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在少年时就走上抗日革命的道路，并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逐步走上人民军队中的重要领导岗位，成为一名将军，是与敬焘早年革命的影响与帮助分不开的。是在他的亲自关怀和推荐下，使我由一个在家务农的小学肄业生，一下成了英勇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后方防宣传队的一名小八路。
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开始走向最艰难岁月的1940年10月，我刚满14岁。敬焘时任我们中共领导的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县政府机关驻在距我家乡西南30多里外的杨峪村。这时，驻博山城等地的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不断实行围攻和“扫荡”、“蚕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
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得到敬焘的关怀和帮助，说来话长。早在1934年我8岁时，父亲在博山城里开了个小杂货店，全家就从距城里60多里路外的东南部山区的乡下西高庄村搬到了博山城。记得我们家搬进城一年多时，我由怡园小学转到考院小学不久，就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华北事变，敬焘等人就响应北平等地的学生运动，在博山城里搞抗日宣传。他的名字很快就在我们这些小学生中传扬起来，并从同学们的议论中得知他是博山城北小辛庄第三短期小学的老师，家在城东大街上，是博山城里的名们望族。1936年署假过后，他就到了我就读过的怡园小学任教。在这前后，敬焘他们做的几件事令我深受鼓舞和教育，逐渐懂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
第一件事，是敬焘他们办的抗日救亡壁报惹怒了日本人，轰动了博山城。1936年春初暖后，敬焘他们在第三短期小学利用课余时间，把从当时报纸和收音机中看到和收听到的关于东北抗日联军打击日军的消息，及他们针对恐日病写的评击言论，用毛笔抄在便于张贴引人可看的大幅彩色纸上，由他的学生贴到最容易使人看到的博山老城的东、西、南、北四个城门上。由于博山是一个长期受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的地方，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博山人民，曾为之一次次奋起反抗。在这种情况下，再也没有比上敬焘他们的抗日救亡壁报意义更大，更鼓舞人心的了。因此，轰动了博山城。听说他们还把壁报贴到了日本在博山开办洋行的大门上，把日本人惹怒，要国民党博山县当局抓捕敬焘。敬焘不畏日本领事馆和当局威胁，还只身到县政府质问当局宣传抗日救国有什么罪？！抨击恐日病有何不对？！由于敬焘据理力争，当局未对他下手。敬焘这一无畏之举，很快在社会上传开，成为大人和我们这些小学生议论的话题，无疑又给了博山广大人民群众莫大鼓舞。
第二件事，是敬焘他们组织的抗日救亡大宣传，给博山地区的广大群众指明了抗日图存的道路。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件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一事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博山，说日军沿着津浦铁路，很快打到山东来。可国民党当局挂羊头卖狗肉，说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却一个劲要政府、学校等方面南迁，在博山等地的国军部队不战而退，人们很感失望，都感到国难临头，焦虑不安，走投无路。就在这种情况下，敬焘他们于这年的7月底8月初，挺身而出组织博山中小学各学校师生开展起抗日救亡大宣传。他们还把洗凡中学的学生组成宣传队，有的在城区走街串巷宣传，有的还深入到城区周围的农村或更远的乡下去宣传。