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和1976年，我们党先后粉碎了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不断纠正党的“左”的错误过程中，我个人也经过了一段曲折的经历。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国家终于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1979年12月，我在山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当选为山东省副省长，主要分管全省的国民经济计划等工作，我也终于有机会重新为党的事业、为振兴山东经济甩开膀子再干一程。一、曲折的“解放”经历
1969年党的“九大”以后，为了尽快结束山东的派系斗争，中央召集参加“九大”的山东代表在北京学习，讨论解决山东问题。此后，调整了山东省的领导班子，解放了一大批干部，我也是这时候被解放的。年底，我到了济南，按照省革命委员会的部署，在济南市国棉二厂蹲点。
1970年，我调到济南市委工作。1971年4月，在中共济南市第三届第一次全委会议上，许洪云同志当选为市委书记，我和李继初、易积贵当选为副书记。这次会议作出《关于加强各级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的决议》，我们市委一班人很是想开辟一个新的局面，努力“抓革命，促生产”，改变当时济南市的乱局，振兴经济。在这一年，市委召开全市干部动员大会，
号召人民开展回收废钢铁的活动，支援工农业生产；这一年，济南第二机床厂试制的国内第一台汽缸缸体平面拉床成功，性能达到当时同类机床的国际先进水平，我们抓住这一典型进行了宣传，这一成果后来在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这一年，市委还召开了全市计划和工交会议，研究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措施，动员全市掀起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新高潮。不久，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济南市委召开了县团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林彪叛国事件的通知，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1972年3月，济南市计划会议召开。我作为分管济南市计划工作的革委会副主任，传达了全国和山东省计划会议精神，作了《关于1971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72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意见》的报告。从1971年到1974年，我们市委和市里各级领导用了很大精力抓了济南市的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恢复的工作：部署了全市的清产核资工作，对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进行清查，对国营工业、交通企业及科研单位的设备和仪器等进行核定；建立了济南市计划委员会、工业交通办公室、城市建设办公室、财政贸易办公室、科学技术办公室和政法办公室，作为中共济南市委、市革委的办事机构，具体抓各个口的工作；我们还发出通知，将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改定的红卫、向阳、东风、红旗四区名称分别恢复为历下、天桥、槐荫、市中区，充实了各个区的领导班子。1973年7月，当国务院关于济南市为新增加的对外开放城市的批准文件到了以后，我们十分兴奋，当日即发出《关于动员全市人民做好对外开放工作的通知》，要求迅速整顿好政治环境，搞好市容卫生，有礼貌，守纪律，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搞好安全保卫工作。这年9月，我正式担任了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职务。
然而，事情总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在纠正“文革”的错误中，我们都有一个很不适应的过程，认识上的错误和偏差也都是很难避免的。从1972年开始，根据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和省委的部署，济南市也部署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但由于“四人帮”的插手，这年8月，济南市的少数人同省内其他地区部分“文革”中的帮派组织者组成“上访团”，策划再次向省委、市委和各级党委夺权。此后，部分人打出“革命工人”的旗号， “进驻”了市委，并多次以市革委的名义召开会议，冲击各级党委，鼓吹“踢开党委闹革命”，煽动停工停产，使济南形势再次陷入混乱。针对这些情况，省委召集了地市以上干部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抓好党的“十大”文件的学习，搞好批林整风，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我在济南市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针对全市第三季度工业生产逐步下降的问题，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所有干部“都要坚守岗位，不准擅离职守”；职工要“遵守劳动纪律，反对擅离岗位，消极怠工，放弃生产”。但是，批林整风运动与经济工作很难一致起来，帮派势力抬头，济南市的局面没能得到扭转，工作起来十分困难。
