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焘同志已于2002年末与世长辞了。每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共同战斗的那些艰苦岁月，心里总难平静。尽管历史已翻过半个多世纪，但他在革命斗争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不畏艰难险恶，一往直前，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开拓的精神和那些主要的工作实绩，至今使我记忆犹新。
我和敬焘都是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领导山东抗日武装起义的参加者。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10月省委即制定了在山东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指示全省各地党组织发动抗日武装，为适时进行武装起义做准备。1938年1月1日，省委在徂徕山宣布起义，建立了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我在新泰组织的抗日武装即按照省委的命令要求带上了徂徕山。约3月初，我们四支队北上部队与省委派往清河地区的廖容标、姚仲明等组织的黑铁山起义部队，在淄川西部马棚一带会师南下攻克莱芜城后，敬焘带着博山党组织发动的抗日武装一部编入四支队，敬焘遂被任命为四支队一团五连指导员，我们由此相识、相知。
得知敬焘在博山党组织发动抗日武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最初组织部队没有经验，敬焘时为中共博山工委负责人之一，他与县工委负责人之一的蒋方宇发动的人员参加了吴鼎章部队，该部投靠了国民党山东别动总队秦启荣部，他们立即带出自己发动的十余人和一挺轻机枪到莱南参加了我们四支队一中队，敬焘同志与蒋方宇对这一挫折，总结经验教训，抓住日军初占博山立足未稳时机，积极联络在博山有影响的徐化鲁等各阶层抗日积极分子，建立起了一支番号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的抗日武装，由徐化鲁任大队长，张敬焘任政治部副主任。并组织县工委在农村发展的一批党员和民先队员参加了部队，加强了党对这支队伍的领导。在张敬焘和徐化鲁的领导下，不到一个月这支部队就发展到了300多人。这时，一些地方反动武装和土匪等游杂队伍，也打着抗曰的旗号活动在博山南部山区，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其中一支是国民党原博山县政府保安大队长李兴唐带的队伍，他派人与敬焘、方宇、徐化鲁联系，企图以联合抗日、组织联军攻打博山为名，乘机吞并我党在博山组织的这支抗日武装，但被敬焘他们当即识破。时值我们四支队司令员洪涛和代政委林浩率北上部队路经莱芜县的苗山一带，博山县工委闻讯即派王继武赶来向他们作了汇报。林浩听后说，我们可以将计就计扩大我们的抗日影响。并根据县工委的要求，派四支队我们一中队协助敬焘、徐化鲁部参加。
联军攻打博山城，战斗于入夜发起，我们同敬焘、徐化鲁他们率领的部队，根据联军的部署，从日军盘踞的博山城西展开攻城。由于日军不知攻城部队的情况，未敢出击，只龟缩在其营区的碉堡里乱射击，我们很快攻入城区，进行了张贴标语等一些必要的抗日宣传，于当夜迅速撤出，并按照林浩的要求，敬焘、徐化鲁他们把部队拉到了博莱边界的虎牢关一带，归建四支队。我们四支队与黑铁山起义部队在马栅会师后，即挥师南下会攻莱芜城，敬焘、徐化鲁他们组织的部队顺此编入了四支队。博山工委组织的这支抗日武装，从组织发动、建立、发展，到编入省委领导的起义队伍，其中倾注了敬焘的大量心血。特别是为使这支部队不被反动武装吞并，敬焘他们在省委帮助与指导下，机智果断地在攻进博山城后迅速撤出，一举摆脱了李兴唐一伙的纠缠，保护了这支部队。
1938年5月，山东省委根据中央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和山东实际情况，决定从部队中抽调一批干部到地方开展党的工作，深入发动群众，开辟创建根据地。敬焘被派回博山任县委书记、县长，我被派回新泰县委任青年部长、组织部长、县委书记。我们虽处两地，但都属泰山地委，常因工作时有见面。特别是省委进驻沂水县岸堤、王庄一带后，敬焘到省委开会或汇报工作，新泰是必经之地，县委便成了他途中的食宿之处。这样，我们也就有机会相互交谈各自的一些工作情况。他这次回博山工作，在我的记忆中有几个方面的事印象比较深。
一是对道会门的争取改造工作。敬焘初回搏山时，由于全县陷入战乱的灾难之中，特别是农村，占领博山城的日军不断下乡“扫荡”，进行烧杀掳掠；再是国民党的一些反动分子和一些土匪等游击队伍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抗日旗号，到处骚扰洗劫百姓。在这种情况下，广大老百姓难以生存。一些地方上层人物，就以“抗日保家”等名义，沿袭民间道会门的形式，组织起了各种名堂的道会门。敬焘说，在博山境内就有十几个，他们虽有着浓厚的迷信色彩和狭隘的地方观念，但他们的抗日热情大都很高，有着强烈的民族正义感。特别是这些道会门的道众，大都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敬焘认为，要打开党在博山领导抗日斗争的局面，就必须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做好道会门的争取改造工作。因此卓有成效地开展了这一工作。其主要的经验是：第一，他从博山的实际出发，根据党的统战政策，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积极的宣传引导。