他们每到一地，就张贴标语，进行抗日演讲，高唱抗日歌曲，表演抗日文艺节目，号召工、农、兵、学、商各界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我还清楚记得在怡园小学的集会上，身材高挑健壮的敬焘，穿着灰布长衫，宽阔前额下，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站在桌子上向大家慷慨激昂地进行抗日演讲：“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在中华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根本出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坚决做中华子孙，不做亡国奴！我们工农兵学商各界只要团结起来，同心英勇去抗战，抗日就必定胜利。”他这钢铁般的话语，句句震动人心，不时博得与会各界人士的掌声。这次抗日大宣传，更广泛深入地发动了群众，大大激发了社会各界起来抗日的热情。我这时虽然还是个10多岁的小学生，在参加这次抗日大宣传中和听敬焘等人的演讲，也一扫社会上那些悲观焦虑袭压到我心头上的阴云，心情豁然开朗，一下看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新希望。
第三件事，是敬焘他们在怡园小学组织举办的抗日游击战术训练班。这大概是敬焘他们组织全城中小学生进行抗日救亡大游行之后，人们虽然对抗战有了信心，但对如何打日本鬼子，除了社会上一片跟小鬼子们拼的呐喊声外，还没有什么人提出别的什么办法。就在这时，敬焘他们在怡园小学举办了抗日游击战术训练班，据说是专门讲授打日本鬼子的办法。这时学校已无法上课，我作为一个10岁的少年儿童，出于好奇就闻讯去看。这天正是敬焘他们组织了一些青年男女，在演习战地救护等活动。看到敬焘他们那种奋不顾身地去抢救伤员等举动，心里又激动又感动。
这时，由于我的大哥与敬焘已成为好朋友，不仅时常从我大哥那里听到他们日常交往的一些点滴情况，也常见到敬焘与其他人来我家找我大哥，有时他们几个人站在一旁小声说事。因我父亲是一个很通情达理的人，对我大哥与敬焘他们交往的事，不但从来不管不问，有时晚饭后还对着我的母亲和我与我二哥禁不住夸赞敬焘几句： “张家大门这个年轻人，是个干大事正事的人。这日本小鬼子谁都还没见，就把一些人吓坏了，可他就敢领人到处喊打倒小曰本，给咱老百姓长志气。现在又教人打鬼子的办法，这事堂堂的县长都不敢做，可人家这么年轻就敢做的到。”有时父亲还对着我二哥和我说： “在这兵荒马乱的世道里，你大哥跟着张家大哥干事，不会错。”
就在敬焘他们挺身而出组织武装，领导群众起来抗日之时，社会上风传日本鬼子沿着津浦路，很快打到山东来。国民党博山县政府的官员们闻风携带着家眷和细软家私南逃，博山城更加动乱起来。我父亲看到人不自安，买卖难做，在城里呆不下去了，就将小杂货铺变卖，带着我和母亲又搬回了阔别5年的老家西高庄村。我的大哥和二哥都留到了城里，参加敬焘他们组织的抗日活动。我因年龄小，还不具参加敬焘他们组织的抗日活动的资格，就从此辍学，跟着父亲在家务农。
尽管我年龄小，从动乱的城里一下来到这偏僻沉寂的山村，不免陷入苦闷之中。但每想到敬焘组织的那些抗日活动，他那宏亮而又慷慨激昂的演讲又回响在我的耳畔，不禁使我心底涌起一股难以言明的激动和兴奋。特别是父亲对敬焘的夸赞，对才10多岁的我来说，是坚信无疑的。因此，敬焘在我的心目中更加高大起来，只盼着早些长大，也跟着他干。
1938年春，住在距我家有几里路的源泉镇上我姨家开了一个车马店，需要一个记账的，见我人虽小，却很聪明伶俐，又懂事、勤快，就叫我去他们店里记账。店虽不大，一天总有些过往的人来落脚喝水、吃饭、住宿。我在记账算账之余，就干点给客人提水倒茶、端饭送菜等杂活。有些人是常客，进店后在吃饭喝茶间，总爱讲一些他们沿途的所见所闻。他们的主要话题，就是日本鬼子又到什么地方“扫荡”，烧了那个村多少房子，在什么地方又遭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打击。有的说，他在什么地方与八路军的游击队碰巧住到了一个村，八路军穿的虽然不好，对老百姓却很好，住在谁家就给谁家打水、扫院子，不向老百姓要这要那，就是借个盆子和碗用了还完好无损还回去，摔碎了照价赔钱。真是仁义之师，秋毫不犯。
大约是在1938年割麦子的时候，一天傍晚来了一个比较熟悉的客人，进店喝了杯茶后，就对几个比较熟的客人说，咱们这也来了共产党八路军，领头的就是张敬焘。当我在这地处深山淄河边的小镇上，听到敬焘的名字与共产党、八路军联在一起时，不由一阵惊喜。到这时我才知道敬焘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人。那人还说，他就领着人在咱们这一带山里头跟日本鬼子打游击……听到有关敬焘的情况虽然很高兴，却不便表现出来，更不能与客人随便交谈这类话题。姨夫曾叮嘱我，住店的啥人都有，人多嘴杂，为不招惹麻烦，只听不说。每遇到客人讲这类话时，我就躲在一旁听，从这些新鲜的传闻中，使我受到激励，看到了今后抗日图存的希望。但这样的日子也不长，随着日本鬼子对农村的不断“扫荡”和到处安据点修炮楼，来山区跑买卖的人逐渐少起来。到1939年春夏之交时，姨家的小店就开不下去了，我又回到了西高庄村的家跟父亲务农。