进入1974年， “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一场由他们主导的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在那种形势下，为了跟上党中央和省委的部署，我在济南市先是召开了动员大会，设了8个会场、6000多人与会，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接着又召开5万人大会作进一步动员，在全市掀起“批林批孔”浪潮。然而，这场当时人人都感到莫名其妙的运动，造成的结果更是让我始料未及。那些策划再次夺权的“造反派”，在“反复辟倒退”的口号下，在市、区（县）、局层层另立“山头”，把大字报、标语贴满全市，进一步煽动停工停产，一些单位又出现两派对立，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火车站货场发生哄抢事件，国家财产受到严重损失，政治秩序、社会秩序陷入一片混乱。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央从2月11日开始，在北京召开了山东重点企业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市委、市革委主要负责人和市直机关、济南铁路局、济南机车工厂、济南汽车制造厂、山东造纸总厂东厂等单位的100多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共开了4个多月，我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的确，我作为济南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在领导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的运动中，对造成济南市这样的混乱局面负有领导不力的责任是肯定的，但这个错误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时我的确并不理解。会上，我在恢复工作时曾经说过的“现在济南市不仅退到文革前，有的已经退到1959年、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甚至比那时还要严重”， “这几年把企业管理搞乱了，要恢复到四清后期的水平，还要经过一番努力”等一些说法，遭到重炮轰击。这次会议后，我被免去了济南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的职务，在家赋闲10个月后，以“总结经验教训”的名义去烟台市木钟厂调研，后任烟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兼中共烟台市委副书记，一直到粉碎四人帮。
这一年，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干扰破坏，济南市经济建设事业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大部分厂矿企业停产半停产，60%的企业亏损，工业总产值仅完成年计划的55%，财政收入减少近3.3亿元，农业少收粮食近0.5亿公斤，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倒退到1966年的水平。这些事，回想起来是很痛心的。
二、乘改革开放的东风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我调回省里工作，先后任山东省革委会重点工程指挥部常务副指挥、省革委会工交办副主任、省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和省革委副主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在1979年12月召开的山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当选为山东省副省长，主要分管全省的国民经济计划等工作。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为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山东省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和两年徘徊造成的被动局面，我按照中央制定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在省委领导下，积极致力于对全省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这也是我工作相当愉快、振奋的一段时间。1978年，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后来又成立城市建设总局，要求各地贯彻中央精神，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认真编制和修订城市总体规划，加强城市建设。我在省建委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对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等关系全省发展建设问题进行了研究与规划。恢复了山东省城市建设局和城市规划设计院，采取多种形式和措施恢复和加强城市规划与建设，推动城市规划的开展。我还在我工作过的烟台市，以及潍坊、邹县、聊城等地进行规划试点，继而在全省推广展开，到1985年，山东省完成了19个市、93个县城的总体规划的编制和审批，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山东省决定在全省58个国营工业企业中进行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工作，主要内容是扩大企业在产品生产、销售、试制方面的权限，允许企业自主安排部分生产，销售部分产品；改企业基金制为利润留成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企业有权按国家计划自行录用职工，确定对职工的奖惩，决定自己的机构设置；提高固定资产的折旧率和改进折旧基金使用办法，除原有自有流动资金外，实行全额信贷。全省国民经济从此进入改革开放的快车道。-1980年，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发《关于加速发展棉花生产的决定》，制定了鼓励发展棉花生产的政策措施。当年，棉花收购量突破1000万担，达到1074.64万担，比1979年同期收购量增长2倍多，超过历史最高收购量1倍多，居全国首位。
1980年，国家计委、财政部、电力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确定山东省十里泉电厂为试行基本建设拨款改贷款项目。同时，山东省也在轻工、纺织、电力等10个行业选择了22个基本建设单位进行基本建设拨款改贷款的试点。山东省基本建设投资管理体制开始了重大改革。
1980年，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发《关于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一《规定》直接导致全省二轻系统1980年完成总产值36.3亿元，比1979年增长18%；出口产品交货量完成9.2亿元，增长2126；县属以上二轻工业实现利润2.49亿元，增长18.8%，市交工商税增长22.19%。
1980年，山东省政府召开全省外贸和多种经营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当年山东省对外贸易要有一个大发展，收购换汇要有一个大增加，多种经营收入要达到100亿元。
