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焘同志的逝世虽将近一周年了，但对我来说，却仍是那么过于突然。因2002年国庆节后，我们参加博山区委、区政府在老区刘家台村举行的博山革命历史展览馆建馆落成仪式，又相聚在家乡、当年的战地博山城，共话当年，才分别月余。他的音容笑貌，还仍然回绕在我的耳畔，时浮现于我的眼前。这怎不使我深为突然，不禁泪下。这不只因是我未能及时赶赴济南向他作最后的送行，教我终生遗憾；更重要他是我一生十分钦佩的良师益友，一向尊重的老上级，革命的引路人。在这痛难定，思更痛的时日里，总使我在悲痛中陷入不尽的往事回忆中……
我最初认识敬焘同志，是1936年早秋，在博山县二区安上村短期小学。那时，敬焘在博山城北小辛庄短期小学任教，我初到设在安上村寺庙的短期小学当教员。敬焘有一亲戚在安上村，每礼拜他都借走亲戚之便，主动来学校看我这个形单影只的同行，分外感到亲切。时值，全国各地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抗日救亡运动正在兴起。由于我本家的一个哥哥是国民党员，时在国民党博山县政府办的民众教育馆做图书管理工作，我时常到他那借书看，他就借此向我宣传“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须依靠国民党的那些主张。在他的影响下，我在认识上对国民党抱有幻想。而敬焘的不断来访，讲的却是如何深入地动员起广大民众，争取各方面的抗日力量，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惟一出路等共产党领导抗日的主张。对敬焘与我的这些交谈，因不知他这时已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并是这一组织在博山的负责人之一，也就没意识到他是来做我工作的。但他同我的每次所谈，总让我耳目一新，教我学习，催我自新。在这期间，有三件事令我最难忘，也是敬焘教我彻底抛弃对国民党的幻想，真正确立起跟共产党坚决抗日到底的革命志向的重要经历。
记得这年11月，敬焘组织了几个人，以他们短期小学的名义创办了街头壁报，进行抗日宣传。在第二期壁报上，敬焘转抄编写了一些批驳“恐日病”的评论。当派的人在四城门贴完后，出于对日本侵华的气愤，就悄悄将一张壁报贴到了日商贩卖毒品的“大茂洋行”门旁。日本驻博山领事馆得知后，即拍了照片，向国民党博山县政府递交照会抗议，要求从速查办。国民党博山县长王荫桂，屈于日方的压力，便令韩复榘部驻博山部队的葛开祥团长派人查访镇压。三天后的一个上午，葛部一高级侦探查到了辛庄短期小学，敬焘正在编写第三期壁报，对侦探的查访与要他去团部一趟毫不畏惧，并卷起一张第三期壁报，跟侦探去了团部。在场的学生见老师被国民党军官带走，就跑到报恩寺小学告诉了与敬焘往来比较多的蒋方宇等几位教员。消息很快传开，在博山城引起了轰动，激起了各界对投降派勾结日本压抑抗日民主运动的强烈不满。就在这天下午，敬焘所在的短期小学，在另一位教员的组织下，正准备率学生上街游行后到县政府请愿时，敬焘却突然回到了短期小学，学生们才停止了这一行动。事后，我问起此事，敬焘说，我在葛的团部关了大半天，说是葛去打野外了，他们要我在那等他。一直等到大过午才回来，我就把带去的第三期壁报摊在了葛面前的字台上，质问道，我们批判“恐日病”有什么罪？中国人在自己的领土上贴壁报，日本人有什么权力来干涉？葛团长在我的质问下，既不愿拣“恐日病”这顶帽子戴，也不愿当治我的恶人，看了看壁报说，这是王县长要我查办的，你可去问他。再加上我父亲这当中在王和葛的身上花了几个钱，请了他们客，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敬焘说完，笑了笑对我说，没有什么可怕的，不批判揭穿当局的“恐日病”，我们就不能广泛动员民众起来抗日；为了我们民族的存亡，我们要敢于斗争。这事当时在我看来，他是惹下了天大的祸，而他却视为是为开展抗日救亡的一种斗争。这给了我很大的教育。事隔30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敬焘在青岛被打成走资派，造反派到浙江来找我调查他历史上有无对党对人民不忠的事。尽管我被关在牛棚，身处逆境，我不仅毫不犹豫地谈了他对党对人民一向忘我奋斗，一往直前的革命经历，还特向造反派讲道，毛主席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不是第一张大字报，敬焘在30年前就写过3期，我便把这事的经过说了一下。当时，我是冒着天下之大不韪说的，很可能招来批判或杀身之祸。但不管是看押我的还是来调查的造反派，都没提出质疑。再是西安事变发生后，在中共中央的主张与帮助下和平解决，把蒋介石放回了南京。由于我这时在敬焘的引导、启发下，已接受了共产党“反蒋抗日”的革命主张，加之年轻，思想有些偏激，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些想不开，接受不了。就在我为此陷于苦闷之际，敬焘又抽身来到安上短期小学看我。我便将共产党为什么不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把蒋介石这个独夫民贼长期关押起来或杀掉？