来，我被送上了车，回到了位于栈桥的市委灰楼，在会议室里待了一夜。天亮后，“造反派”找到了我的下落，又集中大队人马闯到市委灰楼门前，把我拉出来，戴上大纸帽、挂上大木牌接着斗。八月底的青岛正是热的时候，那天太阳挺毒，我晒着太阳又被斗了一上午。这期间，谭启龙同志从省里发来电报，内容是“你们要保护张敬焘，待我去青岛处理。”由于极度的身心疲惫，我对当时发生的情况都记不很清楚了，只记得后来石允同一些人把我送到人民医院检查，从脖子里又抓出了一把大头针。在那种情况下，人民医院也不敢久留我，我被暂时送到了栖霞路招待所，后来住在太平路37号市委的招待所。
二、“九一事件”
1966年8月30日，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率领工作组来到青岛。为了平息事件，翌日晚在市委召开了大专院校学生代表会议，并在会上宣布：“省委已请示中央批准，撤销张敬焘的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为了我的人身安全，谭启龙同志与北海舰队的领导同志联系，商量把我送到部队医院里保护起来。当时的北海舰队政委卢仁灿请示了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批准，把我安排到离市中心较远的海军401医院，住进飞行员病房，一面治疗，一面把我保护起来，总共呆了40多天。期间，造反派几次冲击401医院，要把我“揪出来”，都被医院坚决挡住了。在那个关键时刻，如果不是解放军，我或许就把命丢在那时了。
省委工作组的到来，并没有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制止青岛的动乱，因为青岛的乱象并不是青岛一个地方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化大革命发动时的一个局部，它的发展和走向有其必然性。当时，学生中的“造反派”这样连续对领导干部进行野蛮、过分的斗争行为，引起了青岛市工人、市民、农民、包括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激愤，他们当时被称为“保守派”、或“保皇派”。8月31日晚，也就是谭启龙同志在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学生代表会议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聚集到市委门前，要求省委工作组澄清“八二五事件”真相。当听到省委撤销我职务的决定后，有人情不能自禁挑头组织向中央发“急电”，要求中央“做出正确的决定”，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进一步发展，从而引起了第二天的所谓“九一事件”。这一系列的事件当时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后来被统称为“青岛事件”。
9月1日发生的事情，周围工作的同志们向我做过多方面的描述，得知事情是由“中央决定恢复张敬焘市委第一书记”的消息引起的。在那一天，这则消息流传甚广，听说有一些单位到市委给我送“慰问信”，发起至少有10-2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群众“庆祝游行”。在市北区，一些群众还进入了青岛医学院。当时，抓右派学生、勒令打人凶手自首形成舆论。对这次游行活动，“保守派”说是自发的，“造反派”说是有组织的，当时各级党团组织及其所依靠的积极分子、基本群众绝大部分属于“保守派”， “造反派”主要还是大专院校的一部分学生。当晚，青岛市委在汇泉广场召开各界群众和高校师生有线广播大会，谭启龙同志讲了话，正式澄清“张敬焘没有恢复第一书记职务”。但会后一部分群众坐在会场不离会，后来称此为4万人的“静坐大会”，组织者向中央连续发“十万火急”电报，要求中央撤销山东省委对张敬焘的处分决定。“保守派”和“造反派”形成尖锐对立，“保守派”试图压倒和制止“造反派”进一步发展的势头明显。
我一直这样认为， “九一事件”中，青岛市举行的“保守派”群众大游行，本质上并不是保我张敬焘个人，也不是保青岛市委，而是为了保护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稳定的社会秩序。各级干部、工农群众和市民们对当时学校停课、工厂停工、社会全面混乱不满，对学生们破坏性的“造反”、“革命”反感，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总意图、总方向不清楚、不理解。事实上，何止是他们不理解，就是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又有多少人理解呢？
然而，就在广大群众渴望党中央支持稳定青岛市局面的时候，9月1日以后发生的事情，却向着他们良好意愿的相反方向迅速发展。在当时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及王力、关锋等组成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支持和介入下，青岛“造反派”的势力急剧扩大，一些干部群众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高度信赖去“反戈一击”加入造反队伍；“保守派”受到了全面压制，党团组织全面瘫痪，过去的积极分子被打成“保皇派”抬不起头来，动乱进一步加剧。这里，必须要提到一个人——王效禹。