-1980年，山东省政府召开全省基本建设工作会议，就贯彻实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问题提出三项措施：一、继续清理在建项目，坚决缩短基建战线；二、积极进行试点，搞好基本建设管理体制改革；三、扎扎实实抓好整顿工作，迅速提高管理技术和生产水平。这年，山东省停建、缓建1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70个，共压缩投资5.7亿元，占全部未完工程投资的21.8%。
这一年，省政府召开全省长期计划座谈会，讨论《山东省经济建设主要经验教训总结提纲》和《1981-1990年十年规划纲要》，苏毅然为省长的省政府领导班子，先后听取了省财委、科委、文委、农委、建委、经委、计委、旅游局等部门负责人关于30年来山东经济建设各方面经验教训总结和今后5年、10年规划设想的情况汇报。此后，省政府每年下达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全省经济有计划、持续、稳步的发展。这一年，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为团长、我为副团长的山东省考察团一行12人，应日本山口县政府的邀请，赴日本进行为期两周的考察访问。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考察，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对我组织领导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启发良多。
这一时期，我还根据中央的部署和山东的实际，在省委、省政府的安排下，积极向中央争取了30万吨乙烯、石臼港扩建为大港等国家重点项目在山东开工建设。其中齐鲁30万吨乙烯工程和大庆、扬子、上海的同类工程一起，是中国石化工业发展的标志性项目。经过努力，这个投资与规模均大于大庆的项目落户山东淄博市，1984年4月开工，与美国鲁姆斯公司合作建设，第一期工程共16套工艺生产装置，一座20万千瓦自备热电站及辅助工程，其中10套是成套引进，1987年9月一期工程建成试产，全部建成后可年产各种化工原料130万吨，与胜利油田构成石油开采、炼油、石化生产的新格局。30万吨乙烯项目在当时是很先进的石化工业项目，也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新项目，一切从零开始。为早日建成这一重大项目，我经常去齐鲁石化，向那里的干
部、技术人员了解工程进度，有哪些困难，有那些问题，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我记得当时在乙烯会战指挥部有一个很年轻的干部、我的博山小老乡叫李安喜，他的敬业精神和精明强干，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此后不到10年时间，他就被提升为齐鲁石化的党委副书记了。
为发展我省电力、煤炭等行业，解决能源不足的困难，为长期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我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先后与电力局研究规划争取建设了枣庄十里泉、青岛黄岛、肥城石横和邹县等电厂，协调解决了兖州矿务局与地方矿务局的矛盾。当时，山东省相继上马和在建的大项目还有：石臼港扩建工程、兖州煤矿、烟台合成革厂、山东推土机厂、济南黄河大桥、济宁至菏泽铁路等。为协助胜利油田开发建设，根据省委、省政府决定，我积极推动、帮助筹划建立了东营市。此期间，我根据省委决定，组建了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经济协作办公室，加强了我省体制改革和与兄弟省市的经济技术协作联系，恢复了驻北京、上海的办事处，以后又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需要，新组建了我省驻深圳、广州、海南等办事处。我还建议省委、省政府在上海浦东新区筹建齐鲁大厦，作为山东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并牵线搭桥，争取了港商胡国赞先生来济南投资进行房地产等开发。当然，在工作中，也有上项目过快、计划不周等问题。1983年，根据国家计委发出《印发“关于改进和加强计划管理的意见”的通知》，省政府对发展计划进行了审查和调整，发出了《关于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通知》，后来又建立了省计划经济研究所。我深深感到，随着全省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需要不断加强对计划和决策的科学研究，提高效益，少走弯路。
经8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的调整和发展，经各级各部门的努力，全省的国民经济出现了均衡、稳定、协调发展的好形势。实践证明，这些工作，为后来全省经济快速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这也是我感到十分欣慰的。三、赴甘肃省参加“整党”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讨论贯彻执行这一重要决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并成立了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
当时， “文革”结束不久，国家面临着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的重要任务，百废待兴。全党同志还没有完全从十年内乱的阴影中走出来，党内还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有很多错误思想。如有些党员对拨乱反正的伟大意义缺乏认识，还没有真正站到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立场上来，遇到问题就动摇不定。有些党员对党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已经成为惯性思维，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习惯性地上纲上线为“阶级斗争”。要搞现代化建设，就必须打破这一惯性思维。还有个别党员受“文革”影响很深，虽然“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已被粉碎，但派性的流毒仍然很广，反映在清理“三种人”、选拔任用干部、打击经济犯罪斗争等问题上，往往“以派划线”、“以人划线”，对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方针，起了严重的干扰破坏作用。