特别在影响较大的 “堂天道”、“罡风道”等几个道会门遭到日军或地方反动势力打击、“刀枪不入”等迷信思想被打破、道会门上下人心惶惶时，敬焘赶去进行了及时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苦于无门投靠时，真正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他们最可靠的靠山。第二，敬焘根据各道会门首领的思想特点，取得了当时转战在博莱边区我四支队特别是被群众盛赞为“菩萨司令”的廖容标等支队领导的帮助支持。为了使各道会门首领加深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认识和他们都极想一睹“菩萨司令”的风采，敬焘就依照廖容标司令员的安排和名义，先后请了“堂天道”、“罡风道”等几个有较大影响道会门首领到四支队去做客。经廖司令等支队首长与他们促膝交谈，都很快接受了我们党的领导。第三，敬焘以廖司令的名义，把各道会门改造成了我党领导的抗日群众组织。当“堂天道”、“罡风道”接受我党领导后，敬焘就以廖容标司令的名义，将他们先后改编为山东人民抗日自卫团博山第一团和博莱抗日自卫团，委任其首领为团长。并派党员在自卫团中正式建立了党的政治组织领导工作和党的支部。由于几个较大的道会门相继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其他十多个道会门也相继接受了博山县委的改编。
二是大力发展了党的基层组织。敬焘在开展道会门工作的同时，先是物色选拔了十来名青年知识分子送到省委随军干校学习。这些人在学习中有一部分加入了党组织。经一个月的学习归来后，在充实县委同时，并派人建立了几个分区委，党的工作遂在全县大部农村展开。特别是各道会门接受我们党的领导后，在改编为抗日自卫团时，敬焘集中县委的力量开办了训练班，对各道会门的骨干人员进行了轮训，从中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这些人回到所在的农村后，不仅把参加道会门的群众改组成村抗日自卫团，还积极发展党员，建立了一批村党组织。再是敬焘在对国民党博山县政府进行统战中，以县政府的名义举办了以吸收小学教员为主的民运指导员训练班，又在其中发展了一批党员，他们结业后均以合法身份在学校所在的村镇进行抗日宣传，组织群众和秘密发展党的组织，由此，博山党的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壮大。
三是进行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敬焘通过争取改造道会门和发展党的组织等工作打开坚持博山抗日斗争局面的同时，也开始了创建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他在对国民党博山县政府进行统战中，争取国民党的县长委任我们的同志出任了一个区的区长，为开展抗日工作争取到了合法的地位。其后又相继建立了几个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在这个基础上，报经上级批准，于1939年9月，成立了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敬焘被当选为县长。博山抗日根据地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建设时期，使其成为坚持鲁中根据地北大门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当时山东分局与清河地委及至中央的联系就是路经新泰、博山等根据地这条交通要道，是一片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
1940年底，敬焘调离博山，到中共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习，于1941年7月间结业后又派回鲁中区党委分配工作。区党委决定派敬焘到益临工委任书记。工委时辖博山东部、临朐、昌乐、安丘和益都、潍县胶济铁路以南及淄川县张博铁路以东等县区。时值山东的抗日战争已进入最艰难的时期。由于益临工委所辖的地区是鲁中根据地北部的前沿阵地，地接日军占领的胶济铁路中段和淄博工矿区，是日军“扫荡”我鲁中根据地出兵与回师的必经地区，也是历代兵家必争的军事要道。因此，日军、国民党顽军与我军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尖锐、激烈地反复争夺。在日军的疯狂“扫荡”、“蚕食”、封锁和国民党顽军的抢占下，工委所辖的大部地区已基本成为敌占区或游击区，只有地处益、临、淄、博四县边沿的狭小地带作为我们的政权组织四县联合办处在坚持活动的根据地。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地区的形势是处在敌、顽的夹缝中坚持斗争。区党委派敬焘来这一地区工作，就是要他重新打开我党在这一地区对敌斗争的局面。
敬焘到任后，即带领在这一地区坚持斗争的一支几十人的地方武装，昼伏夜出，深入到已被敌“蚕食”、封锁的地区，联络党员、建立组织，并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开展对敌斗争与党的工作，对作恶严重和罪大恶极的汉奸、叛徒、特务，进行了坚决打击，为基层党组织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敬焘还组织领导各地党组织，依靠配合鲁中区党委、军区派来帮助开展对敌斗争的我军主力部队，一举攻克了控制淄河流域的军事要地马鞍山，先后解放了博山与益都毗邻的峨庄、杨集一带二十多个村庄，从而改变了在敌、顽夹缝中坚持斗争的被动局面。