还让他回了南京，这岂不是放虎归山等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不解与质疑讲了出来。尽管我们同是年轻人，但他在处事上却比我干练冷静。他耐心听完我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所表示出的不满和对蒋介石的仇恨，很理解地对我说，你的这些看法，是与社会上许多关心国家和民族存亡的人，在感情、认识上是共同的。接着，他向我解释了共产党为什么不计蒋介石血腥镇压革命的十年血海深仇，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他说，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出于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若把蒋介石扣起来不放或杀掉，国民党政府特别是他统治的军队是由各系军阀组成，那就会造成群龙无首的局面。各系军阀就会在国际的各个帝国主义之间，各寻其主的支持。这样，不仅使我们国家陷入新的军阀混战，人民饱受战争的灾难，还会使各帝国主义国家乘机侵入，瓜分我国。这既不利于我们抗日救国，还将使我们国家遭到更大的危害。敬焘还特别告诉我，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军事部长何应钦，是亲日派，若把蒋介石杀了，就上了他的当。西安事变后，何应钦曾借着“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幌子，调集在西安周围的国民党中央军准备攻打西安，并派了数十架飞机，扬言要炸平西安，企图把蒋介石炸死在那里，以便他取而代之。敬焘说，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仅防止了新的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瓜分和粉碎了何应钦的阴谋，更重要的是经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共产党“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我们今后组织抗救国活动，争得了合法的权利和地位。
敬焘的这次谈话，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不但一下拨去了我心头上的疑云，思想顿然豁朗，还教我从此认识了共产党的英明伟大，使我从思想上彻底转到了共产党一边，并成为我终生的选择。这次，敬焘一直同我谈到深夜。在敬焘的介绍下，我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随着日军的不断南侵，博山地区也很快陷入战乱之中。我所在的短期小学招收的第二期学生，还有几天就可毕业了。但在国民党博山县政府的严令下与他们的仓皇逃亡，不得不停办。这时，敬焘的大部时间已不在城区活动，我又不宜在学校久等，便先回到了地处博山南部山区的家乡洪山口村。
由于战乱，各种派别的势力也多转到了农村活动。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都打着抗日的旗号四处招兵买马，发展组织、扩充队伍，洗劫百姓。我回到家后，各色人物都曾来找过我，因我主意已定，不屑与之为伍，都被我婉言谢绝。特别是我那位国民党员的本家哥哥，曾企图拉拢我跟他走，由于政见已格格不入，即分道扬镳。在这种情况下，我之所以能坚守住自己的追求与选择，是与敬焘的教育、引导分不开的，并坚信敬焘是一定会来找我的。
果不出我所料，1938年6月间，敬焘突然来到我家。由于半年多没见，彼此交谈了一下别后的情况。我这才知道，自七七事变后，他为博山贯彻落实省委要各地党组织分别组织抗日武装上山打游击的计划部署，大部时间深入在农村开展工作。特别在这年元旦日军占领博山城后，他就完全投入到组建部队的工作上。尤其博山党组织组建的第一支部队受挫后，他便只身到了距我家乡几十里之外的博（山）莱（芜）边区，与徐化鲁等人组建了一支番号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方面军”的部队，并根据省委的要求与其他武装联合攻打了博山城，进一步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抗日影响。随后即率部先后编入省委领导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和第三支队，比较圆满地完成了省委交给的任务。敬焘的这些工作，既为党在这一地区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争做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也极大地教育、鼓舞了我，给我树立了榜样。