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海东同志是在长征结束后。
一九三五年九月，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同刘志丹同志率领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同年十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直罗镇战役后，中央派红一方面军大批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我当时就是被调去的干部之一，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一天晚上，上级通知我和谢海龙、吴信泉、吴烈等几位同志到十五军团司令部报到。司令部驻在一个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套筒镇，海东同志的副官苏焕清把我们领到一间磨房里坐下。不一会儿，海东同志来了，他身材高大，披一件半新半旧的黑色斗篷衣服，他打仗十年，曾多次负伤，在依稀的月光下仍可看见他脸庞上的伤痕，他像亲兄长和我们摆家常一样，说话间总是带着笑容，使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拘束。他首先向我们介绍了十五军团的情况，部队装备、实力，有多少武器弹药，有多少马匹，各部队主要领导人的姓名，哪些团有参谋长，哪些团还没有，以及陕北的民情，特别讲了陕北的粮食困难情况，介绍得非常详细。
他说：“要你们来就是要加强我们机关的领导，健全司令部的工作，过去我们不知道毛主席、中央红军搞机关建设那一套的好处，不善于运用机关，打起仗来营长带一个连，团长政委各带一个营，各冲各的，没有充分发挥司令机关的作用，统一指挥搞得不好，你们要把司令部的工作健全起来，要抓作战参谋业务训练，抓通信保障，抓敌情侦察，要使参谋人员不仅会说会传，而且要会写战斗文书，会画简要的行军路线图，抓到了俘虏，要会审问情况，会写敌情通报。”
我们聚精会神地听着海东同志的谈话，不觉已经到了深夜。陕北隆冬，寒风凛冽。海东同志怕我们冻着，就叫苏焕清同志找来些玉米秆点燃烤火，熊熊的大火，烤得我们身上暖呼呼的。他一面烤火，一面继续和我们谈话。他要求我们要放手大胆地工作，不要有什么顾虑。他说：不管是一方面军，还是四方面军，都是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我们党的军队，要团结一致，共同搞好工作，有什么困难要及时反映，以便及时解决。最后，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作了询问，多大年纪，哪里人，过去干什么工作，身体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们都一一作了回答。谈完话，我们该回部队了，海东同志考虑到我们刚来没有马骑，又叫苏焕清同志到骑兵团去，给我们每人弄了一匹马来。这一席话谈了两个多小时，不仅使我们明确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而且亲身感受到了海东同志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深厚感情，对下级的无微不至的关怀。第二天，我就被分配到七十三师二二三团任参谋长。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一直牢记着海东同志的这些教诲，想到他的话，我就增添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由于海东同志对外来干部一视同仁，我们和原红二十五军的干部战士之间相处得很好，丝毫没有亲疏之感。
徐海东同志是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具有很高的指挥才能，亲自组织指挥我们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每次打仗前，他总要亲自带着干部跑到山上察看地形，明确打法，区分任务，作具体部署。定下决心后，他不轻易改变。他常说，要不怕苦，不怕牺牲，英勇顽强才能取得胜利。在他的领导下，部队一直保持了优良的战斗作风，不讲价钱，指到哪儿打到哪儿。在作战中他经常把指挥所靠近团，亲临第一线指挥，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因此在部队中的威望很高，同志们见到他，就觉得有了成功的希望，胜利的把握。
一九三六年四月，我们七十三师东渡黄河的任务完成以后，正要撤回黄河西岸，阎锡山派重兵、飞机追赶我们，企图将我们消灭在黄河以东，敌军压境，形势十分危急。我们七十三师担任前卫，接着是兵团部，后面是七十八师，即刘志丹同志率领的一个师，当们二二三团赶到离黄河不远的离石东面的黄狮渡时，敌人一个团已经在我们前面展开，后面七十八师也已遭到敌人追击，看样子敌人是想来一个前后夹击，将我们围歼。在这关键时刻，海东同志骑着大红骡子从后面赶到我们团指挥所，亲自带着我们看地形，部署兵力，还给我们做宣传鼓动工作。他说：“我们后面是刘志丹同志的部队，正在和敌人激战，再后面就是毛主席、军委机关。你们团是一个大团，一定要把这一仗打好，不惜任何代价，吃掉眼前的敌人，决不能让敌人打过河!”他一面用手指着前方，一面布置了具体打法：黄狮渡居高临下，让我以一个营从右边插下去，切断黄狮渡与离石的交通要道，另一个营从左边发展进攻，还有一个营作预备队。军团长亲I临指挥，全团斗志旺盛，情绪高昂，不到一个小时，敌人约一个团大部被我歼灭，而我团只伤亡五十多人。
