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张敬焘同志相识、相知、共事交友四十余年，情如手足。特别是我们两人同时进入省政府领导班子又同时离休。离休后，经常交流工作情况，谈心、交心、情感甚深。他的逝世使我失去一位老同志、老战友、老兄长，心情十分沉痛，久久不能平息。
1960年敬焘同志由上海回山东任青岛市委书记。当时在全国、在山东、在青岛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这一时期我任临沂地委书记，两个市、地相互支持，相互支援交往颇多。
青岛是个海滨城市，风景秀丽，工业基础较好，在山东是个龙头，在全国知名度甚高，在全世界也颇有名气。但在五十年代，由于党内的“左”倾思想、路线的干扰，使青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人民生活十分困难。而他前任的几位书记，也受到不应有的处理。张敬焘同志就是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到青岛任职的。在这种经济、政治、社会等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张敬焘同志和青岛市委带领青岛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积极努力，艰苦奋斗，战胜了三年的暂时困难，迎来了三年调整时期。在中共中央和山东省委的领导下，敬焘同志和青岛市委积极努力，想尽各种办法，千方百计，调整党内关系，研究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思路，保持社会安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从而使青岛局势稳定下来，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出现发展的良好势头，这种发展的良好形势是来之不易的，是青岛在文革前少有的好形势。
但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像急风暴雨一般，席卷全国、席卷山东，席卷青岛。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在山东青岛是带了头的。时任青岛市副市长的王效禹带头造青岛市委市政府的反，接着又造省委省政府的反，成为青岛市和山东省的革委会主任。张敬焘同志是青岛市委书记，又是省委常委。当然首当其冲，遭受残酷的批判和斗争，在当时十三个地市委中他受到摧残、打击最早也最重。在这种困境中敬焘不畏艰险，始终坚持党的原则立场，不委过于人，不靠这一派那一派。王效禹垮台后，他调济南市任副书记、书记等职，不久，造反派仍然批判他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敬焘仍然坚持党的原则立场、一笑值之，令人十分钦佩。
敬焘于1978年后，任山东省革委副主任和副省长，并兼任计委主任。与当时分管各方面工作的领导同志和部门配合协调得甚好，有关同志均表满意。我当时兼任省农委主任，主管农业和农村工作，接触交流甚多，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团结互助、获益良多。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促使山东经济发展良好，而农业的发展则更快些。这都离不开敬焘同志的支持。这一段时间不算太长，但也为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敬焘同志功不可没。
1983年到1993年期间他任省政府顾问和特邀顾问，协助新上任的副省长的工作，以拾遗补缺。当时新选上来的副省长有的是从基层上来的，情况不熟，且无从政经验，拾遗补缺是必要的。当时省府领导有个不成文的说法，叫做“扶上马、送一程”。在任顾问期间应该说，敬焘同志“拾遗”拾得好，“补缺”补得好，“扶上马”扶得好， “送一程”也送得好！十年顾问当得好。
1993年退下来以后，敬焘仍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党史研究、地方志和老龄委的工作，这些工作也都卓有成效。张敬焘同志的一生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就是在上海、青岛繁华似锦的大城市仍然坚持党的好作风，不为不良风气所染，不奢华不随风跑。据我所知，一直到晚年，衣着仍然是布鞋、中山装，吃饭在家中是两菜一汤，从不挥霍浪费。这可以说在我们党内继续坚持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敬焘对同志对部下和蔼友善，平易近人，从不骄傲自大。不以领导者自居，不以长者自居。应说是模范地继承发扬了党的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敬焘同志对教育子女方面也树立了良好的风范。他身教胜于言教，言教也尽其所能。故其每位子女都成长的很有出息，很有作为，对国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张敬焘同志永垂不朽。
（作者：原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