而要清除派性，必须彻底消除“文革”产生的影响。与此同时，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和侵蚀有所增加，而党内为抵制、克服这种侵蚀而进行的工作和斗争也还不够有力。因此，为了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推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党中央作出了整党的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思想、作风、组织等方面问题的全面、系统的整顿，正确的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执行党的纪律，实现党风根本好转，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更加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努力把党建设成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坚强核心。
根据整党工作需要，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决定向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部委派出联络员小组，我被派往甘肃担任联络小组组长。1983年底，我在北京参加了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举办的学习班，进行了短期的集中学习，于1984年初赴甘肃开展为期一年的整党工作。联络小组的任务主要是负责了解甘肃省整党情况，掌握动向，听取各方面意见，及时向甘肃省委和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此外，还要负责了解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责成甘肃省委调查处理的有关事项的执行情况。联络小组对甘肃省委的整党工作作用的定位，是协助、促进、检查及联络。因此，联络小组既要接受和尊重甘肃省委的领导，又要善于按照中央的有关要求独立开展工作。
在甘肃整党期间，我带领联络小组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整党的要求，要求大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掌握第一手材料，要做到了解情况全面，反映问题准确，提出的建议客观实际，努力促进和指导甘肃的整党工作。我把联络小组的同志们分成几个调查组，到省直部门有关厅局开展调查研究。我自己也亲自带队深入第一线了解情况，以点带面地开展工作。为了提高政策水平，我定期组织联络小组全体成员认真学习中央关于整党的有关文件，学习其他省市好的工作经验，使大家加深了对整党重大意义的理解和认识。我还特别注重针对整党中出现的问题，引导大家结合实际进行学习，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讨论研究并找出解决的办法。
整党是一个政治性、政策性都非常强的工作。十年文革动乱，遗留的问题很多，由于文革中党员干部的经历多有不同，普遍存在思想混乱、纪律涣散、人心不稳，党组织凝聚力不强等问题。首先，我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坚持原则，坚持把统一思想作为主要矛盾来抓。我要求大家在思想上、政治上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纠正违犯四项基本原则、违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错误倾向，特别强调了要把握好原则，掌握好政策，坚持正面教育为主，着眼于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实行“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的政策，保证了甘肃的整党既很好解决党内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又不像过去一些政治运动那样，留下很多后遗症，有效地保障了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性、稳定性。其次，抓了整顿作风问题。主要是倡导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反对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针对个别党员和党员干部，不能正确运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利，在工作上贪污腐败、违法乱纪，侵害国家和群众利益的问题，一经查实绝不手软，为以后改革和经济发展排除了隐患，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三，抓了加强纪律问题。主要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家长制、派性、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改变了个别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况，纠正了一些部门和单位单纯强调“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只抓业务，不问政治的错误倾向，遏制了只讲反“左”，不讲反右，用经济工作代替整党工作，“一切向钱看”等消极现象和不正之风。第四，抓了组织整顿问题。我们特别强调正确把握政策，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任何时候都坚持按党章规定和要求去做，既要把反对党、危害党的阶级异己分子清理出去，又不伤害好人。在对党员辨别和整顿中，做到任何时候都从实际出发，政治上站得住脚，事实根据上确凿可信，不留后遗症。这些工作以及行之有效的措施，有力巩固和促进了甘肃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我在甘肃参加整党工作一年多的时间，一直抱着积极、建设性地协助甘肃省委开展整党工作的态度，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本着对党负责、对事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以身作则，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因此，联络小组的工作得到了甘肃省委及省直部门厅局广大党员干部的一致好评，也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