同时，敬焘还告诉我，他这次回来，是受省委的派遣来任县委书记，重新打开党在博山的工作局面，创建抗日根据地。他说，前段为了组织部队，几乎是连根拔，把以前发展的党员、民先队员都动员参加了部队。现在亟须培养起新的骨干力量来开展工作，县委决定物色选拔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到滕县省委举办的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亦称省委随军干校）学习，我是首选人员之一。我听后当即表示，不辱使命，坚决前往！于7月初，在他的安排下，我与李东鲁、于诚等8人前往滕县参加了随军干校第一期训练班的学习。在一个月的紧张学习中，于诚、东鲁和我先后加入了党组织。我们特别是我，在敬焘的教育、引导、帮助下，不仅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并由一名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1938年8月初，我和李东鲁、于诚等人从省委随军干校学习归来，我被县委派往博山四区工作，先后任中共博山四区特别支部干事、分区委书记，四区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主任、四区抗日主政府区长，至1940年11月调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任民政科长，一直是在敬焘的领导下工作。
在这期间，使我深切地感到，敬焘不愧是我们党的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他为尽快在博山的工作中实现省委的战略意图，在极其困难、艰苦、复杂、险恶的条件，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战略决策和山东省委、清河特委等上级领导的指示，创造性地把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运用到根据地建设和对敌斗争与群众工作的革命实践中去，很快在博山境内建立起了以淄河流域为中心的抗根据地，为长期坚持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之前，敬焘初回博山之时，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后，博山党组织在组织发动抗日武装中，基层党员和骨干分子大都参加了部队。博山在失去我们党的组织领导情况下，不仅全县已完全陷入战乱的灾难之中，其斗争形势也更加复杂、尖锐、严峻。特别是农村，一是占领博山城的日军不断下乡“扫荡”，进行惨无人道地烧杀掳掠；二是国民党山东第三行政区专员张里元为扩大地盘，乘机插手博山，派员建立了一个县政府；三是一些国民党反动分子组织的武装及土匪等游杂队伍四起，可谓“司令如牛毛”，他们打着抗日旗号，到处骚扰洗劫百姓，闹得许多地方鸡犬不宁。
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广大百姓难以生存，一些地方上层人物也深受其害。迫于生存，一些上层人物即打起“抗日保家”的旗号，沿袭过去民间反抗官府组织道会门的形式，相继成立了“堂天道”、“罡风道”、“中央戊已会”等十几个道会门，几乎遍布博山的广大农村。
为了尽快打开博山抗日斗争的局面，敬焘一面物色培养骨干人员、聚集先前留下的个别党员加强县委的领导力量同时，一面经深入调查研究，以一个革命者特有的胆量和勇气，不畏艰难险阻，从博山实际出发，首先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统战工作。
在对道会门的统战工作中，敬焘在调查中发现，这些道会门虽有着浓厚的迷信色彩和狭隘的地方观念，抗日热情却异常高涨，有着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其道众基本是县域内广大农村的群众。他指出，开展对道会门的工作，是我们团结博山农村各阶层共同抗日，做好群众工作的一个关键。我们要本着团结、争取、改造的方针，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对各道的首领、中层骨干、道众开展工作，首先把他们团结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再通过思想教育，破除其迷信思想，逐一改造成我们领导下的抗日组织或抗日群众团体。由于敬焘对这一工作提出的方针、原则、措施、部署及时、正确，没有一个道会门与我们发生误会、冲突。特别是影响较大的“堂天道”、“罡风道”分别在与土匪交战和遭日军伏击中，其大师兄及部分道众中弹身亡，所信奉的“吃符念咒、刀枪不入”迷信被击破，两道上下人心惶惶时。敬焘得悉后，立即翻山越岭，星夜前往，在进行慰问、安抚的同时，向他们进行了无神论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宣传教育，使他们在危难中深切感受和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是他们惟一最可信任的靠山。在四支队的帮助支持下，两道相继接受我们党的领导，先后整编成为山东人民抗日自卫团博山第一团和博莱抗日自卫团。在这两道的影响带动下，其他十余个道会门纷纷接受了我们的领导与整编。