王效禹是抗日战争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检查处处长、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党组副书记，1958年曾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1965年平反后调任青岛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正在崂山县领导四清工作，任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文革开始后不久，王效禹就成为极少数支持学生造反的领导干部中的一员。“八二五事件”时，当他看到市委受到冲击、我被揪斗后，便在崂山县教师训练班上表态，发誓与市委决裂，坚决和学生一起造反。然而当发生“保守派”群众上街进行大规模游行和静坐的“九一事件”时，王效禹听说中央恢复了我第一书记的职务，吓得有些精神不正常，骂自己是老右派、不是人，要求戴高帽子游街，一会儿道歉、一会儿哭。时任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团长、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周化南同志怕出事，就找项锡洲（当时是市委组织部党员管理科科长、崂山县委副书记），在崂山县人委后面找了一间房子让他休息，派人把他看护起来。9月3日，当他得知中央并没有恢复我的职务，便连夜起草给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电文，在电文中先是告状，批评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在“青岛事件”中说服学生不要进城，与中央的精神对立，“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和严重的方向性错误”；然后是表忠心，说自己如何与这些错误作斗争，要“誓死批判这些错误”；要求中央迅速处理青岛的问题，提出学生批判张敬焘的方向是对的，而组织工人、农民支持张敬焘是错误的，势必会使事情更复杂；最后署名“王效禹发于禁闭室”。9月4日，王效禹到邮局发出了电报，9月7日艳泽东主席在此电报上作了批示。毛主席在批示中批评了青岛和长沙“挑劫群众斗学生”的做法，说“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是正确的。”在那个疯狂的个人崇拜年代，毛主席的批示自然是一言九鼎，其伟大、正确不容置疑。此后青岛市的形势一边倒，“造反派”扬眉吐气，“保守派”土崩瓦解，一部分党员干部跟风“倒戈”，青岛市各级党委基本陷入瘫痪。而王效禹成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也从此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挂上钩，可以直接与康生、王力、关锋等人取得联系，直接获取对文革发展方向的指导意见。
10月下旬，毛主席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王效禹破格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点名参加，这无疑是在有意树立一个旗帜、一个典型，扭转各地“支一派、压一派”的倾向，以扫除文革的阻力，特别是各级党委压制“造反”学生和群众的倾向。王效禹从中央工作会议回来以后更加盛气凌人，成了山东造反派的头。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省委开会贯彻，谭启龙通知我参加，市委交际处派车送我去济南。造反派知道了责难谭启龙，谭说：中央只撤销张敬焘青岛市委第一书记，并未撤销他省委常委，我开工作会议他必须参加。后来造反派冲击会议所在地南郊宾馆，把玻璃都砸碎了。
“文革”中，我感受最深的是广大工人、农民对我的那一片深情。我特别记得有一位姓马的老工人师傅。那时，他是“文攻武卫”的成员。幸亏有他暗中保护，我逃脱了几次“揪斗”。一次，在汽车配件厂挨斗。老马暗地里告诉我这次“揪斗”很凶，有个花样叫“别烧鸡”，那天斗了5分钟左右，老马师傅就宣布我另有任务得马上出发，这才避免了“别烧鸡”等的“好节目”。那时揪斗的次数多得我也记不清了。
进入1967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夺权”运动，由“造反派”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策划下，夺权首先在上海进行，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毛主席对上海的“夺权斗争”进行了肯定，更是树立了一个样板。紧接着，王效禹得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授意，于1月22日在青岛领导了夺权斗争，成立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1月29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青岛夺权的消息，第二天《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推广青岛夺权经验。1月31日，王效禹再次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授意下率队开赴济南，成为向山东省委进行“夺权斗争”的急先锋。