战争进入到1942年，鲁中大部地区特别是淄河流域又遇到了几十年不见的严重旱灾，所种的庄稼几乎颗料不收。日军也乘机加剧了对淄河流域的“扫荡”、封锁，再加顽军的抢粮、骚扰，使群众、部队和工委人员的生活陷入到非常艰难的困境。益临工委给鲁中区党委一份请求支援的报告中写道，进入1943年后，我们工委所处的淄河流域，不仅将所能吃的树叶、树皮、野菜、草根都吃光，就连一些积下的陈年糟康也挖出来充饥。更为严重的是临朐与博山相邻的李家、池上等地，由于长期受到盘踞此地的国民党顽军的洗劫，已造成方圆几十里的“无人区”。对此，鲁中区党委在粮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毅然组织根据地广大军民和各机关开展了每人每日节约一两粮，支援淄河灾区的节粮运动。敬焘他们就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灾民运回进行救济。这些粮食不仅解决了淄河灾区群众的燃眉之急，也鼓舞、调动了群众进行生产的积极性，为渡过在淄河地区最困难的岁月，重新打开整个益临地区的对敌斗争局面起了极有意义的作用。到1944年，随着我军三次讨顽战役的胜利，益临地区的形势不但彻底改观，还成为我军对日军进行局部反攻和大反攻的前进阵地。
敬焘同志在接管和开展城市工作方面，也做出了积极贡献。1945年8月，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鲁中区党委根据中央和山东分局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为加强将收复的淄博工矿区的领导，决定建立了中共淄博特委和淄博特区专员公署，调敬焘和徐化鲁分任特委书记和专员。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敬焘即率特委与专署机关人员，随我反攻大军的节节胜利进驻博山城着手对矿区的接收工作。特委时辖博山、淄川两县和地处胶济路西段的张店、周村两重镇及以南的部分地区。在接管工作中，敬焘他们为尽快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繁荣市场，首先以淄博特区专员公署名义发布了建设特区的十项任务，向特区各阶层人民群众阐明了共产党接管后实行的政策与主张。在鲁中区党委的支持下，迅速将调集起的一批精干领导干部派往各行业，组织工人、店员、市民恢复生产经营。在敬焘他们的积极努力组织下，各煤矿很快恢复生产，电厂也于进驻的当晚即投入发电，商界各店铺纷纷开门营业。特别是铁路工人，为迅速将后续反攻部队和大批军用物资运往前线，很快将日军炸毁的铁路、桥梁进行了修复。敬焘他们为了从速解决城区群众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在鲁中区党委的帮助下，从根据地调拨了大批粮食和北海币，赈济灾民和贫苦群众。整个特区不管是城镇、矿区还是农村，社会秩序较快的得到稳定。
我鲁中区党委机关于1946年2月进驻博山城。这时我在区党委任组织科长，工作上常与特委联系。在区党委的指导帮助下，由我们抽调干部组织工作团帮助淄博郊区发动群众开展了“双减”工作，结合进行了党政群基层组织建设。敬焘很重视，经常深入基层指导工作。经过这次群众运动，树立了基本群众的优势。在接管城市的前夕，由于一些民族资本家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影响，有的跑到了青岛，有的跑到了济南，未能跑走的也未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恢复生产，而在观望。因敬焘家是博山城的，为了恢复生产经营，即通过各种关系，将未跑的部分资本家和已外跑的资本家留下的代理人请出来，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地向他们阐明了共产党保护民族资本家利益，实行劳资两利；发放贷款，扶持他们恢复发展生产等政策，消除了他们对我们党的隔阂。跑到青岛、济南等地的资本家得悉后，陆续返回，较快的恢复了他们的工矿业的生产经营。敬焘他们还采取措施，在鲁中区党委、行署的帮助下，进行了货币的兑换，改变了伪币与解放区北海币在市场上混合使用的局面，进一步沟通了新老解放区的物资流通，繁荣了市场，平抑了物价，促进了群众生活的改善。在百废待举，战事频繁的情况下，敬焘他们还组织力量基本恢复了新收复区的各中小学，组建了淄博联合中学，创办了书店等教育、文化事业。在这些工作的推动下，新收复区呈现出一派顺天应人的景象。
这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以围攻中原解放区我军为起点，又发动了全面内战。鲁中区党政军机关和淄博特委、专署，遂于7月初撤出博山城。国民党反动军队占领博山后，淄博特委、专署撤消，所辖地区划归泰山地委领导，敬焘任泰山地委副书记。
敬焘率淄博特委、专署在接管特区工作中，尽管只有7个月，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我们党接管城市的方针政策，努力工作。不但恢复发展了各业的生产经营，稳定了社会秩序，还为我们最后解放、接管、建设淄博这一工矿特区探索、积累了经验。特别是使特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了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打消了一些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幻想，进一步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我们今天悼念敬焘同志，就要学习他在不畏艰难险恶的斗争中，长于思考，总结经验；学习他在尖锐复杂激烈的斗争实践中，领会、运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他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以创造性的工作为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