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敬焘同志逝世的消息，心中很是悲痛！回忆一段往事，敬焘同志的优秀品德和作风，更使我们敬佩和向他学习。
1962年，敬焘同志在任青岛市委第一书记时，克服了种种困难，为我们所谓的“右派反党集团”冤案平反了。为此简要说明一些情况：1958年，我们在青岛市委工作时，被当时任青岛市委第一书记的滕某，乘“整风补课”之机，诬陷为以孙汉卿（市委第二书记）、矫枫（市委书记处书记）为首，以崔介（副市长）、孙朴风（市委宣传部长）、余光前（市委文教部副部长）、王伟（国棉一厂党委书记）为成员的“右派反党集团”。这一冤案的平反，当然是在中央、华东局和省委的指示和支持下进行的，而敬焘同志是在直接具体指导甄别工作中，为之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冤案株连一百多人，完全是滕某一手造成的（他自己也这样说）。这是他用大胆的“编造假材料”，大胆地“胡乱上纲”，更用拉拢、挑拨、蒙蔽和封官许愿一套非组织手段，使一些受蒙蔽的干部为其服务。因此，具体甄别平反工作是艰巨的。
（一）滕某认为谁是“右派”，然后补充假材料就定案为“右派”。正如其办案人员说的“滕书记真英明，他看谁是右派，一查准是”。如：在一次批判会上，崔介说： “修正主义是右派”，滕说“修正主义不是右派”，因此两人争论起来，滕即说“崔介在批判右派的会上枪口不对准右派，枪口却对准了指挥官（指滕自己）”，于是即内定崔为“右派”。后崔说他“认为滕学习不够”（崔的主要意思是说对滕没有多少意见），滕反驳说： “崔介说我学习不好是污蔑我，我学习最好了！”并把此话补充为崔的“右派”材料。滕把此话在电话上告诉孙汉卿，说崔污蔑他。孙说“他敢吗？！景禄同志你批评批评他就是了！”于是滕又说孙是“包庇崔介”。又如在讨论孙朴风问题的会上，滕说孙朴风对“右派”言论“言外之意，无限欣赏”，并以此定孙朴风为“右派”，孙汉卿、矫枫不同意以“言外之意”定孙朴风为“右派”，滕即内定孙、矫包庇“右派”，“包庇右派，就是右派”。又如，滕景绿曾说他自己曾被敌捕过表现英勇出狱，审干时省委曾审查他，他就说孙汉卿要“查垮”他这一中央批的市委第一书记，因此孙就是“反中央，是右派”（审干时他还不是市委第一书记）。市开党代大会，滕在国棉一厂选代表，厂党委根据他填的表上写他1939年入党，但他又说他是1933年入党，又胡说孙汉卿知道为什么不给他改过来？他又胡说这是孙要“选垮”他，他是中央批的任市委第一书记，因此孙是“反中央”，又据此定孙为“反中央”的“右派材料”。再如，山大教授赵俪生，已作结论无问题调去兰大，后来滕知孙、赵是清华大学同学，又有来往，即派人去兰大把赵硬拉回来打成“右派”，以补充孙包庇右派就是右派的材料。又如孙汉卿的爱人余光前同志在斗争孙汉卿的会上站起来反驳对孙造的假材料，被滕立即免职（余当时是市委文教部副部长），审查内定为“右派”了。当众案人员查问时，余说话时拍了一下室内的墙，于是即说“余要推倒墙砸死办案人员，对党有刻骨的仇恨”，以此为余的右派补充材料。因余始终不服，后又把余关进李村监狱，坐牢半年。上述案子的这些材料造的是离奇得“严重”，如果以党的组织纪律和原则来看，怎能一些书记、部长、市长会把“枪口对准指挥官”，又“推倒墙砸死人”，又“选垮”、“查垮”第一书记呢？对我们这一冤案进行甄别时，滕己升为省委书记处书记，但又有谁怎么能想到他会编造假材料呢？！因此，我们钦佩敬焘同志，勇敢地接受这一甄别任务的精神，有了敬焘同志的这一勇挑重担无私无畏的精神，我们这些人才能及时平反，免遭以后多年的政治压力！
（二）当时甄别平反工作的阻力是很大的，因为滕某蒙蔽了省委某一领导和一些同志，他们极力阻挡这一工作。如滕鼓动被蒙蔽的同志说：“孙汉卿的案子是咱们搞的，孙的案子不能翻，翻了我们就是右派了，得坚决顶住”。当中央说对整风补课的案子都要甄别时，他们就说青岛“没有整风补课”。其实省委1957年12月召开的大会上说重新整风，可以“海阔天空”的发言，怎么不是整风补课呢？！当中央说青岛就从孙汉卿、矫枫的案子开始甄别时，他们就把规定先不甄别的一般案子，大批平了反，企图造成“翻案风”，以便在纠正“翻案风”时，停止甄别孙、矫案子。当敬焘同志主持市委工作按照中央要求组织甄别我们这一冤案时，他们就背地里开会统一口径，以便在市委开会时，在会上阻挡正确的决议等。当时孙、矫案的甄别工作进行是曲折的，遭遇了不少阻挠。敬焘同志是排除一切困难进行这一工作的。我们感谢敬焘同志对党对同志的认真负责精神。（三）滕某是什么样的人呢？当时中央批的省、市委报告上的结论：他是个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在我们看来，他是个“有权、无知、大胆”式的坏分子，于1962年10月在上海华东医院四楼畏罪跳楼自杀身死，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他在1956年3月以前，是青岛市工会主席、市委委员，长期“养病”不工作，到1958年8月，即跨越式的提为省委书记处书记，工资级别由十级提为七级。他怎么能火箭式的“飞”上去呢？他也是用了大胆作假，整人，投机取巧，对某上级吹捧，对下拉拢等不正当手段上去的。一是他冒充自己是工人出身。当时党内有唯成分论倾向，工人成分的干部是响当当的。