青岛夺权建立了革委会以后，各级党组织也都层层被夺了权，我和各级领导干部都完全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力，“靠边站”，成为了“专政对象”，只有被批斗、写检讨、做检查的份儿。1967年初夏的一天，我突然被扣上了“特务”、“间谍”的帽子遭逮捕监禁，理由是揭发出当年在上海中央全会上窃听毛主席的讲话。实际情况是195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党的八届七中全会，经中央领导同意，在毛主席讲话时从主会场接出线来让上海市各部委办局的主要负责人听，这就成了给毛主席按“窃听器”。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是，我被变相囚禁了一年多，直至1969年党的“九大”后，在“解放”干部的工作中才被“解放”出来。对于“文化大革命”，历史已判明：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那样： “‘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 ‘文化大革命’中被当做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的。”“‘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 “‘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三、依依难舍同志情
1963年清算了滕景禄的问题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一段，市委班子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团结和有战斗力的领导核心。那时候，大家精神振奋，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不论分管什么工作都积极努力，想方设法去干好，因而那一时期方方面面的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工农业生产通过继续调整逐步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财贸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北上南下”到处寻找货源，学习外地的营销经验，从而使青岛的市场也由死变活，直至“文革”前夕，市场上的物资供应都还是不错的，城建方面，尽管当时刚刚走出困境，百废待兴，资金非常紧张，但市委还是下决心经过多方筹措，在台西棚户区为老百姓盖起了一片“幸福楼”，改善了那一带的居民住房条件。这件事在老百姓中反响很大，至今仍有些老住户还念念不忘党的关怀。科教文化战线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思想意识形态方面，通过开展向雷锋和焦裕禄等先进人物学习、向解放军学习以及学大庆、学大寨等活动，全市人民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进一步发扬，助人为乐、拾金不昧等好人好事层出不穷，社会风气非常好。
让我感触较深的还有那几年我们和部队的关系真是亲如一家。当时，驻青岛的北海舰队政委卢仁灿、六十七军政委钟炳昌和武装部政委何传修参加我们的常委会，我和徐雷健同志也分别参加北海舰队和67军的党委常委。我与舰队的主要领导丁秋生、刘昌毅、卢仁灿、潘焱等同志个人关系都非常好。有什么重大问题，军地双方都能在一起共同协商。像随军家属子女的工作、上学问题、转业干部的安置问题，以及部队物资供应保证方面，我们做的都是比较好的。我记得当时刘昌毅、潘焱、孔瑞云等同志刚调来北海舰队和六十七军时，市委还专门从交际处给他们拨出条件设施很好的住房。海军每年在青岛开会，车子不够用，我们就从机关调车保证会议需要。从1962年开始，每年新年春节市委都组成拥军优属慰问团慰问驻军，走访优抚对象。记得1962年春节前，市内各区共组织了1200余名干部和居委会委员走访慰问了7100余户烈军属，占市区烈军属总户数的70%以上。同样，驻青部队也以不同方式“拥政爱民”，积极支持地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像帮助地方春播秋种，参加重点工程劳动，为地方训练民兵队伍、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等。总之，与驻军搞好关系对巩固建设海防城市至关重要，是市委常委们的共识。当时军地双方那种鱼水情谊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与驻军搞好关系对巩固建设海防城市至关重要，这是当时市委常委们的共识。正因为如此，才使这项工作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
青岛是座很美丽的城市，山青水秀，气候宜人。所以，经常有中央领导以及他们的亲属到青岛来，每年夏季都接待不少中央领导同志来青岛休养。记得毛泽东主席的夫人贺子珍同志曾到青岛休养过，住在八大关。她带着她的女儿李敏，我曾亲自接待过，当时侯季五、张心语等同志都参加过具体接待工作。
人上了年纪总爱回忆往事。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这些年我常想，从我1960年10月调来青岛，到1969年我离开青岛，总共9年多。期间，因为“文化大革命”，实际工作仅仅6年多的时间，实在是太短暂了，我总遗憾有那么多应该做的工作都还没做。我为青岛的老百姓贡献的太少太少了，然而青岛的干部、群众却对我厚爱有加，每年夏季我到青岛休养，不少同志都抽空儿来看望我，这深厚的同志情谊让我非常珍惜和感动。
改革开放20多年来，青岛的变化很大。尤其是近几年，随着市区东部的开发建设，一个大青岛的格局已经形成，到处都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片我曾经那么熟悉、那么热爱的土地上看到这一切变化，真是欣喜万分。我由衷地祝愿青岛的各项事业更加繁荣昌盛，祝愿青岛的人民永远幸福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