在对国民党博山县政府的统战中，敬焘以其机智与卓识，把我们的党组织建到了国民党的县政府内，将县长统“红”了。由于国民党县长孙克明思想比较开明，经敬焘对他多方做工作，使他赞同共产党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政策。根据这一情况，敬焘指示共产党员何方宏通过其岳父的关系，打入国民党这一县府内担任了教育科长。约在这年的9、10月间，我们党通过统战工作，在国民党六十九军举办的民运指导员训练班结业的共产党员李铎，以六十九军政治部的名义派来博山，出任了国民党县政府民运指导员。时在县政府任秘书的赵俊之，是位拥护共产党抗日主张的进步知识分子，在何方宏、李铎的教育引导下加入了共产党，并在敬焘的指示下，在国民党县政府中成立党团（即现在的党组），何任书记，李、赵两人为委员。由于我们党组织在国民党县政府的建立，加之我们县委驻地又与其相距较近，往来比较方便，有力地推动了对国民党县长孙克明的统战工作，使他与我们县委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为我们抗日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条件，取得了合法地位。特别是在敬焘的指示与要求下，何方宏、李铎以国民党县政府教育科和民运指导员的合法身份与名义，在国共两党县机关附近的中瓦泉村举办了民运指导员训练班。主要吸收了四、五两区的小学教员参加了学习，结业后，即以国民党博山县政府的名义，派回各任教的村担任民运指导员。这一举措，为两区培养了一批重要的基层骨干。
在敬焘富有开拓创造性和有条不紊的领导下，在成功地对道会门进行团结、争取、改造和对国民党博山县政府不断深入的统战中，大力发展了党的基层组织。1938年8月，建立了我所在的中共博山县四区特支后，于9月又先后建立了五区特支和七区分区委，10月又将四区特支改建为分区委。特别在以国民党县政府名义举办的民运指导员训练班上，何方宏、李铎根据县委的要求，物色发展的那批党员，他们结业回到各自任教的小学后，在县委和分区委或特支的组织领导下，均以各任教的小学为基点，联络附近村上的进步青年在组织开展抗日活动中，很快发展了部分党员，并在部分村庄建立了党的支部。各支部在组织群众抗日斗争中又不断发展党员，很快使党组织开始在博山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此，有与我们党为敌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到时驻东里店（在今沂源县境内）以沈鸿烈为首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告状，大呼博山“红了半边天”。孙克明由此被调离，派国民党蓝衣社分子翟季平来博山任县长。这家伙虽然反动透顶，但我们组织开展的抗日斗争已不可阻挡，只充当了一名破坏我们抗日的跳梁小丑。
为坚决阻止国民党对我们抗日工作的破坏，进一步推动博山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把各道会门改造成为我们的抗日群众组织，尽快为创建博山抗日根据地打好基础，在各道会门接受我们领导后，又成功地改造了各道会门，创造了我党对道会门统战的一个范例。当各道会门接受我们领导后，敬焘为加强对他们的领导，在征得上级领导同意与支持后，于1939年6月建立了“九道”联合办事处。并在敬焘亲自组织领导下，举办了各道会门骨干人员训练班，每半月一期，每期50余人，先后共举办五期。在每期中都物色发展了一批党员，他们回到各自所在的村镇后，均按照县委的要求，积极进行了组织发展，使博山的基层党组织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很快遍布博山的大部农村。同时，各道会门在各村的入道人员，在各村党组织的领导下，均组织改编为村抗日自卫团，后又逐步整编为民兵组织，不仅成为我们基层党组织开展抗日游击斗争的骨干，还为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源源不断输送了优生力量。