徐海东同志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性格直爽，有啥说啥，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善于批评别人，也敢于作自我批评，严于责己。他常说：仗打好了，要认真总结经验，以利再战；打得不好或者打错了，由我负责，你们不要泄气，认真吸取经验教训，争取下一仗打好就是了。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在他担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期间，在粉碎日寇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战役后，三四四旅有几个伏击战打得不理想，只讲猛打猛冲，对战术研究不够，因而虽说全歼了敌人，而我军伤亡也很大。以后朱总司令到了前线，召开营以上干部大会，传达毛主席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联系三四四旅的作战情况，讲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徐海东旅长主动承担了指挥上的责任，却一再鼓励我们振作精神，使我们深受教育。以后在海东同志领导下，在打晋城到侯马之间的刘村伏击战时，我们六八八团在友邻的配合下，就以很小的伤亡，换取了大量毙伤敌人的战绩。
西安事变前，我被调到十五军团骑兵团任团长。海东同志对骑兵团的建设非常关心，管得很具体，很周到，每隔一个时期，他就要把我和政委、参谋长和供给处长叫去汇报情况。有一次，他向我们详细地询问了全团的军马情况，黑马、红马、白马、青杂毛马各有多少，管理调教得怎么样。他告诉我们，这四种马都是阉马和母马，要合理使用它们，母马是不能上阵打仗的，因为母马负伤以后，一步也不能走动，这种马只能放到后勤驮运物资，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母马有这种特性。他还问我，马鞍中间有一个汗屉，是用什么东西做的?这下可把我问住了，虽然我每天都和马打交道，可对这种东西还没有去注意过。海东同志就微笑着告诉我，汗屉是用白粗布做的，中间用荞麦壳填充。海东同志对部队的情况了解得那样细致，真正做到了了如指掌，他这种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使我深受教育。
西北的冬天，异常寒冷，骑兵要冒着刺骨的风雪在马背上训练和打仗，而我们的物资极度缺乏，那时骑兵是多么希望有一件御寒的大衣啊!不久，我们从东北军缴获了一批大衣，有的领导考虑到大衣的数量有限，暂时还不能发给骑兵团，这件事被海东同志知道了，他就把供给部长胡部长找去，说：“即使大衣数量不够，也要优先考虑骑兵团，给骑兵团的战士每人发一件大衣，他们整天在马背上，冷得很，冻着了就不能打仗，数量不够，就给连队每人一件，机关两人一件。”胡部长按军团长的意见办了，发给全团四百多名战士每人一件黄色大衣。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部队始终斗志昂扬，战斗力强，固然有各种因素，但的确与军团长关心爱护战士是分不开的。
一九三九年，徐海东同志调到华中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我们就分别了。海东同志平时谦逊待人，很少讲自己的过去，关于他的家世，我们知道得很少，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部队到了他的家乡湖北大悟县徐家桥，看望他的亲友时，才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海东同志是窑工出身，他的许多亲人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他曾上过几天私塾，可地主的孩子欺负他，叫他“臭豆腐”，逼他退了学，从此他便去做了窑工，饱尝了人间辛酸。后来他带着强烈的阶级仇恨参加了革命，成长为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出生入死，屡立战功，被毛主席誉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是当之无愧的。我和海东军团长相处虽只有短短的四年，但他那卓越的指挥才能、英勇无畏、身先士卒的战斗精神以及朴实诚恳、平等待人的工作作风，永远留在我和许多战友的脑海之中，鼓舞着我们努力战斗，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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