这一年多，也是我首次到祖国的西北地区工作，我也借此机会，对西北地区的工农业生产进行了一些调研，了解了不少第一手的情况。后来，山东省在发展中与西北地区结对子，互促互进，优势互补，我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同样对振兴山东发挥了好的作用。
四、发挥余热
1983年春，我从副省长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先后被聘为省政府顾问、特邀顾问，《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编审委员会和《中共山东地方史》编审委员会特邀顾问，省老龄委常务副主任、省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等职，直到1998年才正式办理离休手续。在我退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竭尽全力为党史研究做工作，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史》、 《中共鲁中区党史大事记》、 《中共山东地方史》等书的编写、审查倾注了很大的热情。我常这样勉励自己，尽管己从领导
岗位上退下，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遵循一个基本准则，在有生之年为党为人民和社会多做些有益的工作。也是在这期间，我在省党史研究室李宗元等同志的帮助下，结合八路军山东纵队、鲁中区等党史研究工作，开始整理和撰写自己的回忆录。我觉得，人老了，回忆总结自己的一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从大处说，可资政育人；从小处说，算是对自己革命一生的一个总结吧。特别是把自己革命中的一些重要经历做为党史资料留下来供党史研究，更有一种发挥余热、老有所为的感觉。
1983年到1993年期间，我一直担任省政府顾问和特邀顾问，主要是协助新上任的副省长作一些工作。当时省府领导有个不成文的说法，叫做“扶上马、送一程”， “拾遗补缺”，也是在新的历史情况下，组织上给予老同志的一种历史性责任和重托。当时新选上来的副省长有的是从基层上来的，情况不熟，缺乏经验，我非常愿意当这个“拾遗补缺”的角色，尽一个老同志的应尽的职责。
1987年3月省老龄委成立，我担任了第一副主任，协助原省老龄委主任王金山同志主持省老龄委的全面工作。工作刚起步，最重要的工作是健全机构、选调人员。我在抓老龄宣传工作的同时，积极建议，争取到省委组织部、省编委联合下发通知，建立了各市地老龄委的组织机构，定员定编。此后，在不到两年时间，全省所有的市（地）、县（市、区）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乡镇都建立了老龄工作机构，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村建立了老年协会，全省上下形成了老龄工作网络，山东省的老龄工作很快走上轨道，并进入全国的前列。省老龄委协调有关部门先后拟定了三个全省老龄事业发展规划，明确了发展老龄事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每个规划都是提请以省政府文件批转全省，对推动全省老龄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我还积极推动了《山东省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若干规定》的制定，推动省及各级老年法执法协调小组及其办公室的成立，为老年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实施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1993年下半年，省机构改革全面展开，一些县市对老龄委办事机构进行了撤并，有的正在酝酿撤并，致使部分老龄工作干部情绪不稳定，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我发现这一情况后，便与老龄委其他几位领导联名向省委书记姜春云同志反映，建议：鉴于人口老龄化的客观发展趋势，老龄工作的任务将愈来愈繁重，老龄机构又属于事业编制，市地县老龄工作机构应维持原状不变。姜春云同志对这一意见非常重视，很快作出支持这一意见的批示，稳定了全省老龄机构和从事老龄工作的人员队伍。
发展老年事业涉及面，一，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办好老年事业，1不但需要形成一个尊老爱老的社会风气，还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没有物质基础，老年事业就发不起来。我提出，发展老年事业，单靠政府投入是有限的，必须采取多种渠道、多种形式筹集，依靠各方面的力量，大家动手，群策群力。在大家的积极倡议努力下，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省人民银行批准，1988年山东省成立了老年福利基金会，我被推选为会长，这既为省内外、国内外热心老年福利事业的团体和个人开辟了一条为发展山东老年事业贡献力量的渠道，也部分解决了老龄工作资金不足的问题。经过努力，基金会先后筹集基金500多万元。利用这些基金，我们每年都拿出一些钱来开展活动，如纪念济南解放53周年时，老龄委组织开展了“爱心献英雄”活动，向50名参加解放济南战役的老战士赠送了轮椅。1998年初，我正式离休以后，仍担任着省老年基金会的会长。其实，我已经80多岁了，也做不了更多的事了，只是想为省里的老龄事业再发挥一点余热。一辈子工作惯了，总觉得只有坚持做些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事才有生命，这或许是自己一生的准则、一生的体验。
五、幸福家庭
在回忆录的最后，我还想说一说我的妻子于波，说说我的家庭。
我和于波同志是老战友，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我们都战斗在鲁中区。于波同志是黄县人，原名叫王盛菊。其父亲早年因为贫穷闯关东，数年杏无音信。母亲带着她姐妹两个过着非常困苦的生活，最后只能回娘家，寄人篱下，几乎无以生存。后来她的父亲从东北到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在莫斯科开洗衣店，挣了一点钱后回到家，买了一片山林地种上梨树，家中生活才逐步宽裕起来。由于出国见了世面，她的父亲完全摈弃了中国的传统观念，一定要让自己的两个女儿识文断字，于是将两姐妹送到私塾去读书。结果两姐妹读书非常出色，经常受到私塾先生的夸奖。也就是因为有了文化，在抗日战争到来的时候，于波同志家中住上了八路军，受到抗日救国宣传的影响。1938年，她毅然离开家，进入胶东公学，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那年她只有15岁。