敬焘在创建博山抗日根据地中，还善于在极其复杂险恶的斗争形势下，勇抓历史先机，由上而下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939年6月，在党的基层组织在博山广大农村大力发展之际，日军调集了两万余人，对沂蒙山区进行了大规模“扫荡”，国民党博山县长翟季平和各区区长仓皇逃窜。敬焘遂抓住这一时机，于7月初，在博山南部山区杨峪村，召开了由各村村长、民运指导员及士绅名流等50多人参加的各界代表大会，宣布博山第四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选举我出任了区长，标志着创建博山抗日根据地，已在以敬焘为书记的县委领导下，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7月和8、9两月，相继建立了第五、第七和第二等三个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为建立全县性的抗日民主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这几个基层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敬焘根据上级关于进一步加快政权建设的部署要求，于同年9月16日，召集了100多位拥护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各界人士，在博山东部山区的李家庄，召开了博山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大会，一致选举敬焘为县长。在敬焘的组织领导下，为加强村级政权建设，县政府连续举办了5期村干部训练班，培训了250多名村干部，并从中发展了100多名党员，进一步巩固扩大了党的组织和基层政权。博山抗日根据地由此建立起来，并进入了一个空前大发展的阶段。从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到年底，先后建立了县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和妇救会、青救会、农救会等群众抗曰团体。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为改善根据地群众的生活，支持长期抗战，组织开展了工农业生产运动，仅县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就组织数百名工人创办了织布厂、织袜厂、造秤厂等工厂。县直机关干部在驻地李家庄一带，开垦了数十亩荒地，植树数千株，还修建了一座塘坝。巩固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很快蓬勃开展起来。后来群众称为这一阶段，是博山开展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发展建设的黄金时期。
敬焘这时在组织武装和开展对敌斗争上，已是一位有着比较丰富经验的领导人。在对道会门统战中，由于几个影响较大的道会门各建立了脱产的武装营或警卫连、武装排等大小不一的武装。敬焘针对各自不同的情况，在对道会门改造同时，均对这些武装进行了专门的教育、改造、整编，大都成营，成连的输送到了主力部队，其余的部分武装人员在县政府成立后，即编入由博山县委、县政府领导的泰山军分区第五区队和各区的区中队等地方武装，敬焘曾担任过一段第五区队队长。这些地方武装成立后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对博山境内的日伪军频频开展了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及破坏敌人的交通、通讯等设施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作战。1940年3月，根据斗争的需要，五区队升级编入四支队后，敬焘又从各区中队抽调了部分力量组建了博山独立营。这支部队在为主力部队不断培养输送新生力量同时，也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积极英勇地坚持和开展了这一地区的对敌斗争，为巩固和建设博山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都与敬焘的有力领导分不开的。特别是1940年5月上旬，日军对我博山东部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后，县委驻地的大部分村庄被敌占领并设立了据点。敌人开始对我根据地实行疯狂的“蚕食”、分割、封锁，斗争形势也就日加严峻恶化，我们县委、县政府机关便转移到地处博莱蒙三县交界处博山西南部山区，我时任区长的博山四区瓦泉、杨峪村一带。这时，国民党的博山县政府则逃到了蒙阴县境，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流亡政府。