经查明，实际上他只是在冬天作搏丝季节工，而长期是干小商人。二是他自吹自己是1933年入党。后查清他1933年入过党，因环境恶化，他逃跑了，自动脱党。抗战后1939年，熟人又介绍他入党，他当时填表也填1939年入党，后来知道抗战前入党光荣，他又到处宣传他1933年入党。三是谁有碍于他作假，他就不择手段整谁。1956年召开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滕被分配在国棉一厂选为代表，厂党委按他的表格填他为1939年入党，他却胡说他是1933年入党，填他为1939年入党是要“选垮”他，是不叫他当市委第一书记，是反党反中央。又胡说孙汉卿知道他是1933年入党而不为更正，即以此作为孙的“反党”材料。当时坐过敌人监狱又斗争出狱的同志是光荣的，滕所以填表他坐过监狱，与敌斗争才出狱。后查清他未坐监狱，只是路过国民党游击队的岗哨，被打了一耳光。附带说一下：1955年省委审干时，坐过敌监狱的要被审查。省委审查他坐监狱这一段，省委的结论是“因无人证明，滕又表现好，故相信其交代。”当时通过孙汉卿（孙当时是市委书记处书记，滕是新提市委书记处书记，列在孙以下）把结论交给滕时，他说： “说我表现好才相信我，如果我表现不好，那就不相信了。”孙说“你可写个意见上报”。几天后滕又告诉孙说：“你上报就说我同意”。这一情节就是上述中提到的滕指斥孙要“查垮”他市委第一书记（那时滕也不是市委第一书记）的“反中央右派”材料。四是欺世盗名。滕到上级开会，回来传达会议内容头头是道，有人说“滕的记忆力很好，传达上级报告一字不差”。其实他是胡说一通，反正上级没有文件，其他人又不知道，任其信口雌黄。中央开八大时，滕是代表，当时他听不懂讲话，又不会记录，据说他还病了几天。他回来传达（没有文件），也是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后来孙汉卿从一老同志处，听到驻青岛的北海舰队有八大文件，和滕传达的完全不同，证明了他是胡说。但是滕惯于拉大旗，作虎皮，蒙蔽了一些同志，有的高级干部甚至说他是“山东党员的领袖”。
最令人发指是滕某为投其某领导所好，颠倒黑白整人。滕在烟台任市委书记时，除傍“大款”得到的文物，送给上级负责组织工作的一同志30多束绸子外。（那时不叫行贿，叫讨好吧！）还对某领导在“肃清××影响时”，伤了一批地、市领导同志。开省党代大会时，某领导被大家批了一通，滕看有机可乘，摸清某领导的意向，急其所急，一个人站起来反驳大家，保护了某领导，于是某领导称赞滕：“斗争性强，原则性高”，是在山东发现的两个“好干部”之一。
那时有一股暗流，说谁能斗争人就是有斗争性的好干部，且可建立威信，滕又钻空子了。他长期养病不工作，听说向明、王少庸同志有“问题”，就认为机会到了，就急忙拼凑他们的假材料上报。如对当时市委秘书长曲及先同志，滕在烟台任市委书记时，曲是市委秘书长，曲家祖坟地土改被分了，曲想用留下的地换回坟地，经滕同意并写介绍信给曲的夫人董真回家办的。但这时滕又造谣说此事是曲董“反攻倒算”，是“反革命”。省某领导听到后就下令逮捕了曲及先夫妇。滕又造谣说向明、王少庸保护曲、董“反革命”，又说向、王放走了十万反革命。实际是向、王把青岛解放前逃亡来青岛的十万地主分子，分送回村，由村干部群众处理他们。滕把向、王的工作成绩，诬陷为罪行。这样滕就跨越式地从在孙以下的市委书记处书记，干了三个月即一跃而升为市委第一书记。滕在陷害孙、矫等后，又跃升为省委书记处书记。
滕在升为省委书记处书记后，又回青岛“休养”，除千方百计阻碍、破坏以敬焘为书记的市委开展工作外，还干了许多坏事。他生活腐化，违法乱纪，如他叫一扫马路的清洁工，为他打扫院子，该工人未听他的，他就命令逮捕了该工人。滕在路旁买水果，为五分钱争论起来，他说人家“污蔑人民币”，而命令将其逮捕。滕生活腐化，为了灭口，又诬陷知情的通讯员，将其判坐牢三年等等。
综上所述，滕不是运动中犯错误的积极分子，而是个地地道道地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敬焘同志和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为我们甄别平了反，又为党挖出一个混入党内和高干中的坏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为党立了一大功。这也证明了党的光荣、伟大、正确。
还要说一下，我们被陷害后，生活非常困难，加上正遇三年自然灾害。孙汉卿患了浮肿病，浑身无力，腿抬不动，又被罚劳改，车也拉不动。这时省委知道了，电令青岛市委给孙看病。可是市委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当然是受滕蒙蔽的）接到电令时说：“看什么病，早死算了”。但是敬焘同志知道后，很快派人到孙处看了病，并送了一种药（可能是补药）。孙当时非常感激，感谢省委和敬焘同志！我们虽未和敬焘同志在一起工作过，可是这一段友情却总使我永难忘怀，我们今天写出来，就是为了衷心悼念敬焘同志！！
“有史必有斯人”，敬焘同志安息吧！
（作者：孙汉卿为原中共山东省顾委委员、山东大学党委书记， 余光前为原山东大学党委组织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