参加革命后，于波同志转战鲁中的沂蒙山区，在八路军山东纵队宣传大队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山东纵队是1938年12月成立的，成立后不久山东分局和纵队领导就决定创办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加强抗日斗争中的宣传文化工作。“鲁艺”发扬了延安“抗大”精神，在艰苦的斗争中，既是宣传队，又是工作队、战斗队。1940年1月，“鲁艺”与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大队、山东分局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合编为“鲁迅艺术宣传大队”
（简称“宣大”），选调了参加过我党领导的上海“左翼美术家联盟”的王绍洛为校长，华楠为政治协理员兼党支部书记，从各支队调来宣传文化干部和优秀学员，编了三个分队，其中一个是女同志分队，一边学习，一边搞宣传演出，于波就是女同志分队的，是年龄比较小的学员之一。“宣大”跟随山东纵队和山东分局在沂蒙山区的农村，住在老百姓家中，生活十分艰苦。此后，抗日战争逐渐进入最艰苦的时期，特别是1941年到1943年，日军不断向鲁中区进攻，在沂蒙山区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扫荡”，制造无人区。我们抗日队伍中的女同志与男同志一样，没有任何特殊待遇，只能是吃的苦更多。在最残酷的那段时间，女同志把头发剪掉，女扮男装，脸上抹上灰，防止被日军抓去。在一次遭遇战中，于波同志和她的战友差一点被日军的枪弹打死，侥幸死里逃生。也正因于此，我们这些曾经生死与共的老同志、老战友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
解放以后， “宣大”的同志们很多成为宣传文化战线上的领导同志，如华楠曾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毕永畅曾任解放军报社社长，王剑魂是海军文化部副部长，赵忠是海军文工团团长，他的《红珊瑚》、 《海魂》、《赤道战鼓》等作品影响深远。于波与“宣大”的老战友们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他们经常聚会，有时候就在我们家，他们无比深厚的革命友谊深深感染着我。
1949年，我和于波同志结婚成为革命夫妻，那时我们都在泰安地委工作。1951年我调上海工作，于波同志随我到了上海，先后在上海市沪西区组织组、上海市直属工委组织组、上海市地方工业局党委组织部工作，后任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市江宁区委组织部副部长。1960年我调任青岛市委第一书记，于波又带着孩子们和我一起回到山东，担任中共青岛市委监委副书记。1966年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我受到了冲击，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波同志也遭到株连，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斗争，但她始终一如既往地相信党、相信群众，也一如既往地对我关心照顾。在我被关、被审查的那段时间，她顶着压力，照顾着家里未成年的孩子们，给我送医送药，给我鼓励，帮我走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于波同志一生很多时间是做组织和监察工作的，从青岛随我调到济南后，曾在济南市革委会档案组工作。档案工作很具体、很琐碎，也很累，但于波同志一如既往地认真工作，毫无怨言，甚至时常加班加点。“文革”结束后，担任中共济南市纪委副书记，她是一个原则性非常强的人，秉公办事，清廉正直，兢兢业业，善于协调，在拨乱反正后平反冤假错案中，以法律为依据，以政策为准绳，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受到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于波同志是一个善于联系群众的人，她做事十分低调，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从不随我出入正式的工作场合，从不向组织上伸手，也从不摆“夫人”的架子。对于为我们服务过的同志，她总是心存感激，把他们记在心上，甚至把他们当成至爱亲朋对待。比如，青岛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王玉美医生，是一个老劳模，人非常好，我们晚年去青岛避暑休假的时候，总是照顾我们的身体，于波同志视她为朋友，无话不谈。我的秘书姬光儒、警卫人员刘青竹，都像自己家的人一样。还有莱芜钢铁厂职工医院的陶书振大夫，口腔科专业技术非常好。人老了，牙齿非常重要，而看牙又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我和于波同志时常去找他看牙。对陶大夫不厌其烦的服务，于波同志总是觉得过意不去，经常挂在嘴边，与陶大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事情还很多，正是由于于波同志的人缘好，我们在各行各业的群众中有很多朋友，他们的经常来
访，给我们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无限的快乐。
于波同志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我的前妻有三个孩子，于波同志一直非常关心他们的成长。三年自然灾害时，两个儿子上大学需要钱，家中四个小的还未成年需要营养，我工作很忙，家里的一切事情全靠她操办。于波同志总是按时给北京、上海上大学的儿子们寄钱，将他们培养成人。困难时期，我老家的有些亲戚以为我这里有饭吃，就到青岛来找我，都是于波同志安顿他们来去，亲戚们都很满意。还有我的秘书、警卫员、以及一些服务人员，于波同志从来都把他们当作自己家的人，问寒问暖，为他们解决困难。我和于波育有四个儿女，对于孩子们，她要求非常严格，从来不许孩子们说爸爸是谁，不许孩子有任何特殊。如今，七个儿女都长大成人，都挺有出息，都成了家。第三代也都很不错。我从心里感谢于波同志，是她给了我这样一个幸福家庭，培养了这些好孩子，我很满足。
家和万事兴。我想，这也是我们成家几十年来，我能忘我投身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