为了坚强有力地开展对敌斗争，敬焘根据上级党组织的部署，针对不断恶化的形势，及时组织开展了“反妥协”、“反投降”的斗争，发动群众对迎合敌人组织维持会的反动分子进行了坚决打击，有力阻止了一些村镇伪政权的建立。在党内，举办了支部成员训练班，进行了革命气节和保密教育，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党员的党性。最使我难忘的是，在这严峻的形势下，敬焘以其斗争的卓识与胆量向我们明确指出，敌进我也进。敌人对我们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蚕食”、封锁，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我们开动脑筋，勇于开展对敌斗争，强敌也难对付我们当地人。他来占领我们根据地，我们就钻进敌区开展工作，把他们搅得里外不安。在敬焘的指导下，我们在敌区的工作很快深入展开，特别是对伪政权的工作，一是通过各种关系派人秘密打入，或任区长助理，或当会计、内勤等职；二是分化瓦解，对那些不情愿做伪事的人，就进行争取团结；三是对个别卖身投靠敌人的，坚决进行打击镇压。很快敌人的各个区公所被我们控制，白天好像是在给敌人做事，晚上便是我们出入的地方，敌人的一切行动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对敌斗争的被动局面很快得到扭转，也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1940年12月，敬焘调中共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习，上级决定我接任县长，我与敬焘也从此分手。但敬焘在博山工作打下的深厚基础，特别是他善于创造性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勇于开拓工作上新局面的精神；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和团结同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民主作风；艰苦奋斗，一往直前，视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高度党性原则，都给了我为党做好工作，勇挑重担的胆识、勇气、意志和力量。不管是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建国后的几十年中，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并尽心竭力地工作。即使在战争年代被无端打成托派分子， “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关押牛棚，我也始终坚信党、坚信人民。这是与敬焘早年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
三
敬焘是一个为党工作永不休止的人。他晚年从领导岗位退居二线后，由于他德高望重被山东省人民政府聘为顾问、特邀顾问，被中共山东省委聘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史》和《中共山东地方史》编审委员会特邀顾问、省老龄委常务副主任等职。在这期间，他仍以“烈士暮年，壮心不己”的精神和一个老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心、使命感和执著追求，又先后为党和人民做了一系列的重要工作。在这期间，有许多事令我不可忘怀，尤其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山东对浙江老龄事业的促进与发展。也许是历史的巧合，1983年春，敬焘从山东省副省长岗位上退到二线后，省委聘他担任了山东省老龄委常务副主任。我也于这年初从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的岗位上退下来，1984年11月浙江老龄委成立，省委便要我担任了省老龄委常务副主任。从我们国家来看，不管什么时候，老年人都是我国人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善待老人的传统美德。但作为一项工作、一项事业来组织开展，在我国20年前还是个新工作。为了不负省委的重托和全省人民特别是老年人的期望，在摸索和探讨这一工作中，我非常关注全国其他兄弟省市这一工作的开展情况，其中看到山东搞得比较好，又得知敬焘负责这项工作。1985年春夏之交，我便来到山东取经。我先向敬焘谈了浙江老龄工作的基本情况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当时比较突出的是，在浙江农村许多地方存在着年轻人不管自己的老人，由此引发的家庭矛盾，不仅在村上闹，还经常闹到乡镇，有的甚至闹到县里，形成了农村的一种不稳定因素。由于当时法律还不健全，儿女不孝敬自己的老人还够不上犯法，邻里乡亲又调解不了，老百姓就编了个顺口溜： “公安难管，法院难断，急死村上，难倒乡、县”。敬焘听后，先向我介绍了山东全省老龄工作开展的情况，在对解决农村出现的儿女不孝这一问题上，他说山东主要是成立了各级老年协会，解决这类问题主要是靠村一级老年协会处理，而且不用出村就解决得很好。上一级的老年协会，主要是对他们进行工作上的指导和组织上的协调帮助。当我问敬焘建立乡镇以上的老年协会需要不需要财政拿钱或向领导机关要房子，他说不用政府掏一分钱，也不用再要房子，办法就是把这一机构设在各级老龄委，由老龄委的几个干部兼任，村一级的就更不需要政府管了。他说这方面工作山东的烟台市搞得不错，你可以到那里参观考察一下。