走出姨家的小店，回到家才知外面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的广大农村己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农救会等组织，许多农民都参加了抗日活动，使沉寂的农村日加活跃起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父亲在我离家的一年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再也不像刚从城里回来时那样，带我傍晚从地里劳动回来，饭后很少出门，多是一个人默默地抽旱烟。这次回来看到他比以前忙碌的多了。白天在地里的活抓得很紧，总是带着我拼着劲向前赶，晚饭吃过后就说有事，即起身出门，多是忙到深更半夜才回来。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这时已加入共产党。那时党的组织纪律是，为了保守党的组织秘密，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由于对父亲的事不了解，看到他那么忙，想到大哥、二哥都已参加了抗日，只剩我一个跟父母在家，特别是父亲这时常以跑买卖名义出去几天不回来，由我一个人下地干活时，就更加苦闷、孤独，渴望当八路的想法也就更加强烈起来。
一岁年纪一岁心。1940年，我的家乡一带，在敬焘的领导下，抗日的烽火已在山山水水间愤怒燃起，我要去当八路的决心再也按捺不住了。就在这年刚收完秋，我也步入14岁，就向父母说出了心存已久想当八路的念头。父亲没有二话，当即满口答应下来，母亲却舍不得。“你们兄弟三个，就你一个在家了，年纪又小，当八路就要不分白天黑夜去跟日本鬼子打仗，那个累你受不了。”母亲一面说，一面心疼地望着我。我想也是，我这一走，父母跟前再也没有一个帮手了，一阵酸楚不禁涌上心头。可一想到抗日人人有责，去当八路的决心即坚定了下来，就向母亲央求道：“我能吃了那个苦，受了那个累，你就放心吧！为国尽忠，也是为你们两位老人尽孝。”经过我这么一讲，母亲笑着说：“叫你这孩子一叨叨，我心里也开窍了，你愿意走就走吧。”
这时，日军为了封锁、分割我们的抗日根据地，炮楼已修到距我家20多里路的地方。父亲为我这次出行安全起见，于当天临黑前，递给我一个母亲已为我准备好的小包袱，迎着深秋凛冽的西北风，送我来到村北边的小沙河岸上。在父亲的目送下，我大步跨过了童年喜欢常在玩耍的小沙河，按照他说的地方，踏上了去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找敬焘大哥的路。
从我家到地处博（山）莱（芜）边界的县政府驻地杨峪村约30余里路，我于当晚9点多就找到了敬焘大哥。他见到我非常高兴，对我的来意他似乎早已知道，当我说明时，他不禁笑道：“知道！”并要我坐下，让人给我倒了一碗热水，接着热情地对我说：“走了这么远的路，今晚就在这里好好歇一下，明天一早我要去部队联系事的人，领着你去当八路。”第二天上午，我跟着县政府去部队办事的人，来到了驻莱芜县茶叶口附近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后防宣传队驻地。于第二天我就穿上土制的草绿色军装，成为了一名做宣传工作的小八路，并于我参军第四年刚满17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就这样，在敬焘同志的直接影响和推荐、帮助下，从此走上了投身革命的道路。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在党的培养下，先后担任部队的政治指导员、记者、编辑、宣传科长、办公室主任，报社总编、社长，军副政委、政委等职。敬焘同志虽然于2002年未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他引领我走上革命道路也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他不畏险恶，对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无限忠诚的精神，勇于斗争、开拓的革命气魄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严于律己、诲人不倦等高风美德，都永教我学习记取，为党和人民做出更多有益的工作。
（作者：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岛警备区政委）