在敬焘的推荐下，我专程到了烟台。在省和烟台市有关方面负责人的陪同下，我重点考察了村一级老年协会的组织工作情况，这使我进一步学到了山东老龄工作做得好的好经验、好措施。烟台市农村不仅村村成立了老年协会，而且个个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村民交口称赞。从他们的组成人员来看，基本上都是村上退下来的老支书、老村长、老模范等有威望、有能力、办事公道的人员组成。在工作上，他们不仅积极善于处理和化解发生在父子与婆媳之间的矛盾，在措施上也实施得比较到位。他们大都研究制定了《赡养老人协议书》，对儿女孝敬老人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并印发到有老人的每家每户，由村老年协会人员挨家挨户组织老人及其子女在协议书上签字，在这当中村老年协会既是证人，又是监督人。这样以来，不仅遏止了个别道德行为不良的人，又促进了孝敬老人传统美德的发扬，还给了老年人一个富有法律制度性的保障，卓有成效地保护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我回到浙江后，即向省委、省政府作了汇报，尽管我讲明在筹建机构上不需要政府给一分钱、一张桌子、一间办公室，但仍有个别领导怕机构一旦建立起来又要钱，又要物，又要房子。省委、省政府还是很快批复了我们的报告，同意在全省推广山东的经验。我们省老龄委便不失时机传达贯彻了省委、省政府的指示要求和山东的经验，发动全省各级老龄委组建老年协会的同时，要求他们抽出一定力量分赴农村，帮助建立村级老年协会。由于这一组织机构不仅给农村老年人带来了福音，对村“两委”的工作和农村的稳定也极有益。因此，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没几个月，这一工作就迎来了全省的满堂红，各地农村普遍建立了老年协会。
老年协会在浙江普遍建立后，老年工作虽在全省打开了局面，在活动经费上仅靠政府拨的那点钱是不够的。在当时经济推向市场化的形势下，若扩大或进一步发展老年协会的工作，在社会上为老年人办点实事、好事，没有钱是不好办的。我在观察了解兄弟省市的老年工作中，又看到山东这方面工作做得较好。1987年秋天便又来到山东学习。在与敬焘交谈中，他针对我们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我提出的问题，既介绍了山东的经验，又传授给了我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说我们为了更好地开展山东的老年工作，在解决钱的问题上，主要是又成立了各级老年基金会，省里的我兼任会长。我问他钱从那里来？他说要走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路子，动员一些企业赞助。这次在他的推荐下，我又到了烟台和青岛等地看了看，这些地方的各级老年基金会，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捐助，并以此建起了各种老年活动中心（室）等学习、娱乐、健身的活动场所。有了这些载体，他们的工作也就开展得红红火火，也进一步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山东这一经验，很快在浙江得到推广。当年末，我们各级老龄委与各级党委、政府同步开展了“送温暖活动”，我们省老龄委根据各地反映的情况，主要是对浙西等老少边穷的山区特困老人进行了慰问。从那时起至今，我们每年都坚持为这些地方的特困老人雪里送炭。
在山东这一经验的引导、启发下，我们浙江的老年工作开始走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了给全省各地老年人创造一个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安逸、舒适、欢乐的晚年乐园，从1987年起，我们在全省城乡组织实施了“夕阳红工程”。到1997年，这一工程已在浙江遍地开花。老年活动中心（室）、老年学校、老年公寓、敬老院、托老所、老年康复中心、关怀医院等各种老年人生活、学习、娱乐、体育、医疗等福利，如雨后春笋般建起，其中投资上百万元建设的老年活动中心不在少数。前些年，我们省老年协会又出巨资，购卖了一台设备先进，可在车上做眼疾等手术的医疗专用车，实施了“送光明工程”，每年都用一段时间下乡，为农村老人送医，受到了各地农村老人的欢迎。现在，我们省老年基金会，已发展到一千多万元资金，这将为进一步推进浙江的老年事业，在经济上作了重要准备。我想，这其中也凝聚着敬焘的智慧。
总之，每当我从闻名于世西子湖畔的杭州，到文化之乡的东阳；从富庶之地的台州，到经济崛起的温州，看到各种老年设施拔地而起，在交错的现代化楼群中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时，仿佛看到敬焘的身影在其中闪动……
也许是情深所致，特写此文以作为我对敬焘的永久纪念。
（作者：原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